1890年9月,柏林大学数学系学生约·布洛赫(1871-1936)写信向恩格斯求教。信中说:“请允许再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原理应当如何理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关系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或者经济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其他一切关系的固定的基础——虽然这些关系本身然后也可以发生作用?……因此,我想请教您,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经济关系到处地、直接地、唯一地和完全不依靠于人地,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变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或者说,其他的关系——当然,它们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关系——本身能够加速或阻止历史发展的进程,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这是当时德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青年普遍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约·布洛赫信中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在于:在历史的发展中,“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因素是唯一起作用的,还是仅仅是一个基础?群众的觉悟和人心向背、理论传播、政治行为乃至暴力行动等诸多现实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能否起到加速或阻止历史前进的作用?
换句话说,肯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是否意味着否定其它因素的作用?还有,肯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是否意味着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反之,如果承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则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理是否能够成立?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尖锐,真可谓“后生可畏”呀!
恩格斯给约・布洛赫的复信中,是这样回答的: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从恩格斯上述这段回答中,我们便可以知道,历史的发展不是随心所欲的,它是有规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即是说英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必须有客观需要、历史需要,才能出现英雄人物。
当然,要想当英雄人物,也需要自身具备很多品质。否则,即使有了客观需要,自身不具备应有的品质,也当不成英雄。
历史上有很多人,例如向忠发、张国焘等人,虽然已经走上革命的道路,但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最后成了可耻的叛徒。还有的人,前半生是响当当的革命斗士,后半生却走上退化变质的道路。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具备应有的品质,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投身于改造世界的宏伟事业。这绝不是狂妄、不是臆想,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意志都可以发挥作用,尽管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一个人”绝不是狭义的个人,而是指“一个意志”、“一个单位的意志”——但恩格斯强调,决不能认为这个合力当中的每一个意志都等于零。换句话说,这个合力决不是互相抵消的一堆无用功,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一股巨大的历史力量——尽管这种发展不会是直线前进的,而是曲折的,有时候还会出现严重的曲折。
学会了恩格斯教给我们的这一历史辩证法,我们就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笑看历史的曲折、革命的成败,不因革命运动一时的挫折而悲观、绝望。
学会了恩格斯教给我们的这一历史辩证法,我们就可以踏下心来、埋头于革命事业,尽管革命事业一时没有起色,我们都不会灰心丧气。
学会了恩格斯教给我们的这一历史辩证法,我们就会明白,要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具备冷静的头脑,需要唤醒亿万群众、需要团结五湖四海,而不能变成乱闯乱撞的鲁莽家,也不能一个人逞口头英雄、做空头革命家。
恩格斯阐发的“意志合力论”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既是客观的、有规律的——我们必须尊重客观现实、探寻客观规律,同时又有人们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因此我们必须锲而不舍、奋发图强,“无所作为”的论调是错误的。
恩格斯还告诉我们,单个意志总是期望得到他所向往的东西,然而由于他的意志总是被其他意志所牵制,因此总是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这就是说,我们的主观认识,需要随时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才能最终使我们拥有真正反映全局形势的正确认识、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还指出: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在这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论述,也是“意志合力论”的一个方面。主观的、客观的因素,微观的、宏观的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因素,历史的惯性、突发的事件,都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着各自的作用。
此外,还有思想、舆论、文艺等等因素,也起着作用。
当然,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同时指出,宏观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这种“生产和再生产”发展的水平,即我们俗称的“经济基础”的因素,“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基础”的因素——“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通过上层建筑的各种事件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问题在于注重研究各种因素在具体现实中究竟是怎样相互作用的。恩格斯说:“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曾经指出,从来的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但是,恩格斯同时指出,在具体斗争层面来说,无产阶级的斗争,常常包括思想理论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这三个方面。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也是“合力论”的一种发挥。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我们在平时进行思想舆论斗争时,有时候我们说,社会上占主流的思想,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是马克思说过的话,因为统治阶级掌握着舆论工具,因此一部分被压迫人民也可能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奴役,成为他们的思想奴隶;
有时候我们又说,被压迫人民随着生活实践的体验,总会觉悟起来,最终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而奋起斗争。
你看,这两种说法,表面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到底是统治阶级思想能够控制和支配人民群众呢?还是被压迫的群众根据生活体验最终要觉悟起来呢?这实际上就是思想意识领域里两个阶级的斗争过程,而这个斗争过程,就体现了恩格斯所阐发的“意志合力论”。
我们还经常说,仅靠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自发地体验,是不可能产生革命要求的,自发地只能产生局部的经济斗争动机,而不能产生政治上自觉的革命动机。因此,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宣传、教育和灌输,把反映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融汇到现实中去,使群众学到并掌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还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为物质力量。在这里,又可以发现一对矛盾,就是“群众自发性”与“对群众进行宣传”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而在生活实践中,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群众的实际体验,任何宣传、灌输都是无效的,理论也不可能掌握群众;而如果崇拜群众自发性,不进行积极的宣传、鼓动、组织,便不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斗争。
我们平时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平台,结合社会实际向群众进行宣传,有的朋友说,我们的宣传阵地太小太小、我们宣传的效果微乎其微,我们的工作有作用吗?在这里,我们就要重温恩格斯阐发的“意志合力论”,就是说我们的宣传作用当然不可能立即奏效,但是我们的宣传在思想意识的阶级斗争战场上,是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它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扩大影响,因为我们宣传的理论、观点、立场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唤醒工农千百万,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埋头于长期、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群众是十几亿人的汪洋大海,其中有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又地处南方、北方、沿海、西部各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因此各部分群众的生活体验、思想觉悟都会有所不同。
每一个阶层的群众、每一个地区的群众中,都会有先进、中间、落后这三个不同部分,而这三部分群众之间,又在思想上互相影响着。再加上统治阶级一方面实行压制、恐吓的“大棒政策”,另一方面又会搞一些改良措施、给群众一些甜头,以便缓和阶级矛盾。这样,又会加剧群众内部各种思想的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增加我们做群众宣传工作的复杂性。
总之,群众自发的生活体验、对群众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文化与统治阶级的宣传、欺骗,群众内部先进、中间、落后不同人群之间的互相影响,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思想意识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火热场面。在这个战场上,充分体现着恩格斯阐发的“意志合力论”。
思想意识领域的斗争,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如前所述,恩格斯还讲过,无产阶级的斗争包括思想理论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这三个层面相互矛盾,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断体现着“逐力”与“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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