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抵制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和抓好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视角
【摘 要】高度重视、大力抓好意识形态斗争是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重要原则，并在毛泽东推动下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回首百年光辉历程可以看到，我们党从来都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去科学把握、整体布局意识形态斗争，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是把党内党外、国内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注重在立破并举中实现深度融合、有机统一。要打赢意识形态斗争，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特别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更必须始终坚持把坚决抵制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和抓好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统一起来，科学总结意识形态斗争规律，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不断夺取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胜利中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真正强起来。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斗争就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意识形态斗争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斗争之一。作为以理想信念立党、意识形态立党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表明，能否抓好意识形态斗争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1](P17)而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可以看到，高度重视、大力抓好意识形态斗争是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则，并在毛泽东推动下成为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党不仅是在和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诞生的，更是在继续不懈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力度及强度，特别是持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国内残余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腐蚀党的队伍，我们党在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好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同时，注重把坚决抵制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和抓好党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统一起来，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善于亮剑，努力不断夺取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胜利，使抵制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和抓好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统一起来这个宝贵经验凸显出更重要的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在和国内外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诞生并在继续不懈斗争中发展壮大
百年历程表明，我们党就是在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等落后、反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诞生的，也是在继续不懈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党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就是个成分复杂混乱、思想多元多变的官僚政客集团，其他政党中更没有真正的革命政党，这就吸引了不少激进的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进入我们党内。再加上外界形势变化的影响，党内的意识形态一度比较混乱，不少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在党内有着不小的影响。回首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同党内外甚至国内外的错误思潮、恶意攻击进行坚决有力地斗争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并且这种斗争从建党之初就开始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要求新党员加入党的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2](P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也强调“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2](P6)与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党派、集团进行彻底地决裂，高举阶级斗争旗帜、弘扬阶级斗争精神，反映了成立伊始的中国共产党就表现出坚决、顽强的斗争精神、斗争意志。党中央在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等错误主张。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又进一步提醒全党要坚决反对和批驳“反动曹吴及外交系”“反动研究系——宪法派”[3](P560)等的错误言论，就是抓住了当时问题和矛盾的关键所在，强调要与国内外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形态进行坚决斗争，既是从多方面加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部署，也是党中央一贯重视抓好意识形态斗争的体现。
与军事斗争相比，意识形态斗争往往更为复杂、隐蔽、艰巨。面对国内外敌人的意识形态渗透、破坏、进攻，我们党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努力做到善于斗争。1925年11月，党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开篇便特别强调：“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争斗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3](P664)并有理有据地给出了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多次强调、一再提醒全党同志要重视党内外、国内外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逐渐成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一个优良传统。
毛泽东不仅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典范，更是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表率，他带头与党内外、国内外的意识形态渗透、破坏、进攻进行坚决斗争，并带动了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意识形态斗争中来。1927年3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不仅批驳了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是“糟得很”[4](P15)等错误论调，而且强调了“政治上打击地主”[4](P23)等意识形态斗争问题，既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体现出党已经对意识形态斗争问题有了清醒认识，并非常重视。而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1928年10月5日，他负责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第二部分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以宣传工作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批评了当时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做法：“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5](P38)提醒大家既要重视军事斗争，也要重视意识形态斗争，并且都要抓好才能真正打败敌人。1928年11月25日，他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了当时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4](P77)就是强调要通过与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来努力做到真正思想建党。到了1929年12月，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在为大会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他在这篇光辉文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又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多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且号召大家积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彻底消除危害、肃清影响。正是在他带领下，红军发生了脱胎换骨地变化，真正改造成为“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4](P86)1928年1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也号召：“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6](P11)就是要求全党要坚决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为代表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进行坚决彻底地斗争，坚决、彻底地肃清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推动党的建设。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依然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斗争，而且强调要通过党内思想斗争实现团结。如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他开篇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7](P359)把积极的思想斗争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加以强调，就是在另一个语义上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强调，而且要求大家都要拿起和用好这个重要的武器。并且，在谈到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的巨大危害以及如何面对这类反动文化时，他特别强调：“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7](P695)就是强调要确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坚决批判、彻底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这和确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统一的，是破与立的密切融合、有机统一。
被誉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一向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更是凸显这一优势。文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是容易出现意识形态问题的领域，能否抓好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对做好整体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革命战争年代，他一直注重通过抓好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来引领整体的意识形态斗争。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一些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些思想偏激、导向错误的文章，不仅造成了较大的思想混乱，而且被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等利用。为纠正当时文艺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切实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不仅明确指出这些文章的巨大危害并进行批驳，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工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等是当时关系革命文艺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并提出了文艺界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任务等。
在继续重视党内意识形态斗争的同时，毛泽东更是注意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不仅毫不客气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而且敢于坚决反击美帝国主义对我们党发动的意识形态进攻。先后撰写了《反对投降活动》《质问国民党》《评战犯求和》等一系列富有战斗力的好文章，既有力批驳了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等国内外敌人的错误言论，让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也澄清了党内一些同志的错误认识。特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组五篇系列文章，不仅有力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起到了廓清思想迷雾、指引前进方向等重要作用。在统一全党思想的同时，也赢得了国内外更多人对我们党的认可、支持、拥护，为早日建立新中国凝聚起强大的合力。
二、通过正确认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抓好意识形态斗争推动全党对新中国意识形态工作认识愈发深刻
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仍然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问题并亲自指导全党打赢意识形态斗争，在加强对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改造、破旧立新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站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提醒全党要警惕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国内“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言行，通过正确认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抓好意识形态斗争推动着全党对意识形态认识越来越深刻。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词的讲话中就指出：“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8](P81)这就要求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通过这种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和统一。这个时期，抓好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目的就是破旧立新，要求全党同志要自觉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决不能成为错误思想、反动思想的俘虏甚至助纣为虐，而是要将在人民内部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坚决批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等错误思想、反动思想相结合。他不仅亲自号召全党要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评等，而且点名批评了党内外一些人的错误言论、反动思想，要求大家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重视问题作品、错误言论、反动思想的危害并进行有力批驳，在立破并举中建立、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956年，随着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陆续爆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事件竟然在我国也接连发生，国际国内形势变得复杂尖锐凸显出抓好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科学区分敌我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深入论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特别提醒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9](P209)强调了意识形态斗争中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努力做到以理服人，真正让斗争对象心服口服。并提醒全党不仅要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是阶级斗争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密切交织，必须看清楚意识形态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如果不重视甚至忽视意识形态斗争，不仅会犯巨大错误，而且很可能对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正是在他的高度重视、亲自部署下，全党自觉加强政治改造、思想改造，高度重视、主动抓好意识形态斗争，举全党全国之力破旧立新，废除娼妓制度、实现妇女解放，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邪教组织，开展宗教制度改革、推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等，在立破并举中推动着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不仅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能否打赢意识形态斗争不仅事关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能否巩固，而且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为了唤起全党的重视，毛泽东一次次从国家政权安危等高度来提醒全党要深刻认识、大力抓好意识形态斗争。1959年到1960年间，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上的讲话中，他把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到了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特别强调：“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10](P132)1962年9月24日，他在主持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突出强调了这个思想：“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1](P194)一次次从政权更迭的高度提醒全党深刻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一定要狠抓意识形态工作，既是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警示，进一步更凸显出其对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斗争的深刻认识和极端重视。1964年1月12日，他在题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美帝国主义“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10](P355)提醒全党、全国人民要警惕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的和平演变，注意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相互影响，打好意识形态整体战，确保党永不变质、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而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为了深入揭批苏联修正主义的巨大危害、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路线，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新中国敢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美苏两霸同时开战，党中央集中集体智慧，从第一篇《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到《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连续发表了史称“九评”的9篇重磅战斗性文章，与苏共中央展开了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论战，取得了新中国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最重要的一次重大胜利。不仅深刻教育和影响了包括苏共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意识形态洗礼，也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阵营，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没有整体思维，抓不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无法真正打赢意识形态斗争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更是抓住主要矛盾进行重点突破，以解决主要矛盾为抓手带动整体工作，通过亲自指挥文艺、教育、宗教等领域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斗争而真正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如1951年5月20日，在审阅《人民日报》的社论稿《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他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当时文化界的思想已经混乱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提醒全党要警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8](P167)正是通过对电影《武训传》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批评，使更多人看清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弄清楚了文艺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前进方向、新中国应该办什么样的教育等重要问题，引导更多人开始自觉破除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形态。1954年10月开始，他更是结合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人批评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俞平伯的文章展开了一场对《红楼梦》研究存在的问题的批判，并多次召集有关人士进行谈话，做出指示、批示。他认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提出的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究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指导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并批评了某些“大人物”身上存在的“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8](P352)等问题。而且，他还借机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引导大家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等，还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具体书籍等，展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国性深入批判，同时大力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不仅对文化界，而且对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乃至全党、全国来说都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学习、大教育，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斗争中牢牢占据了这些领域的阵地。
毛泽东不仅非常关注文艺领域里的意识形态问题，亲自指挥了一系列对文艺领域意识形态错误思想的批判，而且一次次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指出问题、纠正问题来推动工作，使得破旧立新更加深入。1963年9月27日，他在谈到为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基础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运动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时，针对当时文艺领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强调要推陈出新，要努力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反动、落后的东西推出去，同时出社会主义的新形式、新内容、新作品。但是，有些部门、单位却敷衍塞责甚至阳奉阴违，导致问题依旧。11月，针对当时文艺领域屡教不改的一些问题，他接连两次批评《戏剧报》、文化部，并严厉批评文化部：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12](P285)12月12日，他进一步严厉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2](P288)正是在他再三批评下，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才引起了应有的重视并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力度及强度，特别是持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国内残余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借机泛滥，国际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越来越密切交织在一起，邓小平也逐步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复杂形势，以坚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主线开展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斗争。1979年3月，他就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巨大危害性，并在1980年12月开始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重大问题，特别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13](P391)1983年10月，他又一次站了出来强调思想战线决不能搞精神污染，批评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混乱严重。他明确要求，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勇于承担起责任、切实解决好问题。他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应当站出来讲话，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他再次站了出来就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14](P181)不仅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引导中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而且特别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14](P182)明确了自由化思潮的阶级性质和反社会主义本质，进一步强调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长期指导方针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他还支持对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以及据此摄制的电影《太阳和人》的批判，不仅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文艺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等，而且特别指出《苦恋》“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13](P391)正是他一次次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社会主义本质和巨大危害，并号召全党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对纠正广大党员特别领导干部的错误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一些领导同志对意识形态斗争不仅不重视而且排斥，甚至认为文艺领域不应该讲政治、不应该再讲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改革开放中就不应该再讲意识形态等，导致错误思潮更加泛滥并造成严重后果。江泽民、胡锦涛也提醒全党要注意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并敢于进行必要的意识形态斗争。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全球化、网络化的大潮席卷世界，再加上一些地方、部门、单位打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长期对意识形态工作轻视、忽视、漠视，境内外一些势力借机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错误思潮并攻击、诋毁、抹黑甚至妖魔化正常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联手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思想混乱、打压敢于亮剑者等，不仅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变得更为复杂、尖锐，也导致我们党和国家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较长一个时期内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处于被动局面。
三、勇于直面网上网下、国内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密切交织的新挑战并在立破并举中坚决打赢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
面对党的十八大之前意识形态领域积累的众多问题和新时代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意识形态领域多年积累的痼疾顽症，坚决纠偏纠错、拨乱反正，把意识形态斗争作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抓好意识形态斗争为抓手推动更多党员干部敢于亮剑、敢于斗争。2012年12月，习近平就强调了我们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斗争、较量不仅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长期的、复杂的、十分尖锐的，提醒全党、全军要深刻认识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尖锐，坚决打赢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提醒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同时，他告诫全党：“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15](P27)并提醒全党要直面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并且网上网下意识形态斗争密切交织的现实，以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为中心夺取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伟大胜利。2015年12月25日，他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进一步强调：“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16](P23)后来，他又警醒大家要注意，非政府组织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重要抓手，文艺、宗教、教育等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容忽视。2017年3月31日，他又特别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会长期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国内不是清一色，只要国际上仍有敌对势力，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就不会停止。”[17](P40)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提醒全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18](P8)2018年4月20日，他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涉及大是大非问题、涉及政治原则问题，要敢于担当、敢于亮剑，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19](P57)并且进一步指出：“有的党员干部对大是大非问题还是绕着走，在网上仍然是‘吃瓜群众’。个别单位对网上敢于亮剑发声的人，不但不支持保护，反而认为他们给自己惹了麻烦、捅了娄子。这种态度要不得！”[19](P57-58)他不仅号召全党同志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斗争，而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一些人的错误思想、观点，特别是带头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等错误思潮，为全党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他一次次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斗争要有正确、清醒地认识，要看清忽视意识形态斗争的巨大危害，要看到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要盲目乐观，更不能敌友不分，必须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弘扬斗争精神，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要带头敢于亮剑、敢于斗争，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好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屡遭围攻的问题，并把党内党外、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大合力，有力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多年的被动局面，推动着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实现新跨越，为整个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巨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代，随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希望误导中国在不断扩大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倒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企图破产，而且日益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自己进入新时代的同时也在努力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时代。美国等西方国家自然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在继续对中国加大和平演变特别是意识形态渗透的力度、强度的同时，在国际上也加紧对中国发动一次次意识形态进攻、围攻，甚至威逼利诱一些所谓盟友与其一起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围剿。国内一些亲美派公知、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断寻找机会发动意识形态进攻、制造思想混乱，与境外敌对势力形成配合。再加上一些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较差等原因，意识形态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为复杂、艰巨。
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密切交织，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适时把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统筹起来进行部署，在立破并举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2020年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展开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面对以特朗普、蓬佩奥为首的部分美国政客对中国攻击、抹黑、诋毁甚至栽赃、嫁祸中国，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霄等纷纷在脸书、推特上发声，对美国故意借新冠病毒攻击、抹黑、诋毁等污名化中国的行径有理有据地进行回击。中国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打响意识形态反击战，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多网民大赞“给力”“过瘾”“这才是中国力量”等，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集体反击。并且，在这次对美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国际国内形成了很好地配合。此后，中国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类似反击多次上演，且配合越来越默契，让不少人刮目相看。这也让越来越多人深刻认识到，在日益复杂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国决不能一味防守甚至委曲求全、一忍再忍，如果这样长期下去会更加被动，而是要敢于坚决反击、善于主动出击，并且国际国内密切配合，这样才能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主动。进攻往往是最好的防守，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坚决反击可以更好地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并逐步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要打赢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仅有敢于斗争的勇气是不够的，必须以过硬的本领善于斗争才能不断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而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则是最重要的。笔者调研发现，广大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薄弱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甚至导致有的地方、部门、单位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是非不清、敌友不分、脱离群众、简单粗暴等问题。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20](P2)作为广大党员干部都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意识形态能力在新时代越来越受重视，拥有过硬的意识形态能力成为优秀党员干部的标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直面并深入剖析党八股、洋八股、土八股等问题存在多年的巨大危害、深层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有力的对策，努力告别大话、空话、套话和废话，坚决不讲假话，不仅敢于发声、敢于亮剑，而且善于发声、巧于发声，更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注重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信、真坚持，努力完成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战略任务。
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深入人心，党中央注重加强意识形态法规制度建设，为打赢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直面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层次问题、顽疾性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制定并颁布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而且在仅仅一年多之后紧接着制定并颁布了《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等意识形态法规的陆续出台、实施，而且强调要在经济、社会、文化、法治、军事等多领域贯彻落实，为打赢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特别是随着《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在2020年5月的修订，“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更是被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应该遵循的六大原则之一而得到特别强调，再加上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P17)作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做到的“九个必须”之一加以强调，并在多次讲话中一再强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成为全党越来越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营养液。回首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领导全党勇于、善于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伟大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高度重视、大力抓好意识形态斗争是永不能忘的优良传统，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百年光辉历程中，我们党从来都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去科学把握、整体布局意识形态斗争，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是把党内党外、国内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在立破并举中实现深度融合、有机统一。抚今追昔，我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要打赢意识形态斗争，要求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更必须始终坚持把坚决抵制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和抓好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统一起来，科学总结意识形态斗争规律，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不断夺取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胜利中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真正强起来，更好凸显意识形态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极端重要地位。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研究”（项目批准号：20AKS020）的阶段性成果】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长聘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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