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内容提要阶级与拜物教二重的理论生产“结合体”突出《资本论》“有机构成”的通史道路规定。以商品独立条目的写作为开端，该原理实质涵义在于锚定“物质生产”和“历史生产”的有机联系；复以劳动过程为一以贯之线索，其全面推进与阐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历史经济认识，实现由道路而系统、由矛盾而规律、由范畴而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生产。就内在统一性而论，这一原理和工具于是成为存在与思维同一性规定的工作具象形式，着眼于提供和劳动社会发展及其生产联系有关的历史规律活动的通史道路线索，在性质上归属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真理工具，其有效引导“重建个人所有制命题”整体进入社会主义工作视野，从中驱除“伪理论”“假问题”，促进公有制社会主义实践向共产主义坐标方向的移动。

　　关键词有机构成；历史世界；总公式；生产一般；道路；系统

　　【总按语】这是一篇纯学术研究。就其性质而言，针对的是“辩证法工具”。通过提出“有机构成”的独立范畴，创造性解决“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这一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总看法的知识根据与历史规定的来源。

　　相关研究支持，可参阅：

　　许光伟‖有机构成、人的发展与党的策略问题 -

　　m.drhuete.com/Article/lixiang/2021/09/442093.html

　　关于《资本论》知识考古学意义的勘察，还可查阅下列文献：

　　为什么需要保卫《资本论》？ -   m.drhuete.com/Article/sichao/2022/01/447968.html

一、绪论：政治经济学通史研究基本问题

　　让我们从历史道路的理论说起。政治经济学以“研究历史、探索规律”为己任，可这个工作规定的真正实现，只是自《资本论》始。历史发生学是一条工作总线，作为实践的构架，当中自然蕴含着理论元素的成长规定。“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①]一方面是历史学家的方式、一方面是逻辑学家的方式，既是“历史”又是“逻辑”，然则研究对象必然是求得总公式和生产一般的具象统一。沿着历史发生学的总线，在《资本论》中，以商品生产全体对象为工作规定的研究对象自我具象为“一体两面”的结构形式：（1）商品劳动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线）；（2）商品生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乃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纬线）；（3）进一步，“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构成形式用以表征“人的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向度）与“物的生产关系”的现实统一（“以资本抽象统治的形成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向度）。这说明：尽管马克思对研究对象以“正反合”路线表述（对资本有机构成亦如是[②]），但叙述的座架乃是研究，从而总体制约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理论与实践不是相互孤立的工作领域，必须从发生学的工作逻辑出发，思考历史一般规律与具体社会实践如何统一。是以对历史生产研究而言：生产与流通是一对总的“道路阴阳”。即一方面在规定上，蕴含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生产方式实则以有机构成的形成和展开为工作向度，——这是社会历史生产本题；另一方面，就《资本论》研究本题而论，商品生产方式作为“总范畴形式”，是要求从发达商品生产形态上引出资本主义的历史生产方式。这意味着商品总公式W本身是商品形式，即事范畴的形式规定——消费形式、交换形式、生产形式、流通形式、分配形式，它规定着体系内“人的”和“物的”生产关系的结合活动。W如果是商品的思考形式，那么，这同时意味着“母子”“体用”思维轴线的工作合一[③]。从总体看，这是促成马克思《资本论》蓝图的内在思想根由；所外化的工作内容是：由商品－货币－资本历史路径探究资本运动原理，复以资本－资本积累为总线，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展开——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形式，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事的意蕴的生长，从中定格阶级的社会生产对象、流通对象、分配对象乃至认识对象[④]。

　　图1 “唯物辩证法工具”何以炼成：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历程

　　有机构成所把握者，说到底，乃是生产方式的历史道路规律。图1示意：有机构成作为唯物辩证法工具，这类真理工具（通史工具）被马克思称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⑤]。于是，《资本论》碰到的第一个历史生产规律是价值一般——马克思称之为“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资本论》商品章写作和揭示通史认识论原理的总则有关，可以解读为：（1）道路——商品生产道路的工作本位，藉以提示“生产一般”为理论架构；（2）系统——商品劳动过程系统的工作本位，藉以提示“商道资本路”的总矛盾[⑥]；（3）道路－系统——价值形式发展，这是揭示价值规律的工作本位；（4）结构－认识系统或曰历史范畴本位，得以最终勘察商品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秘密。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枢纽由“劳动的二重性”扩展至“事物本身的有机构成”，据此，“价值形式”成为理解全部发展问题的中心环节。一个推论：历史和思维结合乃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对象的总道路（总公式形式）、总矛盾规定（系统总公式）以及总规律（总公式的规律）、总范畴规定（总公式的范畴形式或生产一般范畴）的基础；生产的一般关系据此实现对特殊阶段的历史发展对象的能动认识反映，“母子”即道路、“体用”即系统，皆外化之实现也。工作线索曰：（1）实践路线即总公式，（2）理论路线即生产一般[⑦]。其正是由有机构成加以生产的，可断定：有机构成关系轴乃是建立了对历史世界能动理解的“历史（思维）坐标”。

　　可是人们谈及价值规律，总直接联想到“交换规律”。毋庸置疑，这是有问题的[⑧]。价值规律的实际内涵远远不止形式上的意义。从历史内容看，价值规律属于商品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⑨]；结论是，价值规律在完整意义上是按商品所有权生产和交换的统一，即作为了商品的历史生产规律与其经济运动形式的规定的统一，“经济规律”不能脱离历史生产规律本体。依照这个观点，“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毋宁说是价值规律本身的范畴形式[⑩]。然则，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者试图将这一规律降格为“价值理性”进行处置不同，认识事件所由起者：劳动过程；马克思确定其为“总对象”规定。这实则是“道路－系统”如何形成问题[11]。从一般意义上看，有机构成是作为了劳动过程的范畴，如物质生产方式的情形；同时，生产方式又必然是有机构成的范畴，如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以之为中介的统一。这种认识上的推移，迫使有机构成本身必须作为把握“劳动一般”（劳动过程及其历史关系对象的一般[12]）和“生产一般”（人类生产过程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13]）的理论枢纽；毕竟在实质上，技术构成不过是对劳动过程在自我认识形式上的反映，价值构成则是对一定社会生产形式在认识形式上的反映[14]。

　　一言以蔽之，有机构成是从历史世界的角度将阴阳和五行基于思维与认识工具的层面予以“伟大的合成”[15]。这种合成起来的结果使我们立即看到：商品生产同其他历史对象的生产（如自给生产）比较起来，是在劳动产物上分成两种对立的形态：使用价值和价值，然则，有必要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综合考察“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如何统一。这必然引出对特殊历史方式和社会生产形式的机理考察问题[16]。如果说哲学基本问题是存在与思维或意识的关系问题，那么，有机构成进一步是将基本问题实践化了，——这也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工作命题（下文称为“重建命题”）得以历史成立的依据。由重建命题回看历史，《资本论》开篇既唯物，又唯实践：统一考察商品形式的“历史”和“本质”，以此为工作地基，推广到对价值形式的“历史”和“本质”的规定。而这样一来，认识论问题——反映商品生产形式历史独特性的对象关系特征亦即商品生产的本质与现象，是被牢牢抓住了[17]。鉴于此，必须认定：“劳动过程总归是生产方式的历史实体”，“《资本论》开头的一章分四节内容，完全是说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学（或‘历史机理’）、系统发生学（或‘历史结构机理’）、现象发生学（或‘历史矛盾机理’）以及认识发生学（或‘历史认识机理’）。”[18]“《资本论》是一部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通史涵义的经济作品，断代史规定蕴含其内，然则以‘劳动过程’为分析内容，以‘经济形式’为分析形式。”[19]以此观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死历程”的探究说到底是通史道路的方法论[20]，乃是循着劳动过程→生产方式路径耙梳生产史的内在发展理路。其或曰历史生产规律的“有机构成论”，工作目标在于经由历史对象基本关系的澄明化，彻底破除历史目的论的理性神秘。故此，商品章建立的母子体用研究是预示了理性批判的启航。

　　总的来说，有机构成是唯物和唯实践工作规定之统一。《资本论》首章以有机构成的“伟大范畴学”深刻说明：劳动才是生产的真正灵魂，是人类一切事物的本体。这一规定首先作为历史道路的设施，然则需要综合考察劳动过程的各种历史形态[21]；其次，显“象”于实践活动和系统的构造，相应需要对劳动自然过程（如分工）和劳动社会过程（如协作）的不同生长维度加以解析[22]。其说明：劳动过程委实是“总对象的规定”，以总根和总象意义内在连通着共同体生产与商品生产，——劳动一般，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在于用理论思维把握总对象。有机构成以矛盾关系成长的道路为载体，生成“生产灵魂”的道路具象——道路－系统（五行的一般联系）；所谓：“矛盾规定是物质和实践活动的产物。”[23]伴随着劳动过程构成成长为生产方式矛盾构成，与宗教有关的财产意识最终社会形成；此乃“客体矛盾”之独立结构化，此历史行程进一步催生道路－系统的社会具象形式——结构－认识系统（社会的结构系统同时是社会的认识系统[24]）。然则，这一路向是突出了重建命题的工作必然性[25]。其进一步提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线索，最终找寻到市民主体实现自我劳动解放和生产解放的历史途径：向“人的真正的共同体”迈进；并且按照实践本性来说，“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6]

二、有机构成的道路本位：由“总史”引出道路形式

　　《资本论》开篇建立的发生史研究决不是“概念的发生史”，“因此，问题不是肯定历史本身如何是逻辑，问题是历史如何化为逻辑。”[27]它的目录学展示是：商品（价值形式的发生史）——交换过程（货币由特殊商品向一般商品进行历史过渡[28]）——作为商品的货币：商品货币的两因素（G1价值尺度与G2流通手段）——作为货币的货币：货币商品（货币所体现的一般财富形式即贮藏手段G3、支付手段G4、世界货币G5）；结局是一般财产关系实体与工具（G = tM[29]）的发展——作为生产规律与经济规律的扩张，然而只有“作为资本的货币”才真正落实这个规定。于是马克思指出：“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要弄清楚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30]唯心主义的叙述总是要抛掉它的前提——研究，是以“这种逻辑方式易使人误为纯逻辑的演绎和推理分析：仿佛‘总公式的矛盾’只是特别的逻辑创设，专用于解决认识问题。但发生学逻辑告诉我们：总公式‘矛盾’揭示的是规律发展本身，即剩余价值规律的各方面因素和既有的价值规律内容逐步兼容的历史发展过程。”[31]由总公式而矛盾而范畴，最后得到发生史：大写字母意义的生产一般即关于商品生产方式的理论知识生产，如劳动价值论（基本框架是质－量－形式－规律）的理论逻辑是蕴含其中了。

　　为彻底说清问题，必须明确以下内容：首先，总公式是马克思和历史世界对话的实践域内的事的工具（或曰实践的“认识范畴”）。无论商品时代、货币时代、资本时代，均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建立自己的统治类型。拿货币来说，如上指出，“商品时代→货币时代”锁定货币的特殊商品内涵，“货币时代→资本时代”进一步锁定一般商品发展关系的轨道；这是确立抽象统治——本身作为财产阶级与拜物教的生产结合规定的工作装置——历史道路条件。以至于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座架于一个完整的唯物史观路径：道路（由事而道路）→系统（由道路而系统）→道路－系统（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落成）→社会结构－社会认识系统（结构化的认识系统）；商品章这一确定性的四节内容，从认识和方法层面求通史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合一，说到底是表明纯粹的构成法是不存在的[32]。“两因素”实则为显露商品五行，这个实践元素当然由阴阳道路所启动。商品构成突出的表现当然不是纯粹的矛盾法，这里已经立即引出了商品生产的全部对象规定性，引出实践形态与理论形态的工作统一性。其次，所谓道路形式（总公式的道路形式），在直接认知形态上即通史意义的生产一般。然则，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与货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资本的机理一致性，系由统一的历史道路理论而获得。总公式－矛盾－范畴－发生史：这是告诉我们，研究启动“（历史）逻辑”，叙述定格“历史（认识）”。马克思的结论则是，“我们已经看到，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好像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好像这种形式是它天然具有的社会属性。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直到它确立起来的时候为止。当一般等价形式专门同一种特殊商品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确立起来了。”[33]

　　总出发点是历史工作本位，乃求真理、求知识工作统一之谓也。商品构成从形式上看，即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统一；很显然，“劳动过程－价值”输出始源规定之商品生产方式的有机构成。以此观之，“资本的生产过程”擘画的工作规定性是有机构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统一，——这是资本有机构成作为工作范畴的初成；在接续的“资本的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作为工作范畴乃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形式的进一步“经济结合”，是资本主义生产同时作为了流通方式和分配方式。在这些场合，有机构成同样是首先作为历史道路的关系对象，其次作为了系统对象。这其实是生产一般在进行工作类型的转换。在形成原理上，商品构成和资本构成必然是高度对应的（图2所示）。对于《资本论》而言，这部真理知识即是：由商品构成引出资本构成——所谓总道路；商品生产必须成为一部总史，简单商品生产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序曲，是经济形态生长方式的萌发，决非“逻辑之抽象”。正因如此，迫使马克思作这样的决定性的历史对照式概括：“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34]

　　图2 从“商品构成”到“资本构成”的道路机理

　　以上其实是对“有机构成”所作的另一种意涵的经典定义：劳动过程－价值形成→劳动过程－价值增殖，坚持将商品有机构成视作“内容－形式”联系着的历史发展的活的有机体规定。其显示了和蒲鲁东“构成价值”的截然不同[35]。它进而揭示本身是货币产生装置的“商品总公式”（商品流通公式即W－G－W）和“资本总公式”（G－W－G′或在系统上的基本循环形式G－W－G）“形式对立”的奥秘。于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涵义而言，对象思维是探究物质资料生产‘必由之出发点’规定。这样就可从物质生产中以批判的方式引导出生产关系，实现对其客观规定的全体性把握。”[36]任何有机构成必定是所处社会形态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劳动二重性的具体社会状况”。拿资本有机构成来说，这个规定是“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一般）所体现的劳动二重性两方面性质的社会状况：以商品使用价值为结果的劳动过程矛盾构成状况和以剩余价值为结果的社会生产过程（直接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矛盾构成状况[37]。

　　历史以矛盾方式实现自我展开，以矛盾把握历史，揭示规律和范畴，因而是坚持方法论的唯物主义。从唯实践（即行动规定）角度看，在工作逻辑上《资本论》优先考察有机构成究竟如何领导“商品范畴的历史根据”与“商品范畴的劳动二重性”（作为矛盾根据）的统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38]这是寻找“阴阳（道路）”和“矛盾（根据）”，从而指向“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通史道路的求索）。从商品到资本“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结构的巨变：道路逻辑是商品一般→资本一般，系统逻辑展示的变化面貌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然则，《资本论》起点规定必然包含双重意义：劳动（过程）起点（或曰通史道路起点）和商品（形式）起点（或曰“事的科学起点”），其将历史范畴整全化为由自然发生的意义向社会发生的意义推进，形成“主体格→阶级格”运动路径[39]。前一起点规定聚焦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涵义即由工艺劳动支撑的人类劳动的主体实践之路，道路线索为有机构成；后一起点规定聚焦于客体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工作批判，涵义即“道路－系统”状态的阶级格形成，道路线索进而是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这里，我们立即看到《资本论》副标题的意指：所有历史范畴都必须经由主体论，——而这就是本真涵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40]。

　　据之可看到，“商品”的书写实为统一历史和逻辑，其统一道路和系统，实则是在推进“劳动的历史和逻辑统一”中推进“商品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统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首先来自流通……流通资本是资本的最初形式；资本在这种形式上还决不会成为生产的基础。”[41]正像货币是将自身座架于商品流通，资本有机构成必须作为设定在“资本历史理性”中的规定，迫使货币资本具有购买劳动力商品的资本主义职能，并且因为这个行动使自身分解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换言之，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同时，必须使自己成为“履行生产职能的资本”。从而必须认识到，马克思所运用的劳动二重性乃是实践逻辑，这一正确工作方法使《资本论》走向理论澄明之境。

三、有机构成的系统本位：由“总道路”引出总矛盾规定

　　一旦某种阶级关系及其思想类型在系统中占到一定比重关系，便发生总公式的形式裂变。道路的以太同时也是“系统以太”，规定着实体与形式的转化；从总体看，这是《资本论》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时从总公式的实践形态引出论题的基本理由。有机构成最初被马克思称为“以太”，其实，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看，有机构成是唯物的工具；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看，有机构成则是唯实践的工具。既唯物、又唯实践，有机构成乃是马克思用以统一道路逻辑的工具，而回到生产一般，则意味着：伴随着商品生产从简单形式（历史基本形式）到资本主义形式的历史跃升，生产方式矛盾开始表现为内容和形式、发生和结果的统一[42]。既是道路矛盾（或曰基本矛盾），也是系统矛盾（或曰主要矛盾）：从生成路径上看，后者的工作产物形式即是“总矛盾规定”——作为构筑历史矛盾的材料及其总表现。换言之，有机构成的道路实践是突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变迁。如和商品构成仍旧反映主体关系冲突的矛盾类型不同，资本构成已然反映的是以“客体矛盾”为主要表现特征的主客关系冲突的矛盾类型。“人类不是在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完成自己原来的工作。”[43]可见，从主体矛盾的发展中升华“客体矛盾的发展”，这正是总道路设施所赋予的规定[44]。《资本论》呈现的是第一卷第二篇的独特论述结构：资本的总公式（实践）→总公式矛盾→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理论）[45]。这种转化论乃是统一商品论、货币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的中心环节，提示了资本的三种类型：历史类型、实践类型、矛盾类型。

　　有一种认识：“马克思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就顺理成章地会发展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从劳动价值论进入剩余价值论，需要有个过渡性论述，需要讲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不同，前者是后者的历史前提。简单商品生产是个体劳动创造价值，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集体劳动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因而要以货币转化为资本和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从分析劳动力商品及其与资本相结合就可以转入剩余价值生产。但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首先用两节篇幅分别论述了‘资本的总公式’和‘总公式的矛盾’。绕了个论述生动的大弯子，然后才提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的前提条件。”[46]如上所论，这是没有认识到，生产一般和总公式均属于外部世界有机构成的工作规定：一为坚持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出发的历史“唯物”（如商品两个因素的理论），一为历史道路的系统“唯实践”（如二重性的劳动实践形态）。总公式呈现的矛盾规定性是历史客观的过程。以此视角看待“货币→资本”与劳动力商品，则绝非形式命题上的意义结合，必须作为历史统一着的有机构成工作构件：从内容到形式。盖因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从结果看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机理的历史形成），——从而，是具有历史前提规定的商品生产关系的现实过程理论：“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47]从联系看，劳动力商品好似是建立了雇佣劳动制度在思维上的一般联系，而“货币→资本”则具有历史世界特有的有机联系，其凸显“劳动过程工艺构成－社会主体（关系）构成”与“技术构成－价值构成”的历史对照关系。然则，“前提”不是概念孤岛，前提规定置身过程之中；这就是流通公式向“再生产总公式”（商品或资本是流通、同时商品或资本是生产）羽化的奥秘，前提是作为经济关系的历史内容的规定性即“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个事实本身。所谓：“货币所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是清楚的……这种关系既没有任何自然的根据，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48]我们看到，马克思实际是用总公式来统一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命题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实践命题，——由此，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毋宁说是内容和形式意义的“对立统一”，产物形式即是资本的总公式。

　　所谓总公式的矛盾（个别资本总公式即G－W－G′在流通形式上和价值规律相矛盾），当然是指着矛盾的发生与历史生长而言，从而这里已经暗含了“从货币上升到资本‖劳动过程”关系成长的意义，从中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真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政治经济学教材固然绕不开有机构成的道路规定，固然没有“可以不讲”的理由；然把握理论的途径似有多种，不管哪一种，都要说明流通形式变迁的根据仍旧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内容。流通形式所体现的规律属于实现形式层面的经济规律，它的内涵相应由历史生产规律决定，——从而价值规律在资本生产的工作范围内只作为“流通规律”发挥作用，其在生产方面的规律作用已然被剥离。进一步，资本生产的流通规律在内容指向与形式表现上必然也发生悄悄的变化。“总公式的矛盾”正是上述剥离过程在认识上的镜像：它既从“货币→资本”行程上显示出来，又自我消灭于“劳动力商品”事实之中；即对于资本生产来说，总公式既从流通中产生，又不得不和既有流通反映的规律（生产规律－经济规律的一体）发生直接冲突[49]。总公式的矛盾历程彰显道路转折之际的矛盾类型转换，理解这一转化则必须坚持由总矛盾形式提示系统的运动特征，例如“财产统治”究竟是怎样进入系统的全部工作领域的[50]。

　　拿资本的总循环公式来说，其成为理解上的总公式，在于沿着“主体矛盾→客体矛盾”路径提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形成的二重规定：技术构成的矛盾和价值构成的矛盾。无疑对资本循环过程与循环系统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仅仅是体现生产方式的“唯物”，而要展示“唯实践”，必须沿着量变到质变路径继续说明主体矛盾对客体矛盾的历史转化，从机理上解析资本主义主客社会矛盾类型的历史定型过程。于是在资本主义简单协作阶段，仅仅是说明主体格的道路矛盾变迁：原有共同体关系矛盾转化为市民关系矛盾，马克思给出判断是：“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并不等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而相反，“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整个新世界。资本从一开始就标志着社会生产的一个时代。”[51]在工场手工业分工阶段，矛盾的客体原则开始代替主体原则。这里展示出来的完全是个人的生活资料占有关系（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商品价值生产）的矛盾——“局部劳动者及其工具”以及“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而非共同体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占有之间的矛盾。最后矛盾结构化为这种类型：“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所强制的一个规律。”[52]由于客体矛盾似乎完全替代了主体矛盾，主客矛盾表现为工厂制度下“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这就是Pm：A的由来——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建立。以“机器和大工业”为物质基础，《资本的流通过程》进一步提供了鲜活实例：资本主义主客矛盾从个别（资本循环运动的主客矛盾）到特殊（资本周转运动的主客矛盾），最后上升到系统总体即Pm：A与c：v的系统对接（社会再生产运动的主客矛盾）；这同时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具象生长与运动过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矛盾本质上源于个人与共同体的矛盾；生产资料占有关系（c）与生活资料占有关系（v）的社会财产矛盾乃是资本主义“微观组织有计划”与“宏观社会无政府”经济矛盾的根据，也是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矛盾的“客体关系写照”。

　　综合上述，历史工作本位突出道路装置，矛盾工作本位进而突出系统装置，它们的产物形式即有机构成系统本位。历史是矛盾的展开，矛盾在系统中渐进养成的工作规定则深刻揭示：所有矛盾都是历史方式的展开，所有规律又都是矛盾方式的展开。进而，矛盾是历史的“意识”，历史是矛盾生成的历史，不是“矛盾诠释学”的历史；因此，就生产方式矛盾本体而言，主体矛盾与客体矛盾同样是内容和形式意义的“对立统一”。资本主义的总公式矛盾涵盖全体矛盾规定，然则，是将生成矛盾与建构矛盾基于方法论工具与认识论工具一致的原则加以统一，最终实现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经济运动形式的具象化，揭露生产矛盾与经济矛盾之间的阶级关系的运动机理。这就进一步引出一个结论：矛盾运动乃是构成历史规律的实体。

四、有机构成“唯物史观原理”总结：走向历史世界的伟大范畴学与伟大工具

　　综合以上种种情况，“资本有机构成原理”应准确解读为这一生成路径：有机构成（道路本体）→系统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这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固然本身具有个别对一般的关系，但它的全体规定根本取决于由道路而系统的个别上升到一般。可见，有机构成是有关于“伟大范畴学”意义之原理擘画。其从发展的视野描绘了理论科学的蓝图，由事的路径推进《资本论》对历史世界和对象结构的研究认识，锁定历史世界与思维世界统一，指明研究对象的发生机理与工作机制。作为通史研究本位的一个工作总落实，有机构成范畴乃定格为对象思维学在实体关系上的思考工具，遂使实践架构或路线（事形态、道路形态、系统形态、道路－系统形态、结构－认识系统形态）和理论架构或路线（事、真理工具、矛盾、规律、范畴）一统化。在认识论上，只有“范畴”才能实现存在与意识的统一。“有机构成”在《资本论》中委实是支配着范畴生产的方法论总线，决定着总范畴即历史生产方式和“生产的社会关系”（人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物的生产关系）的结合。以此论之，《资本论》开篇必然是这种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尤其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须首要实现这一统一。于是为了揭示“伟大的范畴学”这一有机构成工作原理，在唯物史观和教科书的知识概念系统之间必得插入“历史、矛盾、规律、范畴的循序生成的运动”，使得《资本论》首章必须成为独立的写作单元，其运用的范畴类型全面涉及通史与断代史、本质与现象，借以深刻揭示唯物史观全部的运动原理（劳动原理、生产方式原理、社会形态原理、阶级斗争原理），——这是商品条目定格自身为理论部分“总论”的基本理由[53]。

　　阅读《资本论》经典的正确路线是“历史的实践规定——历史理论——当下的实践规定”：前一环节是实践进到理论，后一环节是理论落实于实践。这就是“理论实践”工作样态，从而需要我们重新研究历史，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制订工作逻辑，从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历史之维，把握创新性理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一般本身是总公式的理论前哨。依据上述原则，商品逻辑从而可以概述为关于“商品生产内容”（商品生产的历史、商品生产的本质）和“商品生产形式”（价值形式的历史、价值形式的本质）的统一。这种工作规定性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工具支撑[54]。盖因存在是客观事物的实然状态和实存的矛盾形态，存在的本质、矛盾的本质亦即“历史本质”；社会本质乃是作为矛盾根据的面目出现，是“社会实践生活的本质”；历史发展的本质是矛盾规定的展开，也是规律形成和定格；现实本质则是带有生活形式和统治内容的本质规定性，和现象形式以直接的方式接通[55]。批判的路线落脚于对现实进行改造，因为唯有改造，才能改变世界，进而唯有牢牢抓住存在与历史、存在与本质、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才能最终获得存在与意识矛盾的解决，彻底改变现存世界的秩序。既是历史也是逻辑的方式，进一步，既然逻辑与历史始终保持工作一致，那么，研究与叙述以同步的方式保持着统一，实践矛盾的展开线索亦是理论规律的展开线索，“伟大范畴学”内蕴其中。然则有机构成工作原理必然对“通史经济学”形成道路具象，示意在图3中。

　　图3 有机构成原理构造：通史工作模型

　　依上图所示，有机构成乃道路规定之谓也，在方法论上即旨在实现对象和研究对象统一的“道名工具”。有机构成谓为道（思维世界的阴阳），言客观世界的“道”“可道”“非恒道”；有机构成谓为名（思维世界的五行），言客观对象的“名”“可名”“非恒名”。前者又即历史之行、矛盾之行、规律之行，后者又即历史之知、矛盾之知、规律之知。以知行合一支撑，遂有范畴之成，即道之行（《道德经》谓为“无名”）、名之知（《道德经》谓为“有名”）；以《资本论》为例，“道之行”（范畴“行的规定”）指示商品历史世界之始，“名之知”（范畴“知的规定”）指示商品为使用价值和商品为价值是对商品世界的有机构成总类集。是为“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其徼”；在研究对象意义上：规律与范畴、行与知，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属于前文所称之“有机构成的同谓之玄”。故有机构成是形成范畴法的“抽象力”。范畴经由有机构成而组装，继而有系统化的知识组装，知识过程可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象物一体、精信统一，这是道路－系统原理的“知（理论）”“行（实践）”不二；《道德经》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路与系统的统一对内形成思维世界的“阴阳”“五行”，对外形成历史世界的“总公式”“生产一般”，它们总合起来的规定性即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意义之“有机构成”。

　　阴阳、五行乃是“伟大思维学”的思考工具，以致历史道路是一“巨大阴阳”，这是永恒的出发点和复归过程（即以“返”为道）。经由这个出发规定，五行可谓“道大”之关系模型，生产一般可谓“逝道”之认识模型，总公式可谓“远道”之实践模型；道者，有机构成也，居于中央（枢纽工具），为对象之纽结、关系之纽结、工作模型之纽结。故“道返”者，阴阳之位也，亦是道路之本体和本相；一言以蔽之，这种知识生产的核心规则是：从历史和实践中提炼“有机构成”，形成理论认识（生产一般），进一步作为“总公式”，实现和历史世界的“能动对话”。有机构成在原理构造上印证着思维世界和历史世界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工作统一性。这样，资本逻辑乃是大写字母意义，由“伟大范畴学”在历史土壤中浇灌而成，领导范畴法的事格化装置只能是本身作为书写理论教科书的出发规定的“有机构成”。有机构成毋宁说是以“历史的对象”决定着“逻辑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说到底是从有机构成看的“生产一般的历史结构”，后者表现为这样一种“历史知识构图”：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56]。这种知识生产定格于商品首章，完成于《资本论》第四卷。商品拜物教性质及秘密——三位一体的公式（资本拜物教性质及秘密）——阶级——重新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道路启航：这个思路揭露拜物教的谜是“物的生产关系”的谜，这个谜归根结底是“阶级关系上的谜”，是人的解放道路上的谜。谜是暂时的，在规定上只隶属于商品意识的历史暂时形态。

　　这给予最大的启示：把握历史的最好方式是“展开历史”。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通史研究是以“有机构成”为经、“重建命题”为纬：以矛盾展开历史，以规律展开矛盾，以范畴展开规律，最终确立本身建基于历史－矛盾－规律－范畴路径的“合道路”“合系统”“合规律”“合目的”四者统一的认识原理。在实质内容上，唯如此，方能使主体论真正建立为“有机构成的主体论”。故而对待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式：一是坚持唯物史观路径的通史研究，坚持从唯物辩证法的工作规定中引出“主体辩证法”，进一步，将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从道路－系统中历史引出；二是以此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础，坚持断代史意义的“阶级关系批判”，通过实践努力，逐步消除劳动“身份奴化”与“财产异化”的不合理历史现象。毋庸置疑，有机构成即是建立这样的“有机联系”规定性。作为自然科学和历史（即历史科学）总出发的工作规定，它同时是“总联系”和“总关系”，因而预示了对经济形态进行全体研究之可能。

参考文献

　　[1]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十大要义》，《理论学刊》2021年第1期。

　　[2]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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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魏旭：《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生产、度量与分配——对“价值规律失效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5]许光伟：《有机构成、人的发展与党的策略问题——通史道路的理解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6]赵磊：《价值与异化岂能无缘？——回复<“劳动决定价值”不是劳动异化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2期。

　　（载于《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四期 第29-42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

　　[②] 犹如“生产关系（正）→交换关系（反）→生产方式（合）”，马克思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定义方式刚好是“资本技术构成（正）→资本价值构成（反）→资本有机构成（合）”。就实质而言，正、反、合思索形式源自于处理“同出异名（道路）、同谓之玄（系统）”复杂性工作关系的需要。所谓异名之谓，即“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才称作“资本的有机构成”；所谓同名之谓是说，“资本的构成（始终）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7页。

　　[③] 同样的理解关系也适合于有机构成。即如果将有机构成视作内容－形式的有机体，那么，资本有机构成的每一运动环节其实是“有机构成（形式）”的表达式。事物通过事物形式表现内容，实现自身的更新和发展，而有了事物沿着道路方向生长的不可逆进程。《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的修订版“封三”将其题记为：从工作立场看，所破除者：恰恰是“资本的以太”作为永恒之流和永恒时间的规定性；然则商品不仅仅是范畴，同时是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作为范畴，它以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性集中展示着人类社会总过程对于这个道路发展的整体制约性；从而，资本“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认识功能上被创造性转化：事物（资本）的时间规定性与事物（资本）的社会发展被设定为本身是同一的东西。

　　[④] 所谓外化，这里指示的意义是：真理→知识，以及真理工具→知识工具。

　　[⑤] 辩证法是使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统一的思维工具。有机构成正是这个思维工具的产物，是政治经济学家思考与把握历史生产世界总的原则的体现，是通史工具意义的工作范畴。于是如果进一步考察问题，本着既从物质生产出发又联系历史生产、历史与逻辑合一的事实方式，则决定对事的对象处置必须结合“生产一般”。相对“阴阳”道路而言，后者是事实上的“五行”；阴阳而五行，——以中国人术语的方式而论，则同时是总的思考形式。然则反观考察本身，在思维道路上有机构成亦必须成为工作的总揽。

　　[⑥] 系统由道路而来，这是说系统的矛盾由道路酝酿而成；可谓商道资本路，经济拜物人，生产总行处，有机结构成。系统矛盾规定尔后重新成长为社会形态的道路矛盾，也就有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之说。

　　[⑦] 叙述是从揭示“生产一般”开始，但这似乎是条暗线。明线指示对象实践的活动及其工作总结，暗线则指示“理论的生产”。于是对《资本论》所呈现的实际工作顺序而言，生产一般总是隐身的“事实上的存在”。可见，关于生产的理论蓝图规划是包括了历史的理论元素、工具以及理论活动等项内容。并且如上指出，正是这个“事实五行”——所建构的能动要素可刻画为：事的工作线索、真理的工具以及矛盾、规律和范畴的认识原则——极大推动了生产本身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运动。

　　[⑧] 商品交换的规律即交换形式的规律，是对以交换为目的经济活动规律的一般概括，即交换一般，可如果不将之理解为“占有规律的经济实现形式”，就完全看不到它实际上是以商品生产和流通为基础的占有活动形式的结果；进一步，如果撇开这一点，那么，它甚至不能在自身意义上扩展为“流通一般”（即市场规律）。其实，这只是对通常所说“经济规律”的意义识别。

　　[⑨] 也因此，“价值规律，——马克思没有专门给它下定义，如果进行必要的内涵限定，应当在历史－矛盾－规律的生成路径上进行，应当看成和‘辩证法道路’总体相关的规定，也即最高意义的‘商品生产的历史规律’；即价值规律同样是历史发生意义和认识论意义的统一。”参见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⑩] 其表明，对规律的探求只能循着事物本身的定义去寻找：所谓“内容”，言对象关系的历史道路；所谓“形式”，言对象关系的系统本质。“内容→形式”（如价值→价值形式以及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乃至剩余价值生产本身→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生产形式→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流通形式→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分配形式）因而展示了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这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认识上均如此。对规律对象的考察亦不例外，从中能够发掘“历史生产规律→经济运动规律”认识线索。

　　[11] 如上所论，个别如何变为一般的问题实质是：上升路径既为道路、也是系统，同样是道路－系统以及结构－认识系统的形成问题（如资本总公式译名的德语原文Die allgemeine Formel des Kapitals实际包含了“一般”的意义）。这更加突出马克思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乃是一个复杂的术语事件。它从范畴的历史根据出发，将范畴描述为存在和意识的合成规定，得到使用价值和价值；前者本身即是自然范畴，后者则是社会范畴（可看成是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进一步合成起来的规定），由此得到统一的认识产物——作为“阶级范畴”（阶级关系对象）的商品。商品的个别到一般变成了对使用价值范畴和价值范畴的求索之路。由于对象的实体是关系，它居于求索道路的中央，从而进一步形成对矛盾和规律的求索；也即上面的结论：从道路到系统本身就是“个别上升到一般”，——在这里，历史、逻辑相统一并且相一致。

　　[12] 这个规定从广义看，是和人类劳动联系与发展的历史规律有关的通史道路线索，涉及劳动形态的“历史”和“本质”。

　　[13] 即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有关的基本生产纲领和构造形式。在理论和实践上，这个规定必然和人类生产联系与社会发展的通史道路线索有关，乃至涉及生产形态的“历史”和“本质”。

　　[14] 进而是在劳动过程构成形式上，和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相联系的技术构成、和生产商品价值相联系的价值构成——这样的二重性表现的性状，同时具有对象实体的构造因素即“技术关系”和“价值关系”的内涵特征，——这是马克思后来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概念之意义雏形。

　　[15] 构成形式的隔断与相通的统一，当然令人想到中国人“一阴一阳谓之道”意指，其实是指示道象统一。“象是什么呢？是对生产对象的道的规定的系统化……比类的结果说明了‘商品的两个因素’当然是象的结构上的一个必然性表现，由此也产生对‘象的结构’的抽象性表述，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也就是互系性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全部的社会生产一般规定的理解上的秘密。但抽象劳动决不是孤立的、绝对的思维形式，从实在的规定看，它是生产关系对象的实体关系的生成。实际上，抽象劳动不是思维形式，劳动二重性才是立在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的客观规定背后的总体联系的规定，乃至是在生产一般的层面上直接表现出来的‘总体思维形式（构造）’。”正是由于阴阳五行合一，商品对象因素的分析和劳动二重性的综合浑然一体，“道（客观规定的寻求）－象（总体规定的寻求）－识（全面的认识批判）……然则，《资本论》首章的标题其实也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的商品发生学’，即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的商品发生学的逻辑机理的一次系统性整理。”参见许光伟：《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兼对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机理关系的考订》，《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16] 劳动过程构成——这一概念形成有机构成（劳动过程的历史文明规划）的范畴起点——是透露了劳动过程的全体规定性以及文明规划的历史信息。进一步，资本构成本身和“生产剩余价值”的联系很显然是深深嵌入这一语境中的。

　　[17] 须知本质不是悬置的，它括弧于存在或对象关系中；从本质展开的向度看，对本质的求索是意味着历史、矛盾、规律、范畴的四者统一。

　　[18] 许光伟：《<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19] 许光伟：《<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20] 如上所论，所遵循的“历史工作本位”（由商品章给出）：曰历史的道路本位——事形态本身从生产一般出发的规定）；曰历史的系统本位——道路形态向生产一般回归的规定；曰历史的规律本位——道路－系统形态从“阴阳”出发的规定；曰历史的范畴本位——结构－认识系统形态向“阴阳”回归的规定。这无疑是本文据以安排进一步论证的线索。

　　[21] 这里的方法论意义可用“天人合一＝有机构成（劳动过程）”予以表征。须知，“完整的通史研究概念架构是‘共同体＋劳动过程＋所有制（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然则……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为取向的劳动过程通史研究架构（或简单表示为‘天人合一＋劳动过程’）。主体和客体的联系（统一关系）在易经体系内以天人合一的抽象形式出现，在《资本论》中的对应物则是‘劳动过程’。”进一步，“天人合一必须同样视为劳动过程构成的‘客观知识’；在抽象性上，其又必须和劳动过程合而为一……天人合一的主体性（即行动规定）在《资本论》中基本体现在‘阶级范畴’之上，这应当是理解《资本论》的又一条重要线索。正是这条线索的客观存在，使得劳动过程成为《资本论》从一而终的理解钥匙，并构成了内在其中的持久的历史批判力。”参见许光伟：《<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22] 相应的方法论意义可用“阴阳＝劳动二重性（劳动过程系统）”予以表征。所谓：“物质联系基本上和具体劳动的条件有关，而行动联系则和抽象劳动有关，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体现在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无论简单商品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实际上均和劳动‘二重性’的实现有关，从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整体受制于劳动二重性的。中华天人合一的对应理解框架是‘阴阳学说’。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兼容‘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的规定，并且都同时遵循思维学架构下的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参见许光伟：《<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23] 许光伟：《论<资本论>矛盾规定发展的辩证法道路——以唯物史观何以“唯物”何以“唯实践”为线索》，《经济纵横》2020年第8期。

　　[24] 此是“生产一般有机联系”的建立：对象的历史（道路）－对象的矛盾（系统）－对象的规律（道路－系统）－对象的范畴（结构－认识系统）。从而，对事物进行规定的方式就是事物本身沿着自己的路径自我展开的方式；所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遵循“历史→矛盾→规律→范畴”的认识形成原理。

　　[25] 有机构成道路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即主体的行动主义（劳动观与存在决定意识的合一命题）→主体的辩证法即劳动发展辩证法（劳动历史观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于“唯实践”意义的命题统一）→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人的概念：这一路向于是连通了有机构成和人的解放工作意指，指明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思想方案与实践方案的高度统一，重建命题的根据只能是通史道路。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27] 许光伟：《<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历史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

　　[28] 关于这一层意思，马克思概括如下：“既然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货币在它们面前充当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而它们在货币面前只代表特殊商品。”参见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0页。

　　[29] 货币即“特殊商品→一般商品”，此式表明货币具有职能活动的二重性；式中，t表示币值，M表示流通中介所需货币量。盖因M的决定式是PY（P为商品价格、Y为总循环过程的商品的市场实现量），而t决定式是W／PY（W为商品总价值），在这种场合下如果引入G = W，则直接得到上述关系恒等式。货币是实体与工具的统一：五行中心环节是G3，它是一般财产实体的总表征（马克思称为“第三种货币”）。由于一般商品是和总商品关联的社会价值规定，并且拥有社会符码形式的工作特征，然则“货币的总公式”毋宁说就是中央银行体系的实践总公式。总公式指向的阴阳：一为G1（有关货币生产制度的工作规定即“第一种货币”），一为G2（有关货币流通制度的工作规定即“第二种货币”）；因此很明显，G3是G1和G2的工作合一，作为总过程的代表，衍生出五行系统的其他两种工作形式：G4和G5。

　　[3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31] 许光伟：《<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历史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

　　[32] 其必须否决以下认识和方法：“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比如蒲鲁东的体系是以“构成价值”为基石予以夯筑，所谓构成价值，乃是正题和反题的“合题”。因此，他认为：“作为产品比例的价值，换言之，即构成价值，必然包含同等的效用与交换能力，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离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其实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系”充斥虚假的理念，这一小资产阶级的设计仿佛资产阶级的“理性人”假设，是要寻求超阶级的永恒比例关系作为社会改良的策略；《贫困的哲学》一书的逻辑结论，按照蒲鲁东自己的话说：“为了争取胜利根本不需要……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还给社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页；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9页；章士嵘：《<资本论的逻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9-230页。

　　[35] 从有机构成看，并没有什么本体论，只有主体论：因为唯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关系对象和生产一般理论的合而为一，赋予生产一般实在的内容。

　　[36] 许光伟：《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37] 资本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即资本的技术构成（对应“使用价值的生产手段”）和价值构成（对应“剩余价值的生产手段”）。简单而论，可以认定作为商品构成的转化形式，资本构成的规定根植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而后者正是商品有机构成的转化的意义。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39] 主体格这个术语表征“主体性的道路格”，是主体与道路的统一性规定，如“天人合一”所表达的意义（共同体生产的主体格）。根据这一界定，与之相对的阶级格则表征“阶级性的系统格”（阶级与系统的统一），是主体之事提升为阶级之事。这一对术语——事格范畴——又或分别表征着“劳动过程之名”及“生产方式之名”，以实现劳动过程与生产方式历史的具体的意义对接。

　　[40] 须知，“生产方式是属人的，无论物质生产方式还是社会生产方式。将物质外壳和社会运动外壳不恰当地雷同起来，就忽略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用语上的革命性特征……所谓的‘物外壳的生产方式’，其实指的就是技术概念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性质’是由物化生产关系直接导致的，是‘总财产关系’（规定）形成后的产物，而绝非前提。综上所述，生产方式必须理解为《资本论》的‘客观批判逻辑’。”参见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8-209页。

　　[42] 所谓：“一旦商品生产不再仅仅表现为有用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统一，而且还表现为有用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统一，商品生产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参见《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85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44] 相应，如果没有重建命题的认识牵引，就观察不到具有“历史曲线轨迹”特征的主体论。马克思提出道路化的历史矛盾类型和实践模式，可以说是从矛盾规定的认识方面精确化和具体化了单纯从主体人的角度看待的“人的依赖关系（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二大形态或第二阶段）→重建个人所有制意义的自由个性（第三阶段）”发展序列。进一步，如果从主客矛盾的系统形成机理上阐微发渐，则深刻说明了主体矛盾关系类型何以实现对资本主义主客社会矛盾类型的历史转化。

　　[45] 这一结构着眼于客观反映“事的历史－矛盾－规律－范畴”认识论原理，这是其独特性所在。

　　[46] 卫兴华：《政治经济学教材可以不讲“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期。

　　[4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48]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3-154页。

　　[49] 这就是马克思概括的著名“资本流通难题”：“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50] 其启发了对这一疑问的解决：“难以领悟为什么商业资本的流通公式既能代表产业资本的流通公式，又能代表生息资本即借贷资本的流通公式。”参见卫兴华：《政治经济学教材可以不讲“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期。

　　[51]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4-155页。

　　[52]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63页。

　　[53] 客观而论，“首章商品逻辑始终代表着历史唯物主义作品的最高水准，完结《资本论》结构的艺术高度。”之所以如此，在于它集结了唯物辩证法的全部元素、完成了全部工作规定，并结成“艺术的结构”，“以母子体用、经纬合一体式定格《资本论》机理系统。”参见许光伟：《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54] 显然，这种历史经济认识论是将W（L）作为事的科学的对象来定义的，即坚持由存在规定性本身进到社会规定性的本质，进一步推广到对事物发展规定性的认识以及对作为现实规定性的本质的认识。

　　[55] 这个概述从而是对黑格尔“存在－本质－概念”工作形式的根本超越，是使“悬置的本质”重归唯物和唯实践的统一行程之中。

　　[56] 如上论证，《资本论》关于商品首章的写作充分彰显这一特征。进而在资本主义领域内，有机构成I、有机构成II、有机构成III、有机构成IV是获得了统一“名”的逻辑规定：财产关系。“因为，只有这个规定才能实现诸多规定用语的贯通，把握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对立统一。”有机构成本身是属于“物质生产方式”（工艺构成或技术构成）与“社会生产方式”（价值构成即身份关系构成和财产关系构成）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的工作范畴，其统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与交换关系的统一，以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领域内的生产方式范畴必须理解为一个社会历史的存在物的运动规定，必须理解成作为前提过程的严格意义的生产关系规定，即‘生产关系的生成规定’。”参见许光伟：《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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