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论问题
——生产力理论与生产要素理论的性质辨析
【按】鉴于人们一味满足于生产力的知识读法，本文尝试提出“生产力的矛盾读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论问题。何为生产力的矛盾读法？以生产力革命论工作PK生产力中性论之谓也。矛盾读法的根据只能是《矛盾论》，也就是要突出地强调“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特点”：阶级性和实践性。为此，文章提出三对矛盾关系：科学的生产力理论——庸俗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革命——生产力中性、主体革命——科技创新。全文在处理上，是将“科学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革命——主体革命”作为一条矛盾读法的思想线索和实践线索，相反地把“庸俗的生产力理论——唯生产力中性——唯科技创新”视作拒斥矛盾读法的知识读法线索和一条庸俗化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线索；前者的实质在于彰显阶级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性，后者的实质则是拒斥统一，瓦解阶级工作内容的革命实践性。在认识论上，决不能“刻意分割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同一性，故意忽略马克思在墓碑上对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差异的叮嘱警示”，必须深入研究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的历史道路的斗争关系。
一、引 言
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主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由此限定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学科命名是历史事件、发展事件和实践逻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新质生产力”界定社会主义生产力，旨在标识主体革命的进步性质，作为社会主义主体论理论成型的标志。党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性？在于党在行动品格上成为人民主体性的集中化表述，在于确立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知”“行”统一。
对生产力“知难”与“行难”之解决聚焦于“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主体范畴：从生产方式批判上发力。作为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在认识论上，唯有坚持以“人民主体”为尺度，立足新时代实践，才能厘清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同样在历史高度上，唯有坚持唯物史观主体（劳动、生产方式）这一行动真理，才能真正厘清“科学的生产力理论”与“庸俗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革命”与“生产力中性”以及“主体革命”与“科技创新”的对立统一关系。
二、科学的生产力理论与庸俗的生产力理论
时代之风帆由“新质生产力”而起，但绝非什么“空穴来风”。人们乐于高谈阔论先进生产力的“质态”，却对先进生产力的“本体”保持缄默，或将二者胡乱地混合在一起。先进生产力的本体是生产力的始终革命性，并非是发展水准或智能化程度。人的实践能力是生产力本体，先进生产力的本体是对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因素和最革命的实践活动的性质指认；这个“本体规定”被马克思主义者识别为生产劳动实践，或直接称为“劳动的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可见，本体不是悬置的、无声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劳动本体论”统称人类生产方式的“实践本体”，是把“新质的劳动”作为生产方式变革的运动始基。与之相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强调劳动“质的内容”的同时，在生产能力上，把劳动者、家畜和机器并列。资产阶级庸俗学派总体延续了并利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混乱”（物规定与劳动本体乃至工艺主体与阶级主体在意义上的混同使用），从中发展出“生产力的要素本位”。至于庸俗学派所鼓吹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则意味着具有革命功能的资产阶级生产力理论的历史终结！
本体论是逻辑工具。历史科学的工作本位是历史本身，是从“劳动本体”进到“实践本体”。为此，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是具有矛盾工作意涵的实践命题（统一“实践”和“矛盾”），唯物史观决定论是与之契合的理论命题（统一“主体”和“实体”）。决定论是主体论的逻辑，同时作为本体论批判的认识工具；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说：决定论其实是实践和理论对话的“桥梁”。然则，内蕴实践本体论的“生产力决定论”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观点形成的内在标识。以劳资关系为例，本体论与决定论的互为基础在于说明“资本决定”与“主体反抗”的本体论事实的统一。资本决定论旨在瓦解资本本体论、资本解释学、资本现象学“三位一体式”逻辑自洽，这个理论科学的认识论命题说明：资本不是虚假的历史主体，却是虚假的历史本体论。为了防止资本对于劳动的本体论覆盖，于是必须沿着自然历史过程路径，坚持将劳动力商品视作“一部阶级整史”。这也是“商品形式的生产力”活动物统治的历史空间。
实践本体论是在劳动本体论的地基上前进的，劳动本体论毋宁说成是实践本体论的一个内核规定。只有劳动（人类劳动），才是真正的“实践命题”，它提供主体和实体相互纽结的基础性规定。劳动既是“人类主体”，又是“人类实体”；为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整体镶嵌在劳动过程和劳动二重性语境结构中。”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的出发基础就是“劳动二重性”这一规定，它和商品形式的生产力整体相适应。劳动二重性作为主体逻辑，在思维工具上即为劳动本体论，它提供对“物质本体”的工作批判性。作为和上述思维形式契合的规定，实践本体论由此获得“劳动＋批判的物质本体”生产逻辑的运动构造。这表明：实践的本质是革命。
在仰海峰教授看来，马克思作品中有两种不同意义的主体：一是“传统主体”，二是“新主体”。其眼中的传统主体乃是“人类主体性”（以人为主体），而新主体则是对《资本论》主体规定（即“无主体性”）的特别指认，所谓：“在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运行中，主体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生产逻辑中，劳动本体论确立了主体的主导性地位，但在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运行中，主体变成了资本实现自身价值增殖的工具。这是理论视域的根本改变：曾被马克思反复论证的主体，在资本逻辑的运行中变成了主体无法控制的他物的工具，社会运行的过程呈现为无主体的过程，或者说资本才是真正的‘主体’。”“主体逻辑（生产逻辑）→资本逻辑”是实体关系的历史发展，并不构成认识论的断裂，相反是意味着“主体革命的发生”。仰海峰教授从中推定出马克思认识论断裂的基本成因，所谓：如果说传统主体乃是促成了“劳动本体论”，那么反过来，新主体恰恰导致了“劳动本体论的失效”。继而在其看来，正是上述理论失效性最终促成《资本论》伟大结构。因其意味着，“人与物、主体与客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只是商品的现象，都受到商品特性的规制。”然则，“商品而不是物，应该成为哲学的审视对象。哲学的批判不再拘泥于主体、物的探讨，而是对商品的批判，这一批判要进行下去，哲学就会成为一种面对社会历史的批判理论。”
延续此思路，更有争议主张说：“《资本论》不是一部对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进行改造、以使经济学更加完善的经济学著作，而是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真正的历史理论（或曰‘历史批判理论’）。”在哲学家看来，商品是《资本论》的“哲学开端”和“结构开端”。“以‘商品’作为哲学起点，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件’。”“这种抽象能够成立，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商品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存在，商品交换成为统摄社会生活领域的一切力量。只有这时，这种抽象才是可能的。这意味着，当马克思将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时，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期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然则“商品的世界只是资本逻辑的现象界”，“在现象层面体现为商品的形式化结构”，以致，“马克思关于商品及商品交换的讨论已经表明，处于交换之中、力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实际上只是在商品的结构化世界中完成了自己的职能，‘经济人’所设想的利益最大化只是将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实现出来。”最后的结局是：“在这个形式化的世界中，物的有用性这一‘质’的规定，只是商品世界的一个借口，一种多余的存在。商品交换过程，就意味着进入形式化的世界中，不管是商品持有者还是购买者，都成为形式化世界的表演者。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是一种形式化的存在。这个形式化的社会存在如何展开，根据马克思后来的讨论，实际上表现为一个结构化的过程。”
与之相反的思路是对“超历史的生产力”抱有理论忧虑，甚或有所期盼。且看霍奇逊迷津。霍奇逊不懂得生产方式是由主体论，以历史学家的工作身份引入的唯物史观规定，试图把历史归结为历史的演化路线和经验概念。其总体认为：“仔细研究《资本论》可以发现，在论述的关键阶段，马克思也经常依赖一些超历史的和非历史的概念。最明显地，资本主义概念本身就援引了生产方式这个非历史的一般性概念。然而，问题远不止于此……马克思在讨论商品和交换时，也引用了使用价值这个非历史性概念。”霍奇逊想当然地认为，《资本论》的使用价值术语是一个对全部社会经济系统普遍适用的知识工具和概念。
——霍奇逊用这种观念继续着自己对于马克思的不当指责：
其一，“马克思的分析中充满相似的例子……对生产过程的分析，利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上的区别。一方面，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渗透到了所有种类的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组织和过程的劳动。同样，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在概念上是相当一般性的，尽管劳动力被雇佣这个特定的现象远不是普遍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
其二，“马克思的两个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他的一般性和超历史的理论中——这在他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被描述出来，这个理论表明，当生产力的发展超越陈旧的生产关系时，社会经济就会发生变化。”
其三，“的确，在马克思分析中，劳动概念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帮助他为一切社会经济系统的生命血液——劳动进行了超历史的描述……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进行分析时强调历史特性，但是价值却在本质上依靠劳动这个非历史的和‘自然主义的’概念。”
其四，进一步可以推论，“马克思的超历史的社会劳动概念，意味着个体的行为能够按照普遍的理性来事先计算……而且，值得一提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假设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同样占据显赫地位。”
其五，为此，“马克思需要做的是，至少在两个层次上进行深入分析。一个层次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特性……另外一个层次，也就是比较一般性层次的分析却是不充分的……这种分析可能有能力更加详尽地阐述一个社会形态向另外一个社会形态的过渡。关键是，马克思缺乏关于过渡的恰当理论。在方法论和分析上仅仅侧重于一个系统的特定概念，使得马克思没有足够的概念原料供其加工，进而分析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变迁过程……我们需要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来解释这种个人本质和定位的转变。结果是，一个关于变迁的恰当理论需要一个超历史的方法论和跨越不同社会形式的理论。”
以上议论无一例外地没有看到《资本论》商品章与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规定的理论关联。仰海峰教授的问题是仅仅将生产力决定论视作“哲学认识论”，这样，主体论就被本体论“卷入其内”；生产逻辑为此失去了主体革命的灵魂，被简单归结于“人类学意义的生产形式”，归结于劳动的本体论事实。出于对唯物史观主体逻辑（劳动发展矛盾）工具属性的忽略，仰海峰的资本结构问题，是独立于生产力决定论加以考量的。
在《资本论》的结构史观中，劳动本体论与资本本体论“对立统一”这一巨型的斗争规定，是仰海峰教授完全不能够看到的。他在本能地拒绝生产力理论的庸俗化的同时，未能认真解决“资本本体”的何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疏于考察，导致仰海峰仍旧混同所有制特性的生产条件和一般经济特性的生产要素；继而生产力一旦沦为资本的手段工具，支持革命力量的经济基础在规定性上也会被掏空。相比较而言，霍奇逊是乐于调和“科学的生产力理论”（唯物史观的生产力革命理论）与“庸俗的生产力理论”（经济系统的生产要素理论）两个不同性质的逻辑。这是他的“迷津”所在。“迷津”是霍奇逊所自诩的一种“理论的内在限制”。作为对生产要素理论价值的“辩护”，他这样诡称：“离开某些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使用一些超历史的和非历史的概念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哪些适用于多种不同历史时期，或者适用于不同社会构成的概念或者理论，我们使用‘超历史’这一术语来定义。对于那些声称适用于所有社会—经济系统的概念和理论，我们用‘非历史’来表示。这两个概念都超越了任何单一的社会形态。”
三、生产力革命与生产力中性
按照霍奇逊的建议，“生产力革命”属于超历史的理论，而“生产力中性”则属于非历史的概念。在这个基础上，资产阶级庸俗学派得以理论发现经济学的“生产要素论”，使之运用于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进行意义置换。在成功驱逐生产条件的有机构成论之后，“生产力中性”得以由语言概念话术提升为“理论逻辑”。“生产力中性”旨在以虚无的本体规定消灭“劳动的实践概念”。所谓：劳动是和各种生产要素并列的“要素”，既是价值实体也是物质实体，与此同时，既作为社会实体的属性也作为自然实体的属性。这就彻底取消了劳动本体论，取消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区别。从深层的理论逻辑看，生产要素理论（庸俗的生产力理论）在于鼓吹“使用价值的决定论”。
其无视了：“使用价值只是商品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然，当使用价值涉及经济形式时会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它不可能成为价值的‘本质上的规定’，也不可能在‘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然则，“以上剖析表明，必须将劳动和历史理解成‘双向’建构过程：一方面，劳动内在于历史过程，在规定上是历史的；另一方面，历史根植于劳动，以劳动为本体。由于‘历史’——发生学意义的历史，而不是历史主义的历史——维度的缺失、扭曲或断然拒绝，必然会导致关于劳动概念的种种误读，直至产生否定的认识取向。”
生产力革命是主体革命的谱系学。每一时代均具有每一时代的主体革命，为了查明劳动性质在其中的变迁，马克思主义拒绝对主体革命进行孤立考察，而赋予其历史总体意义。生产力革命在规定性上就是这个“历史总体的意义”所在，是对各个主体革命进行历史考察的总结果。“哲学家总是通过认知构架来表达自己看到和理解的世界。当一个哲学家的认知构架发生改变时，其视野和思想逻辑也随之发生变化，两者是内在一致的。当一个哲学家感到过去的构架已经不足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就会推进自己的思想，形成新的认知构架。”
而无论如何，《资本论》不是通常意义的哲学作品，马克思也不是通常意义的哲学家。“就性质而论，《资本论》是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准备并有针对性地撰写的理论著作……作为劳动哲学，《资本论》采取‘非A的A’表达式；作为资本哲学，则坚持走出哲学之读的否定辩证法研究路线。”从整体上看，生产革命的成长路线是：由生产力革命而生产方式变革，故此在马克思看来，“主体论的生产力”（生产条件革命）集中体现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之不断获得历史成长性。然则作为《资本论》开端的“价值范畴”，其指示一种特别规定的主体革命。正是在这一主体革命的基础上，机器化大生产在物质工艺和社会关系两个方向上全面革新了封建时代的实体生产力：一是劳动主观条件独立性、创造性的逐渐养成，二是劳动客观条件社会性、系统性的组织塑造。
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对于旧有的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发动一场“真正意义的生产力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赖以统治的生产形式和经济形式从中得以确立。这场革命后的景象是，劳动生产力连同它的社会生产力一起并入资本系统——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转而主动抑制直至极力扼杀任何有意义的劳动组织或社会生产力的“生产主体革命”。仰海峰教授关注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主体异化”，得出的结论是：“非物质意义上的价值形式生产统摄着具有物质实体意义上的生产……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普照的光……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不再基于先验的设定与现实的状态之间的对比关系，而是资本的运转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换言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思想以资本逻辑为支配性构架，生产逻辑受到资本逻辑统摄，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第三次重要转变。”
仰海峰教授指认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性颠覆”的真实意指是：在资本高度化统治的发展阶段，劳动发展与物质发展不再是“同一性命题”，而是一个“非同一性命题”：物质发展只是意味着“劳动本身的不发展”。“相比较而言，资本的生产力标准谓为‘物质生产力发展标准’；其以商品生产的简单劳动类型为对象内容，执行‘劳动生产力并入资本生产力’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特殊使命。物质生产力发展标准与剩余价值标准对立统一，这种生产力标准本质上是排斥主体发展的：对生产力作自然机械的理解，作为诸要素的物质加总，把智力发展和精神因素与劳动力的社会使用对立起来，把劳动者畸形化，使劳动能力单向度化、局部化、片面化。”资本逻辑的研究站立主体服从而无反抗力，进一步“物质发展而劳动不发展”的立场审视资本出路问题，为此断然主张“激进的结构革命”。亦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再是从先验设定的本质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空间出发，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是一部以现实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面向未来社会的著作，这个未来社会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和激进的结构路线相比，资产阶级庸俗学派既不站在物质发展立场上看问题，也不站在劳动发展立场上看问题，“从而一句话，没有从批判的角度将劳动规定认定是物质发展与劳动发展本身的统一，这个体系始终固执于劳动是天然就有的人的自然规定这一庸俗成见。”于是在这里，资本逻辑与要素逻辑形成尖锐的对立性，因为后者在诉求上恰好是要求生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统摄”。为了获得普世价值的解释学理论语言，生产要素论连同生产力中性论者一起要拒绝劳动发展与物质发展之间客观存有的社会矛盾性，坚持把劳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包括它们的发展形式和发展方式，统统说成是“同一个东西”。伴随着对这种要求的理论意识的增长，一个虚假的生产要素实体构造形成了：以“劳动＋非批判的物质本体”形态置换“劳动＋批判的物质本体”，以虚假的本体论置换实践的本体论。
一旦马克思主义者和要素论者不约而同地认定马克思持有“生产力的中性思想”时，那么“生产主义”（有关发展物质要素财富的生产体制）：注定成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幻觉，是生产的幻象……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起来是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理论目的，生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高生产率超越资本主义时，只是完成了生产主义的另一种解释，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建构了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话语，并渗透到了对文本、意识、权力的分析中。”与此同时，“市场要素”是西方生产要素论特有的主体假设，它所利用的理论道具也不过是“生产力中性论”。其隐秘性逻辑是“物的解释学”。其理论目标是在商品形式的生产力内部，确立“资本物象的统治理论”，以“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清除“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在场性”。“据此，物象化是对资产阶级‘第二自然’的直接指认，是对社会物质生活的现象错识。”物的解释仿佛是隐身的一个事先预备好的自我显像装置，不过，“不同于劳动二重性是建立物质发展（物质内容的存在者）对劳动发展（社会内容的存在者）的工作对应关系，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质自身的物象工作关系，从而在不涉及整体的情况下，方便了把物质的方法同时说成是社会的方法，把物质的规定同时说成是社会的规定。可见，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内涵是寻求物质内容和物质形式层面上的‘物质’与‘社会’意义的对接。”
四、主体革命与科技创新
劳动并非生产力的抽象本体，不同时代劳动生产力具有特定的发展内容和方式。此外，在形态学上生产力总是阶级者的生产力，以“工艺主体的历史生成”即工艺者的实践科学的特征为主体格，以“工艺者与阶级者的对立统一”为主体矛盾的依托。其破除唯“新”论。须知，一味地强调主体和客体等同化意义的优化组合，一味地强调人和物作为“要素”同等程度的升级运动和结构高级化，把“高素质”“新介质”“新料质”视为无矛盾的“新型生产要素组合”，其结局必然是技术主义路线的“理念空想”。设若认定新质生产力仅仅是“由科技创新主导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那么恰恰是割裂理解了新质生产力的“新”和“质”，继而混同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在主体革命上具有的不同意义。
质言之，新质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而非生产要素理论。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幽灵是“社会支配的总体劳动”，以此主体规划发动“劳动方式变革”。显而易见，这是劳动生产力本位复归的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对生产条件历史类型的追问超出了唯物主义的有机体‘肉身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素研究肩负特殊使命：一是拒绝西方生产要素的平面构图理论逻辑，向‘历史主体论’复归；二是从主体唯物主义起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策论中，深化社会生产条件的理论性质与实践逻辑研究。”[1] 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实践，新质生产力同样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科技创新活动。须知，资本生产方式对物质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同一性命题”的破坏性就表现为：它在提供“新质的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从制度上拒绝同样提供“新质的劳动生产力”，使得资本的生产力性质越发沦丧为“单向度的科技革命”。科技创新术语为工艺学和管理学科所广泛使用。在意义指向上，生产要素理论对这一术语的采纳，具有对“唯科技”先进标准的推崇性。在总体劳动的生产设施发展方面，《资本论》运用的术语是“生产工具的革命”“劳动资料的革命”“生产条件的革命”乃至“工业革命”等。说到底，“生产条件不仅作为劳动的先决条件，也作为人类劳动的共同产物。生产力不是单纯的自然力，生产力是生产方式能动的革命因素和人类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得以统一的质。”
“范畴说到底是主体范畴，而主体范畴正是主体革命所依托的对象。”“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新时代际遇，创造性表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认识论，张扬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主体理论，时代烘托并工作聚焦于社会主义主体批判，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主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然则，生产力的不断变革是理解劳动矛盾及其实践解决的一把钥匙。从经济的社会形态看，价值形式无疑植根于人类劳动矛盾，是人类劳动矛盾不断累积的一个发展产物。矛盾是理解事物对象的辩证法原则，同时也是一个实在的规定，即作为事物的运动秩序、彼此联系和发展的规律性以及事物存在的暂时性特征，等等。而“劳动矛盾”这个术语很好地杜绝对矛盾普遍性进行抽象的、绝对的普适公式理解，将其牢牢锁定于“运动和秩序”领域。也因此，“离开主体（人类、阶级、社会、劳动、阶级者的解放运动……）抽象谈论生产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为此深入唯物史观的生产理论，以有机构成为主体论的结构工具，寻求阶级者的统一逻辑。”
与此同时，《资本论》将劳动过程列作生产过程两个组成因素的一个，旨在告知读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类劳动从来不是独立的分析，而是和异化现象一起，作为“劳动方式批判”和“劳动形式批判”。劳动矛盾规定性从中酝酿出来：当《资本论》将起点由物质生产转为商品形式时，即意味着在运动和秩序上，主体矛盾以“主体”演化矛盾，而非以“矛盾”演绎主体。质言之，这是劳动发展层面的矛盾，而非劳动组织机体矛盾——劳动方式的微观场域冲突、劳动条件的配置矛盾或劳动形式的生产矛盾事件。
劳动作为物质生产和人类生产统一之“主体魂灵”，劳动矛盾作为物质生产的矛盾根之规定性所系，理在于此。所谓“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的说法是对唯物史观主体矛盾的严重误读，这是将劳动“实体构造”生硬地扭转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矛盾分析”，借以演绎哲学的“矛盾决定论”。所谓：“劳动分析法确定了劳动具有整体性，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而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之间的矛盾是劳动内部矛盾。更进一步地，劳动整体中的劳动主体的作用又分为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和劳动主体的体力因素作用，而劳动整体中的劳动客体作用又分为劳动客体的自然条件作用和劳动客体的资产条件作用。”在本体论上，劳动是劳动过程，但它仅仅指认物质生产力的本体是劳动生产力，劳动是唯一有创造性和目的性的生产活动，本体原则并非就是“矛盾原则”。劳动成为“矛盾主体”，在于劳动的生产性与阶级性同步生长的扩展秩序，而作为目的设定论的劳动、作为实践模式的劳动、作为社会中介的劳动、作为实体的劳动、作为文明基因的劳动等等，则构成劳动谱系学的建筑材料。在实质性上，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本质在于对主体革命的发动。换言之，社会主义是生产力的主体工，为简明起见，我们以构图方式表达这种观点（见图1）。
【图1 经济的社会形态之生产力革命全息系统】
为了突出资本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生产力革命性”，马克思使用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术语，表明它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的物质技术条件的革命性支撑。如果和图中的“主体革命”意义进行对应，则“简单协作”以及“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相当于主体革命I，“机器和大工业”相当于主体革命II；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以“资本有机构成”术语集中表达劳动发展与物质发展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对立统一”。其表明，单纯的技术性突破乃至科技革命不会是先进生产力。须知资本一旦窃取主体的位置，一切精神生产和智力研究均作为资本追逐利润的镜像手段了（如资本控制的人工智能不过是机器体系或智能化的机器体系的“一个面相”），是在利用工资形式的主体统治的魔术的工具箱中增添更多的一些智慧性道具罢了。“换一视角看，物质生产力标准仅仅是资本的生产方式标准，劳动生产力标准是本原的人类生产方式的标准，在社会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力是个工作落脚点。如果说《资本论》客观叙述了‘两种生产逻辑’，即作为劳动本体论的生产逻辑（主体逻辑） 和作为资本本体论的生产逻辑（资本逻辑） 的体系并存，那么，社会主义生产逻辑的任务是‘亦破亦立’：在发展方式上，坚持破‘资本的生产逻辑’，转而立‘劳动的生产逻辑’。”
新质生产力——作为国家生产条件和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于是突出了发展标准的矛盾性化解。商品生产的发展标准是“生产力标准”与“生产关系标准”的对立统一。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在发展方式上引入“以劳动者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标准”，可以极大抑制资本发展的异化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元论（生产力标准与生产关系标准的“实现和解”）实践要求，从“矛盾的一元论”走向“自我革命的一元论”。
总之，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主体革命论”。新时代际遇下，主体革命论的价值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把行动主体的发生酝酿在革命行程中，把革命行动培育于社会主体蓬勃发展的实践发生中；其执行生产力的“矛盾读法”，将生产力发展看作一个有机的矛盾体系。从而为了实现物质与劳动协调发展的革命之路，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实体性使用价值生产，才能实现劳动生产力的历史跨越性发展。然则，新质生产力既是“广义的”，亦是“狭义的”。其目标是渐进实现“智能的人”使用智能的生产工具，对同样“智能的对象”进行工艺学加工和社会塑造，使之能动地为人服务，创造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的共创发展的局面。这是人的渐次解放的过程，是支配生产的力量由生产工具本身转向“人手”和“人脑”的自然历史的社会主义文明进程。为此，人对科技创新活动要始终具有主导性、自觉的控制性。为了彻底瓦解物的统治，克服资本矛盾，恢复物质生产乃至精神生产过程中“人的自觉的、主动的劳动意志”，新时代需要构建“去镜像统治”的最具有创造性和最富有社会主义活力的新型生产形态。
五、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知”“行”之路
从通史路径看，人类生产力在发展类型上由“共同体生产力”而来，向着主体解放的“劳动联合的生产力”而去，横亘于中间过渡地带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类型学。然则“商品形式的生产力”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工艺者与阶级者对抗的生产力历史类型，从“商品形式的生产力”向“资本形式的生产力”迈进突出了阶级区间的生产力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激烈对抗性，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高度具有发展的“矛盾必然性规定”的历史时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没有逾越商品形式的生产力的历史发展阶段，但生产力革命类型已然由物的实体对象彻底转向主体自身——以人为中心的劳动主观条件与劳动客观条件的结合。在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中，新质劳动的生产方式的内源趋势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没有普遍存在的数字赋能的活动，就没有新质性的革命语言产生：以实体性对抗镜像性。商品形式的生产力是亦知亦行的历史范畴：作为同一性命题之转化，源自第二自然；作为理论命题之实践区间，它对应于马克思所称的“第二大社会形式”（人的独立性主体革命时代）。这一生产力内部积蓄的革命功能伴随资本统治的系统性强化，最终能量丧失殆尽！
所谓社会主义新质，指示这一生产方式的文明规划形式和路线：新质的专业范畴和形式→新质主体范畴（生产力规划）→社会主义主体范畴→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生产关系规划）。一言以蔽之，“新质”不唯资本形式、不唯经济形式，而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革命的主体形式。在这一时刻，是时候总结并理论反思商品形式的生产力结构属性的显著性历史特征了。它的第一结构属性是实体属性，即通常所了解到的“新质功能”（尤其物质生产力，总是不断提供越来越多的“新质工艺”）；它的第二结构属性则是由阶级生产形式所引致的经济形式属性，我们称之为“镜像功能”（这或许可以界定为“符码的新质”或“符码生产力”）。
很明显在资本逻辑的数字时代，生产手段或劳动资料已然在系统的层面二重化、对立化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便是“卢卡奇式的物化”：“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数字经济及数据商品的镜像性统治将物化的原则推衍到整个社会范围，产生数字资料与实体生产工具在系统中分庭抗礼，造成物与物的关系对于人而言的更为虚幻的统治形式。其触发新质标准的内部矛盾性：新质劳动与新质物质的本位之争，尽管如此，这不是对主体分析的否定，相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则在生产力领域内的进一步延伸。
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说到底是劳动价值论“行动的质”，作为其实践基础。科学的生产力理论与庸俗的生产力理论的区别就在于：一者是主体论的实体观、实践观（图2中以“主体＋”表示），一者是知识论的实体观、要素观（以“主体－”表示）；与此同时，在行动规划上：一者执行矛盾原则的本体论批判（图2对应以“本体＋”表示），一者执行无矛盾原则的本体论辩护（以“本体－”表示）。是以对《资本论》商品章而论，生产力以矛盾规定形态存在其中。“生产力二重性质的统一性，就在于生产力性质的一元性。生产力性质的二重区分，目的不是否定生产力性质的一元性，而是恰恰证明：生产力性质的一元性存在于二重性质的统一之中。”
【图2 生产力理论与生产要素理论的性质辨析：一个总结】
与此同时，生产力在规定性上绝非“唯实体”，同样是“革命主体”和“实践本体”。商品章第一节是“存在者的革命主体”出场（存在论批判），第二节是“存在者的实践本体”出场（本质论批判），因而前两节内容是对生产力实体性主体发展标准的规定。第三节转入“存在者的存在形式批判”（概念论批判）：对镜像性表现活动所形成的技术路线进行刻画和批判。即如果说等价形式是来自主体论的实体标准（社会客体）这一规定性，那么，相对价值形式所依托者乃是知识论的“社会客体形式”，在规定性上即生产力镜像标准（一物成为另一物的“符码之镜”）。故此，实体标准、镜像标准的二元对立决不是实践标准的二重化，指的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性质”。所谓：“商品作为‘定在’，乃是物质的社会存在。这是从认识上予以根本对立的同一属性，即物质的社会属性。”
进一步，“商品的概念其实是历史发展（以历史发生为基础的矛盾运动）上的一种客观结果，即历史商品生产的直接结果。商品的最高概念，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形式）运动形式反映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社会存在的生长关系。”矛盾论转向实体论，复转向本体论批判，第三节分析同时是对“异化主体”的历史诊断。由是有第四节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精神现象学批判）。在价值形式分析的基础上，拜物教由“物化统治”（由道路发动）上升为“镜像统治”（由系统发动）就有了历史路线的规划，“主体遮蔽”由可能转为现实的秘密被彻底揭露了。在某种意义上，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的规定，而生产要素理论则不是。图2因而也就揭露了：生产要素的非批判的中性规定乃是“庸俗的生产力理论”，即“由于将劳动价值论抛出理论用于解释现实的范围，也就将历史逐出了社会视野，经济科学的科学性继续被越来越严重的粗制滥造的要素概念及数据谎言所编造！”
社会主义生产力何以名“新质生产力”？一个重要的理由，恐怕就是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主体承担者是“新质”（以“新质劳动”支配和解放“新质物质”）：这不是什么“新知识”，是挣脱简单劳动历史区间的“行动纲领”。沿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向继续前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在主体功能上所突出者即“生产方式批判”，由是有了行知路线的“生产力的拜物教批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思是使系统分裂的生产工具与数字资料重新合一，以走出价值形式统治场。令劳动资料经由“去数字活动的符码化”转为劳动者自己手中的专用生产工具，扬弃“生产本位”与“数字本位”的二元斗争，物质生产力得以由资本主义的异化轨道转入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轨道。也因此，“生产力经济学意义的滥觞和生产力研究维度的创立是同步的，两者相生相克。这需要我们在生产力研究中，同样坚持批判性。如果不能够把生产力发展作为‘历史总体’的现象看待，那么，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定的‘逻辑隔板’就没有可能得到彻底打通，有关于‘生产力的发生’和‘生产关系的发生’的研究也就不可能得到最终统一。”
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突出的“知”是公有制的生产形式和主体范畴，以此尺度对经济范畴的认识与批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行动规定从中得到支持。为此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需要切实加强党对民营经济的领导，坚持去“数字（雇佣）劳动”；相应在“数字”与“金融”矛盾的新时代解决中，坚持去“数字（符码）资本”。设若缺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论规定的内置，新质生产力的意义恐怕真的要沦落为“高质量的科技创新活动”了。
唯物史观第一次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合称“生产方式”，突破工艺劳动者所从事的、自然科学家业已在进行研究的生产实体对象范围，将其提升为“主体论的研究对象”。唯物史观所突出的是生产力革命（主体规划和生产方式规划的统一），以此引导对劳动过程各个组成要素的性质变迁的研究。通过区分“作为生产力的生产力”（工艺者的实体性质）和“作为生产方式的生产力”（阶级者的实体性质），生产力分析由“实体分析”进阶为“主体分析”，主体功能重回生产力研究视野，生产力革命据之界定为由主体革命所发动的“生产方式变革”。于是只有立足生产力主体分析，才能真正识别“镜像的规定”，沿着“镜像批判”路线彰明新质生产力工作真谛。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于新时代实践获得澄明化的理论之路：以主体范畴为“知”，以生产方式为“行”。生产力革命必须视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真理，其主体内涵由此得到明晰：与“人民主体意志”，而非“资本意志”时代结盟。
注释：
[1] 许光伟：《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要素论——马克思主义主体规定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
【本文原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2024年第4期；注释、参考文献从略；鸣谢紫虬老师对按语的思想点拨！】
（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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