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著名经济学家怎么成了“人民公敌”
在那个改革的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界几乎无人不知张维迎的名字。他与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张曙光等一批人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红极一时，主导了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论坛。
其中张维迎是改革开放以来升起的一颗新星，一位时代的幸运儿。他出身于陕西省一个农民家庭，“文革”结速后参加了高考，升入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在大学里他以发表了一些新观点而深得老师们的赞赏，并获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后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在这期间他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开始出露头脚。1990年之后他有幸出国留学，进西方名牌大学 — 牛津大学读书，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利斯和著名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并获博士学位。其硕士论文曾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饱学了西方经济理论、带着金光闪灼的资历，张维迎于1994年回国，就任于北京大学，先后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等职。
在这期间，中国正处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大开发、国有企业改制、全面市场化的热潮时期，张维迎的西方经济理论派上了用场，加上其得英美名师正传的名望，他犹如海阔任鱼跃，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发表了大量新经济学观点和独到见解，如“产权决定论”等，都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改革，一时名声大振，被公认为中国企业理论的权威（实为私营企业）。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一名年轻的新秀。茅于轼吹捧张维迎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
一路而来的好运、接踵而来的成就，助长了这位学人狂傲不逊、无所顾及的学风。在学术研究上张维迎以最敢放言、信口开河、大胆发表独家见解而给人以深刻印象。
然而正在春风得意之时，2010年网上出现一些揭发张维迎简历中一系列造假行为：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时间造假；获奖资讯造假；编造不存在的书作为自己的著作；盗取他人成果等。有人还提供了他造假的证据，如在一本新加坡出版的正规书籍中明确指出张维迎简历造假的细节。关于这个争议，至今网上仍有“张维迎造假门”条目可以查阅，本文这里不予关注。
但对这位“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却有必要给予盘点。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改革热潮退去，人们开始予以反思。这时各种社会矛盾突显，民间非议改革的声音日盛。2004年发生的“郎顾之争”（ 由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公开揭露当时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家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中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事实而引起的一场争论）就是一个明鲜的表现。在这场争论中张维迎鲜明地站在顾雏军一边，反对郎咸平。他发表了“要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零资产卖掉国资也不一定吃亏”的论调，尤其是发出“领导干部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的雷人话语。这种论调一出，立即引来舆论界最广泛的质疑和强烈的批评声。在这之后，张维迎发表的关于国企改革私有化、分光卖光国有资产、中国应全面市场化、政府不应干予经济、大学收费太低等许多观点和言论，都在媒界引起强烈争议，使他逐渐与大众声音背道而驰，不得人心。这颗新星开始暗淡。
2010年张维迎被北京大学免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说明他在人事上并不得意。但作为一个学者，他的生命力主要还是看其理论、观点是否为社会、百姓所承认。这时至少在互联网这个最能反映民意的平台上，张维迎越来越处于被广泛谴责的位置。连他自己也承认“经历了长达25年的骂名”。以至于使他这位宣扬民主自由的人士却害怕起来言论自由，对网络、对媒体产生了一种恐怖感。他甚至说：“历史上不少伟大的学者正是被公众舆论扼杀掉的。”
当然张维迎还是很注意网上对他的评论的，他说：“我的话，只要有30%的网民拥护，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从论坛上粗略计算了一下，网民对张维迎的观点和言论支持的只在10%左右，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期望。这是他的真正悲哀。
随着形势的发展，民声日趋高涨，网上竟出现称张维迎为“人民公敌”的文章，（见《张维迎：从为钱正名到“人民公敌”》—《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07月06日，《雅虎资讯网》2011年11月24日）当然，网上发如此很话，原不必过于认真，但它无疑说明张维迎的才华和言论已遭到老百姓的唾弃，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将再次面临倾覆的下场。
张维迎二十多年来究竟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使他命运逆转？本文简要作以下综述。
袒护既得利益集团，出招损害老百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急剧发生两极分化，广大百姓对既得利益阶层愈来愈表现出强烈不满。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责任，为改善民生奉献良策，反而大放厥词，发出大量袒护既得利益集团、丧害老百姓的言论。茅于轼和厉以宁都多次申明：“我们要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
为了袒护官员和富人，甚至连他们的腐败都是有理的。茅于轼说：“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另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张曙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腐败和贿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而张维迎则说：“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相反，对于在改革中失落的广大穷人，则给予漠视。他们共同的论调就是：穷人是懒汉，他们之所以贫穷是由于“懒惰”或“仇富”。贫穷是活该如此！厉以宁说“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因此他们一致反对政府实行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认为学费高、看病贵、房价高、物价涨等都是正常的现象，政府不应该干予。“中国不能搞太多福利。”张维迎竟颠倒黑白地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这种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必然使他把自己置于大众舆论的对立面。
2004年在一次“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的研讨会上，张维迎更是语出惊人地提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他还说：“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等。
此话一出，立既引起舆论界的轩然大波。网上的反对之声如潮。有的网友发贴指出：“张维迎的玩笑开得太大了”， 如此不顾事实、颠倒黑白，犯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实在令人惊怵，太失一个学者起码的尊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以领导干部为主的官员队伍首先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在治国精英公开宣传的“高薪养廉”的政策下，各行业领导干部们的工资、年薪翻番增长。而且各种津贴、补助、奖金、福利等十分齐全，都由财政给予保证。“三公消费”（公费吃喝、乘车、旅游等）蔚为可观，更不必说在买房、看病、子女上学就业等多方面享受的特权和优惠！而这一切，普通的工人农民谁享受得到！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员不要说在岗期间，就是退休之后仍比企业职工的退休金高出四五倍。他们究竟受的什么损失？
不要说领导干部，即使一般政府职员，也与老百姓有天地之别。不若如此，每年的公务员招考，怎会出现人山人海、几十个甚至上千个人争抢一个职位的场面？人们知道，早在改革之初，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个叫做《几等人》的民谣。那里面说：“一等人，掌实权，批条画圈就来钱；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标；三等人，有后台，弄点名堂就发财”，以上都是说的特权阶层，而工人、农民却被排到最末的第十三、十四等：“十三等人老大哥，工厂关门没吃喝；十四等人作田佬，交了粮食收白条”。……这种状况，大概是张维迎不能不知道的吧。拿官员们的地位、利益与工人农民相提并论，这实在是开天大的玩笑！
人们还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原本都是非常艰苦和廉洁的，很少有什么特权。当时干部们的工资（或分配）都与工人农民差不多，任何人都无有岗位职务津贴、奖金、补助等各种收益，甚至连加班费都无有。所谓“三公消费”、小金库、预算外收入、灰色收入、贵族学校、“干部保健”等等这些专供干部们享受的项目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普遍兴起来的。目前中国公务员人数比例之高、行政开支之大、官员收入与普通工人农民收入相差之悬殊，都成为世界之最。但张维迎却睁着双眼说瞎话，硬说领导干部是改革以来利益受损失最大的群体，并且还要重点给予补贴。谎言如此之大，太小儿科了！张维迎这样热狂地向权贵们拍马、献媚，恐怕连权贵阶层自己也不敢领情！而广大老百姓更加为之不齿。无怪有网友发问：“张维迎还能给老百姓留一条活路不！”
宣扬市场经济迷信，反对政府管控经济
从张维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为钱正名》，就看出他是一位市场经济的热衷者。但市场经济理论有多种多样，张维营的市场经济是什么货色呢？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是说，这种市场经济区别于西方模式，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管制为特征的。政府为什么要管控经济？就是因为市场本身的自发性和私利性带来它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著如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两极分化、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工人失业、贫困人口增加、道德堕落等等这些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大量存在的问题。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平衡、协调发展，并沿着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需要的方向发展，必须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并把领导、调控经济的能力作为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然而，从茅于轼、吴敬琏、厉以宁到张维迎等，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前提、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管制的。他们认为：市场本身能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无需政府插手经济。
张维迎2009年6月发表《市场的力量》，其中引用美国经济大师的话谎称：“人类97％的财富，是在其0.01％的时间里创造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则主要是在改革的三十年中实现的。他说：中国未来的出路只有“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是“走正道”；而企图靠政府的力量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是强盗的逻辑”、“走歪门邪道”。“中国政府面对的绝不是市场危机，而是国家危机。”“只有市场经济才创造财富”，才有“效率”。
张维迎所说“市场经济创造财富”、“市场经济能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其主体当然就是金钱和资本家。这与当代社会上流行的“资本决定一切”、“金钱万能”、“市场万能”的观念是相通的，并无高明之处。正如有的网文指出：这种“市场教”观念从根本上否定了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劳动人民，否定了自有人类以来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创造史和劳动人民创造社会财富的悠久历史，他把一切财富创造都归功于剥削阶级，归功于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和所谓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私有制市场经济了。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在原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道路上所取得的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以及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事实，最有力地驳斥了张维迎的谎言。
张维迎反对政府干予经济。他说：“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包括贫富差距扩大、房价上涨、学费医疗费上升以及社会保证和福利等方面的问题，认为都是正常现象，无需政府进行调控。张维迎说：“福利社会主义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欧洲国家长期实行高福利的政策，使得政府要花好多钱，但结果大家没有希望工作的积极性。实际上就是给大家许诺一种免费的午餐。你只想去享受，但并不想去生产，那最后一定就会出现债务危机。”在这里他明说欧洲，实际上说的中国，让政府不要关注民生和社会福利事业，不发“免费的午餐”，不管老百姓的困苦和死活，而听其让资本和市场去宰割。
张维迎迷信市场、迷信企业资本家，反对国家干予经济，最终当然就是投靠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就是把中国的核心企业、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交给国际资本，以实现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体化！
肆意攻击、糟蹋国有企业，主张把国有资产分光、卖光
主流经济学家把国有企业视为眼中钉，极其仇视，给予大量歪曲和攻击。什么“效率低”、“铁饭碗”、“管理落后”、“产权不清”、“官商勾结”等等，因而必欲搞垮而后快。厉以宁为污蔑国企发明了“烂苹果理论”，说“国有企业就像是迟早要烂的一筐苹果，要快快拣好的先卖了，免得等到烂了就卖不出去或卖不了个好价钱了。”还说：“国有资产要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张维迎说：“国企是未来中国成长的主要障碍”。为此他发明了“冰棍理论”、“零价格理论”，说：“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企)，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他还说：“国有企业与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价格体系是不相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分解到个人。”另一位经济学家樊纲说：“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我们知道，中国经过几轮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经济体制，其中国有经济占的比例已经不多了，全国也就是30%左右。但是这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眼里，仍高得不可接受，必欲全部搞垮而后快。张维迎说：“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必须继续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未来30年内，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应该降至10%以下，现在是36%；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怎样搞垮、消灭国有企业？资改派和自由化精英采取的方法就是“分”，即是把国有资源和公共财产统统分割，即分解给个人，以实现“产权清析”。
人们知道，过去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人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聚合起来，把分散的资源、人力、物力都集中起来，千条小渠汇大海、众人拾柴火焰高，从而形成战天斗地、排山倒海的力量。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强大基业。而现在的资改派和自由化精英们则反其道而行之：把所有领域的公共资源、产财都统统分掉，名之曰“改革”。在农村，不仅集体的耕地、山林、水塘都分到个人，甚至连农业机械、牲畜、水利设施等都分光。对工商企业，从承包到租赁到出售，都分割到个人名下，几千万元的企业几十万元就卖掉，名之曰“产权清析”！
请听那位主流经济学家盛洪的说法吧：“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好嫁伙，这种所谓“卖”，简直就是抢了！国有资产就是“无主之物”，谁抢到手就是谁的！
而张维迎的办法说得更具体：“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给老百姓”，“将近2万亿的国家外汇储备，拿出一半来分给居民”、“让每个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我们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拿出1万亿美元，这加起来一共是13万亿，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5万。” — 从国有资产、股份到外汇储备都统统分光，熬是出手大方、诱人！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 — 张维迎玩的把戏是骗人的。正如网络作家黎阳所揭示：这个“主流经济学家”犯了一个小小的常识性错误：“股票”和“债券”不是货币，老百姓分到手用不成，而必须先换成人民币。十三亿人一起抛售股票债券的结果可想而知——股票债券狂跌，只能让财力雄厚的金融大户得以乘机发财，以远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把股票债券一扫而空。所以当真做起来，实际结果决不会如张维迎所说的“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5万，”而是老百姓得到一堆废纸，美国只须花微不足道的代价便可以把欠中国的债一笔勾销，国有资产全部送光，就象当年苏联解体时“平分国有企业股票”的结果一样。所以张维迎之类 “大秤分金银”的做法只是对外资、对“精英”来说有真实意义，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其实是“大把分废纸”，国家资产则只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分、分、分，卖、卖、卖，抢、抢、抢，大批好端端的国有企业就这样被败家仔们毁坏光了，大量公共资源流失到个人的账户。张维迎们对既得利益集团立了汗马功劳！厉以宁还帮腔弄调地说：“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国有企业是无主之物”、“产权不清”，——纯系胡说八道！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创建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财产，工人阶级是它的真实主人，何谓“产权不清”？难道只有分解到个人才算“产权请析”！
“国有企业管理落后”、“效率低下”、“大锅饭”，——完全是欺人之谈！
在毛泽东时代，我国企业普遍实行“鞍钢宪法”式的管理制度，采取领导干部与技术专家与工人群众三结合的集体管理模式，基本上没有个人说了算和管理压制，保证了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做到了最大的管理民主和技术创新，称得上是现代最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好的企业制度。而再看看改革之后的企业吧，普遍是老板一人说了算，人事上等级森严，生产全靠管卡压，工人只是听任使唤的奴工，被罚、被炒是常有的现象。领导与职工薪资差别上百倍。管理中贪污腐败频发，金钱交易、“潜规则”盛行，……这一切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的企业管理中何曾有过？难道这就是精英们所鼓吹的先进管理制度！
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都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劳动群众集体创建的，各个行业的效益都良好，蒸蒸日上。在六七十年代几乎没有任何亏损和不景气现象，更无假冒伪劣产品、豆腐渣工程、腐败工程以及桥梁垮、楼房塌等问题。请问有什么“效率低下”？建国后只有二三十年时间，就建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原子弹、导弹、氢弹、卫星、核潜艇、电子计算机等都研制成功了，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程，请问世界上哪个国家有如此高的发展速度和效率？当时的国有企业不仅为国家创造了雄厚的财富，而且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铁饭碗和福利保障，承担了大量社会责任。各大中企业不仅建有内部食堂、澡堂、医院（卫生所）、托儿所、幼儿园，而且还有学校、电影院（工人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等。（小企业大多是几家联合建设）有的大企业还建有本身的蔬菜基地，以解决职工的吃菜问题。当时的职工福利可谓齐全。而这些恰是在改革之后都统统被取消了。请问主流经济学家们：当时企业承担的大量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难道不是企业的效益和贡献？
当然，在张维迎的理论中，只有能使资本增殖、满足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经营才算效率，而解决广大劳动群众的就业以及“大锅饭”、“铁饭碗”问题的经济就不是效率、不是贡献，就必须予以解散、砸烂！
对私有企业情有独钟，主张私有化
张维迎搞垮国有企业的直接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实现企业的私有化。直到2012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他还一再呼吁：“政府应该做好国有企业私有化”。
与对国有企业百般仇视态度形成显明对照的是，张维迎对民营企业（私有企业）情有独钟，百般关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私企说话、撑腰状胆。他多次倾诉“民营资本”的酸甜苦辣，说：“民营化是被逼出来的”，“实际上许多民企收购国企是吃了大亏，血本无归的。”并为之崛起、发财大加赞扬。
人所共知，在当初各地的国有企业出售风潮中，有哪一家国企不是被以惊人的低价处理的？几百万的企业只被评估为十几万，上千万的财产只被作价几十万，亿元以上的大企业仅以百万元便转移到收购方的名下。人们都知道这就等于白送。至多是收回了一个零头。在收购国企中若说是“吃了大亏，血本无归的”只是国家和工人阶级，而张维迎却说成是私营收购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大学教授如此撒谎拉瞎，怎不觉得羞耻！
例如，山西忻州市保德县南河沟乡的一个煤矿，原价值2亿余元，在2007年的拍卖中，只以37．5万元就被卖出。其评估公司、拍卖公司都是本县安监局找的，而买受人正是安监局局长的一位亲属。该买主在煤矿到手后，第二年又以2．6亿的价格将其“转让”给另一煤业公司。经此一折腾，仅只两年时间2．5亿多元的公共资产就卷进了个人腰包。（据《法制周末》2012年10月25日）而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这其中究竟是谁真正“吃了大亏”、“血本无归”，张维迎心里并非不清楚。而按照他的国企要“零价格”出售的主张，这样做法却是正中他的心意。
再说在当时国企被出售活动中，有哪家是真正按市场路子公开操作的？收购者有哪一位不是与权力和管理部门有其特殊关系、通过一系列行政方式暗厢运作的？普通的工人农民谁有这种机会？张维迎说“民营化是被逼出来的”，——天上掉下如此大的馅饼，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这样的好事情还用等着“被逼”吗？张维迎为什么不说在国企私有化中广大工人阶级被砸碎铁饭碗、下岗失业才是真正“被逼出来的”呢？的确，资本家在管理企业和管制工人中会有“酸甜苦辣”的，甚至在大把大把地数钞票时也很辛苦，但是这同工人阶级被下岗失业的酸甜苦辣能够同日而语吗！
面对人们对一些私人资本家的不法行为的质疑和批评，张维迎挺身而出，为之挡驾。例如在郎顾之争激烈进行之时，他发表了一通“要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对资本家大加评功买好，以回击批评者。甚至对一些黑心业主的违法经营、虐待工人的行为他也为之辩解。例如他说：“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虽然‘黑窑’事件有点不合情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毕竟山西为这些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吃、有住、还有工资，这对社会的稳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顾雏军他更是顶礼膜拜，必躬必敬地说：“要尊重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人”！ 对刚被逮捕的大贪官、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张维迎热情洋溢地赞颂称“敬爱的王益老师”，肉麻地说：“对于王益老师的身份，我们真的很难表述。金融家？音乐家？历史学人？还是‘王益老师’这个光华人对他的称谓更为亲切。”
张维迎对私营业主资本家可谓大仁大义、关爱倍至。然而对千千万万下岗失业的工人和在资本家企业里从事血汗劳动的打工者们却不见其有一丝同情心。难道说广大工人阶级不是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对整个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见识了：在知识精英理论中，工人阶级只是被资本家所养活的累赘！
张维迎如此急切地呼吁社会要“善待”、“尊重”资本家，请问：谁来善待广大工人阶级？目前成千上万的打工仔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在私营企业里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劳动，大多数没有节假日，不享受各项劳动保障、医疗保险，有相当多企业的工人工资被托欠或克扣。黑心业主虐待、欺压工人的事件也很普遍，工人跳楼事件、被打被关押事件、“下跪事件”等屡见不鲜，在媒体上多有报道。张维迎若是真有一丝同情心，那么为什么不向资本家们发出呼吁：要善待打工仔和广大工人阶级？当然，这就同让狼对羊发善心一样，是不可能的。不听张维迎说得多么清楚：黑窑厂是目前的“一种必然现象”，“它对社会的稳定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吗！
这清楚看出：张维迎爱谁、恨谁，为哪个阶级代言，这是何等分明啊！什么“人类共同之爱”，什么“普世价值”，统统都被他撕得粉碎！
其实，张维迎关于中国要私有化的一系列言论已经涉嫌违反我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六条明确规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总纲”第七条还说：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张维迎多年来的学术活动实质上都是在以搞垮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为目标，其作用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鼓吹大学改革，主张大学市场化、西方化
张维迎与丁学良推动的大学改革，其方向是大学法人化、市场化、全球化。高教全球化的内容包括教授市场、学生市场、学术成果市场、融资、教育服务的全球化等。为此，他主张让海归的洋博士取代国产的本土教授。他们的口号是：一流大学需要一流人才，而一流人才必需要在洋学术杂志上刊登文章。这祥下去，中国的学术研究必将为洋人所左右。大有以洋理论改造大学、改造中国之势！同吋还主张对学生实施高收费，竟说：“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等。
在当今中国，张维迎真是一个活教员，从他身上清楚地看出：一个农民出身的年轻学者，在西方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理论的渗透下，是如何背宗弃祖、为权贵和资本家代言，与中国大众百姓作对的，让人警醒！的确，张维迎出版了多本书，发表了很多文章，可谓学术成果丰富，深得他的英美导师们称赞，但是对于中国的大众百姓们，有谁对它感兴趣、去读呢？它不过是一堆垃圾纸吧！“主流经济学家”的神话破灭了，“人民公敌”的谴责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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