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的定性与读法

　　——冯友兰哲学研究批判

　　【提要】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启航是主体论，在于建立主体的事的研究。其界定矛盾的特别方式是由共同体引出主客关系，触发理论生产上的一种知识紧张关系。哲学之读没有超出知识论的工作范围，由于对历史主体矛盾的忽略，无法实现对“仇必仇到底”道路理性的求解。“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是个行动路线：作为结果范畴，“仇必和而解”是“仇必仇到底”过程的肯定，而非否定；一旦将之确定为知识路线，就在“仇必仇到底”和“仇必和而解”之间人为制造了二律背反性。阶级斗争的总结果以全部阶级的历史消亡为工作指向。然则为了获得阶级问题的解决，必须将主体斗争作为一以贯之的历史的总线索。从总体看，这是站立新时代历史高度回眸“主体范畴”所得到的认知结果。

第一部分  引言：为什么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坚持中国思想的“主体哲学”读法非常难能可贵！正是这种读法奠定中国思想哲学研究的两个历史分期：曰子学时代、经学时代。这其实是“中国哲学之写”。然则，对历史研究为何优先执行“哲学之读”？在于读的定性由哲学开始，尤其对思想史的阅读而言，乃是确定哲学派系的需要。哲学是思想路线的立基。其并非如李泽厚所言的思想史可用哲学研究的方法、亦可用历史研究的方法的随大流的说法，好像是若干派系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并立：曰“哲学家的思想史研究”（所谓哲学史派）、“社会史学家的思想史研究”（所谓社会学派）、“‘一般态思想史’派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研究”（所谓一般形态思想史派），以及“多学科‘综合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所谓多学科综合研究派），等等。【注：蒋广学.“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J].江海学刊，2003(2), 141-147 + 207.】

　　盖因哲学之读领衔了主观批判，由主观批判启动客观批判、由主体批判而客体批判，——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纲领路线。

　　可见，在材料来源上哲学史取自思想史，是对思想历史的以认识为对象的主观生产（或曰“理论创作”）。

　　【注：以中国思想研究为例，主张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应有所区分的观点，事实上是认为：“‘哲学史’应该把研究的内容更集中，重点放在研究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历史……就中国思想史来说，更可以把‘国学’‘经学’作为它的基本内容来加以研究。”汤一介.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J].哲学研究，1983(10), 61-63.】

　　它形成思想概念的辩证法，但是，一旦锁定历史为观念史，由其支持的理论生产在产物上亦必是“主观理论”；此是哲学被认定为“精神的反思”和“认识的反思”的根据，——所谓“批判哲学”。从思想运动形成的构造根据看，哲学之读是读的行动启动，——作为哲学家的读，“恰恰是要对一种特殊论述的特殊对象以及这种论述同它的对象的特殊关系提出疑问。这就是说要对论述－对象的统一提出认识论根据问题。”【注：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3.】

　　进一步，哲学阅读必然推进为哲学之写，后者定格“主观史的对象”（思想领域的主观批判），完成对“读的定性”（历史理论）的认知启动，哲学的反思则质询“读的前提”（即写的规定）的状况。

　　【注：以《资本论》阅读为例，阿尔都塞指出：“从哲学角度阅读《资本论》和无辜的阅读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有罪的阅读，不过它并不想通过坦白来赦免自己的罪过，相反，它要求这种罪过，把它当作‘有道理的罪过’，并且还要证明它的必然性，以此捍卫它。因此，这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它向一切有罪的阅读就它的无罪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什么是阅读？’正是这个问题撕掉了它无罪的面纱，而特殊的阅读却通过提出这个问题证明自身是合理的阅读。”参见：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4.】

　　在这当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真正越出哲学自身的工作范围，将“读的前提”继而推进到对“写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追问，使书写的工作从主观史的领域跃进到客观史的领域。然则，社会形态是对“写的定性”的历史认知，而引出“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为历史实践本身”的结论。历史的定性→写的定性→读的定性→对“历史（思想）”的读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知识生产，从整体上实现历史认识的“予欲无言”。这样看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结构和《资本论》历史部分的研究结构是性质相同的，均是大写字母的理论史的工作对应。

　　关于读和写辩证法，阿尔都塞确认：“斯宾诺莎是第一个对‘读’，因而对‘写’提出问题的人……使我们理解了，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就是因为他建立了历史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历史差别的哲学……（为此）必须转向历史，才能把这种读的神话消灭在它的巢穴中……只有从被思维的历史，从历史的理论出发，才能够说明阅读的历史宗教。”于是，“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不仅通过他说的话，而且通过他做的事，可以准确地把握他的最初的阅读观念和阅读实践向新的阅读实践以及向本身会向提出一种新的阅读理论的历史理论的过渡。”【注：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5-7.】

　　哲学由宗教转化而来，为阶级所驱遣，上升为阶级认识和意识形态工具。

　　【注：冯友兰称之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同时也就是其斗争的一部分。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阶级根源说是如此。”然则，“就认识论的根源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在哲学方面的反映，也可以说是科学与宗教的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宗教不会自动让位于科学；必须经过激烈的斗争，科学才能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上册[M].中华书局，2017, 13-14.】

　　人类之读（共同体之读）、封建之读、资本之读、国家之读、劳动之读、知识之读，此政治经济学批判通史的“六读”（亦是六论）无不穿插有哲学之读元素，乃至是哲学的结构之读。人类处于阶级社会工作区间内，是难以走出哲学的，不过通过“走出哲学的认识论努力”即客观史的理论范畴，我们仍然可以建立对“走出神秘”行动的追求。应在这种工作语境中寻求主体哲学对知识哲学以及历史哲学对科学哲学的内部结合关系的解读，使其合并为统一的一门哲学——世界观哲学，为此，“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8.】

　　由于这个系统的客观存在，哲学路线斗争不仅仅为“读的原则”，更加是作为了“写的原则”，乃至促成读向写的工作转化；“故哲学史之专史，在通史中之地位，甚为重要；哲学史对于研究历史者，亦甚为重要……故哲学史对于研究哲学者更为重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0.】

　　这样也就有了历史世界的思想路线——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针对以主体思想为运轴的世界观哲学I）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针对以逻辑为知识工具的世界观哲学II）之间哲学认识论的路线区分与斗争联合，在工作现状上，它们共同指导中国思想领域的研究；在现实逻辑上，它们因应着历史的转化运动，于实践历史观与实践认识观上启动“中国哲学史”，为此，在思想领域仍然需要客观辩证法工具。这是“对象的秘密”，指明思想领域与真实世界领域的“生产方式”是同一个东西，它们共同观照着历史世界的整体状况，是以应依照哲学史的不同书写时代，对其联合状况进行有针对的考察。

　　【注】本文原名《中国思想史的定性与读法——冯友兰“哲学之读”局限性及其超越路径研究》，刊于《经济思想史研究》2022年第五辑P66-98.

　　【原文提要】综观人类思想史，思想路线斗争遵循一定的运动轨迹。其一般的规律为：思想的认识论类型起于思想构造，思想构造源于思想运动，思想运动则体现对象逻辑之于对象历史的运动依存关系。中国思想史“定性”应从这一整史出发，依据中国对象的客观辩证法——生产方式运动和构造，确定中华思想路线的斗争类型，锚定转化运动的历史序列及其结合区域、作用范围，形成“中国哲学史”道路特殊（即“思想共相”）特别的材料对象（即“思想殊相”），并且从中可确定主体论、阶级论、知识论的统一。《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上述要求，于读、写层面把握思想领域特定研究对象的道路性质与认识规律，实现哲学视野的“中国思想之读”。尽管如此，冯友兰的哲学“读法”终究未能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中国运用问题，其以主体哲学思想求索和现代化的哲学命题求解，留下“晚年之惑”。这是冯友兰未竟事业的晚年努力，其以中国思想为对象的哲学史研究中道止步，留下理论困惑与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工作线索。作为系统耙梳中国哲学史的首位思想大家，冯友兰先生历史研究的主观主义不足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无论如何，其骄人的学术成就对后来者而言无疑是莫大激励和极大启迪。

　　（未完待续）

　　（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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