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电视连续剧《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1]在上海、北京等许多城市的地方有线电视台广泛地播出。这部轻喜剧关注的是上海一个小康家庭的内部生活，讲述了田家多次寻找家政工人的故事。通过剧名突出强调田家雇佣过28个保姆，电视剧一方面不厌其烦地显示家政工劳动力供应的充足，另一方面这个夸张的数字也生动地表现了富裕家庭的需求单靠数量无法得以满足的那种挫折感。
类似地，雇主们在我和他们的访谈中也屡屡表现出他们混杂着的优越感和挫败感。我听到过种种抱怨，比如：他们“雇过和炒过的保姆够编成一个排了”，或者“找一个合适的保姆比找对象还难”[2]。作家毕淑敏在她的小说《紫花布幔》中这样描写一个电脑工程师对她保姆的叹息：“她依旧像算盘珠子一样，不拨不动……培养一个精干的可人意的保姆，真比培训一个合格的程序设计员还难！”[3]一些雇主很高兴能有人来听听他们对保姆们的抱怨：有的太木，教不会；有的可能学得快但又不守规矩；有的干活勤快，但又老顶嘴，忘记了自己保姆的身份；一开始她们可能单纯，但慢慢就学得“油滑”，爱算计，给自己打算时不顾给雇主带来的不方便；她们一开始都很勤快，但慢慢就变得懒了；等等。偶尔，我和雇主的访谈约在了她的工作单位，我们的谈话会吸引周围的同事，而她们全都开始附和着发泄她们各自的不满。一次在合肥的一个大学图书馆访谈时，受访者也对这种自发形成的群体性抱怨感到有点惊讶，并且幽默道：“这感觉就像我们在对一个妇联干部‘诉苦’一样。”“诉苦”是上世纪40～50年代土改时期对农民进行革命动员的一种形式，它鼓励被压迫者公开说出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使他们在公开叙述的过程中获得和体验阶级主体性。妇女协会（后被纳入全国妇女联合会）经常会积极发动农村妇女们针对阶级压迫和父权制诉苦。这里雇主们援引“诉苦”的概念，就是潜在地设定自己相对于保姆的一种受害者立场，认为理应得到同情和倾听。在北京，雇主常常将访谈安排在家里或咖啡馆里，我从未遇到与一群雇主面谈的情况。不过，有的北京雇主告诉我，她们在单位吃午饭时有时会讲各自家保姆的故事，或模仿她们的行为举止来消遣。
我在北京和合肥共访谈了大约35名雇主，大部分是专业人员，从事大学教师、图书管理员、出版商、白领雇员、律师等职业。受访者大部分是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妇女。由于80年代前雇佣家政工人的做法在城市并不普遍，因此大部分访谈对象都是80年代后才开始雇佣保姆的，也就是后毛时代的新雇主。为了在田野调查中获得信任，我的工作原则是对事不对人，所有的访谈都匿名处理（个别特殊情况除外），并且不访谈同一个家庭中的雇主和家政工人。尽管现在看起来许多城市家庭使用家政工，但是在2003～2004年间，北京雇家政工人的家庭也不到10%[4]。
家政工人，无论他们是雇主的农村亲戚、城市下岗职工、年长的邻居，或是更常见的进城农民，大部分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也就是后毛时代的新家政工人。1949年前中国长期合法存在的奴婢制传统和主仆等级制度，以及对佣人劳动的精细分工和命名[5]，被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一扫而空。如果说这种传统至今仍有影响，那也是作为 “旧社会”的一个幽灵而存在。农村进城做保姆的打工妹有时提到“旧社会”，表达她们对劳动条件的抗议，以及对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意义的质疑[6]。改革时代的新雇主和新家政工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彼此不满，本文要分析的正是这个矛盾。除了拥有一般性的雇主和家政工人的矛盾之外，改革时期家政雇佣关系矛盾还有一个特点是挥之不去的社会主义遗产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与雇主们对改革时期市场乌托邦的想象之间的冲突。
雇主们频繁的抱怨促使我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找一个合适的保姆这么难？“合适的”可以指（某物或某人）满足或符合某种要求，以及/或者适合某种规则和程序。当雇主们讨论家政工人时，“合适的”这个词既描述了家政工人符合雇主的需要和条件的状况，又表达了雇主对这种状况作为事物应然秩序的肯定。
为了考察雇主们频繁抱怨的原因，我们需要问一问怎样才算合适，哪些人能成为合适的保姆，以及为什么这种“合适”在后毛时代的中国难以达到。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是偏向雇主的立场和观点。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里对雇主—保姆关系的研究并不是要讨论雇主的个人道德素质，而是探讨后毛时代雇佣关系背后深层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尤其是性别和阶级问题的凸显或屏蔽。本文讨论的是后毛时代体脑、城乡和性别的关系如何交织在家务劳动雇佣的问题上。本文是这样界定阶层和阶级的：劳力和劳心或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社会分工，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分工体现了阶级关系；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阶层，但是在家务劳动雇佣关系中，作为雇主的知识分子及其他白领和作为出卖劳动力的家政工之间具有某些阶级关系的特点。
具体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负担”的讨论为什么凸显了脑力劳动（业务工作）和体力劳动（家务劳动）的矛盾，而遮蔽性别的问题？“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如何为保姆进城搭台？重读80年代的小说《人到中年》可以读出以下问题：家务劳动在话语上怎样变成了一种负担？承受这些负担的人有性别吗？谁是家务劳动理想的、合适的承担者？以社会史的视角看，家务劳动本身既没有天然的，也没有固定的界定；它是一个可以变化的社会实践领域，在改革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脑体、城乡和男女这三组社会差别的重构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家务劳动的定位和认识[7]。
一、80年代“知识分子负担”
与知识分子的性别
后毛时代家政雇佣劳动的兴起是与20世纪80年代早期关于“知识分子负担”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语境中，“知识分子”是由受过教育的人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包括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教师、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国家给予津贴的技术干部等[8]。在文化大革命中，精英取向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被废除，取代它的是通过推荐制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生[9]。1977年才重新恢复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当时改革的语境使人们认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国家人才的培养出现了一个断代。“知识分子负担”这个话语突出地刻画了这样一批中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文革”前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在人才短缺的改革初期，他们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要为后毛时代的现代化做出关键性的贡献。
这些中年知识分子承受的重负包括繁重的日常家务劳动、艰苦的生活条件，国家对科研的支持不足，抚养小孩的责任，照顾父母的义务，等等。“繁重的”几乎成为形容知识分子家务劳动的常用修饰，它使家务显得是一个突出的负担。这个话语警示人们，中年知识分子的负担已经达到危机的水平，这些负担是导致一些杰出的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小说《人到中年》是表现这种重负的最佳例子。1980年，这部小说首次发表在文学杂志《收获》上，谌容在书中刻画了一个女医生陆文婷的困境：她和她的家人住在拥挤的小屋里，被家务所负累，挣扎在脑力（专业的和技术的）劳动与体力劳动（家务）的矛盾中[10]。在这部小说之前，“伤痕文学”曾靠着知识青年对他们“文革”时期在农村付出的体力劳动和其他艰辛的“诉苦”而席卷中国文坛，《人到中年》则是关于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一曲“诉苦”和颂歌。一方面，小说歌颂他们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才华和青春奉献给了他们的工作，奉献给了后毛时代的国家重建；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关于危机的故事：不是知青在“伤痕文学”中表现的信仰危机，而是身体的危机——知识分子身体的危机。
故事开始于陆文婷大夫因劳累而昏倒在手术台上。然后故事情节追述了一幕幕细节：她对工作的高要求，她作为一个眼科大夫一心扑在病人身上，以及她作为一个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的愧疚感。虽然主人公是一位职业女性，负担着特定社会性别分工下女性特有的劳累与内疚心理，但她疲惫和崩溃的形象引发了媒体将知识分子的负担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广泛地进行讨论，还促使了党中央指示各级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要关心中年知识分子[11]。小说出版后不久，同名的电影上映，推动了全国的关注与同情。自此，谌容的名字就与这部小说联系在了一起。
故事片《人到中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1982年上映
当时社会对谌容《人到中年》的认同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谌容塑造的众多小说人物中，陆大夫作为一个被家务所负累、被自己在家庭领域里的失败感所困扰的这么一个疲惫不堪的专业人员，成为了80年代初全国话语中的中心人物？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社会在接受这篇小说时陆大夫的性别却隐去了，从而使她的问题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问题，使她作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作为妇女成为“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中心。1980年代韩起澜（Emily Honig）和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她们编辑的关于中国妇女的著作中写下了她们对这部小说的反响的观察：“人们一致认为，这部小说是中年知识分子承受的过度的、无回报的重负的令人痛心的写照。小说虽然把各种家务琐事描述得面面俱到，然而，妇女所承受的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却从未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12]如果把第二个问题再扩展一下：当性别因素被过滤掉之后，家务劳动变成了纯粹是一个阶层的，而不是某种性别的负担，那么，这种叙述会引发哪些社会后果呢？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让我们比较一下谌容享有盛誉的《人到中年》和她默默无闻的《永远是春天》[13]。这两部小说在出版上仅仅相隔一年，刻画了两种不同的性别、政治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比较之下我们也许可以理解陆大夫何以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突出形象。在《人到中年》中，陆文婷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专业人员，她“无职无权，无名无位，然而，她手中救人的刀就是无声的权威”[14]。“文革”期间，丈夫傅家杰的实验室被查封了，他承担了家务活，而让陆从负担中解脱出来，得以全神贯注忙她的工作。“文革”的结束扭转了这个暂时的、不正常的分工。国家和这个家庭都已恢复“正常”：“粉碎‘四人帮’以后，科研工作要大上，傅家杰被视为骨干，他的科研项目被列为重点，又成了忙人。这样，家务劳动的重担又有很大一部分压到陆文婷肩上。每天中午，不论酷暑和严寒，陆文婷往返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从捅开炉子，到饭菜上桌，这一切必须在五十分钟内完成。这样，园园才能按时上学，家杰才能蹬车赶回研究所，她也才能准时到医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诊室里，迎接第一个病人。”[15]
这里，家庭秩序的重新“正常化”依靠的是后毛时代国家政治秩序的重新“正常化”，并与之相切合。然而“拨乱反正”的努力恰恰反映了家庭和国家的“正常化”不是天然的，而是斗争的产出。而这种变得“正常化”的秩序可能放逐了“家庭”和“国家”其他的历史可能性[16]。为了使丈夫更好地投入工作，陆大夫在自己昏倒的前一天晚上提出了一个倡议：为了傅能有一个更好的不受干扰的工作条件，他应该搬到研究所去住，把家务和孩子全都留给陆一个人。虽然她温柔的、亲爱的、同志般的丈夫一开始并不同意，但她还是说服了他试一试。只是第二天陆突然的晕倒使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昏迷中，陆大夫不断被内疚感和挫败感所困扰，一幕幕自己未能履行家庭责任的场景出现在脑海中：她还没给女儿梳小辫，还没给儿子买白球鞋，还没给丈夫创造更多的研究时间。这样，《人到中年》以同情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性格温和而又意志坚强，兢兢业业而又完全不涉政治的职业女性形象，她把自己奉献给了国家，但她又超越于政治，尤其是“文革”的政治。小说的情节充分凸显了陆文婷大夫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挫败感。
与《人到中年》获得广泛赞誉不同的是，谌容早此一年在同一本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永远是春天》却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这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女革命者韩腊梅的故事。她非常讲政治，生活中也没有家务的负担。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革命女性的故事是由一个自省、自责的男人讲述的，也就是她的前夫李梦雨，一个省委领导，一个习惯于家庭舒适的男人。解放前，腊梅曾是一个地主家的奴婢，一群共产党人救了她，这其中就有李梦雨。后来腊梅在40年代入了党。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李和腊梅相爱并结了婚。1943年的一场战斗将他们分开。传言说腊梅在战斗中跌下悬崖，牺牲了。经过几年无果的搜寻后，李相信她已经牺牲，遂与一名城里的大学毕业生小师结合。20年后李与腊梅意外重逢时震惊了，腊梅早些年寻找过李，然而发现他再婚以后，就不打算打扰他。重逢后，李总有些内疚和后悔。然而，此外李还发现他和腊梅之间有了一个莫可名状的鸿沟，这个鸿沟好像还不是时间的流逝和自己的再婚造成的。在小说中，李对腊梅以及他们两人关系的叙述一直延续到他们重逢的十年后，腊梅去世为止，而讲述的中心则是这两个曾经是爱人的同志之间那个神秘的鸿沟。
疑惑驱使着李迫切想要了解腊梅是如何独立生活的。他的第一次探望却使得两人之间的差异和距离更明显了，也让李心里不安。腊梅在一个职工宿舍区里有一间整洁的小屋，里面只有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令李惊讶的是，腊梅的房间甚至还比不上他家保姆的房间。此外他还觉得腊梅的邻居很吵杂，他对此感觉很不适应，然而腊梅在那儿却住得很习惯。那天晚上，李才开始重新审视到自己家里的家具，他宽敞的书房以及柔软的窗帘——一直以来他都把这些看作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必须的。
这间屋子很大，一边靠墙排着三个大玻璃书橱，一边放着一整套沙发。窗前放着大办公桌和皮转椅。办公桌两旁各有一张皮躺椅。天花板上的吊灯，桌上的台灯，沙发旁的立地式柱灯，使人在这屋里每一个地方看书，都能有很好的光线。通常，批改文件的时候，我坐在写字台前。看书的时候，我靠在躺椅上。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在屋中间发亮的地板上漫步……[17]
腊梅并不急于对两人之间的鸿沟做出什么解释。事实上，当李问及她生活方面的问题时，她都寡言少语，而当讨论政策及执行的问题时，她就变得很健谈和热心了。当李得知他们的女儿在乡下由一对曾经救过腊梅的老夫妇抚养时，他指责腊梅不是一个好母亲。即使这样，腊梅也只是解释说，老夫妇和她的女儿好得分不开，而且在乡下长大也不是坏事。只是到了后来，女儿才给他讲述了腊梅的母爱，并为母亲辩护。
李一直无法理解自己与腊梅的距离，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与腊梅走得越近，他的自我批判就越强烈。腊梅一直坚持着平等和解放的政治信念，与视特权及小资家庭生活为理所应当的许多同级别干部相比，她是一位有机的（葛兰姆西所说的organic）、不随大流的、有独立性的革命者。腊梅成了李的一面镜子，李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堕落，他不仅养成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把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特权视为理所当然。
腊梅的政治主体性通过李对她双手的几次描绘得到暗示。李几次回想起在地主家做丫头的腊梅，那时她才17岁，刚刚解放出来，就志愿给共产党的战士做鞋和洗衣服，一双手弄得又红又肿。多年以后，李在一个水库施工现场见到腊梅，发现她的双手是又粗又硬，完全不像一个女同志的手。她的双手是她参加公共体力劳动的见证。腊梅却从未把她简朴的生活方式当作一种牺牲。她与邻居一起开心地谈笑，在工人社区中组织夜校，与一个年老的果农真诚快乐地聊天，还帮他挑担。李学会了欣赏腊梅作为一个与基层相联的、富有独立性的政治主体发自内心的快乐，并以此为鉴看到自己的堕落和变质。
李的地位使他在家庭生活条件上享有他认为理所应当的特权。而他的妻子师，大学毕业后虽然在机关工作，但是她生活的中心就是在一位老保姆的协助下有条不紊地打理家务。当腊梅的女儿去探望她的父亲时，尽管李夫妇已尽力让她住得自在，但李家的生活环境还是让这个乡下来的“野”姑娘觉得分外的拘束和压抑。正是通过这个乡下姑娘的不习惯和她的观察，李家日常生活的讲究——挑剔的饮食，精致的装修，等等——得到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评。因为社会主义时期妇女的人格和平等地位是通过她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作为标志的，师对她的丈夫叹息到：“我有了这个幸福的家，我把自己关闭在这金丝笼里，这就是我的不幸……真的，我不像韩腊梅。她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女人。”[18]师感受到了腊梅坚强而独立的政治意志，而这正是她不幸缺乏的。与李和师相比，谌容更敬重腊梅，就如同她敬重陆文婷医生一样。
也许腊梅和师之间的差异彰显了社会主义性别政治实践中的一个话语矛盾。作为40年代早期从一个地主家的丫头成长起来的革命者，腊梅保持了坚持她最初的革命信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激进、更多元化的性别政治在50年代由于国家主义的确立而隐退。虽然50年代初期妇女开始广泛地参与集体劳动，尽管腊梅式的政治主体在那时仍受到尊敬，但妇女们还是被重新定位到民主化的家庭关系中去[19]。当李的妻子师回顾自己的处境时，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她在这个民主化的、原子化的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受益于李的地位带来的优越的物质条件，没有典型的传统大家庭那种复杂的亲属关系带来的麻烦。但是师这种小资家庭主体地位恰恰使她不能成为腊梅所体现的那种独立的政治主体，她希望通过她的丈夫和孩子，她所承担的家务能够转变为一种间接的社会贡献。一方面是家务的女性化，另一方面妇女的解放又有赖于她们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在这种矛盾面前，师选择了前者。腊梅没有遇到这样的矛盾。作为一个孩子有他人照看的单亲妈妈，腊梅不必面临家务问题。她与铁姑娘们类似，后者是因为未婚而暂时摆脱了家务负担，从而可以在集体劳动中成为半边天。只是因为处在一个不寻常的环境中，腊梅才避免了因操持家务和社会工作的双重要求而带来的主体性的内在矛盾和衰竭。尽管得到了的敬重，腊梅代表的主体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表现世界里也只能是一个特例，而非典型。
应该指出的是，在《永远是春天》里，谌容也让李梦雨这个男性省级干部批判地反省了自己与家务的关系。不仅没有因为李的性别而免除对他的批评，反而还突出了李对自己参与特权生活的自责。小说中李的自我否定比起他妻子师的歉意更发人深省。李所拥有的富足、私密的家庭生活是日常滋长特权和异化的场所，在“文革”前这个领域一直抵抗着政治的介入。李在反思中看到，这些生活和家庭琐事似乎能够离开他有意识的干预而自我延续。直到很晚他才意识到他自己实际上助长了它的不断延续。虽然妻子师感到有些失落，觉得因为管理家务自己的价值跌落了，但在大多数时候，李和他们的子女仍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家庭生活的好处。
通过陆文婷、腊梅、李梦雨及李妻等人物形象，谌容的两部小说展现了极不相同的性别、政治和家庭关系。腊梅最后累倒在工地上，不久后去世。如果说腊梅的倒下虽让人痛心，却并不是悲剧，在后毛时代现代化的背景下，陆大夫的倒下则被演绎为不仅是一场悲剧，更是一场危机。她的倒下是由双重负担引起的危机爆发：这其中既有身体的危机，也有主体性的危机。甚至当她还在昏迷的时候，她的精神仍在为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和好妻子而受折磨。
《人到中年》通过陆大夫承担的双重负担似乎显示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与社会主义女性人格有赖于参与集体劳动/公共事务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永远是春天》里通过两位女性的不同选择来表现，即以家庭事务为主的师和全身心投入社会活动的腊梅。如果说师和腊梅是各自作为这个话语矛盾的一方面出现的话，陆大夫则身兼双重要求，因此分裂以至最终崩溃。她的悲剧本来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反映社会主义性别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话语矛盾，然而《人到中年》在当时引发的是另一种社会效应。
诚然，社会主义性别政治发挥了妇女的才干，使其能够在集体劳动和公共事务中撑起半边天，这种性别政治强有力地重新定义了“内/外”的性别含义，并打破了传统对妇德的空间界定，所谓女人在家“内”是正当的，而在 “外”则是羞耻的[20]。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妇女能够外出劳动而不被局限在“内”的空间，不为社会舆论所羞辱，同时妇女们有真正的机会去赢得荣誉、劳动报酬，这些都是当时的妇女们带着极大的热情所拥护的“社会主义的性别优越性”[21]。不过，“工作”和“劳动”的涵义仍被狭义地界定为能直接创造剩余和提供积累的生产性活动[22]。在这个令人遗憾的狭隘的生产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下，家庭“内部”的活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的负担，这个负担与妇女“天然地”连接在一起，妇女解放被当时的主流认为仍有待生产逐步的工业化和社会化。
“大跃进”时期，为了使妇女能更多地参与公共劳动，各地（包括一些农村地区）都曾试图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尽管其动机来自于生产主义的热情，而不是性别平等，但这种实践的确使得生育等再生产劳动转化为公社工作的一部分，从而可以正当地要求公众关注和资源，而且其劳动的社会性通过记工分得到体现。当时生产主义的热情也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安排是和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相适应的[23]。在一些地区，这种生育劳动的社会化甚至在“大跃进”后也得以延续。比如我过世的奶奶曾在集体经济时期（江苏农村）被安排负责照看村里的孩子，生产队给她记工分。但是，这样的实验在“大跃进”后大部分终止了。再生产劳动重新被移回到家庭领域，失去了社会性的体现以及社会的支持。
在毛时代大多数时期家务劳动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这个排斥可以追溯到现代的经济概念。经济学中缺乏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表达，这个缺失与什么是“经济活动”和什么是“非经济活动”的划分密切相关。Tomlins把这个划分追溯到古希腊词语oikos（家庭）概念中包含的男/女、内/外等结构，他援引Boydston观点指出：“经济逐步与男性在家庭性别劳动分工中所承担的工作挂钩。在家庭经济体之外所挣得的工资……变成了劳动的符号。这最终导致了经济不承认家庭内的劳动……”[24]在关于家庭劳动是否是生产性劳动的辩论中，Christine Delphy认为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她认为如何区分“家务劳动”和其他劳动，为何“家务劳动”通常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关键不在“家务劳动”作为具体的或总体的劳动本身有什么特征，而在于它从属于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 ，即父权制的生产关系，因为同样的劳动在家庭之外进行时就突然有了价值表现形式[25]。也就是说，家庭劳动从价值体系中被排斥出去，不是由于其劳动的特殊内容，而是因为它处于父权制的生产关系下，从而被置于资本主义的市场流通之外[26]。
在中国社会，在家里或者亲属之间进行的家务劳动都不被算作生产性社会劳动。劳动者在她家庭和家族之外从事的家务劳动是有报酬的，也确实有价值表现形式，但即便在毛时代也未成为社会化的公共劳动。毛时代生产主义的劳动观限制了服务性劳动的社会化和增长，使人们认为服务性劳动为非生产性的。这样，即使从事社会化的公共劳动的服务行业工人，如酒店、旅馆和商店的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相比，仍然缺乏同等的社会承认和荣誉感。
陆文婷的悲剧本来可以提供一个急需的反思机会，以便人们重新思考这种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性别界定和分工；也本来可以让人们另辟蹊径，在一个联接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整体性价值系统中去评价家务劳动[27]。在毛时代，城市家庭趋于核心化和民主化，而且当时绝大多数妇女都有全职工作，能给家庭经济带来收入，从而不被丈夫们当作“家庭妇女”。不可否认，男人们也分担了相当多的家务劳动，然而，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的性别逻辑基本未被触动，仍然是家庭冲突的重要来源。男人们常常是在妻子的抱怨下才被迫做更多的家务的，“不要以为就你整天上班。我也要上班，每天也是8小时。我也很累！”[28]80年代前期到中期的调查显示，在吉林省的城市里，男人平均每天花4.25小时，而女人花5.43小时在家务劳动上[29]；而在北京则是男人2.25小时，女人3.75小时；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则是男人3.9小时，女人5.2小时[30]。
2001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关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第二次全国调查报告称，妇女承担了85%的日常家务劳动，妻子平均每天花4.01小时在家务上，比丈夫多2.7小时[31]。尽管2001年的调查和80年代的调查在规模和参数上并不完全一致，数据仍然可显示出，20年过去后，妇女承担了更多份额的家务劳动。人们普遍承认，中国男人“帮助”妻子做家务，但也普遍认为家务劳动是妇女的天职[32]。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质疑劳动的性别分工，同时批评狭隘的生产主义的劳动观，以便承认社会的再生产劳动是社会劳动不应分割的部分。
80年代早期，在一些城市的街道社区已经进行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有限的尝试：动员社区资源，建立以街道为基础的服务站，为社区内家庭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送牛奶、照看老人和小孩、修理家具，等等[33]。然而，这些由妇联推动的、以社区为单位对部分再生产劳动社会化的尝试并没能挑战家务劳动是妇女天职的观念；当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商品化服务取代社区经济时，这些新生的社会化努力便很快地式微。
陆文婷的故事本可以为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性别政治问题，然而在80年代的话语背景下，这个问题成不了问题。相反，在这篇小说当时产生的社会效应里，陆文婷的性别意义消失了：陆大夫成了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与性别无关。这使笔者开始审视改革的时代语境，正是这个语境塑造了小说的社会效应以及人们对小说的解读。社会和政治的形势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以及一个问题如何成为“社会”问题。当时的情景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体现：在一次访谈中，当谌容被问及是否像小说里的陆大夫一样觉得自己是不称职的母亲和妻子时，她回答说：“是的，和陆大夫一样。我觉得我们必须有牺牲才能完成工作。”[34]访谈者紧接着评论道：“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萦绕在她心中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35]这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和小说的主人公作为女性，面临着类似的特定困境。性别的问题就这样眼睁睁地被顺理成章地绕过了。
那么这在当时是怎样地“顺理成章”的呢？在80年代改革的背景下，陆大夫之所以在当时轰动的社会效应中失去她的性别意义，而且她的故事也不能提出性别和家务劳动的关系，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性别话语已经通过“拨乱反正”走向性别本质主义，使得妇女和家务之间的联系更加成为应然。随着改革时代对毛时代“拨乱反正”的深入，毛时代的性别政治在“正常”化的语境下，越来越被等同于不正常和“性别失序”。由妇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妇女”便开始明显地失去了其思想基础，毛时代的妇女形象被认为失去了性别本性，成了被扭曲了的女人，所谓的“不像女人”[36]。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背景下，后毛时代的性别政治开始拒斥“社会主义妇女”，并通过杂志封面、娱乐节目和广告渲染女性化和家庭化来塑造一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观。
1981年，北京某发廊，具有流行意识的女性
顺应着永久的潮流（刘香成摄）
在如此巨大的认识变化下，“社会主义妇女”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当时一些杂志（特别是1983年至1984年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展开了辩论，话题是女性是否应该回家，或者至少将妇女的全职工作减为兼职。后来一项覆盖2000名读者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男性喜欢自己的妻子“回家”，而且希望妻子原来的工资加给他们[37]。紧跟妇女重新性别化和家庭化的潮流，商业广告开始将妇女描绘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各种媒体也充斥着关于妇女如何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的忠告[38]。
甚至有人认为毛时代的“性别失序”搞乱了自然的性别关系和家庭秩序，因而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据说，社会主义的性别话语导致了女人的去性别化，即所谓的 “阴盛阳衰”。有人认为，由于男女都既上班又做家务，这种安排使男女都疲惫不堪，从而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39]。还有些人提出，日本能如此迅速地现代化，是因为它有一个自然的、合理的性别分工：女人呆在家里，男人出去上班。在80年代中期推翻社会主义性别话语的进程中，在媒体和影视界出现了一场对“中国阳刚”的呼唤，呼唤所谓被国家阉割了的男性阳刚之气[40]。与此呼应的是，一些妇女也因为疲于双重负担而被“妇女回家”的讨论所吸引。这样，先前体现着民族解放和进步的毛主义的妇女们，现在则被看作中国落后的象征和缘由。
作为一个温和、不关心政治的职业女性，陆文婷避免了毛主义妇女那种遭受嘲笑的命运。但是，在性别“拨乱反正”走向保守的趋势下，她不能代表“女性”从政治上和哲学上质疑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家务劳动的社会性质问题。受到社会和政府关注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陆大夫，而不是作为女性的陆大夫，尽管农村妇女，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比城市妇女和农村男人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41]。因此陆文婷的家务劳动问题成了一个阶层负担的叙述，而不是性别问题的叙述。她成了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而不是女性的代言人。
这样，这部小说就催生了“知识分子负担”这一话语。陆大夫的性别被隐去了，她“没有地位，没有权力”，也远离政治，但是她为国奉献，通过个人的专业技术获得威信，这样一个形象成为呼吁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的代言人。这个阶层拥有人才优势和专业知识，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方案中，他们在技术官僚化的社会中地位显著[42]。后毛时代的话语体系在调整性别关系的同时，也放弃了基本的阶级路线并推翻了“文化大革命”时的“群众路线”政策。“群众路线”在意识形态上认为历史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存在于普通人（特别包括体力劳动者）的集体力量之中。在改革进程中，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价值差别被精心地重建，创造性和推动力从“群众”转移到了知识分子群体。脑力和体力劳动开始分别同知识分子的大脑和城乡工人的身体联系起来，毛时代之后国家现代化的努力需要“一个阶级的脑力和另一个阶级的体力”[43]。新话语体系对知识分子—工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思想—身体设定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只有了解了这个新的话语体系，我们才能深刻理解陆大夫身上体现出来的悲剧和危机：脑体矛盾导致了她的分裂，她的专业技能可能被繁重的家务所重压，甚至摧毁。她的悲剧是一个阶层的悲剧。如果说后毛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取决于人才，那么陆大夫的倒下在某种寓意上就为国家现代化的未来敲响了警钟。它传达的消息是，知识分子需要从体力性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思想解放的自由化浪潮似乎只是意识形态和思想的解放，但在“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下，它也不言而喻地是要把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和解放出来。
当家务劳动被叙述为知识分子的负担后，它会导致怎样的社会解决之道？这部小说发表后不久，不仅是各级政府行动起来，对知识分子额外关注，农村妇女也大量进城，提供80年代初城市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群体急需的家务劳动。 “知识分子负担”问题的产生，使得北京市人大和政协在80年代呼吁政府重视组织和管理进城的家庭佣工。农家女进城当家政工承担家庭体力劳动成了把知识分子从脑—体的分裂中解救出来的方法。
为了避免误解，应该指出，笔者并不是说《人到中年》这部小说导致了“知识分子负担”话语的产生；也不是说这部小说带来的社会后果完全是自己的用意，因为其实不能超出具体的历史来缔造意义，左右社会效应。《人到中年》的例子与其说显示了的用意，不如说显示了在后毛时代话语体系中，那些发挥作用的特定逻辑和力量如何推动了社会对小说的阅读和感受，并使得社会领域的一个“问题”得以产生/呈现。在陆大夫被推到话语聚光灯下时，几乎是同时期的《永远是春天》所描写的毛式革命女性的形象却被完全遗忘了。改革带来的意识形态巨变使腊梅成了历史上已经翻过去的一页。如果说腊梅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她象征的是要被否定的毛时代的过去。至于陆大夫，她的负担被理解为“知识分子负担”，而这一群体摆脱这些负担的要求，则预示着另一个阶级作为商品化的家务替身的出现，即农家女以家政工身份进城打工时代的到来。
二、理想的保姆
——理解雇主对于理想保姆的企盼
1984年春，北京某报纸在最不扎眼的报屁股上登出市三八服务公司决定在全国招聘保姆的短讯。这一举动犹如在比基尼岛上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立即在市民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44]
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北京数万的保姆数量仍然不能满足城市家庭所表现出的对于家政工人的热旺需求。为了迅速扩大家政劳动力市场并对其加以规范，政府的有形之手配合市场做了很多工作。1999年笔者采访了一个家政工人招聘公司的经理，他在描述80年代中期市场对于家务劳工的强烈需求时用了一个成语“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就是说当时公司根本不愁给家务工人们找到雇主。到90年代末已经有了广泛的市场网络，这些网络给城市家庭提供着年轻的农村女性劳力。
火车上的中国人：1994年，哈尔滨站（王福春摄）
尽管如此，一直以来都有人在抱怨说找一个“好”保姆或者“合适的”保姆比找一个老婆还难。如果要理解这种抱怨，我们要了解城市家庭想象中的“好”保姆是什么样的，以此来分析中国后毛时代家政雇佣者们追求什么样的雇佣关系和社会关系。这里笔者把社会关系（sociality）理解为劳动、权力以及感情之间的关系。小说也许最能表现城市雇佣家庭眼里什么样的保姆是“好”和“合适的”。但是在分析这种虚构的理想保姆——霍达的短篇小说《保姆》中的人物小凌——之前，笔者先要介绍一个打工妹菊菊的一些打工经历。在笔者叙述小凌的故事时我们在脑中记住菊菊的经历是有益的，因为菊菊是那些千千万万普通的进城做保姆的打工妹中的一员，她们与小凌这个理想的保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菊菊在她16岁时就和她小姨来北京打工。当我于1999年在北京遇到她时，她已经在北京给3个家庭共做了8年保姆。
这（第一）家对我不差，但也不是太好。我第一次去那家时不太会做家务，看起来傻乎乎的，因此他们对我也不是特别的好。比如，他们从来不让我和他们一起看电视……但是他们让我和他们一桌吃饭。你知道吧，一些人家甚至不允许保姆同桌吃饭；他们嫌你脏。这家允许我跟他们一桌吃饭。但是有很多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跟我自己家不一样。因为想家，我伤心地哭过好几次。两个月之后我小姨就离开北京去了深圳，留下我一个人在北京。到了晚上，这家人就聚在一起有说有笑，而我就孤零零的，没人注意到我。这跟在（自己）家里不一样。这里没人会在乎你。
本来他们雇我是照看小孩的，但是他们也让我（手）洗家里5个大人的衣服（包括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和1个叔叔，这个叔叔那时在上大学，没有结婚）。你看，每天早上我给婴儿热牛奶，然后给他喂奶，再就是洗尿布。8点多左右孩子奶奶就会去居委会。我就要洗更多的尿布，擦地板，打扫屋子。等婴儿醒了，我就要抱着他。11点钟左右奶奶回来把孩子抱过去，我就继续做家务。午饭后奶奶会让孩子睡觉，然后她又出去。我就洗所有的碗筷，然后就为一家人洗衣服。另外我还要为晚饭洗好菜和肉。总之，我每天都在不停地干活……
那个小孩只有一岁多点。我在家也有弟弟和妹妹，但是在农村要照看一个小孩没这么复杂。在这里，孩子在什么地方碰到了，他奶奶和妈妈马上就会说：“你怎么没看好孩子？”那个小孩当时刚开始学走路。也真是很奇怪：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他就好好的；一旦你不注意他开始做其他事的时候，他就会在什么地方磕到自己。这个小孩有时候会睡十来二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等他醒了你就得跑到他跟前。有时候我手头有事不得不让他睡醒后先自己坐会儿，这时他又会在什么地方磕到自己。如果是现在，我就会说：“你让我干这又干那，但是我只有两只手，肯定有我做不好的事。”但是那时候我干这干那，想让他们对我有个好印象，这样他们能对我好点。但结果我还是做得不好，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说我没有照顾好孩子，说我洗的衣服不干净。
她在这家连续干了4个月，中间没有一天休息，然后有一天早上雇主让她打包走人，她被领到家政工人招聘中介那里。“他们没有预先通知我，但是就是通知我了，也没什么用，因为我不认得周围的路，也不认得什么人，如果他们不送我回来我也找不到什么工作。”菊菊和很多其他进城打工的家政工是虚构理想保姆小凌的反面人物。
小凌是作家霍达的短篇小说《保姆》中描写的一个理想保姆形象，她23岁，北京人[45]。这篇小说创作之前，基于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改编拍摄而成的电影在全国城市已经是家喻户晓。在霍达的小说中，小凌在一个退休的李护士长家里做保姆，李女士的丈夫是一位老教授，姓沈。李女士看了电影《人到中年》后决定帮助她那知识分子女儿照看她外孙，这样她女儿就不至于成为另一个陆文婷。李女士很同情《人到中年》里面的陆医生，“要是陆文婷有个妈，能累成那样？”[46]李女士接过照顾外孙的任务后，沈教授经常不得不情愿地帮忙照看孩子，为了不让沈教授为孩子的事操心分神，李女士决定找一个保姆。找保姆的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这不是因为她找不到，而是因为她从“这潜藏着危险的外地来客中谨慎地物色尽可能合适的人选”时不得不必须非常谨慎[47]。在李女士看来，很多在她家工作过的农村保姆看起来就是一堆“死肉疙瘩”，她们不但不愿意听她的话，而且很笨，即使当面教她们也学不会。而小凌则看起来是“既有力气又有机灵劲儿，能够‘苦干加巧干’的人”[48]。而且，与之前的保姆们不同的是，小凌并没有被李女士繁多而高标准的要求所吓倒——李女士的要求可以从她经常提醒的一句话中看出：“培养人才要从婴儿时期做起。吃的、用的，可不能糊弄！”[49]每天小凌要从市场上购买杂货，做早饭，给孩子洗澡，一个人为一家人准备好卫生可口的午饭。她的工作还包括手洗婴儿的尿布和衣服，清洗奶瓶并消毒，打扫卫生，还有洗大人的衣服等等。不过小凌可以在半天内就干完所有这些事情，而且离开之前，她还能把晚饭做好。她做这些不需要任何的帮助或者提示。除此之外，她还会做好几种春卷和饺子。北京保姆小凌就是这样完美无缺，在李女士经常而严格的检查中她从来没有让李女士失望过。例如，下面就是李女士的突击检查的例子：
小凌在做饭。李若君会突然问她一声，“昨天洗的伯伯（沈教授）的上衣呢？你忘了收进来，丢了吧？”
“噢，”小凌端着炒勺，不用回头，轻声回答说，“大衣柜里，左边第三个抽屉里。”
果然不错，叠的整整齐齐，和教授出门穿的那几件衣服摞在一起。
这种审查、抽查、突然提问，不是所有保姆都能应付得了的。做不到就只好请你走。李若君倒不是故意与她们为难，而是不愿意降低标准，以歪就歪。[50]
也只是在小凌通过了李女士所有的审查和抽查之后，主人“那种‘监督劳动’的味道渐渐冲淡了”，也只有这时李女士和小凌之间的关系才可以说是“和睦相处”了[51]。两个月后，小凌就打破了李女士之前雇佣保姆的最长时间记录。而小凌到来之后，沈教授在写书稿时也变得非常有效率。现在他可以起床后悠闲地给他的花园浇水，在早上没人打扰地连续工作几个小时，然后吃一顿美美的午餐，中午在沙发上打个盹，下午继续他的工作。在白天忙完这些事之后，他就可以放松下来与外孙一起玩了。“一天一天，他感到很充实，很满足，生活恢复了原有的节奏。”沈教授对小凌有感激之情：小凌每天工作半天，一个月从教授那里得到的工资是10块。这10块钱沈教授和他夫人在一个百货商场五分钟就可以花掉，可是小凌为这10块钱给他们干了多少活啊！他感叹道，他“洋洋数十万言的著作，是靠她的无数细碎的劳动铺平了道路才可能写出来的，正象一条又宽又平的大马路修成之前，先铺上一粒一粒平淡无奇的石子！”[52]这种感觉让教授心里感到内疚，因为他们只不过把她当成可以用钱买到其劳动的保姆，而他们其实应该拿她当自己的孩子看待。这种家长式的温情与中国现代早期著名的作家梁实秋的表述很相似，他通过古诗人陶渊明的话教导人们管理一个仆人应该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53]。
在80年代早期，要一个年轻的北京姑娘愿意去做保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认为在作家看来，小凌代表了雇主们心中理想的保姆形象。作为“称职保姆”，这个人物映射出农村进城保姆们的种种缺点，而这些农村保姆，李女士解雇了一个又一个。小凌高效的、任劳任怨的工作，以及她对李女士表现出的生硬态度和阶级傲慢的容忍，制造了一个和谐、令雇主们称心的社会关系，体现在沈教授过的那种悠闲而高产的生活，以及保姆和李女士之间融洽的关系里。
这个故事苦心孤诣地塑造了小凌这样一个完美保姆和理想的社会关系，这种完美和理想是由小凌的劳动带来的，她实现了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高标准同时又只拿着微薄的工资。这不得不发人深思：尽管小凌这个人物没有现实的可能性，她这种不同寻常的完美为什么成了一个社会想象？这个社会想像的合理性在哪里？在小说中读者无法进入小凌的内心世界。在整个故事里，小凌是被叙述的，被揣测的，小说从来没有让她说出自己的心理话。这样最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当时的社会语境里如何让小凌这个角色能说得通，这也是小说制造的悬念。
是什么使得小凌成为一个雇主理想中的保姆呢？在故事写就的社会语境中，即使是老于世故的李女士也有一段时间难以理解，为什么作为一个城市人小凌愿意去做一个保姆，这在80年代初既是无法想象的，也让人觉得有些神秘。与今天不同的是，在那个时候人们确实几乎没有听说有城市女性做保姆的。这样我们在解释小凌这一现象时就面临着一个后毛时代转型期的难题。李女士是真的困惑了。作为一个理想的保姆，小凌和来自农村的家政工人不同，因为她看起来能完全理解她的雇主的各种要求，而且从不缺少动力去尽善尽美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她到底是什么人？李女士尝试过想像小凌就是挣工钱，这个市场逻辑将小凌和其他农村打工妇女置于相同的廉价劳动力的位置，但是李女士还是觉得单凭这一点不足以解释小凌为什么这么好。李女士感到有些茫然，她想到了一些过时的政治话语——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服务”。她试着把小凌想象为一个“雷锋”，一个毛泽东时代大公无私的英雄。小凌羞涩地，然而坚决地答复道，她不是雷锋，她干活是为了赚钱。李女士对小凌的工作越满意，对小凌的身份就越感到困惑。
既然新的市场逻辑本身和旧的“为人民服务”的逻辑都不足以解释小凌，那么怎样才能使得小凌这个形象有社会合理性呢？这个故事后来暗示，小凌之所以做家政工人是因为这样她有时间来安排照顾她那卧床不起的妈妈。霍达让沈教授这样评价她：“这孩子真好！”在80年代早期，素质的概念正日益成为评价人口的一个指标，但那时素质还没有与个人价值挂钩，这个关键词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和灵活。如果霍达在十来年后写这部小说的话，她也许就会用“素质”这个词来描述小凌和其他保姆的差别了。十来年后，“素质”一词在劳动力市场上非常流行，劳动积极性和技能的高低被认为是素质高低的表现。然而，在80年代早期，霍达把小凌和其他保姆的区别解释成为是她在市场经济时代保留了传统美德。
然而关于小凌的困惑还没有结束，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故事留下了它那个时代的印记。小说原本会成为对一个完美保姆的赞美诗，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故事的高潮中，小凌由于精疲力竭在沈教授家附近晕倒了。像陆医生一样，小凌也进了医院。但与《人到中年》反映女主角的昏迷中的潜意识不同的是，小凌几乎总是通过她雇主的意识来叙述的。在小凌被送到医院之后，深感内疚的沈教授在小凌的包中除了找到她给自己买的早餐之外，还偶然发现里面有一本她关于一首著名唐诗的书稿。小凌的书稿与沈教授研究的是同一个题目，而且里面提出了与沈教授完全相反的观点。沈教授被这种反差震惊了！
“吃惊”和“震惊”都不足以表达沈教授这时的心情。他怀疑自己眼前的东西。完全不可思议！这这么可能？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姑娘，一个保姆，怎么会与这么厚的一部手稿联系起来!教授困惑了。在他眼前浮现出一个篮子，一把锅铲，奶瓶，尿布，搓衣板，洗衣服时的肥皂泡，一个熬药的陶罐……她怎么会有时间？她为两家人干活，还得在床前伺候母亲。除非她是一个机器，根本不需要休息？[54]
小说插图的黑白对照戏剧化地表现了老教授此刻脑中出现的对小凌身份的震惊、矛盾和困惑。小说这时描写的是沈教授专注地阅读着小凌的书稿，同时小凌既作为一个保姆在搓衣板上洗衣服，又作为女儿在床边伺候母亲，没日没夜地工作的形象不断从老教授脑中闪过。比小凌的累倒更令沈教授以及读者吃惊的是小凌的书稿，它出现在老教授脑中的画面中。只有这部书稿才能揭示小凌累倒的重要性，才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小说到这里暗示，小凌也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双重压力而崩溃：她在白天要进行大量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进行脑力劳动。因此小凌的谜底最后揭开了，从而产生了小凌累倒的真正意义。她作为一个保姆累倒只令人怜悯，而她作为知识分子累倒才是一个更令人惊乍的问题！沈教授听到小凌脱离危险那刹那的情绪反应权威性地认证了小凌是一个潜在的知识分子。“好。”教授轻轻地放下电话，好像怕她吵醒小凌似的，“写完书后的觉肯定是很香的。别吵醒她！”
对最后这个戏剧性场面的描写突出了沈教授在故事中强烈的在场。我们可以认为最后的这段描写增强了如下几点。首先，尽管在这个家庭中主要是李女士与小凌打交道，而且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小说的主要情节，而沈教授则是由小凌和李女士的劳动供养着的主要的学术中心。其次，只有沈教授一个人作为他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才可以认证小凌其实是一个潜在的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突出教授的权威，插图画家甚至在教授的脑袋旁边放了一个原子弹的符号——这在80年代的中国是科学和现代化的通用象征——虽然这个科学符号配上这位文学教授有些奇怪。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戏剧性场景中教授的强烈在场消减了他与小凌的性别和阶级差别，并改变了她病倒这一事情的意义。小凌和沈教授之间的差别是性别和阶级差别的叠加。但是经过一番曲折的悬念之后，借助于这个戏剧性的场景，小说意图把读者带向一个新的解读，即尽管有着性别和阶级差别，但是就沈教授而言，现在他们俩都是知识分子，他不再把她看作是一个赚取微薄工资的年轻保姆加以同情，现在他把她看作是一个知识分子来尊重和关心。小凌到底是什么人？保姆还是知识分子？让沈教授作出权威的判断，这就把小凌累倒这件事变成了知识分子之间的问题，而一笔勾销了他们之间的性别和阶级差别。但是小凌会怎么想呢？并没有费心去展示小凌的意识活动。沈教授的意识是小说最后的决定性视角，将故事和问题一起带向终结。
小凌累倒的意义是，沈教授对她潜在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定使得这个故事成为另一个版本的《人到中年》。李女士雇佣小凌以防她自己的女儿变成另一个陆文婷大夫，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小凌她自己变成了一个隐蔽的陆大夫。这篇小说的标题《保姆》反映了小凌身上所体现的两种身份之间的不协调：她既是一个完美的保姆，又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这样，小凌就是一个矛盾：一个理想的保姆，然而最终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姆。
是什么使得小凌成为一个理想的保姆呢？故事把小凌与普通农村保姆之间的区别置于新的视野之下。在这个戏剧化场景之前，小凌的独特性被解释为市场逻辑与传统美德的结合，当时她的雇主接受了这样的推理，即一个孝顺的女儿会成为一个好的家政工人。然而，似乎自己也觉得这种解释有点牵强，小凌不应该除了保姆外什么也不是，她的“好”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因此我们最终得知的故事是小凌之所以是一个完美的保姆，满足了李女士和沈教授对一个保姆的所有期待，不仅仅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美德，任劳任怨地用她自己的劳动换取一份工资，而且因为她也是知识分子，其实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因此这样煞费苦心塑造出来的保姆太完美了，她反而倒不能只是一个保姆[55]。如何合理化小凌这个完美保姆呢？小说似乎暗示，因为小凌其实是一个小知识分子，所以她能够认同并不遗余力地贯彻她雇主的劳动标准，甚至使得李女士感叹她自己也不可能做得比小凌更好。小凌身份的这种设计最终暴露了一个矛盾：这个非常合适的保姆最终对她自己和对社会都不是合适的——小凌不应当是个保姆。根据小说的结尾，读者可以猜到小凌康复后，她将得到应有的对待，很可能将不再需要做保姆了。
作为试图解决“知识分子负担”问题的小说，《保姆》在其结束时再现了一个负担过重的知识分子累倒的场面。它突出了而不是解决了劳力和劳心的矛盾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这篇小说成了它所处时代的产物。如果说小凌是一个理想的保姆，但又不合该做保姆，那么小说反映的是这样的一种叙事，即很多来自农村的打工妇女是“合该”做保姆的，但却不是理想的保姆。《保姆》最后还是没有解决谁来做保姆的问题。十年二十年后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谁合该做保姆？谁可能是好保姆？怎样能使雇来的保姆自我发动、用心干活并能创造一种令雇主满意的雇佣关系呢？当我们的社会分裂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当改革开放的现代化的装配要用一个阶级的大脑和另一个阶级的身体时，大脑如何推动身体呢？
参考文献、注释
[1]吴培民（导演）：《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上海电影制片厂，1999年。
[2]这种抱怨的另一个版本是“找一个好保姆比找一个好媳妇还难”。
[3]毕淑敏：《紫花布幔》，载《毕淑敏文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页。
[4]要得到家庭佣工的正式统计数据是很难的，因为许多人来去自由，并不办理暂住登记。Wang Shanping估计北京市1982年至1988年间的家庭佣工为5～6万人，见Wang Shanping，“From Country to the Capital：A Study of Wuwei-Beijing Female Migrant Group in China”，Master’s thesis，Oxford Polytechnic，1992。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0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北京市构成主城区的8个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丰台、石景山和海淀）的家庭总数为180万。假设1个保姆只服务过1个家庭，那么在80年代城区约有2.7％至3.3％的家庭雇了保姆。实际的家政服务雇佣比例应该要高得多，因为一些保姆在多个家庭服务过。张先明先生是北京最大的家政服务公司的创始经理人，在1999年与他的访谈中，他估计北京家政工人数量大约为10万人，而2004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5万（林红梅、刘羊旸：《家政服务业：谁来开发500万人的就业岗位？》，http:// www.southcn.com/，2004年12月10日访问）。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3出版的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市城区总户数为260万。同样假定每个家庭1个保姆，那么雇保姆的家庭比例是5.7％，但同样地，实际的比例会高很多。在2003年12月13日新华社文稿“Beijing in Need of Housemaids”中，北京市家政协会副会长李大经估计2003年北京8个城区约有20万户家庭（即约7.6％）雇了保姆，这是我在文中提供的数字“不到10％”的统计基础。另外据报道，2003年上海有超过10％的家庭聘请保姆，见“More Shanghai Families are Employing Maid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eptember 18，2003，A6。
[5]禇赣生：《奴婢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6]Yan Hairong，“Rurality and Labor Process Autonomy：The Question of Subsumption in the Waged Labor of Domestic Service”，Cultural Dynamics，2006，Vol. 18，No. 1，pp. 5-31.
[7]此处分析中提到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毛泽东时代国家明确承认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和工农差别。
[8]知识分子这个新词出现于上个世纪20年代，它用来指当时新出现的掌握从西方引进的普遍真理来为中国服务的那批人，这一称号与现在被认为落后的“传统”（后来也包括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相对立。详见TaniBarlow（白露），“Zhishifenzi［Chinese Intellectuals］and Power”，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6，1991，pp. 209-232。
[9]Joel Andreas，“‘Mass Recommendation’ of ‘Worker-Peasant Soldier’ Student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April 3，2005，Chicago.
[10]Shen Rong，“At Middle-age”，Chinese Literature，Vol.10，1980，pp. 3-63.
[11]Gladys Yang，“A New Woman Writer Shen Rong and Her Story ‘At Middle Age’”，Chinese Literature，Vol. 10，1980，p. 70.
[12]Emily Honig & Gail 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 258.
[13]谌容：《永远是春天》，载《谌容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4]Shen Rong，“At Middle-age”，p. 40.
[15]Ibid，p. 23.
[16]唐斯勒（Jacques Donzelot）在其The Policing of Families一书中将家庭生活看作是社会过程的一个“运动体”。见Jacques Donzelot，The Policing of Familie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
[17]谌容：《永远是春天》，第42页。
[18]同上，第20页。
[19]Tani E. Barlow，“Theorizing Women：Funu，Guojia，Jiating Chinese Women，Chinese State，Chinese Family”，Genders，Vol. 10，1991，pp. 132-160.
[20]Lisa Rofel，Other Modernities：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 66.
[21]Gail Hershatter（贺萧），“Local Meanings of Gender and Work in Rural Shaanxi in the 1950s”，in Barbara Entwisle & Gail E. Henderson（eds.），Re-drawing Boundaries：Work，Households，and Gender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 79-96。贺萧对50年代女性劳动模范的研究表明：“国家并没有怎么创建一个新的性别分工，因为对分工的定价、宣传和付酬在陕西省农村中许多贫困家庭已经存在了。”（第81页）她也指出虽然这些妇女满怀热情地拥抱国家对她们的劳动力和创造性的认同、接受和酬劳，她们中的许多人也自觉遵从社会对妇女的惯常期望（第88页）。
[22]参见Lisa Rofel，“Hegemony and Productivity：Workers in Post-Mao China”，in Arif Dirlik & Maurice Meisner（eds.），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Issues of Socialism in a Third World Socialist Society，Armonk，N.Y.：M. E. Sharpe，1989，pp. 235-252；Tamara Jacka，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3]Delia Davin，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
[24]Christopher Tomlins，“Subordination，Authority，Law：Subjects in Labor History”，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Vol. 47，1995，p. 47. 有关经济的性别问题，他引用的是Jeane Boydston，Home and Work：Housework，Wages and the Ideology of Labor in the Early Republ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5]Christine Delphy，“The Main Enemy”，in Close to Home，translated by Diana Leonard，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4，p. 90.
[26]戴尔菲（Delphy）对家务劳动的分析表明，具有宗法关系的家庭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存在（同注[25]，第71～73页）。她将这种家庭生产关系界定为由户主支配和占有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
[27]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在关于家务劳动的辩论中主要关注主妇们的无偿家务劳动是否以及如何创造剩余价值，并将这些劳动以价值形式与工业生产联系起来，见Wally Seccombe，“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Vol. 83，1974，pp. 3-24；Wally Seccombe，“Domestic Labour—Reply to Critics”，New Left Review，Vol. 94，1975，pp. 85-96；Margaret Coulson，Branka Magas，and Hilary Wainwright，“‘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r under Capitalism’—a Critique”，New Left Review，Vol. 89，1975，pp. 59-71。先前的妇女运动浪潮并没有解决很多社会领域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其中也包括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问题。见Arlie Hochschild & Anne Machung，The Second Shift：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New York，N.Y.：Viking，1989。家务劳动的机械化并没能减少对有偿家政服务的需求。事实上，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雇佣家政工人成了一个重要的全球现象，在北美和欧洲从事家政服务的跨国移民妇女人数在不断增加。例如，Anderson指出“越来越多的欧洲家庭依赖移民劳工从事不能外包的基本生活和再生产的劳动”，见Bridget Anderson，“Servants and Slaves：Europe’s Domestic Workers”，Race & Class，Vol. 39，No. 1，1997，p. 37。近来，关于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移民从事保姆、女仆和性工的文献，引发了人们对服务性劳动的跨国流动、对国际家政市场上南北方女性的关系——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女性在国际家政市场的遭遇中分别扮演着雇主/女主人和佣工/女仆的身份——的新一轮讨论。Ehrenreich和Hochschild认为，在女性传统劳动的全球转移中，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分别扮演了传统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而“这种曾经只是限于地区内、为女权主义者所批评的劳动分工，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已经全球化了”，见Barbara Ehrenreich & Arlie R. Hochschild（eds.），Global Woman：Nannies，Maids，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2，p. 12。
[28]在北京，关于家务分工的争吵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造成离婚的最常见原因，见江霞：《值得倡导的家务劳动服务工作》，载《红旗》1986年第3期，第38～39页。
[29]同上。
[30]Emily Honig & Gail 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p. 259.
[31]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http://www.stats.gov.cn/ztxw/fndw/200109040054.htm，2005年3月8日访问。这项调查选取了19449人的随机样本，受访者45.6%是男性，54.4%是女性，49.5%来自农村，50.5%来自城市。结果显示，女性平均每天花254.1分钟在家务劳动上，而男性每天花93.1分钟；其中，城市女性花214.1分钟，而男性花86.3分钟；农村女性花267.4分钟，而男性花95.1分钟。
[32]张李玺：《夫妻冲突：家庭性别分工模式重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载《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3期，第4～8页。
[33]见江霞：《值得倡导的家务劳动服务工作》；Croll，Elizabeth，Chinese Women since Mao，Armonk，NY：M. E. Sharpe，1983，pp. 62-63。
[34]Gladys Yang，“A New Woman Writer Shen Rong and Her Story‘At Middle Age’”，Chinese Literature，p. 68.
[35]Ibid.
[36]关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毛式妇女的消失，妇联资助的一系列失败的运动，以及妇女作为“女人”（the female sex）的优势等，请参阅白露著作的详细讨论，见Tani Barlow，“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ü：（unmaking）National Woman”，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et al. （eds.），Engendering China：Women，Culture，and the Sta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p. 339-359.
[37]张李玺：《夫妻冲突：家庭性别分工模式重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第6页。
[38]Emily Honig & Gail 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pp. 167-205.
[39]例如参见方方：《愿美梦成真》，载《家庭》1998年第11期，第27页。
[40]参见Dai Jinhua，“Rewriting Chinese Women：Gender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Space in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in Mayfair Mei-Hui Yang （eds.），Spaces of Their Own：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pp. 191-208；Lisa Rofel，“Yearnings：Television Love and Melodramatic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American Ethnologist，Vol. 21，No. 4，1994，p. 713。
[41]李航：《家务劳动与工作权利的保护》，载《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第1期，第41页；叶敬德：《家务劳动，男女平等与企业政策》，载《妇女论丛》1996年第4期，第10页。
[42]老田分析了改革时代的精英阶层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国家政治和财政政策的中心来指导资源再分配的。见老田：《“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载《批判与再造》2004年第14期，第1～20页。
[43]这里笔者借鉴了斯皮瓦克（Spivak）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见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Speculations on Reading Marx：After Reading Derrida”，in Berek Attridge，Geoff Bennington & Robert Young（eds.），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 52。就我此处的分析而言，“利用一个阶级的脑力和另一个阶级的体力”的不仅是资本，也包括国家，后者是在特定的脑体分工基础上推进发展的。
[44]张美蓉、南松：《家务劳动价值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45]霍达：《保姆》，载《当代》1983年第6期，第55～62页。
[46]同上，第56页。
[47]同上，第55页。
[48]同上，第57页。
[49]同上，第57页。借助“人才”话语对各种专业人士的估价，可参见Lisa Hoffman，“Guiding College Graduates to Work：Social Constructions of Labor Markets in Dalian”，in Nancy Chen et al.（eds.），China Urban：Ethn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4，pp. 43-66。另外可参见安德训对儿童抚育和现代性之间联系的研究：Ann Anagnost，“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Public Culture，Vol. 16，No. 2，2004，pp. 189-208。
[50]同注[45]，第59页。
[51]同上。
[52]同上。
[53]梁实秋：《第六伦》，载 《梁实秋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5页。
[54]同注[45]，第62页。
[55]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卖花女》（Pygmalion）里面复杂关系的颠倒。在《卖花女》中，被调教的卖花姑娘莉莎（Liza）在上流社会圈子里展示的口音和社会风度正是因为太完美了，反而被人怀疑是假冒的。透过英国文学中“绅士中的绅士”（gentleman’s gentleman）一说，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这种颠倒关系成为主题——完美的管家只是一个很好的模仿者，可算是“绅士中的绅士”，但他并不是“真正”的（proper）绅士。但是这篇小说里的情况是相反的，而且是悖论式的：因为小凌的真实身份是一个为生计而奔波的城市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姆，她可以理解并遵守雇主的劳动标准从而成为一个完美的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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