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此以后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资产阶级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斗争双方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处于阶级斗争的被动地位,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及其精神继承人,还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境外敌对势力结成联盟,时刻以主动的姿态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有支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国家发起进攻。但这种进攻不可能是军事的,而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教育的,等等。也就是说,他们隐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各种隐蔽的或公开的、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向党、国家和人民发起进攻。例如,用经济手段腐蚀党政干部;用政治手段为自己谋取地位;用文化和教育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影响青少年一代为其所用,推行“和平演变”;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在立法过程和司法环节中塞入私货;等等。
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也不可能熄灭,只是展现出新的特点而已。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主动进攻的措施,防止敌对势力的阴谋得逞,这就要继续革命,包括以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应该被否定,否则就是自我麻痹、自我解除思想武装,从而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制造可乘之机。
有人可能会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已经居于统治地位,就不应该再讲阶级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应该实行阶级妥协、阶级调和,应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下淡化阶级观念,党和国家也不要强调只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应该代表各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即不以阶级分析为前提的“人民利益”。这本质上就是接受了苏联变修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苏联不就是沿着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走向失败和解体的吗?
还应该看到,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本身就没有真正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或建立一个由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想参加革命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就不愿意继续革命了,就时刻表现出保守主义和右倾主义,与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人拉开了距离,乃至分道扬镳。在他们看来,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极左”,就应该被反对和防范。
所谓“社会和谐”论,其实就是阶级调和论。当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他们也会以拥护“社会和谐”论的面目出现,以麻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不想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也会以妥协的姿态提出“社会和谐”论,其目的是为了暂时调和或缓和阶级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主动放弃与敌对势力的阶级斗争,也不会换来敌对势力放弃主动进攻和破坏企图,因为他们想要的不是你的妥协,而是你的灭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抱着妥协、调和或息事宁人的态度放弃阶级斗争,并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必然会助长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他们会更加猖狂地向党、国家和人民进攻,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道理。
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矛盾具有多维性。也就是说,有经济维度的主要矛盾,有政治维度的主要矛盾,也有文化维度的主要矛盾。这些领域性的主要矛盾的排序,其实是可以因人而变的。伟大的政治家会把政治维度的主要矛盾,即阶级矛盾摆在第一位,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解决经济维度和文化维度的主要矛盾,相反,他们会在明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更好地解决经济维度和文化维度的主要矛盾。如果不管姓社姓资的政治方向问题,只讲经济文化发展,貌似务实,其实等于放弃了理想信念,尤其是只抓经济,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盲目和危险。
只讲“斗争精神”而不讲“阶级斗争”,只讲“自我革命”而不讲“继续革命”,难免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逻辑存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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