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要素论：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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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家要素论所针对的是“算法统治”,而不能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条件系统混淆。如《资本论》的批判宗旨，在于坚持走出“算法资本主义”,以道路和系统的力量抑制住“资本的价值算法”“资本的系统算法”“资本的利润算法”。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新型核算”说到底以国家共同体和计划为本位，坚持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原则，坚持按“劳”生产与按“劳”分配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原则，以“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在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包括劳动者规划、劳动方式规划、社会教育规划、国家规划)全领域内，贯彻主体发展原则。
（二）
从历史主体论的高度上寻求对价值形式统治场的实践破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是对“共同体幽灵”和“商品幽灵”的再整合。哲学家们倾向于将商品视为《资本论》的哲学开端和结构开端。其拒绝认识作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历史主体”、作为生理(结构)与病理(结构)统一的“阶级结构”以及作为运动(本质的现象)与表象(物象的现象)统一的“经济物象学”。
其不了解“作为阶级斗争的商品”“作为无产阶级生成规定的商品”“作为统治关系、统治手段的商品”以及“作为阶级面具形式的商品”,究其实质，在于言说“研究对象”。主体是幽灵学的工作意蕴：作为“不在场的”在场规定。其导引研究对象，为了科学说明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原理。
为此，“第一存在”必须作为主体——对象主体——乃至是唯物史观主体予以对待，蕴涵历史原理、工具原理的统一。主体只能由历史来规定，主体不是肉身，而是结构的基础。历史主体内蕴着主客合一的关系，内蕴着唯物史观的主体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统一。也因此，经济的社会形态统一对象必定是“共同体—商品”这个规定，据此展开主客不二的实践与认识关系。它实际上是对主体逻辑进行的一次意义整合。
亦表明：《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并不排除共同体历史生产逻辑。事实上在《资本论》中，商品背后屹立的规定正是共同体主体(以共同体为取向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同时正是生产主体的身体学告诉我们：身体与器官一同生长(人的生产器官是劳动过程),并在斗争中成长，而器官成长归根结底取决于历史身体的自身过程。
（三）
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范畴为语言，坚持价值与工具统一的历史叙事。然则，《资本论》对资本要素论的内涵把握聚焦于两点：
一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历史叙事；
二是有关于“三位一体的公式”的拜物教认识批判。
其在对立的运动转化上，即围绕国家要素论的理论生成的“社会主义有机构成”和社会主体计划的“新型算法”。
说到底，社会主义国家要素论的理论沉潜空间是和资本一般道路对峙的国家生产一般，以此促成国家生产与交往关系的有机体“结构化”;内涵逻辑包括：主体的幽灵、结构的肉身、结构的物象。
【注：就百年党史的实践经验而论,中国共产党国家要素论的成果主要集中于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国家工厂、社会主义群众劳动以及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社会领导、文化领导这么几项内容。其幽灵和肉身在新时代获得革命的物象——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理论结晶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运动原理。】
就《资本论》的研究实例而论，无论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作为可变资本，均必须在系统中得到实现(c + v + m阶级公式得以写出),——这就是马克思深刻阐明的从个别资本到社会总资本的“价值形式统治场”。其为主体幽灵、结构肉身的统一性所缔结，工资形式的经济物象由这个地基得以引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形式统治场为国家要素的系统有机构成所工作置换。
（四）
在主体幽灵层面识别出历史要素的5种类型，便于“各种生产要素(肉身)”的系统归位，最终破除物象学迷雾。可见，只要把物质生产对象作为主体论，便能够有效阻止生产函数的物象操作乃至生产要素的肉身主义演绎，完成对西方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在批判。
【注：要素论源于一种空间规划思想。新古典要素论借由这个根据,对“系统的对象形成”采取具有因果关系反馈链条的逻辑知识解释,以针对资本主义的通用理论,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生产分配问题。以供求关系平衡为指向的生产函数技术及其实用主义方法的“仿真版本的社会自然规律”(无差异曲线和要素契约),其实质在于以数学工具为理性伪装手段,以科学推导和逻辑自洽替换对现实矛盾的诊断。】
西方话语的要素论以自然独立关系的生产要素规定之假，仿社会生产条件构成的生产关系之真，这是必须予以批判的。一切由矛盾而生，“历史唯心主义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之间的根本差别并不是通过将‘理性的狡诈’重新命名为‘历史的狡诈’而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确认历史的实际发展在基本开放的情况下的动态组成要素而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对抗力量的冲突的肯定性结果是得不到预先保证的”。
有机构成(道路)——资本有机构成(道路系统)——价值形式统治场(系统有机构成):马克思《资本论》示范的“有机体的结构化”是以极大启发对社会主义有机构成的思考。“资本交往理性由系统总公式—系统有机构成的认识投射所完成：由平均构成的资本单位来为全体资本演化行动‘代言’,这样即可成就资本社会的断代史，或可直接称为‘资本(循环)系统’。”其进一步启发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要素的把握，需要从社会主义有机构成的理论地基开始：盖因“同样的机理适合演说‘共同体(一般)系统’向‘国家(一般)系统’的身份转化运动，乃至把循环运动过程视为系统的基本形式”。
“这既是系统生长的一般原理，也深入涉及党领导资本的‘机理问题’。”
国家要素在古代是有源头的，在当下场域，直接承担起对价值形式系统的管辖职责。殊不知，“社会性首先在国家形式中获得自己的政治外壳。正是从这时起，在发达的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的过程中，社会关系的政治化是确定不移的社会生活规律性”。“把国家本身描述为一种上层建筑，完全是误导……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复合的命令结构，有着其自身的上层建筑——被马克思恰当地指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正如直接的物质再生产结构本身有着其自身的上层建筑层面。”
（五）
以历史唯物主义驱赶历史现象学的主体，以实践逻辑走出“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的资本恶。
以彼此连结着的要素为系统肉身，以劳动和生产为要素的主体幽灵，继而以资本和国家为其阶级幽灵，以主体和结构的运动规定驱赶要素的经济物象形式。【注：从整体上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构图的要义所在。】
可见，社会主义生产要素具有特定类型学、结构学、形态学，由历史唯物主义予以支持。
简洁而言，肯定主体不是预设的结构主体，肯定国家要素的培育对象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公共劳动和自主劳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态度。
资本恶是“价值象”,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象”与之对应，以主体瓦解结构，针对价值形式的统治场域进行有效克服。为了达成新时代的以党的领导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形式构造，需要内在结合“历史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同时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则不放松。
第一，坚持由自然历史过程的矛盾主体出发，把握经济的社会形态通史规定的发展规律。坚持从历史主体高度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将之作为幽灵主体，由国家主导的生产方式逐步引导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育成熟，——这是国家要素论建构的根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处于运营状态的不同所有制形式的财产关系属于“各种资本”,而非“各类资本”。它们的阶级肉身是贯通的，可以说都属于“社会主义资本”的形态范畴。应该用国家要素论而非资本要素论，尺度这些流通要素概念：把公有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公有制生产条件(公有财产形式),把国有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国家生产条件(国家所有制的财产形式),把集体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集体生产条件(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形式),以及把民营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民间生产条件(社会的私有财产形式),等等。
第二，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肉身出发，把握经济基础的社会结构形成。彻底的要素肉身论者认为：“历史是意义生成和积淀的过程，尽管现在的历史包含着比以往历史更为丰富的历史意义，但这些历史意义之间并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然而，单纯的生产要素的国家形式纽结仅仅指示生产方式由“国家”主导。只有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结合的主体关系纽结规定，才能彻底置换总资本权力。公有制社会主义能否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中继续自我孵化、巩固自身，取决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主体逻辑发展方向不迷失。幽灵总在“幽灵的历史对抗中”诞生，物质条件同样如是。一个总的原则是：幽灵的诞生与新的物质条件成长同步。所谓“生产力发展足够”,既指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足够充分，也包括劳动过程“主体器官”“精神器官”的充分发育。这意味着党的领导特别的在场方式。
【注：必须在“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高度上,贯彻社会主义主体论,将其同样作为实践的构图,以达成生产一般和国家一般现实之统一。】
第三，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象批判出发，瓦解现象学和解释学。由于拒绝“自然历史过程—现代化原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策略”路径，资本经济学必定要将历史形态的生产力仿真为“效率”,实施纯数量策略意义的分析，并拒绝任何的理论自我批判。
（六）
其引发的真实后果是：“为了正视这种不是借助于神秘的‘看不见的手’,或者黑格尔就整个世界历史对它进行的系统表述，而是借助于有意识的和自我决定的人类的行动——它是一种能够这样行动的行为，以致对拜物教的再生产秩序所具有的粗略地强加的工具性来说，它的意图都不是一种邪恶的和自我欺骗的掩饰——所达成的社会新陈代谢控制，必然要在资本的结构框架之外采取行动，并放弃其只适宜于某种失控的控制方式之构成的关键的物质基础。这恰恰是赋予社会主义设计以意义的东西。”
总之，为了避免经济学“形式上的错误”,必须坚持主体原则和批判原则的结合把握社会主义各种资本背后的关系特质，防止过度的经济诠释。主体逻辑是对资本现象学的破除。只有立足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生产资料价值实现、生活资料价值实现以及社会扣除价值的经济实现，把劳动的社会性质锁定于生产条件的计划协调与社会合作，商品形式乃至资源配置的资本形式在这里才具有十足的社会主义意义。在根本上，应认识到国家要素论是马克思主义主体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主体范畴在社会主义场域内的系统应用，是对社会主义资本现象的创造性解决，在深度与广度的意义上深化着新时代的唯物史观命题的理解。
文章提要
在唯物史观命名规范上，社会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分别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之行”“系统之知”。生产条件包括三重意义——历史意义、系统意义、经济意义，对应要素的三种工作类型：(1)主体幽灵；(2)结构肉身；(3)经济物象。然则，对生产条件历史类型的追问超出了唯物主义的有机体“肉身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素研究肩负特殊使命：一是拒绝西方生产要素的平面构图理论逻辑，向“历史主体论”复归；二是从主体唯物主义起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策论中，深化社会生产条件的理论性质与实践逻辑研究。在学理上，资本要素与价值形式构造有关，国家要素和走出价值形式统治场及主体形式构造的形成有关，要通过道路殊异性的比较研究，从中找出生产要素的历史类型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进一步拒绝“普世价值的要素观”,以主体范畴、主体逻辑破除无差异的理性策略，解除对于理性工具的美学想象。
贵州社会科学 2023,(11),17-29 DOI:10.13713/j.cnki.cssci.2023.11.004
内容转自：
许光伟|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要素论——马克思主义主体规定研究 (qq.com)
mp.weixin.qq.com/s/JVxAbpY4BOKAr1ZIHmbo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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