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立。这一确立离不开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概念——物质生产。马克思一方面从实践概念过渡到历史的一般发展进程，指明了物质生产的历史前提；另一方面从物质生产的具体过程出发，探讨了分工、所有制形成以及共同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等相关问题。在对物质生产的探讨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维进行重构，形成了主客之间辩证统一的实践观念进而重塑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观。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总结了一套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重新认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奠定了思想基础，彻底实现了哲学上的认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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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其中所论及的“物质生产”概念不仅在唯物史观的确立上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也促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颠覆了西方哲学传统中固有的认知逻辑，彻底实现了哲学上的认知革命。
一、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与唯物史观的确立
宗教改革之后，欧洲大陆的思想逐渐变得世俗化，并对世俗中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予以宗教上的解释。尤其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新教，为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以及以合理手段的盈利行为做出了道德支撑。伴随宗教的世俗化发展，哲学也逐渐开始逐渐摆脱神学的束缚。
康德为上帝与尘世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一面是“神性”的“物自体”的世界，一面是由人的理智去大胆地把握的现象世界。在现象世界，人的理性从此可以“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人从此可以脱离宗教来谈自身，并且能够为自然界立法。哲学从此走出了神学的绝对权威，有了自己的尘世天地。但这不是说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哲学彻底摆脱了神学的影响。神学与哲学，上帝与人，理性与神性，如此这般的二元张力一直伴随着启蒙运动之后的哲学思想。
这种张力在哲学中演绎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抽象关系。黑格尔的哲学便是最主要的代表。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黑格尔的哲学赋予了理性以无限性，而且以辩证法的运动方式，回归到精神的那个单纯的、自为存在着的自主体之内”,最终达到“绝对精神的现实的自我意识”。黑格尔一方面希望将人的理性抬升到绝对精神，从而达到对现象世界的真正掌握；另一方面又受到宗教哲学思维逻辑的影响，无法在精神领域摆脱对上帝神性的终极理解。从某种意义上看，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精神的辩证运动将康德曾经努力安置在理性对面的神性重新请了回来，只是此时的人不再像经院时期那样卑微，哲学的逻辑似乎与神学的逻辑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弥合。
黑格尔之后的思想家努力将人性而非神性置于思想的核心地位，关照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但他们大都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基本模式，侧重某一方面的理论创新。例如，费尔巴哈在黑格尔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将宗教领域纳入辩证法的理解范围，提出宗教乃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一直在试图确立一个本体，能够支配现实的世界，使得现实世界的道德、伦理、科学能够脱离宗教，并且得到合理的解释。实际上，他们的思想都受到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试图将现实不断抽象、不断还原。而直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方式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马克思早年曾经加入青年黑格尔派。正是那时，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1841年以后，马克思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重大影响，对人的现实生存境况有了更深层次的哲学反思。随着对社会现实理解的加深，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如果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去理解社会现实而非回到具体的社会现实本身，如以往哲学家那样在形而上学的视域里去寻找人类社会历史的来源，是空洞的、无力的。这种思考很快转换为实际行动。在巴黎期间，马克思就已经开始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各国革命史，并且参加了许多工人团体的活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明确地、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1843年，马克思结识了恩格斯。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回国途中绕道巴黎，与马克思会面，从此开始了两人的终身合作。1845年，恩格斯迁居布鲁塞尔，马克思向他叙述了当时基本形成的历史观。
这时，欧洲革命逐渐临近，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已经获得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拥护，并且同一些工人组织建立了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使无产阶级大众相信这种理论是正确的。与此同时，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理论为根据，公开宣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鲍威尔与施蒂纳于同年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维干德季刊》上发表文章，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费尔巴哈一道进行批判。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立即动笔，对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以系统批判的形式作出回答。
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下称《形态》)。恰恰是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走向新世界观，即确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首先确认社会既不是充满神秘色彩的无可把握的存在，也不是可以任意幻想和虚构的王国，而是有前提、有结构、有过程的现实对象。通过对社会结构——包括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分工等各方面的分析，马克思清算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和意识的种种颠覆，批判了费尔巴哈、施蒂纳等人抽象的人本主义的逻辑架构。在论述中，马克思着力说明现实的人是什么，现实的人历史过程是什么，将脱离现实的历史再一次拉回来，把整个历史建构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由此确立了唯物史观。
二、物质生产：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概念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唯物史观之“新”就新在马克思将历史的发展置于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并且赋予唯物主义以新的内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称《提纲》)中，马克思明确阐明了这种新内涵。马克思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强调唯物主义要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现实，要从感性的人的活动的角度去理解现实。这样一来，就为唯物主义立场的历史观找到了“着力点”,即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实践”概念。
在《提纲》中，马克思以实践概念为核心对社会历史作了初步阐明。马克思对实践的哲学范式、社会历史观和人的本质、宗教和意识形态等的论述，初步表明了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的统一的历史科学，并以此与旧哲学彻底划清了界限。那么马克思的“实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形态》中，马克思给出了答案。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出发，将《提纲》中所提及的实践概念具体化为物质生产，从实践概念的论述顺利过渡到了以物质生产为起点的宏观的历史观的论证。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为其唯物史观找到了根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物质生产也就成了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概念。
那么什么是物质生产呢?必须指出，马克思在《形态》中阐明的“物质生产”不是第二国际以及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也并未上升到《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就是指现实中的个人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意识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实践活动，是对物质的改造以及在此过程中改造社会和自身的生产过程。在这里，马克思尚未开展具体的实证研究，也没有描述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关照现实的个人。而在唯物史观中，马克思将由实践概念深入而来的物质生产范畴历史化，考察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性活动。这种考察既涉及到一般层面也涉及到具体层面，即它不仅涉及到宏观维度物质生产的历史性研究，也涉及到狭义上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具体环节(这其中包括物质生产与自然、生产和分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对唯物史观中的物质生产范畴来说，需要从历史前提和具体过程两方面分开考察。从有生命的人出发到人类历史的四个前提，马克思解决了物质生产的历史前提和主体性问题，指明唯物史观首先面临的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人类历史虽然纷繁复杂，但是都建立在对个人的生命及其历史活动正确的理解之上，所以马克思不再只是像《手稿》中那样在提及有生命的个人之后接着转向人的类本质和感性实践活动分析，而是进一步确认了“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强调从实践来理解世界，却并不因此鄙薄个体生命组织的构成。这既是马克思对人和世界的实践理解所作出的新的努力，也是从实践界定转向物质生产的前提性分析。在完成对人及其生命组织的分析以后，马克思接着进入到人与历史实践的互动。人的生命活动构成历史，历史记载着人的实践轨迹，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首先离不开物质生产。因此马克思继续指明：“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因此理解历史也应从物质生产出发。但是人的生产却不是简单的循环生产，而是扩大的再生产。因此，“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没有扩大的再生产，人类就只能在维持简单的生命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即停留在动物的消费水平上。马克思对历史前提的分析是十分全面的，在有了物质资料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后，他继续指明了人口生产和种群繁衍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意义。人口的生产看起来似乎是自然性的动物也有的历史活动，但却必须通过家庭，也就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来实现。由此便从生产问题过渡到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既包括自然关系，也包括社会关系。它们也为分工的阐述和具体分析奠定了基础。在历史前提之上，马克思又回到了人，但这时的人不再是抽象的、孤立状态下的人，而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延续以及精神和意识生产的活生生的人。由于意识和精神生产的存在，交往得以产生。因此马克思断言，一切意识从一开始就像语言一样，都是为了我与他人的交流，为了我与他人的关系。意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进而，马克思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对人的历史前提的表述从宏观层面指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透露出其对社会历史的自觉。但他对历史的分析却不止于此。接着，他对物质生产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物质生产的决定性意义上，马克思分析并规定了一系列关于人的社会活动和生产实践活动的衍生概念。劳动、分工、阶级、所有制等概念都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展开讨论的。人面对自然，首先要解决物质生产问题，因为它关涉到现实的人的持存和延续。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就是人如何通过物质生产满足自身的生存条件，而社会历史的发展只是人在不断满足生存和繁衍的需要时，在空间中所留下的物质生产痕迹的时间绵延。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参与物质生产的过程不是个人的、孤立的劳动，而是集体的社会分工。个人与个人之间形成社会联系，共同存在于社会群体之中，为了实现物质生产的价值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就必然产生分工。进一步地，分工产生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分工乃是自然形成的，由自然力量促成的。在人类原始时期，并没有经济学家去设计社会资源的分配方案，没有政治家去组织共同体的行政职能，也没有思想家去讨论公平、正义、自由，有的只是为了创造更能满足人类共同的生存条件的努力。这是一种自发性的劳动结果，是能者为之的天然使命。这种分工将劳动者做出了最为原始和公平的区分，即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分工劳动后产生了不同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的私有化就产生了私有制，剩余产品的交换也来源于此。因为每个人的生产产品逐渐产生区别，那么为了满足不同的物质需要，物质交换就成为应然的事实。
分工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家庭、部落，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分工是活动，而所有制是产品。因此，有什么样的分工就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源于社会分工。在人类生产的最开始阶段，生产的产品只够自给自足，因此不存在交换，只具有“使用价值”。当人类的生产力不断发展，就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这时商品交换就产生了，并且可以满足人的更多的生活需求，在交换的过程中，商品除了“使用价值”外，就需要一个交换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价值”。价值的演变，生成的就是货币。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使用着这样的一种交换方式，即“物-货币-物”。剩余价值的产生直接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正是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除了分工和所有制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出发，还特别指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关键矛盾，即共同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来源于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形成群体所必须的普遍性。个体要在共同体当中进行分工，而共同体必然由个体组成，社会历史的发展正是在这种由差异性走向普遍性，再产生新的差异性的辩证运动中完成的。在这里正体现了马克思的哲学对黑格尔哲学关于辩证的发展观的继承。只不过，辩证的发展和运动不再单单是概念上的，而是存在于现实的物质生产之上。共同体给与个人参与生产劳动的空间和稳定环境、优化分工的同时，个人作为生活在共同体之中的单元同时赋予共同体更为丰富的历史价值。在个人与共同体的辩证发展过程中，经由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现代意义的国家共同体产生了。国家共同体内部的矛盾运动就表现为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形式。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物质生产的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组织化社会活动，制造了阶级分化乃至阶级对立，强大而先进的利益集团最终会走向斗争的胜利，胜利者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制定国家意志；失败的一方成为被统治阶级，在物质上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在国家内部，统治阶级决定如何分工，占据有利地位；被统治阶级处于被动地位，被支配。国家历史的起点也正源于这一物质生产的模式化、精细化过程；而阶级的产生，正是在特定物质生产条件下，为适应生产力的客观现实基础而必然表现出的分工形式。这样，分工就由一开始的适应自然力的条件，成为客观的必然的一种要求，从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不采用分工的方式，发展到为适应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继续存在。如此，分工成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所必备的条件，使得物质生产更加有条理，生产结构更加明晰；而物质生产则一直作为决定分工形式的决定性因素而存在。
物质生产是唯物史观中的最为基础的概念。物质生产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在《形态》中，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物质生产的历史前提，也围绕这一概念分析了诸如分工、所有制形成以及共同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三、唯物史观与哲学上的认知革命
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概念促使唯物史观中具有了某种哲学上的认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表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不应当只停留在理论上，或者说，不应该只是人们关于本体的追问和反思，更应该是从现实的角度真正认识到自己作为历史的主体性地位。这种主体性地位的获得不依靠任何先验的预设——无论是神性的还是人性的，而是依赖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从《提纲》开始，“马克思就将人的实践活动设定为历史科学的出发点。这一点在《形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强调”。在《形态》中，马克思则将实践具体规定为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恰恰是在物质生产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唯物史观的有了明确的哲学认知。而且这种认知成为使其真正区别于唯心史观的关键。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哲学家、神学家所构造出来的关于世界本原的幻像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面前都失去了其理论意义。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成为了最为实在的现实，也成为了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存在基础。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认知，它“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在这种唯物史观中回顾人类的历史，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应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成是他们的意识。而这种考察方法的前提就是人，是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的人，而不是虚幻的，脱离社会实在的人。在此意义上，物质实践不仅仅应该在自然领域承担着决定性的角色，在人类历史领域，物质生产的实践也必然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
通过彰显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以其唯物史观实现了一场哲学上的认知革命。在传统哲学的认识论中，主体和客体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两者是对立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维进行重构，立足于主客之间辩证统一的物质生产这一具体的实践观念。在《提纲》中，马克思将人的现实活动称作“实践”,从主体方面设定了唯物史观的对象。而在《形态》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将这一概念具体化为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赋予其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从客体方面设定了唯物史观的对象。
经由物质生产的概念，马克思重塑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观，总结了一套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重新认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找到了思想基础。传统历史客观性的论辩，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可能性追问，是在实证历史学的意义上进行的。这种争论实际上是脱离了历史作为客观存在的特性。因为对于历史事实的考察，不能够抽象出历史之所以如此发展的本质原因。而唯物史观认为，探究历史的客观性不应当只停留在还原历史原貌这一问题上，而应当进一步去探索历史在这样客观的发展下，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规律。黑格尔哲学关于历史的思考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历史并非完全外在于主体的存在，而是主体的原始存在方式。或者说，历史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与历史并非二元对立，人在历史之中，并且在历史中完成自我实现。马克思对此十分赞同，并认为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但是在这里，黑格尔却是从主体的意识活动出发来揭示历史的，而不是从主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从而遮蔽了历史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历史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作为人的整体性活动具有一般规律性，而个人作为具体的实践主体，在进行主观的活动的却也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客观存在方式。历史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人不能随意的创造历史，人总是要面对各个历史时期特有的物质条件，历史又在这一层面上制约着人的创造活动。所谓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应该走进历史自身的规定中去。这样，社会历史呈现出与自然历史相对应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这种客观性和必然性是建立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上的。物质生产一方面创造着人的社会历史，另一方面，社会历史也在决定着人的物质生产。
由此，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紧密连接在人的物质生产的实践之上。马克思在坚定地否定了唯心史观，强调要打破传统理论将历史作为独立人格凌驾于个人，要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历史的直接来源。正是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决定了劳动分工、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进而创造整个社会的发展历程。“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历史就是人的物质生产的实践史，历史的发展规律即是与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相符合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上升规律。从这个层面上讲，人在历史中的解放，并非是打破历史某一阶级，摆脱政治、经济的奴役；而是要打破指向了物质生产的劳动本身。
近代的认知使人们认为历史永远是人，特别是历史学家主观建构的结果，并不会产生真正的“客观”历史。这一观点直接导致了克罗齐等人所得出的结论，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么历史的客观性究竟可以可能?无疑，人们在对历史的认识过程中一定会参杂主观意识，但是这种主观的作用被唯心主义无限的放大了。唯心主义者要么把历史理解为实现某种历史以外的目的的工具，要么直接看成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实际上，唯物史观正是要告诫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虽然能够参杂主观的意识，但是历史的客观发展必然要遵循一种现实的原则，人们的主观意识也是由这种现实的条件决定的，这种条件就是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决定人们的存在和生活状态，决定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因而决定人的历史，进而决定人对历史认识以及历史条件对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当生产力既满足了人的现实需求，又符合了历史条件，那么生产力必然作为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唯物史观把对个人的理解诉诸于人们所创造的现实历史，又通过对现实历史的批判来寻找个人在现实当中的解放之路。
通过唯物史观中的认知革命，马克思打破了旧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直观理解，将辩证法的发展观引入历史领域，找到了人类物质劳动必然向前发展的客观基础。同时，马克思又揭示了人类历史必然实现自我发展的前进方式。物质生产这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在历史当中客观存在的。由唯物史观看来，历史是辩证运动和发展的，物质生产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推动力量。正是在物质生产的层面上，马克思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将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人的自身解放运动就不是发生在主观意识的革新中，而是必须投入到实际的社会实践中。
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对社会历史的规律探寻不仅具有对人的现实生活解蔽的意义，更具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在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下，资本主义只是相应条件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状态。在人类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中，现实的个人永远是历史的主体，而个人在创造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受到异己的力量所压迫。资本主义必将成为一个历史，而取代它的就是共产主义。朝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恰恰就是唯物史观中的必然性要素。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理论，指出在承认物质生产决定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上，私有制就是导致人类社会异化的源端。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要消除异化，进而自由地创造人的社会生活。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极大提到的基础之上的自由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消费方式是按需分配；构成方式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亦即能够在其中实现自身自由的真正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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