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要解除痛苦，只有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有秩序有步骤有计划的努力于国家经济的建设，然后才能成功；若果像过去的罢工示威，徒然扰乱秩序，适足增加工人痛苦而已。在此训政时期，中国工友们，应与政府共患难，负艰巨，耐苦耐劳，坚忍沉着，一步一步地遵照训政大纲建设计划做去，不但工人痛苦可以解除，即国民革命亦可以完成，这乃是在今天五一节纪念的时候，全国工友应该认识的。”——《南京日报》1930年5月3日
在西方国家大张旗鼓地推行四天工作制等的自由时间的延长，抑或是弹性工作制这种后福特主义制度的背景下，地球另一边的境况在大部分人看来似乎是戏剧性的反差的，也是极其悲哀的。是的，也许在资产阶级法权下的劳工权益方面西方国家确实做的比我们好，但是他们同样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乐观地估计，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满足人类需求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将越来越短，人们有望从生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到了21世纪，居民经济水平会达到非常富有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但就现在来看凯恩斯的预言无疑是错误的：目前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工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人工时达到每周50—60小时；大约五分之一的工人从事短期的非全日制工作。总体上，有55%工人的工作在标准工时之外。
而在西方，我们能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看到西方工人并没有在后福特主义下解放多少，随之而来的却是消费主义、文化工业、规训社会与加速主义新异化的诞生。当左翼欢呼着技术进步与社会运动带来的劳动者的“重新主体化”，转过头却发现劳动者似乎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辩证法朝着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前进。因此，左翼不得不重新反思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反过来说，这正说明了虽然基于不平等交换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存在的，但南北方工人所面临的困境与与之奋斗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西方工人并没有比东方工人好多少，甚至说因为资本主义操作更加复杂使得变革的可能性更加渺小。
在中国社会上，对于“沉迷于数字娱乐”的年轻人的批判自千禧年开始便始终存在着，他们将技术作为系统性问题的替罪羊，从现实主义一下子转到了规范主义的“道德批判”。在他们那里，这种禁欲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的——每个人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任务，作为个体我们应该严格履行我们的职责。在他们那里，劳动与休闲是严格对立的，不存在所谓“劳逸结合”之说。工人除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之外没有剩余时间做任何事情的情况本来应该只存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但我们却看到了这一观念在当代社会的延续——极端的禁欲主义。
在19世纪，资本家还没有意识到完全没有闲暇时间会导致社会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的严重不足，换句话说资本家此时只在乎生产却忽视了消费与再生产。在经济学与管理学还不算发达的时期，资本家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清教禁欲主义的——对财富的追求，因此在管理上也是对工人价值的榨取，即仅仅维持工人的生存。最终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一体制下走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使得资本主义开始反思消费的重要性，“全民基本收入”这一社会民主主义改良方案开始出现了其经济与社会的基础。
但这实际上并没有打破劳动-休闲的二元对立，仅仅是将这一对立摆在了台面上而已。而走向自在自为的道路并不是决定论的，辩证法的运动并不是预设方向的，螺旋式上升并不是单凭思想的辩证法运动就能将正反合相互联系的，必须要考虑到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在自由资本主义之后，我们将看到对劳动-休闲的多种思考以及各种方案，但这些方案却并没有破除劳动-休闲的二元对立。
作为政治的劳动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髙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战时的那种生产主义崇拜是现实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但是这种现实主义政策却沦为了一种以技术为中心的现代化痴迷与家长式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工业党。工人在这里不是劳动的主体，而是增加工业产出的工具，社会主义本来是以消灭异化为目标，却在唯生产力论那里助长了异化。
斯大林非常清楚，要解决国防危机，就要集中发展重工业。并且在此时纵观全球，经济大危机正在发生，国际金融资本正在通过极端的军事化冲销它的内在矛盾。由于工业化资本稀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科层制的组织模式。工业秩序也随之建立了起来，让专家们可以有更大的权力来控制工人的生产生活。这些专家们将劳动与休闲严格对立起来，以促进生产为目标，要么激进一些要求工人们生活朴素，要么温和一些认为休闲只有在提高劳动者生产率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正当的。这种功利主义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线性历史决定论误读下深层的困境：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这些国家如何要在同一历史时期下完成先发国家经历三百多年才完成的现代化，或者换句话说，如何快速完成原始积累。
对于激进的革命禁欲主义方案，即要求工人们生活朴素，我们要说的是，虽然这一方案看似是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但实际上是“本意是好的，执行坏了”。我们清楚出于无奈建立起来的“无民主的公有制”在使得生产更具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官僚化和技术垄断，这显然背叛了当初的平等主义理想，因此领导人才会选择绕开官僚系统寻求体制外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其运动性质是雅各宾主义的——“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革命”，这一运动正试着去探索建立新的平等主义社会。但现实的历史运动并不会随着构想而进行——人民群众的无政府主义烈度不得不暂时后退一步，因此这场轰轰烈烈的雅各宾狂欢也不得不退化为一场运动型治理而被官僚系统所重新体制化，平等主义理想从而僵化成了道德禁欲主义：领导人自称代表人民，并以“他们的名义”行事，从而结束了革命风暴，而官僚自认为是大他者的代言人，并在目的论上设定了一场关于“高贵”与“低贱”的伟大斗争，借此从作为主人的大他者那里窃取快感，最后便是自由派所批判的“生活困苦”——对革命精神的滥用——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工人生活水平的停滞。
这一“闹剧”作为教训，激发出了较为温和的方案。对于温和的家长式方案，即认为休闲只有在提高劳动者生产率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正当的，虽然是温和的但是是最直接体现出唯生产力论的方案，“对于生产过程的抽象化（即掩盖其再生产条件）的后果即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的确立”。
“在一个经济时代，一个没有表明理解和指导经济关系的国家必须宣称自己中立于政治问题和政治决定，并由此撤回统治的宣称。现在，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的欧洲自由国家可以将自己按照中立性国家的形象来塑造自己，并把中立性看作是自身的本质上的合法性。”——施密特《政治的概念》
这一方案可以说是去政治化的威权资本主义社会最主流的一种观念。通过孤立地看待生产，乃至将它看成从生产过程抽象出来的纯粹生产实践的观点，从而将生产条件（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生产力的再生产）的生产从生产过程中排除出去，进而构筑出一个抽象的生产过程。这一路径在自由派看来是积极的，因为对工人生活的态度不再是通过宣传机器发出道德说教，而是通过满足人民需要来获得自身合法性；工人不再被要求为国家做出牺牲，要做的只是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去工作。但是现代化困境依旧存在，不仅仅是本国，还有国际层面上的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随时试图替换第一第二国家的位置，通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取代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帮助各国走出现代化道路并避免其现代化中的异化。但在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低人权优势”，即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显示出了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大规模对外出口、引进外资，客观上就是全球替换主义，通过在规则内主动受到剥削，以蛰伏一时来获得主体性和话语权。
但无论如何，这种方案也与前一种方案一样，通过贬低休闲赞扬劳动来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先进生产者”的定义仍然具有政治含义。
但是，这种为集体风险的伟光正意识形态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显然无法对抗个人主义。今天这个重视“治理”的时代，人们更多的关心自己的生活。工作也不是为了集体荣誉，而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因此资本主义通过这一心理让人们通过另一种方式让渡闲暇。
作为内卷的劳动
“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一个事实不容置疑，那就是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在前面我们提到，资本主义面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提出的方案便是鼓励消费。但仅仅强调消费是不够的，还需要看到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在凯恩斯那里，或者说在整个经济学那里，人们的“需求”都是有限的：当我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幅度小于收入的增幅，因为在企业家那里，若增加就业量仅被用来达到现期消费量的增加，那么企业家的成本反而会剧增。因此，在宏观经济学那里，总会有一个均衡值，超出这一均衡值不仅没有意义，还会蒙受损失。
但凯恩斯本人也非常清楚，主观消费动机的强弱程度会由于某些因素而有很大的不同，即鲍德里亚那里的象征性交换。
“物远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使用价值常常只不过是一种对物的操持的保障（或者甚至是纯粹的和简单的合理化）。”——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鲍德里亚那里，现代消费关系不再是礼物式的“纯粹的转移”，而是一种符号的交换。“在物的消费之中，存在着一种不透明性。整个符码的限制操控着社会的价值：一些特殊分量的符号调节着交换的社会逻辑”，“物成为符号，从而就不再从两个人的具体关系中显现它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消费关系中消费物的定义完全不依赖于物本身，而是在社会场域中的一种意指逻辑的功能。“没有交换价值就没有使用价值”。
在经济学那里，需要与需求并没有区分开。而我们说，需要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欲望则是需要这一自然事实经由文化编码后的产物。欲望是符号学意义上的，而语言学已经证明，对于所有的符号，意义都是随机的，因为语言就是始于对欲望客体的丧失的否认，也正是这样人们才能从创伤中走出来（所以抑郁就是对符号否认的拒绝，从而使符号对主体产生意义的心理价值被取消）。所以反过来说，欲望是可以无限扩展下去的，因为这恰恰是主体的僵局。在这里，休闲仿佛成为了一种神话，人们在无意义的工作中感受到了异化，所以不得不寻求在另一个世界中找到意义。所以，事实上已经被异化的休闲成了人们的“幻想乡”。
既然欲望是主体间塑造的，因此欲望的满足过程也是被资本主义所异化的。在文化工业下，快乐转变为了对纯粹的占有欲的满足，即消费。所以我们看到，休闲活动变成了一种消费活动。而为了更好的消费，就需要牺牲闲暇时间来换取财富。
“‘提高人民福利’是假，强迫人民劳动是真。苏修集团让广大苏联人民为他们‘劳动、劳动、再劳动’，就是想使他们这一小撮人获得‘福利、福利、又福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惜重新拾起拉萨尔的破旗来招摇过市。”——苏修为何翻来覆去让人民奋斗？
在这里，便是鲍曼所说的“从工作伦理到工作美学”。“在这个方面，所有工作都是平等的。有少数幸运儿能够把职业作为真正的使命，并在自我实现时体验到引人入胜、令人沉醉的满足感，但这通常被归因为‘职责完成得很好’的意识。”不论是什么工作，只要努力就可以带来欲望的满足与地位的提升。
当今对人力资本的强调便是体现出了工人在当代雇佣劳动中的主客体结合：既表现为能决策的主体，也表现为一个受强迫的客体。劳动者在这里体现的主体化实际上是外部否定性想内部肯定性的转变。功绩主体不受外在的统治机构控制，却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以达到最终目的，而这最终会发展成一种“自我剥削”。在自我剥削下，作为“缺位”的消费主义“美好生活”成为了客体小a。
作为自由的劳动
“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共产主义应当生产出什么样的“新人”？苏联官方支持了对于泰勒制的膜拜，尝试探索个人与机械相融合的社会设想，在“无产阶级心理学”中，一种“机械化的集体主义”将“取代个体人格”。用一种集体意识的新形态取代个体人格，反过来将进一步将人的心灵与身体分隔开。我不再充分地具身化，而是由一个第三方来协调中介着二者，这就是马勒伯朗士的“机缘论”。
正如拉康在“电视”理论中对亚里士多德的反驳，身心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直接的，因为大他者总是介入两者之间。因此，机缘论在本质上代表着“能指的任意性”，指的是那道分割了观念因果网络和身体实在因果网络的裂缝，因此，正是大他者解释了两种网络之间的协同性。
在前面，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黑格尔式对于“生命劳作”的扬弃：虽然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工人不劳动不得食被迫出卖劳动力，但在目的论上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更多有了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习惯。例如性生活在一开始被认为是“社会再生产的劳作”，生物繁殖是资产阶级社会永葆不朽的手段，但是在今天，性生活早就失去了繁殖的目的，各种姿势手段、玩具以及避孕技术，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早已成为了主体间精神获得满足的中介环节。在晚期资本主义那里，一种对劳动-休闲的协同实际上已经显现出来了。
社会生活当然依赖着自然循环的自发性与否定性，因此我们只能否定劳动的生存状态，而无法全然取消它：劳动将丧失其服务于生存斗争的直接特征，而以受到中介的方式重现。劳动将成为更高的社会总体性的一个环节，此种总体性跟从着精神目标。在必然王国阶段，物质生产的此岸和彼岸的对立，换句话说就是劳动生产的异化。人的劳动不属于自己，而属于资本家，因为工人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而自由王国，不再是社会关系奴役人，人的劳动不再被异己的存在所支配，人本身成为了发展的目的，但这里的人不是自己，而是社会给个人的个体化的认知。此时在终极目标——共产主义那里，集体与个人完成了同一：集体就是个人，个人就是集体；劳动与休闲也完成了同一：劳动就是休闲，休闲就是劳动。
“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参考：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韩炳哲《倦怠社会》
齐泽克《连线大脑里的黑格尔》
克里斯蒂娃《黑太阳：抑郁与忧郁》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
秦晖《南非的启示》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
赵炜 Jens Thoemmes：谁改变了工作时间——有关工时的劳动社会学研究
徐晓宏 Isaac Ariail Reed：Moder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Newness：Unraveling New Tim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 to 1968
秦晖：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
夏莹 牛子牛：当代资本秩序中，劳动者的主体性为什么反而成为了新的异化？
Charles Chu：Why the 15-Hour Workweek Never Hap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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