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民主重要内容，就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内资产阶级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
（1）无产阶级民主根本不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取消一切权威、反对一切镇压，无产阶级民主是工人阶级全体成员对先锋队内部资产阶级分子的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和取消一切镇压的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2）不打破条条框框、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也不可能钓到大鱼，实现不了对先锋队内变质力量的专政。完全的包办代替的代价就是官官相护、不了了之，先锋队内的变质力量可以轻而易举收买官僚（通俗来讲的就是“你们查别人，谁查你们？”），但是无法“收买”汪洋大海一样的群众，倾家荡产“收买”群众也不符合走资派利益。所以必须搞无产阶级民主，不能给无产阶级太多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这是对先锋队内腐化变质分子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3）权威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相对的东西，恩格斯的《论权威》讲过这个。恩格斯说权威不是绝对的坏，但是没有否认权威也有坏处。无产阶级民主不仅没有废除相对权威，而且树立的是无产阶级的权威，打击一小撮包办的“绝对权威”，并打击权威本身带来的腐朽因素（例如掌握政治经济管理权的干部犯错误或背叛无产阶级、欺压群众而不受制约），进行的是无产阶级对先锋队内变质的分子的镇压，给先锋队保留的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相对权威，这和取消一切镇压无政府主义没任何关系。
（4）那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后面那个联合体不是学院派歪曲解读的包办代替，而是结合一起、共同站在一个阵营，和上边对下边绝对权威的包办也没有任何关系。学院派腐朽知识分子自己歪曲了“联合”的意思。自由人的联合不需要包办代替，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自觉和共同的阶级立场。
（5）真正的、彻底的、广泛的民主，两层含义，一个是无产阶级整体的当家作主，而不是一小股力量以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威，是整体的无产阶级为捍卫无产阶级政权、打击先锋队内部的资产阶级分子——相对于先锋队，无产阶级整体当然是大规模的、广泛的。真正、彻底、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也是无产阶级行使专政权力的重要方式。
（6）真正、彻底、广泛的民主的另一层含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一切的前提下，无产阶级给贫下中农以监督社队干部的民主权利——社队干部有相对权威，而不能有绝对权威。如果社队干部不受监督制约的话，其内部居功自傲、自以为是、脱离群众、腐化变质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囤积粮食、克扣工分、克扣木柴等资源、搞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复辟（笔者认识的亲历者深有感触）。所以要有真正、彻底、广泛的民主对干部的监督，保证工分不被克扣、粮食不被贪污、木柴等村民生活必需品不被克扣，保证人剥削人的势力不要在乡村复辟——这种无产阶级领导一切前提下的民主也是前所未有的真实而彻底的民主。
（7）生产逐渐社会化、集中化，不代表集中没有腐朽因素。与其说帝国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是“进步”，不如像列宁说的那样——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种“集中”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资本主义走向腐朽的重要标志。所以集中不是没有缺点的，集中带来的腐朽因素也是必须要打击和制约的（而且集中作为手段，从来不是什么根本，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有阶级利益才是根本。如果鼓吹“集中”是根本手段的话，那就是剥夺无产阶级的监督权、当家做主权，那就是反无产阶级的）。
（8）派各种宣传组织不是去强调片面集中、片面强调强制、片面“回归”集中，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全面联合，方便无产阶级更好的联合起来，去监督先锋队、揭露和打击先锋队内部变质分子，不是用强制手段剥夺没收无产阶级的监督权。
资产阶级法权是有腐朽因素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正确而且必要的。
（9）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资产阶级权利，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说的很清楚，就是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按劳分配。那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扩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反对人和人之间差距扩大、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七十年代新中国还存在小生产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根据当时新中国生产力水平条件，实事求是的我们并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全国粮食等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10）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背后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是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性质的腐朽上层建筑因素，例如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的因素。有社会分工，有三六九等，功劳高的，地位高的，就会有相当一部分腐化变质，居功自傲，自以为是，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因为在这种社会分工条件下，他们头脑里同时存在着资产阶级性质的个人利益、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头脑中的个人利益战胜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变质为贪污腐败分子，或者修正主义者，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的刘青山和张子善，想当元帅的上将、想当大将的上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级时”，这些就是典型。
（11）认为毛主席没有官僚主义，就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官僚主义复辟土壤，这是不对的。封建社会还有魏征、房玄龄、戴胄、狄仁杰、寇准、包拯、海瑞、于成龙、岳飞这样的清官呢，还有勤政爱民、励精图治、为民减压的汉高帝、汉文帝、唐太宗、雍正帝、朱元璋呢，这就能证明封建社会没有贪官诞生的土壤吗？我认为不能因为封建社会有清官和明君，就可以证明封建社会没有贪官和暴君诞生的土壤。
（12）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毛主席那样大公无私的人，但是也有官僚主义者，也有腐化变质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就因为有毛主席那样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要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分工就有官僚资产阶级、腐化变质分子诞生的社会土壤吗？我认为是不能的。毛主席头脑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素战胜了头脑中的个人主义因素，但是相当一部分人的个人主义因素战胜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因素。
“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了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内部的矛盾……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级时。”——毛泽东
毛主席的这句话，就驳斥了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不存在官僚主义土壤的谬论。
（13）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包含着资本主义非进步因素和共产主义进步因素的相互斗争。作为非进步因素，相对于共产主义进步因素，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权利是必须居于次要的、被限制的地位的。在保存按劳分配这样作为非进步因素的资产阶级权利甚至坚持按劳分配在社会分配范围内还占据主要地位同时，是要逐渐发展作为进步因素的按需分配、发展共产主义因素、逐渐实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的。
（14）毛主席对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因素和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区分的非常清楚，也从来没有犯过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错误。农村存在的30%左右的供给制，也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按需分配——不是不顾实际情况的抢大家粮食之后不顾群众需求的均分，不是人人都给同样的药、同样多的粮食、同样大小的房子、同样的工具，而是根据农民的生存需要，进行生存需求的福利保障，例如粮食供给、住房供给、教育供给、水利工程修筑工具供给、医疗供给……都是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的无偿支援，这些无偿支援坚持了按需分配，和平均主义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进程、提升了农民的身体和文化素质以及生活水平。
（15）在不彻底取消按劳分配的前提下，根据城乡特别是农村实际情况，为保障人口生存、推动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事业，是有必要发展按需分配因素的。农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也不是什么平均主义，农村供给的物资是为了照顾农村的老幼病残等等难以进行劳动的群体生存的需要，为了整个农村集体的劳动人民共同的生存保障。农村供给的来源，是农村劳动人口共同生产出来的专门服务于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的资源，而农村集体福利也是包括劳动者和老幼病残在内全体人民利益共享、共同受益的。对劳动人口并非无偿。
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讲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这些完全都是必需的。北欧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尚且有福利保障，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不应该有吗？！
（16）而且，乡村的公社制度恰恰也是按劳分配为主的。体现了政治挂帅同时也没有废除按劳分配。有位作为亲历者的同志说的非常好：“农民干活也有定量，插秧割麦你偷懒，比别人少干，队长和社员都反对，一定会扣你的工分。大家互相监督，你偷得了懒吗？哪一个愿意养懒汉？胡诌前三十年搞集体主义是吃大锅饭养懒汉，纯属无耻的歪曲！”还有一位同志说的也非常好：“社员与社员之间，是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得多的社员一年可有400多工，而干得少的只有200-300工；生产队干好干坏不一样，好的生产队，每工的单价可以达到1.00元以上，不好的队，工值可能只有0.2-0.3元。同样的一个强劳力，同样的工分，在好的队你可以一年收入400多元，而不好的队可能只有100多元甚至几十元的收入”。这也足以驳斥污蔑公社实行“平均主义”的谬论。
写出十六条，供每一个热爱毛主席的同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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