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十分注重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曾与俄国民粹派分子有过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战：一次是1875年恩格斯与俄国革命民粹派代表人物特卡乔夫的论战，另一次是1877年马克思与俄国自由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两次论战中阐发的理论观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其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立场与方法，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其二，农村公社与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关系，既维护农村公社又力图推翻专制制度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其三，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理论，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始终致力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除了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追求之外，还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并始终遵循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世界和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时期特别关注俄国的革命运动。俄国由于其极端落后性，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观念有着深厚的土壤，并不时在民粹派运动中表现出来。为了促进俄国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与俄国民粹派人士展开论战，对他们的错误观点作出批判。最典型的论战是这样两次：一次是1875年恩格斯与革命民粹派代表人物特卡乔夫的论战，着重批判其农民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另一次是1877年马克思与俄国自由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着重批判其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回顾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分子的这两次论战，既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精神要义，也有助于我们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一、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自19世纪中期起，作为对西方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潮流的反应，俄国思想界逐渐兴起了一种宣扬本土文化优越性的思潮，将俄国广泛存在的农村公社看作是优越于其他国家现行制度的标志，鼓吹俄国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先于西方过渡到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思潮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赫尔岑最早创立了俄国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即通常所称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他的主要观点是：保存农民公社和保障农民的自由，在整个国家实行类似村社那样的自治体制，在此基础上保持民族的统一，这样就能解决俄国未来的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了赫尔岑的这一思想，他指出：西方正在竭力追求的那种制度，在俄国却是日常存在的现实；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仍然是俄国人民保留下来的强大风尚，而西方人却没有这种风尚。这就是说，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把俄国古老的农村公社看作是避免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弊端的济世良方。
在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村社社会主义理论的激励下，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俄国逐渐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粹派革命运动。该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达到高潮。当时，成百上千的民粹派分子深入农村的田间地头，向俄国农民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学说，试图发动他们起来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在俄国建立起一种更加美好的社会。但是，俄国农民不仅没有认同他们的理论，而且还把他们当作叛乱分子扭送到政府，于是看起来声势浩大的民粹派运动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恩格斯时刻关注着俄国国内局势的发展：一方面对俄国民粹派反抗专制政府的革命活动给予热情的鼓励，另一方面也不时对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作出批评。关于后者，主要体现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分子特卡乔夫的论战中。1874年，恩格斯撰写了一组文章，批判流亡西欧的各国革命者中间存在的革命激进主义倾向，其中也批评了他的友人、俄国民粹派重要代表人物拉甫罗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现出的折中主义立场，同时还提及了俄国革命者特卡乔夫表现出的激进革命倾向。恩格斯的这一善意批评招致了特卡乔夫的不满，他很快写了一封致恩格斯的公开信，不仅拒绝接受恩格斯的批评，而且还系统地宣扬了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向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发起挑战。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给俄国革命运动指明正确的方向，恩格斯在1875年上半年又撰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对特卡乔夫宣扬的、几乎所有民粹派分子都信奉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尖锐的批判。
特卡乔夫在致恩格斯的公开信中主要表达了这样几个理论观点：其一，在俄国，虽然不具备像西欧各国那样进行革命斗争的条件与手段，例如不存在城市无产者、没有出版自由和代表会议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革命在俄国比在西欧更没有希望。因为在俄国，有着进行革命的更加有利的条件：俄国虽然没有城市无产者，但也没有资产阶级，资本的权力还处于萌芽状态，只须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就行了，而俄国的政治权力又是悬在空中的，没有稳固的社会根基。其二，俄国广大人民群众尽管没有文化、愚昧无知，但由于长期受到农村公社生活的熏陶，他们成为了本能的和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具有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的世界观，政府只有动用刺刀和皮鞭才能将个人所有制的思想灌输到他们的意识和生活中去。俄国人民也因此比西欧各国的人民更加接近于社会主义。其三，虽然受到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长期奴役，俄国人民习惯于逆来顺受，但改革后处境的恶化已激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与愤怒，他们不时发起抗议，利用每一个机会发泄藏在心底里的仇恨。他们虽然看起来愚昧和笨拙，连自己基本的权利都缺乏明确的认识，然而却具有革命的本能。其四，俄国知识分子虽然人数很少，却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相反，他们的敌人则是软弱无力的。如果俄国在战争中失败，如果几个省的农民同时发动起义，或者仅仅是首都发生公开的起义，专制政府就会垮台，因而可以确信，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非常容易，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唤起人民的革命反抗。
对于特卡乔夫宣扬的上述农民空想社会主义观点，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依据唯物史观对其作了严厉的批驳，同时阐明了自己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第一，针对特卡乔夫宣扬的俄国由于不存在无产阶级但也不存在资产阶级，因而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方面遇到的阻力小和比西方更容易进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指出，尽快过渡到消灭了阶级差别的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全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但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大工业无产阶级，而且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创造者，生产力只有在它手里才能达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的存在也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前提，谁否认这一点，就说明他缺少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
第二，针对特卡乔夫宣扬的由于存在着劳动组合和土地公有制度，俄国人民因而是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天然选民的观点，恩格斯反驳说，自19世纪中叶起，主要受到赫尔岑理论学说的影响，在许多俄国人那里产生了对劳动组合的某种程度的信仰，然而，从根本上说，俄国的劳动组合在发展水平上极其低下，是一种非常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至于俄国依然存在的土地公共占有和使用的制度，人们也没有理由拔高它，因为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和民族的低级发展阶段上都曾存在过。尤其是在东方，它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
第三，针对特卡乔夫宣扬的沙皇专制制度不存在任何社会阶级基础的说法，恩格斯用大量事实论证说，俄国的沙皇制度不仅不是悬在空中的，相反，它还有着非常坚固、深厚的社会基础。首先，它代表了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俄国，少数贵族几乎与千万农民拥有数量相等的土地。其次，它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当资产阶级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的时候，其寄生性已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以致全体劳动人民都受到它的残酷压榨和剥削。最后，它还代表了官僚群体的利益。沙皇俄国有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像密网一样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严密的控制与统治。
第四，针对特卡乔夫宣扬的在农民为主的俄国更容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恩格斯评论道，特卡乔夫处理政治革命问题如同处理经济革命问题一样轻率，他设想只要发生零星的农民起义，问题就会轻轻松松地解决。恩格斯反问特卡乔夫说，俄国农民既然这么容易起来革命，那么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看到他们进行这种革命，俄国也没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呢?恩格斯指出，俄国农民虽然深受压迫，在历史上进行过无数次的暴动和起义，但他们一直是只反对地方贵族和官吏，而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他们始终认为沙皇是他们的保护者和拯救者。自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民开始反对政府和沙皇，那只是因为他们快生活不下去了，而绝非革命的本能使然。
第五，恩格斯最后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前景问题作了这样的展望：俄国农村公社虽然已经度过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在农奴制改革后不断走向解体，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获得新生，进而向更高级经济社会组织转变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之前就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能为其新生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的时候才能发生。换言之，“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恩格斯对特卡乔夫的上述批判虽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也帮助一些民粹派人士转变了立场，但是，就大多数民粹派分子而言，直到19世纪90年代，仍然固守民粹主义信条，继续鼓吹在农村公社问题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俄国自由民粹派人士丹尼尔逊就是其典型代表。恩格斯于是又在1894年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在回顾先前对特卡乔夫所作批判的同时，进一步批判了丹尼尔逊等人的观点。
关于民粹派钟爱的农村公社，恩格斯在该跋中这样论述道：俄国农村公社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但在其内部从来没有萌生出使其获得新生的因素；俄国虽然有不少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克服这一矛盾的办法，但他们并不生活在农村公社中，与数量众多、愚昧无知的广大村社农民相比，他们是微不足道的。恩格斯再次强调指出，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要解决只有高级发展阶段才可能产生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还重申了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阐发的这样一种观点：如果说俄国农村公社还有可能有一种更好的前途的话，那么对它进行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
二、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
1872年，《资本论》第1卷俄文版在圣彼得堡出版，引起了俄国思想界的极大关注，印刷的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与此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某些理论观点也在俄国思想家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1877年9月，俄国庸俗经济学家茹柯夫斯基发表了名为《卡尔·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一书》的评论文章，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之后不久，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则撰写了《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一系列理论观点进行了辩护。
在为马克思辩护的过程中，米海洛夫斯基也对《资本论》中的某些论述产生了疑问。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有关论述的适用性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在其中试图给出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任何国家都要经历像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像俄国这样仍然存在着农村公社的国家也要重复西方国家走过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的有关论述，更加深了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一印象。例如，马克思在其中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些自然的发展阶段。
其次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一个注释增补中关于赫尔岑的一段插语。马克思在这段插语里这样写道：俄国文学家赫尔岑曾经非常认真地预言，欧洲也许最终不得不依靠输入俄国人的传统和制度来获得新生。本来就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那段论述产生疑问的米海洛夫斯基据此强调说，在马克思对赫尔岑的不友善的讥讽中反映出的是他对俄国人为自己国家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发展道路的尝试的反对态度。
马克思看到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后非常气愤，认为他故意歪曲了自己的观点，致使人们有可能认为他如同俄国自由派分子一样，主张俄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反对俄国人探索自己国家走不同于西方国家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马克思于是写了一封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答辩信，以纠正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理论观点的错误理解。
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在信的第一部分里，马克思澄清了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关于赫尔岑那段插语的误解。马克思写道，米海洛夫斯基在《资本论》正文中找不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足够依据，就试图去引用注释中的那段批评性插语。那么，那段插语责难赫尔岑的是什么呢?只是赫尔岑的这样一种观点：腐朽的西方要靠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不管插语中的这个评价恰当与否，都不能从这里得出其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接着，马克思还以他对俄国伟大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的跋里曾尊敬地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方面做出的贡献，但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民粹派观点的坚持者，由此能因为对其经济学方面贡献的肯定就得出赞成他的民粹派观点的结论吗?
在信的第二部分里，马克思又从方法论的高度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教条主义观点作了深刻的揭示与剖析。马克思指出，在《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里，自己只是要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即如何形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的少数资本家阶级；在这一过程中，最基础性的问题是对农民的剥夺，而这种剥夺只有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自己在《资本论》中所做的仅仅是描述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业已发生的事情，是对客观史实的一种概述，而没有讲更多的东西。如果人们非要将这一历史概述运用到俄国的话，那么结论也只能是这样：它会迅速地将大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俄国一旦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所具有的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们一定要把他仅仅是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过程的概述彻底变成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既是对他的赞誉，更是对他的侮辱。
为了强化上述观点，马克思还特别列举了古代罗马平民的例子。他写道，《资本论》中的好几个地方提到了古罗马平民所遭遇的命运。这些人本来是自由民，各自耕种着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但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他们的土地被剥夺了，与此相伴随的是大地产和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但是，这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小农虽然自由了，却没有成为雇佣劳动者，而是变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不比奴隶们的处境好多少。同时，业已形成的大地产和货币资本占主导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这一事例说明，“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只有对构成这个历史环境的每一个要素分别加以研究，进行仔细的比较，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用所谓普遍的历史哲学理论分析问题，是永远达不到这一目的的。
由于某种原因，马克思最终并未将这封写好的信寄出去发表。所以，俄国民粹派人士并不知道马克思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因而继续进行着争论。四年之后的1881年初，俄国革命党人查苏利奇又向马克思提出了这一问题，请求他作出解答。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因此，这封信可视作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论战的继续。
查苏利奇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一段时期以来，在俄国存在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古老的农村公社已经过时，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经济社会组织形式必然走向灭亡，而大肆宣传这一观点的人，“都自称是您的真正的门徒……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
查苏利奇转述的观点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马克思的面前，即是否可以根据《资本论》中阐述的理论，认定俄国必然走上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事关重大，马克思决定尽快回信阐明自己的立场。为此，他写了四份草稿，从中足以看出其思考和回答问题的慎重。
马克思在前三份草稿中首先解除了《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论述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最重要前提是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剥夺，这种剥夺迄今只是在英国彻底完成了，而西欧其他国家正在重复着这一过程。这句话与给《祖国纪事》编辑部信中的论述是一样的，但马克思后面的论述则比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进了一步，即强调说：“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
在草稿中，马克思还提到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特征以及它两种可能的发展前景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内含着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因素，这决定了它两种可能的发展前景：要么是其中的私有制因素战胜公有制因素，要么是相反，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由于各种原因，马克思在最终复信中没有保留这段话，而只是保留了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历史概述适用范围的那段论述。
综合该信各草稿，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历史环境的重要性非常强调，坚决反对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存在。这和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三、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两次论战给予我们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的两次论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可以至少得到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启示。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严格依据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榜样。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基础与精髓。恩格斯在与特卡乔夫的论战中，着重用唯物史观阐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唯物史观一以贯之的坚守和捍卫。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曾一度侧重于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来评判资本主义制度和勾画未来美好社会的图景。但是，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初步创立了唯物史观之后，他们就竭力谋求用唯物史观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特别强调经济因素、生产力因素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资本主义就要灭亡、社会主义就要胜利，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1848—1849年欧洲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曾受到革命形势的鼓舞，一度认为当时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获得胜利。然而，革命很快失败了。他们立即用唯物史观对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得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结论。马克思在其重要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总结道，在经济出现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社会化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两个主要因素之间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到来。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也指出，激进革命派如果过早地掌握政权，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他们所能做的事情是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取决于物质生产关系和由此决定的阶级对立关系的发展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认识更加深刻。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著名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唯物史观。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他又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命题。当恩格斯写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也在《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强调指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作前提，社会革命是难以想象的。
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与许多俄国民粹派人士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们非常希望俄国民粹派能发动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进而推动西方革命。但当俄国民粹派人士希望马克思、恩格斯支持自己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还是受到了坚定的拒绝。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村公社与专制制度共生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我们认识俄国民粹派运动的悖论性和落后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恩格斯在批判特卡乔夫错误观点的时候，特别指出农村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而深刻揭示了农村公社与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的共生与依存关系。
马克思其实在很早的时期就对此作过论述。例如，在1850年代初总结法国革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马克思就阐明了小农与专制制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个体农民尽管数量众多，但他们均固守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彼此之间不能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由此也决定了他们不能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自己捍卫自己的利益。他们所寄予希望代表自己利益的“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因此，小农占优势的社会必然也是行政权占支配地位的社会。
之后，马克思又将目光转向了仍然广泛存在着村社制度的东方国家印度，对村社制度和专制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的阐释。他阐述道，在印度，自古就形成了一种所谓村社制度。这些农村公社如同一个个小农，彼此孤立，不能进行自愿的联合，需要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的干预，因而这些看起来和谐无害的农村公社，“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俄国民粹派运动的局限性、悖论性都有很大的启示。
民粹派是19世纪中后期在俄国形成和发展壮大的思想与政治派别，它有两个大的特点：一是坚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他们普遍认为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它，让全体人民实行自治，才能使俄国摆脱落后状态。二是竭力维护农村公社。他们极尽赞美农村公社之能事，认为农村公社是俄国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所，能保护弱者不受地主和强者的欺凌，其集体主义、抑强扶弱的特质有效抑制了西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分化的痼疾。
由此，俄国民粹派运动就出现了严重的悖论性。因为农村公社是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只要存在着农村公社，就必然产生相应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消灭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就必须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但是，俄国民粹派分子所做的是力图摧毁专制制度这一上层建筑，却保留和巩固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他们越是维护农村公社，客观上就越是维护了专制制度；专制制度越巩固，他们对它的反抗就越强烈。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公社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民粹派分子不得不诉诸国家和专制政府来保护村社，从而也最终成为了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恩格斯晚年非常明确地谈到了这一问题，他分析到，“曾经是恐怖主义者的民粹派，最后完全可能成为沙皇制度的拥护者”。
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俄国民粹派中分化出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农村公社，由此才使得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了协调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落后国家、小农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落后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进入现代国际体系较晚，社会发展的起点低，个体农民甚至农村公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这样就容易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它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小农社会固有的特点却容易滋生空想社会主义，追求一下子就建立起完全民主的政治制度，从而对集权或威权制度产生抗拒心理，这就造成了落后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困难。20世纪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出现过这种情形，它们力求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完全民主的政治制度，从而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影响了政治生活的稳定。二是掌权者为了维护集权专制制度，有意识地延长小农或农村公社的存在，苏联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方面追求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将农村完全集体农庄化。所谓集体农庄，实际上就是俄国历史上农村公社的翻版，甚至比农村公社更极端。它靠行政手段将各个集体农庄隔离起来，造成了它们的分散性和孤立性，使苏联农民无法真正参与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来。这也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
其三，对待任何理论学说都要力戒教条主义，而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问题。
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提出的绝不能用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理论分析问题的观点启示我们，任何理论学说，自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都有其生成的特定历史背景，不能将其看成是抽象的和一成不变的真理而到处套用。就一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而言，一切取决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自始就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他们刚刚登上西欧社会政治舞台的时候，大量接触的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一度非常崇拜这些人类思想创造的巨大成就。但马克思、恩格斯很快就成了唯物主义者，没有因为这些理论学说包含着部分真理就迷信和盲从它们，而是对它们展开了质疑和批判，从而很快超越了它们。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如果教条主义地对待它们，就不会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在1847年批判卡尔·海因岑时所作的论述，特别体现了他们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教义，而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的；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以历史迄今在各文明国家造成的现实状况为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不教条主义地对待他人的理论学说，而且也不允许他人教条主义地对待自己的理论观点。
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许多新成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大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旗帜。但随之也出现了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情况，对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损害。马克思在生前就发现了这一问题，曾气愤地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更多，其晚年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与这一思想倾向作斗争。1890年6月，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人们如果试图将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去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必然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在逝世前的几个月，恩格斯仍然强调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如何在实际活动中克服教条主义弊端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重要的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尤其是从“历史环境”出发分析问题。就一国走何种社会发展道路而言，完全要看它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历史环境就是制约一国某一时期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它们既有内部的，也包括外部的。内部环境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及发展状况等；外部环境则包括其他国家的生产力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发展状况，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当然也包括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体系的发育程度等。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就在有关著述中谈到内部环境的重要性。例如马克思在1850年初写的总结法国革命经验教训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阐述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法国许多革命者、社会主义者曾一度认为1848年二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些旧事物死灰复燃了，法国又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事实证明，一国达到的发展水平受制于自己的历史与传统，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晚年恩格斯在指导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对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又作了非常多的分析与强调，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他虽然主要是在批判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经济唯物主义观念的过程中提出这一理论的，但还是指出了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性作用，并对其他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环境理论”启示我们，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还是要特别重视内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既不能屈从于现实，也不能急躁冒进，必须制定均衡的发展战略，走稳健的发展道路，从而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使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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