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无差别恶性暴⼒事件系列（⼀）：别再说“反社会⼈格”了，看看这“弥漫的愤怒”！

　　编按：近期发⽣的多起恶性暴⼒事件，只是⽇益频繁的暴⼒⾏为的冰山⼀角。⾃今年2⽉以来，这类事件已发⽣了25起，⼏乎遍及每个省份。然⽽，官⽅不仅未公开相关信息，还多次声明将其定义为“偶发案件”或“个别案件”。然⽽这些事件既非偶发，也不能简单归因于“个⼈的⼼理问题”，⽽是社会⽭盾激化的表现。地⾁将通过⼀系列⽂章，探讨现象的系统性成因，找出关键问题，厘清相关概念，并与⽹友展开讨论。此⽂为该系列第⼀篇。

　　⽂/地⾁

　　反社会性⼈格障碍（ASPD）在⼼理学和精神病理学中已有相对成熟的研究。其特征包含⾏为和情感两个层⾯：⾏为上，漠视并侵犯他⼈权利，例如欺骗、操控、侵犯或剥削他⼈；具有冲动性和攻击性，例如易怒、暴⼒⾏为或缺乏未来规划；缺乏社会责任感，经常违反法律和社会规范。情感上，以⾃我为中⼼，缺乏同理⼼和情感连接，对⾃⾝⾏为后果没有悔意。这些特征共同描绘出⼀个伤害他⼈且毫⽆悔意的、与社会疏离的形象。

　　⼤众常常将ASPD与“⽆差别伤⼈/杀⼈”联系起来，因为这种⾏为似乎并非出于“冤有头、债有主”的逻辑，⽽是⼀种⽆差别的攻击性。因此，⼈们倾向于将此类事件的肇事者贴上

　　“反社会⼈格”的标签。然⽽，⼼理学研究表明，ASPD是⽣理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的结果，并非天⽣。其成因的复杂性类似于抑郁症或癌症，尽管⽬前尚不清楚⽣理和环境因素各⾃的影响比例。更重要的是，ASPD并非必然导致严重的暴⼒事件。虽然这种⼈格障碍可能增加伤害他⼈的⻛险，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ASPD患者都会走向极端。

　　同理，不是所有的“⽆差别伤⼈”都可以归因于“反社会性⼈格”。近期频发的⽆差别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作案动机的揣测。⼀些评论简单地将肇事者归类为“反社会⼈格”，认为

　　“任何理由都不是伤⼈的借⼝”，并主张“严惩不贷”。这种论调将肇事者妖魔化，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联系和可能存在的诉求。“任何理由都不是伤⼈的借⼝ ”这⼀说法预设了肇事者拥有其他合法合理的申诉途径或应该默默忍受不公。 “严惩不贷”则意味着要么死刑，要么永久监禁，如同福柯笔下的“疯⼈”⼀般，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这种做法阻碍了对事件更深层次原因的探讨，评论者往往将⾏为归因于 个⼈精神异常，⽽忽略了其动机、诉求以及过往经历。

　　这种简化和标签化的处理⽅式并非个例。职校⽣因不满严格管理被指责“娇嫩”，实习⽣因压⼒⾃杀被批评“⼼理脆弱”，这些都是常⻅的例⼦。这种错误归因不仅压制了求助的声⾳，更让那些在结构性不公中挣扎的学⽣感到孤立⽆援，最终将不满和愤怒转化为弥漫性的仇恨。

　　弥漫性愤怒的爆发:苏南某校惨案

　　近期事件中，苏南某校的2024届毕业⽣徐某在学校刺伤17⼈、刺死8 ⼈，便是这种仇恨的极端表现。⼼理学上的“弥漫性焦虑”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徐某的悲剧。⻓期压⼒导致⾃我调节机制失灵，最终引发全⽅位的焦虑。我尝试⽤类似的机制来解释“弥漫性仇恨与愤怒”是如何演变成⽆差别伤害的。当个体⻓期遭遇来⾃学校、职场、家庭，⽆处不在的权⼒结构的碾压！老师的责备、实习单位的剥削、家庭关系的紧张，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事件，⽽是系统性压迫的缩影。当学⽣⼯们的权利被践踏，尊严被侮辱，未来被剥夺，难道我们还要苛求他们“⼼平⽓和”地“⾃我调节”吗？这难道不是⼀种更深层次的“规训与惩罚”吗？

　　苏南某校的惨案，不是什么“反社会性⼈格”的极端表现，⽽是“弥漫性仇恨与愤怒”的⽕ ⼭爆发！关于⽹传徐某的“遗书”，真实性尚未确认，但其中反映的职校学⽣⼯问题早已是⾏业痼疾，多年来相关报道屡⻅不鲜。私以为即使这封遗书最终被证明并⾮出⾃徐某之⼿，也⾜以反映当下许多职校学⽣⾯临的真实困境：

　　“当雪崩的时候，没有⼀片雪花是⽆辜的，所有⼈其实都是⼀个整体，⼀个⼈的不幸就是所有⼈的不幸，别⼈的不幸就有可能是你的不幸，不要问丧钟为谁⽽鸣，丧钟为你⽽鸣。”

　　徐以这句话为全⽂开头，揭⽰了他的⾏为背后不是源于冲动，⽽⾄少是认真思索后的⾏动⽅案。他在遗书中细致描绘了他遭受的⻓期社会不公也吻合上⽂关于“弥漫性仇恨和愤怒”的判断，他写道：

　　“对于⼚⾥恶意拖⽋我⼯资，不给我买保险，不给我加班费，罚我的款，不给我赔偿⾦。⼚⾥的⼯⼈每天⽣死轮回两班倒或三班倒，⼀天⼯作 16 个⼩时，⼀个⽉没有 ⼀天休息，我因⽣病请了⼏天假，部⻔经理竟然说别⼈发⾼烧的流⿐⾎的都能⼲活，你凭什么不能，不能⼲就滚蛋。”

　　短短两句话⾚裸裸地揭⽰了在⼯⼚⽣产空间⾥，资本对于⼯⼈的暴⼒⽆时⽆刻不在发⽣。⼯⼈⽤⽣命、时间和⾎汗努⼒赚的⼯资却被资⽅任意克扣，遭受非⼈的虐待和辱骂，与奴隶⽆异。这种“⻓期的不公”我相信也施加在了徐同学⾝上。

　　徐同学⽆奈地说：“⼯⼚没有任何权利去罚⼈的钱，我⽤了很多办法却依然没有办法解决。” 他是对的，⼯⼚规定如果不经过⼯⼈集体通过，⽽只是管理者的随意调 整和制定，那么这种罚款本⾝到底有多⼤的合法性呢？⼜怎么不会导致⼯⼈的怨恨和愤怒呢？他尝试⽤了很多⽅法解决，但⽆济于事，最终他选择“我会为劳动者发声，这个世界需要被改变，⼀个⼈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我宁可死也不愿再被压榨与剥削，我希望以我的死推动劳动法的进步。”这段话颇有“我以我⾎祭轩辕”的⽓魄和悲壮。他才21岁，便将如此年轻的⽣命作为为⼯⼈发声的祭品。

　　遗书中，他还明确指出了压迫他的另⼀个制度来源——学校。他愤怒地写道：“还有学校恶意扣我毕业证，不让我毕业，⼤部分⼈考试基本全是作弊，学校以我考试没过为由不给我毕业证，你们太欺负我了，所有⼈都在欺负我。”这⾥应该是他电⼯证考试没有通过。⽹络资料显⽰，徐加⾦的电⼯证理论考试合格，但实操只有40多分。究竟是他复习不⾜，还是遭遇恶意刁难，⽬前尚⽆定论，需要更多证据⽀撑。但徐加⾦认为学校在欺负他。“欺负”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欺压和侮辱。他进⼀步的“所有⼈都在欺负我”的论断，表明他的愤怒和仇恨已从具体的“⼯⼚管理者”和“学校”，蔓延⾄整个社会，形成⼀种被全世界排斥和遗弃的感受。⾄此，“我与世⼈为敌”的处境正式形成。如果说此前他还想为劳动者发声，那么此刻，他已孑然⼀⾝，对周围的同学也丧失了情感连接。

　　愤怒情绪如何转化为⾏动的逻辑链条在他的论述中也很清晰：“所有⼈都在欺负我，别以为我是老实⼈，有些账总是要清算的，我要⽤⽣命去战⽃，我将彻底洗刷我的耻辱，我要揭开暴露这个事情。”他将⾃⼰的⾏为视为复仇，有着完整的因果逻辑。他认为⾃⼰的⾏为是防卫，⽽他选择的武器，不是机构或任何发声渠道，而是⾃⼰的⽣命。这或许是因为他已尝试过所有途径，或是不再信任任何机构。他的⾏为也是宣战，是⼀场战⽃的号⾓。

　　这背后是残酷的现实：⼀⽅⾯，所有改善劳动者境况的合法渠道都已失效；另⼀⽅⾯，在这个充斥着消费主义和娱乐⾄死的社会，个体的声⾳微弱⽆⼒，甚⾄以⾃杀维权也难以引起关注（例如江苏外卖员⾃焚事件）。因此，他选择了极端的⽆差别杀戮，试图以这种惨烈的⽅式制造社会新闻，引起关注。

　　“我要争⼀⼝⽓，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是要告诉⼈家我失去的东⻄我⼀定要再拿回来。”他想要夺回的究竟是什么？或许是尊严，是尊重，是被平等看待的权利。他渴望的并非是世⼈⾼看他⼀眼，⽽是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堂堂正正地活着。他在⽂章末尾写道：“胜利万岁，⼈⺠万岁，⼯⼈万岁，wcjj万岁，让历史来审 判我吧，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这表明他清晰地将⾃⼰定位为wcjj的⼀员。 然⽽，悲剧的是，他没能找到可以求助和依靠的组织或群体。

　　“我爱这个世界，我爱我的家⼈，再⻅。”这句充满悲痛的告别，与“反社会⼈格”的冷酷形象格格不入。他深爱着世界和家⼈，却选择以如此决绝的⽅式离开，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绝望？徐加⾦的悲剧并非源于“反社会⼈格”，⽽是⻓期社会结构性压迫下滋⽣的“弥漫性仇恨和愤怒”。当结构性不公和暴⼒以隐蔽的、公开的甚⾄合法的⽅式施加于个⼈，所有申诉渠道都被堵死，绝望的灵魂⽆处可逃，只能以最极端的⽅式发出⽆声的呐喊。世⼈只看到了个体犯下的罪⾏，却对⻓期以来施加在他和他⾝后⽆数的“学⽣⼯”和 “⼯⼈” ⾝上的社会 “罪⾏”和“不公”视⽽不⻅！

　　将痛苦转化为希望：左翼的真正⽬标

　　有⼈将宜兴惨案归咎于左翼思想的教唆，甚⾄污蔑左翼漠视⽣命、⿎吹暴⼒。这种说法荒谬⾄极。左翼运动的根基是对底层劳动者的关怀，怎么会⿎励伤害⽆辜，尤其是底层互害？相反，⼏百年来，左翼运动和组织⼀直致⼒于为底层⼈⺠争取更⾃由、更有保障、更有尊严的⽣活。正如⻢丁·路德·⾦所说：“劳⼯运动是将痛苦和绝 望转化为希望和进步的主要⼒量 ……” 劳⼯运动的⽬标并非制造个⼈毁灭或伤害⽆辜，⽽是通过组织、倡导和⾏动，将⼯⼈的痛苦转化为变⾰的动⼒。

　　因此，尽管我们理解并同情徐加⾦的遭遇，但我们绝不认同他的⽆差别伤⼈⾏为， 更不认为这是左翼或劳⼯运动的教唆和主张。恰恰相反，这种个⼈痛苦转化为对他⼈的伤害，正暴露出中国劳⼯组织和运动被压制和式微的残酷现实。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发声渠道，个体的绝望才最终以如此极端的⽅式爆发，以⽆辜者的逝去和家庭的悲痛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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