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现代社会，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人类社会，一定条件下也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挑战。社会制度因素是造成科技双刃剑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技功能时认为，科技的应用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是有区别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的功能存在悖论现象。对此，马克思形象地说，“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技功能悖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有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科技才能真正成为服务社会、服务人的本质力量。
科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科技不仅促进了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还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进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以大机器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与以电力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他们非常关注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既剖析了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积极作用，也深刻阐释了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的各种消极作用。也就是说，科技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悖论现象，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形象地将其称之为“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在总体逻辑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生产力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方面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科技功能的悖论，即科技从总体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成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科技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也阻碍了科技的应用。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围绕生产力进一步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功能的悖论。一方面，科技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废物的利用，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科技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效率进而扩大了生产规模但也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围绕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科技导致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但也阻碍了人的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科技功能悖论的论述中，始终隐含着只有以新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功能悖论的思想主线。
一
(一)“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技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科技是生产力而且是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技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他说：“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马克思将机器设备等新技术的发明及使用作为新兴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标志，从而萌发科技也是生产力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生产力是一个包括科技在内的由多因素构成的综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将自然科学理论知识看作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它是一种潜在的、尚未产生实际效能的间接生产力，而自然科学理论知识只有转化为一定的技术并进入生产过程才能形成直接的生产力。
科技发展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科技是生产力，而且还认为，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就是科技的发明和使用。工业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其根本原因就是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而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则源于科技进步。恩格斯说，“(社会)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科技的进步深刻影响了社会发展。在谈到科技的进步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恩格斯这样阐释：“所有的机器都经过无数次微小的但总起来却很有意义的改进，而每一次新的改进都给予整个工业体系的扩展以有利的影响。”马克思也看到了科技进步给经济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这从恩格斯的评价中可以得到证明。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以机器为代表的科技进步的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持有积极态度。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的进步客观上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也给予了客观评价。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相较于封建社会的进步性时说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二)“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机器成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科技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在剩余价值规律驱使下，资本必然是唯利是图的。因此，尽可能地加强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具体体现。一方面，资本家通过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这客观上有赖于机器的发明和改进使用。“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机器设备“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在工作日不能无限延长的情况下，资本家通过改良机器，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工人被剥削程度显然提高了。所以，“一旦强制缩短工作日，情况就不同了。强制缩短工作日，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客观上“助推”了资本家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的逐利目的。另一方面，在工人工作强度提高的情况下，“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或成为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工人阶级其实就是无生命的个体，其整个生活地位当然越来越没有保障。“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总之，当机器被用来为资本服务时，工人完全变成了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成为机器的附庸，他们不仅丧失了肉体上的自由，精神上的自由也丧失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机器的使用，工人彻底失去了自主能动性，他们只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或是机器的附庸。
不仅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不断推广，广大雇佣工人非但没有从大机器的推广和使用中获得财富，反而越来越贫穷，完全沦为了资本的生产工具。正如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为资产阶级生产剩余价值服务的，也就是为资本剥削雇佣劳动服务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1860年6月17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则报道，“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资本主义社会中童工遭受资本家如此血淋淋的压榨，真实映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财富关系。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说道：“各报在报道萨雷的验尸官卡特先生1843年11月14日检验四十五岁的安·高尔威的尸体的情形时曾描写过死者的住所。她和丈夫及十九岁的儿子住在伦敦百蒙得锡街白狮子大院3号的一间小屋子里面;里面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任何家具。死者和她的儿子并排躺在一堆羽毛上(羽毛粘满了死者的差不多赤裸裸的身体),因为他们既没有被子，也没有床单。羽毛牢牢地粘满了整个尸体，不净尸就不能进行检验，在净尸的时候医生发现尸体极其消瘦而且被跳蚤、虱子等咬得遍体鳞伤。屋里的地板被拆掉一块，全家就用这个窟窿做茅坑。”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科技成为资产阶级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工具。
二
(一)“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科技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
生产力发展程度和水平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不同的生产力水平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生产关系。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没有剩余产品，人们必须共同劳动才能获得食物，原始人平均分配产品，没有私有财产，这就决定了原始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制。奴隶社会下生产关系是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并占有奴隶本身。在奴隶社会后期，随着铁制农具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形成了封建农奴依附于封建地主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18世纪60年代，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极大地提高了纺织业生产率。1769年詹姆斯·瓦特改良了早期的工业蒸汽机，推动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1807年富尔顿制造出了蒸汽机动力的轮船，1814年乔治·斯蒂芬森发明了蒸汽机车。这一系列的科技革命，一方面造成了众多的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倒闭，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为了生活，不得不到大生产者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为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率先使用大机器的手工作坊主等，通过原始资本积累，积聚了大量生产资料与巨额资本，用来进一步发展机器大工业，成为资本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机器大工业产生了工业资本家社会。
(二)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也对准了资产阶级自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束缚了科技的应用
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在资本主义时期，科技进步通过分工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与以往的社会分工主要是部门之间、产业之间分工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产业内部分工或部门内部分工。科技带来的大机器广泛使用，使得分工越来越细，工人的劳动因分工越来越固定化、片面化和畸形化，同时也强化了私有财产的资本家占有。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协调、调控生产，但这又被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所束缚，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为了各自利益而自行其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
科技的发明和进步使得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可能。资本家通过科技的发明和进步，能够极大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直接决定了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所以，马克思不无感慨地指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劳动时间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从而获得剩余价值的关键，所以，资本家一方面试图通过科技的发明和进步来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另一方面仅仅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科技发明和进步所带来的巨大财富的力量并试图将这一力量控制在劳动时间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这一自相矛盾的做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象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
所以，“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产阶级通过发展出较封建社会发达的生产力最终打败了封建制度从而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可是如今科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却在资本主义社会遇到了生产关系的阻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用来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三
(一)“科技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中的废物利用
马克思认为科技应用和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为科技及科技应用本身无所谓社会制度的性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及其应用却具有了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科技成为资本获取利润的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科技是最伟大的历史杠杆，有着革命的力量。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可以实现变废为宝，这是科技杠杆作用的重要体现。“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须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当然，也可以利用科技手段改进生产工艺、生产技艺，从而提高效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资本论》中有许多关于通过提高生产工艺、生产技艺从而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放物的事例。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每次科技的进步，都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而且还实现了对一些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另外，科技的发明和使用还导致了新的生产工具的产生，它们同样可以促进废弃物和排放物的回收、利用或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从而有效利用资源或者减少资源浪费。“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及，处理纺织工业产生的废丝时，“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纺丝品”。“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
(二)科技受资本支配，反过来又造成了废物排放而恶化了人与自然关系
科技的运用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污染物的“变废为宝”,是改善环境的力量，但是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不能不受到而且也必然受到资本增殖逐利的驱使，服务于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需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资本支配着科技。大工业时期，科技被资本用来作为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造成了大量废水废气等废物排放，恶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描绘了工业革命带来了大工业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剧增，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恩格斯说道：“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而机器油几乎总是弄得满地都是，并且还渗到地里。”城市河流，如艾尔河，“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秽不堪了”,而艾尔克河“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此外，河本身每隔几步就被高高的堤堰所隔断，堤堰近旁，淤泥和垃圾积成厚厚的一层并且在腐烂着”。至于空气污染，“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急病的，特别是患各种炎症的，虽然比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这些鲜活的环境污染例子真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发展进步给环境带来的严重灾难。可是，人们每次对自然的无情破坏、无情索取，都遭到了自然的无情惩处。所以，恩格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表面上看，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恶化是科技发展的消极后果，但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原因造成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就不可能消除，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则有待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对于外来的新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能有效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人与自然之间将真正形成平等友好互利互助的关系，人对自然的责任和自然对人的责任之间形成一致性，人与自然之间实现高度和谐。
四
(一)科技造就了新机器和新方法，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首先，科技的发展和进步造就了大机器的发明和使用，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物质技术前提。马克思指出，“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其次，科技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还能缩短生产过程，减少劳动时间，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缩短劳动过程来说，马克思曾经举例说道，“由煤焦油提炼茜素或茜红染料的方法，利用现有的生产煤焦油染料的设备，已经可以在几周之内，得到以前需要几年才能得到的结果”。就缩短劳动时间来看，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产生后，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前提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方式。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缩短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为前提的，而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则有赖于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二)科技加剧了产品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催化剂
一方面，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极大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效率，在资本逐利动机驱使下，每个资本家都尽可能地扩大生产，生产尽可能多的商品。在资本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就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虽然产品生产越来越多，但劳动者却越来越贫穷，消费能力则越来越低，直至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雇佣劳动者日益缩小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催化剂。1825年经济危机首先在英国爆发，此后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每隔10年就要爆发一次危机。所以，周期性生产相对过剩的商业危机，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靠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是无法克服这种危机的。尽管资本家也在想方设法克服危机，比如“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但是，“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因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另一方面，固定资本更新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每一次危机过后，在迎来生产恢复的过程中，固定资本更新往往是恢复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重要物质基础。但是，随着固定资本更新的进行，其实资本主义经济又进入了下一个危机周期。在马克思进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时，就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周期而言，13年或更短的周期“就其必要性说来，与理论是相符的，因为它为大体上与大危机重现的周期相一致的工业再生产的周期确定了一个计量单位”。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原因外，就其他因素来说，固定资本更新则是其中的物质基础。毫无疑问，固定资本更新非但没有使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危机，反而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周期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自从固定资本大规模发展以来，工业所经历的大约为期10年的周期，是同上面那样决定的资本总再生产阶段联系在一起的”。
五
(一)科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
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前提。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科技是作为生产中的劳动工具形式出现的，并且是作为现实存在物——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工业就是技术，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技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机器作为技术的载体，表现为物质生产中人的劳动工具和劳动中介，其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人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生产需要不断发明和使用的机器，逐步成为物质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是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文所述，机器在物质生产中起着提高生产效率、解放生产力的作用。“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人类在发明和掌握科技的过程中，将人的本质力量体现在科技的应用中，并且这种应用又不断促进着科技的发展，进而使人的力量更加强大。
(二)科技是坚固的“镣铐”,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束缚人解放的工具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科技被资本捆绑束缚，科技的物化产物——机器，成了同剥削者一起剥削劳动者的工具，而非实现人的解放的手段和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进步和机器发展导致资本家的物质财富与劳动者的困苦成正比，机器被资本裹挟，成为资本家绞杀工人的刽子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发展、技术进步、机器等生产设备的改进、大工业发展等状况，指出了技术被资本裹挟而对工人产生的影响，它使得工人变得一无所有;并且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导致机器的竞争者——工人不断跌入贫困深渊。科技的进步或发明使用原本应造福人类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剥削、奴役和压榨工人的冰冷、坚固的“镣铐”。马克思在看到科技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这种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终究会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社会终将被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所取代，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和解放。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
结语
科技功能的发挥受社会制度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科技的应用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是有区别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科技功能悖论的论述中，科技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积极作用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于是，科技也成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恶化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催化剂，束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解放，等等。要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功能悖论，使得科技真正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服务，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功能悖论的观点始终蕴含着只有资本主义社会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功能悖论的主线。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有着暂时存在的所谓“合理性”。而从科技的发明和使用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先发优势，在一些科技领域还呈现出领先状态。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开展高水平科技创新”,以非对称的赶超战略，实现在科技上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达到科技的自立自强，从而充分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与科技强国的交流合作，借鉴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经验，实现科技进步的互利共赢，共同造福世界人民。
:胡立法
文章来源:《学海》2025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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