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多知音——读吴汉宾的《记忆浩然》

    小引：今天，我收到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杨啸先生发来的电子信件，并在附件中发来他近日写的《浩然多知音》一文。现征得作家同意，将此文转帖在此处。——刘国震

                                  浩然多知音
                               ——读吴汉宾的《记忆浩然》

                                       杨 啸

   
    2001年2月，浩然和三河市文联副主席王宝森合影   刘国震 摄

    不久前，河北邢台刘国震寄来了他写的《感悟浩然》。因为不论是关于浩然的什么事，都是我十分关心的，所以我便放下手头的工作，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一口气把刘国震的书读完了，并深为该书所感动。于是，写了一篇题为《说出了大众心声》的读后感。现在，我又收到山东昌乐吴汉宾寄来他写的《记忆浩然》，同样，我又是放下手头的工作，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一口气把书读完了。我认为，吴汉宾的这部《记忆浩然》，又是对了解浩然、理解浩然和研究浩然的一本好书。吴汉宾和刘国震年龄相仿，对浩然有着同样的深挚情感，可以说刘国震和吴汉宾，都是浩然忘年的知交和知音。两本书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解读，虽然角度不同，内容不同，但在观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一个是《感悟浩然》，一个是《记忆浩然》，相辅相成，可以称为是姊妹篇。虽然两位是不谋而合，却是异曲同工。
    在《记忆浩然》一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20多年间，他和浩然之间的亲密交往，记述了浩然与山东昌乐人民和昌乐及其周边地区青年文学之间的深情厚谊，记述了浩然“抹不掉的山东情结”。因为这些事都是的亲身经历，所以使读者读来感到真实而有说服力。
    书中所记述的这些事，有很多都是过去浩然曾经跟我说过的，所以我读来便感到很是熟悉，并有一种由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比如，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的种种经历，这些事，浩然都曾跟我掏心窝子地讲述过；显然，浩然是把本书的吴汉宾，作为他的忘年交知音，也掏心窝子地对吴汉宾讲述了这些事（浩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是他把你当作知心朋友，他就会向你讲掏心窝子的话）。还有，1960年浩然在《俄文友好报》工作期间，曾到山东昌乐县下放劳动锻炼了8个月。在劳动锻炼期间，他担任了昌乐县东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那里的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苦，共患难。这段生活，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也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记得，浩然在昌乐劳动锻炼期间，曾给我写过好几封信。在信中，他激情洋溢地讲述了他在那里生活战斗的情景和虽然辛苦却十分快乐的心情。他虽然紧张劳累，却是创作激情格外高涨，在紧张的工作劳动间隙，他接连不断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他自己感到满意、也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和称赞的短篇小说（如《送菜籽》、《车轮飞转》、《太阳当空照》等）。后来，他劳动锻炼结束，从那里回到北京后，我们见面时，他又多次讲述过他在昌乐的那些事情。每当他讲述那些事情时，他总是那么掩饰不住激动喜悦的心情。从昌乐劳动锻炼回到北京的两年之后，他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创作。《艳阳天》中许多最动人的情节——比如那日夜奋战、动人心魄、虎口夺粮的麦收情景等等，就都是他在昌乐东村的亲自经历；书中许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如不要国家救济、偷着吃野菜的饲养员马老四等，也都是以昌乐东村人为原型的。正是由于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由于他在那里的生活经历，给他的人生和创作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所以，他一直把那里看作是他“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这些，也都是我熟悉的。在本书中，对这些都作了详细地记述。读着这些文字，也就使我感到格外亲切。不由使我想到当年浩然向我讲述这些事情时的笑貌音容。
    这本书最可贵的一点是它的史料价值。因为，在本书中，翔实地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或者不为人所详知的史实。比如，一般人也许只知道浩然曾在山东昌乐劳动锻炼过，或者进一步知道，劳动锻炼时，他曾担任昌乐东村的党支部书记，但浩然当年到底在那里是怎么做的，到底做了些什么，恐怕就知之不详了。
    本书《一九六0年的浩然》一节，为回答一位攻击浩然的焦博士对浩然的诘问：“农民1960年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先生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这样写道：
 
   “1960年，浩然恰好在我们昌乐的东村大队任支部书记。他当时没有被饿死，但却与其他社员一样，饿的得了水肿病，腿上用手一按一个坑。不过，他得病归得病，最终却是没有饿死的。他当时如果饿死了，就没有两年之后动笔的《艳阳天》了。不仅他浩然没有饿死，整个东村当时八十七户、三百四十七人，没有一个饿死的。这应当归功于时任这个村支部书记的浩然。至今，在东村，人们还经常谈论他为这个村所做的一些事。
   “浩然担任支书后，首先建立健全了大队、小队两级领导班子，使大队、小队都有人负责、有人干事。大队、小队两级组织健全之后，他又带领干部清仓查库，摸清集体财产家底，计划节约用粮、统筹用粮，并逐家逐户调查，访贫问苦、帮贫扶弱，把所有能吃之物全部储存，统筹分配。发动社员群众利用自留地、荒坡地种早熟作物，挖野菜，甚至摘树叶子掺了粮吃，以度粮荒。
   “接着，土法上马，治病救人。当他和有些社员因挨饿得了水肿病的时候，他不等不靠，而是主动想办法，成为社员们的‘主心骨’。他听说茅草根熬水喝能治水肿病，就组织社员们到东山岭刨茅根让食堂熬水喝，用这种土办法，竟治好了许多人的水肿病。
   “浩然在东村担任支书时，还带领社员兴修水利，修建渠道。他和社员们担水栽烟、栽地瓜时，发现村南有两百多亩土地因地势较高浇不上水，如果从北流泉到东村西头修一条渠道，把老坝河的水引过来，这两百亩旱地就可变为水浇地。他把这想法跟村里的其他干部商量后，大家都同意。与村里其他干部们一起组织社员们大干半个月，修成一条长达一千多米的渠道。这条渠道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都在为东村的农业生产发挥着作用。许多年之后，村里的人们一提这条水渠，都很动感情地说，这是当年浩然带领他们修成的。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浩然带领全村社员抢收麦子，虎口夺粮。那一年东村的社员们虽然忍饥挨饿，但在浩然的带领下，生产积极性还很高。全村七百多亩小麦长势喜人。到了麦收季节，因为当时没有机器收割，全凭社员镰割手拔，碌碡滚轧。浩然和社员们都白黑忙在场院里，抢收抢打，盼望颗粒归仓。可是天不作美，老下连阴雨，一连十几天不晴天。如果不抓紧晾晒脱粒，眼看到口的小麦就要生芽、损坏。浩然头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他开始还没有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得收割回来的麦子都堆成麦垛并用雨布盖着，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当他听取了一位老社员的意见后，到麦垛彻底一检查，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他把手伸进麦垛里，那里面热得很，如果不及早采取措施，全村的小麦就会全部烂掉。他这才惊出一身冷汗，作为支部书记的他，责任重大。他与其他大队、小队干部一起，带领全村社员们开始一场抢收抢打粮食的虎口夺粮‘战斗’。
   “在那段时间里，浩然日夜靠在场院里，一边组织人力、畜力紧张打场，脱粒小麦，一边将那还没有晾晒干的麦子，发动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用手搓，往石头上甩，硬是把二十万斤小麦脱粒下来，挽回了损失，完成了国家公粮任务，社员分到了口粮。
  “在东村，提起浩然，至今好多人都还记得他当时打场脱粒的情景。他穿一件黑制服上衣，汗珠子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流，他顾不得擦。他的那件上衣的两肩和后背都泛着一层厚厚的白碱，那是让汗水浸的。脸上晒得黑黑的，瘦瘦的……”
    ……
 
     这些翔实的史料，对研究浩然及其作品，研究生活和创作的关系，都是十分宝贵的。
     还有，人们可能只知道浩然花费大量心血，殚精竭虑，在河北三河周边和京郊地区实施了他的“文艺绿化工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却并不一定知道，浩然在山东的昌乐和潍坊地区，同样也花费大量心血，实施了他的“文艺绿化工程”，同样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还有，为了给昌乐修建文化大楼，为自己的事一向不肯开口求人的浩然，竟厚着脸皮，转弯抹角地求朋友、托关系，为昌乐弄来盖文化大楼的资金……
    还有，浩然在昌乐竟有那么多各行各界的挚友……在昌乐成立的“浩然研究会”……昌乐县政协专门编辑出版的《浩然与昌乐》一书……在昌乐修建的存放浩然作品的“泥土书屋”……在昌乐以浩然书名命名的“艳阳天大酒店”……浩然重病之时，昌乐那么多各行各界的朋友，一次又一次地到北京、到三河去看望他……当他去世后，昌乐又有那么多的人，专程到北京深情地为他送行……
     这些，也都为研究浩然及其作品，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浩然身后有知音。是的，浩然去了，但他的人品和作品的光芒，却会随着历史的推移，越来越灿烂辉煌。他的知音，也会一代又一代的越来越多。

                                       201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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