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与“公权力”
在庾信《哀江南赋》中，有一段描绘“盛世”的文字：
“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盛世”局面的出现？因为这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期：“班超为定远之侯，王歙为和亲之使。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
没有战争就可以叫做“和平”。战争当然不好，但为什么会有战争？金圣叹曾经讲过一个“因缘生法”的比喻：一对夫妇有过亲密关系这个“因缘”，然后有子女出生，这就是“因缘生法”。战争的出现当然也有其“因缘生法”。本人相信，价值信念和公义信念的解体这对“夫妇”，就是导致和平秩序瓦解而出生战争的“因缘”。
何谓“价值信念和公义信念的解体”？金圣叹曾经在《水浒传．序二》中说过这个道理：“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越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劓刖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抵牾，是非乖错，至于如此之极，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零八人，以为高山景行，而心向往者哉！”当代公开崇拜宋江的名人，香港人皆知有黄毓民。
金圣叹又说：
“《水浒传》中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的便饶恕了。”“山东及时雨”宋江由“慈善家”而为反贼，由反贼而为神棍、政棍，由神棍、政棍而为战争贩子。最后，施耐庵没有让他成为高太尉、蔡太师第二，却让他毒杀李逵，可谓神来之笔。
宋江当寨主后，梁山泊打出的旗号是“自动献身”的“替天行道”，等待“招安”。但“智多星”吴用早在宋江出场之前，就预先诱导三阮说出他们想到梁山泊入伙的真正底因，其实也就是梁山泊能够发展壮大的真正底因：
－－如今该管的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涂，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
－－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一个邪恶腐败的盛世，有什么比财富与权势更值得炫耀的？黄毓民就最以他儿子说过的一句话而沾沾自喜：“你老爸穷，我老爸不算穷。”但中国古人却是在“仁民爱物”的基础上来确立价值信念与公义信念的。人类社会无疑是以自然环境为条件而发生发展的。中共在世界民族自主的大潮涌动之下而建政，立国后所面对的又是世界科技及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的大潮。地大物博的中国的政权所管治的区域拥有可以无限升值的无尽资源。此时，维护一个民族主义公权力的政权就是“仁民爱物”的必然手段。
但与此同时，这个作为民族主义公权力的政权的组织元素－－各级官员们的身价，无疑也会因管治下的区域所拥有的可以无限升值的无尽资源而水涨船高。
在西方强盗的眼中，只要中国的民族主义公权力不断瓦解，他们就可以通过“市场”而随心所欲地劫掠无穷的财富；在政治豺狼的眼中，只要中国的民族主义公权力不断瓦解，他们就可以通过卖国而肆无忌惮地侵私吞无穷的财富。“反对制度，不反对个人”的西方灭华政策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笼。他们所反对的“制度”其实就是中共原有的民族主义公权力建制，他们所不反对的个人其实就是中共叛国卖国窃国的汉奸匪孽、贪官污吏。
维护民族主义公权力的道路必然是辩证的。林彪口头上高呼“一句一顶万句”、“句句是真理”的谎言就是为了实质反毛。金圣叹早就说过：“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栉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毛泽东也早就“反对本本主义”。西方强盗走卒“批毛”，则因为毛泽东是中共的“开国之君”，不批毛，就无法彻底瓦解中共的民族主义公权力。
“统一”也要看真假。回收港澳，在形式上有点像是统一了，实质上却是被港澳的黄赌毒黑贪“反统一”了。港澳成了贪官污吏叛国卖国窃国的跳板，就如《水浒传》中朱贵主持的李家道口酒店，对岸则是美国的“金沙滩”。
“民主”要看真假。如果“民主”只是为了颠覆民族主义公权力，让移国大盗合法化，这样的“民主”有可能是真的吗？美国人人都有权选总统，问题是，他们选出来的总统一旦得罪了利益集团，随时可能被暗杀。
资本主义就如名贵的中药“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一样，解放前的三座大山像冬虫夏草菌一样寄生在名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蝠蛾幼虫之上，成了西方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滋补药材。但请问作为民族主义公权力建制，其价值信念、公义信念在实践中体现在哪里？
对于“黄赌毒是人性”的说法，对也好错也好，不必太过认真地去反驳。孟子早就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但谁也无法否认人应该有价值信念、公义信念，否则，人类社会的秩序无法维持、人类的文明无从进展。因此，有必要指出内内外外的盗贼们颠覆公权力的行为错在哪里？人民有权追究内内外外的盗贼们颠覆公权力的罪行的理据在哪里？
正因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所以人往往只需要一个藉口，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宋江打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就是要用作这样的藉口。找一个藉口，肆无忌惮地作恶，这就是“宋江主义”的精粹。在西方历史上，“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生”的控诉，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世界历史上祸害深重的极端潮流，莫不是出自“找一个藉口，肆无忌惮地作恶”这种“宋江主义”。而具体又可以分为“拜物教”与“话语主义”两大支派。有人宣称“金钱万恶”，但同时却又宣称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之分，只要实行财产公有，就什么社会问题都永远彻底地解决了，这是最赤裸裸的“拜物教”了。
还有一种要用“主义”、“家”来治国。这同样是“拜物教”，但拜的是“话语”，因此，可称为“话语主义”。特别要说明一下的是：民族主义本身没错，但民族主义一旦与“宋江主义”有了“因缘生法”，就会变成“纳粹”之类了。
古人说事论理，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往往是正面立言、大权示见。后世行险徼幸之徒而无法正确理解前贤往哲者，误以为古人大名鼎鼎只是骗术高明，往往想打他们的招牌来招摇行骗。事实上，孔孟并不骗人、耶稣并不骗人、佛祖并不骗人、老庄并不骗人，后世想打其招牌以行骗者，若能正确理解他们，想必也不会做“拜话语”教徒了。
古人说“殷忧启圣”，实际上殷忧所启，往往是高俅、宋江、张都监、西门庆等等。历史上的殷忧时代，往往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便是这个道理。
就以“动心忍性”为例，并非只有贤圣才能“动心忍性”，高俅、宋江、张都监、西门庆等等何尝不曾“动心忍性”？人也并非只有“良知良能”，而还有“邪知邪能”，否则，高俅、宋江、张都监、西门庆等等从何而来？读孔孟之书，要能从“邪知邪能”看到高俅、宋江、张都监、西门庆等等，才叫做登堂入室了。
然则，价值信念、公义信念落实的希望在哪里？公权力实现的希望在哪里？
金圣叹说：“夫当宋江以三十六人起于河朔，转掠十郡，而十郡官军莫之敢婴也。此时岂复有人谓其饥兽可缚、野火可扑哉？一旦以朝廷之灵，而有张叔夜者至。夫张叔夜，则犹十郡之长官耳，非食君父之禄独多，非蒙国家之知遇独厚者也。且宋江，则亦非独雄于十郡，而独怯于海州者也。然而前则恣其劫杀，无敢如何；后则一朝成擒，如风迅扫者。此无他，十郡之长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赀重，各有其禄位，各有其性命，而转顾既多，大计不决，驰骤乘之，措手莫及也。张叔夜不过无妻子可恋，无赀重可忧，无禄位可求，无性命可惜。”
张叔夜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与孟子所说的“孤臣孽子”差几近矣：“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这又是正面立言、大权示见的说法，高俅、宋江、张都监、西门庆等等，又何尝不是“孤臣孽子”呢？
《水浒传》以“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来揭橥赵宋政权的“血酬”本质。又以端王这个“孽子”和高俅这个“孤臣”来开篇。“水浒”之路是从王进开始走出来的。凡是侮辱过高俅的尊严的人，都要付出代价。一个盗贼进了朝廷，不但使朝臣全都成了孤臣孽子，也使天下都成了盗贼的天下。高俅可以用私权力来掳劫公权力，但公权力却不会因此而改变其“血酬”本质。这就是宋江、方腊之乱的底因。
美国人善于以欺骗治国：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被质疑为骗局，登月也被质疑为骗局，这些都是往事。但到了港澳回归，成了美国接引中国盗贼的李家道口酒店以后，美国的忠义之士与所有人民也全都成了孤臣孽子。最后出了九一一这个更大的骗局。
没有私权力不关涉到公权力。因为没有私权力不牵涉到个群关系。而公权力就是要在个群关系中维护价值、落实公义。民主制度也好、专制制度也好，尽管形式不同，但都有责任在个群关系中维护价值、落实公义。西哲认为：公义就是如何恰如其份地报答每一个人。
自由主义也好、托派主义也好，一旦与宋江主义有了“因缘生法”，必然催生极端的潮流。它们将个人主义绝对化、片面化，不能正确理解个群关系，也就失去价值信念、道德信念的载体，必然归结到道德虚无主义。日前的英国骚乱，被认为是全社会的道德沦亡所致。公权力就是特权，问题只在于究竟是公义的特权还是不义的特权。
晃盖以劫夺生辰纲的不义之财起事，自是义举；但宋江私放晃盖，却绝对是大逆不道，他进行“化公为私”的慈善家操作，视全社会的公义如无物。当代的中国盗贼们，有了港澳来当李家道口酒店，自然不忧晃盖们来劫夺，一切贪官污吏的财产都可以安然转移到美国的金沙滩。有了港澳的例子，全世界都看得到不义的特权是如何祸国殃民、荼毒生类的。
鲁迅熟读中国小说，他的“人血馒头”的小说，未始不是受到《水浒传》的启发。有了港澳的优秀基地，有了“反对制度不反对个人”的好藉口，中国内内外外的盗贼们就有了吃尽中国祖宗与子孙的人血馒头豪情胜慨，而谓之盛世。盛世什么都有，包括内内外外的盗贼和他们的一切肆无忌惮的恶行，就是不让你有公义的公权力。这一点内外的盗贼们是完全一致的。无论他们伪民主、伪自由也好，伪马列、伪左翼也好，都想要通过拜物教的极端方式而转移社会上追求公义公权力的目标。
“盛世”的代价是什么？自然生态的极度破坏尚在其次，内内外外的盗贼们为了私心极欲，对公权力的固有公义秩序的极度破坏更加丧心病狂。在价值信念与公义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固有公权力，是千百年来无数追求公义的孤臣孽子们摩顶放踵、心尽气绝，而后依循血酬定律以建立起来的，绝对不是那种“一星期打六天老婆，星期天不打，她就会认为你对她很好”的欺骗性。“君子爱人以德”，盗跖对他的喽啰们很好，认为这就是“仁义道德”，实则是喂他们吃古今无数志士仁人的“人血馒头”。
没有人不爱他的时代，曹雪芹若不爱他的时代，为何要创作《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曲与词，实则都是哀悼词。十二钗有善有恶，但曹雪芹只有无限怀念。哀悼已失去了家园，哀悼即将逝去的时代，写出他的“天问”，这就是“红楼梦”。庾信的《哀江南赋》难道不是以家国之悲来哀掉他那逝去的年华和与他的年华一起逝去的时代吗？
在一个公权力分崩离析的时代，要到哪里去找寻以价值信念和公义信念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寄托？又应如何去考较民族主义公权力圆缺盈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庾信如此描绘其时代的“私权力英杰”：
“彼奸逆之炽盛，久游魂而放命。大则有鲸有鲵，小则为枭为獍。负其牛羊之力，肆其水草之性；非玉烛之能调，岂璇玑之可正。值天下之无为，尚有欲于羁縻。饮其琉璃之酒，赏其虎豹之皮；见胡柯于大夏，识鸟卵于条枝。豺牙密厉，虺毒潜吹。轻九鼎而欲问，闻三川而遂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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