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曾说“一切只能对一个阶级说话的戏剧，是不好或不正常的”。而德国作家海纳•米勒，在规划柏林剧团时却说：“要把柏林剧团办成一部分人同意拥护一部分人反对的剧院”，因为“要人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马拉/萨德》声援了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越战的示威游行。十年后，东德诞生了另一个反映大革命的剧本：海纳•米勒的《任务》(1979)。
阿贝尔•冈斯的默片《拿破仑》题献“给所有相信法国命运的人”。蒙努什金的《一七八九》在开头则引用了圣鞠斯特的话：“幸福不到来革命不停止”。同样颂扬法国革命，二者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法国革命不仅使高卢民族强盛，也孕育了俄国革命的先声，更让第三世界的民众踏上了争取独立的荆棘长路。这荣耀归于人类自身，因为终于有人，第一次打破阶级种族的界限，去争取世界大同。
法国大革命早期制宪会议时，罗伯斯庇尔曾发表讲话：“有人认为只要给法国人民以安宁和面包就够了……如果没有自由，我觉得既不会有幸福和繁荣，也不会有人类和民族的道德观念，我痛恨这种制度，我要求你们为有色人种的自由民伸张正义。”数月后，国民公会废除了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度。这些措施产生了极深远的后果。在美洲，出现了杜桑卢维杜尔那样的独立革命领袖。
《任务》讲述了三个被制宪会议派往海地的密使的遭遇。狄波逊，一个当地奴隶主的后代，职业是医生，对死亡见怪不怪，唯一怕的就是它落到自己头上。萨斯普塔斯，他的革命意愿是天然的，因为他是一个黑皮肤的奴隶。格隆狄，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农民——透过雨果的小说《九三年》的描述，我们得知那里的人民蒙昧而保守，在封建贵族的带领下与共和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交战。剧中，格隆狄起先在两个同伴之间摇摆，最终站到了黑奴的这一边。剧本倒叙开场，以牺牲了的格隆狄的遗书开头。信中说：“萨斯普塔斯已被绞死，狄波逊过得很好：事情总是这样，当人民在流血的时候，叛徒的日子最好过。”
米勒用拼贴（collage）手法结构了一个叛徒的心路历程。狄波逊由一个老奴隶背着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很快被以情欲面目出现的“第一情人”所征服。接下一场从狄波逊的心理视角，呈现出在他在被革命的恐怖吓退之际，对革命的看法——台上上演了一场闹剧：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互相漫骂，把对方的脑袋当足球踢来踢去。第三场戏到了现代，一个男子在电梯中独白。他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去见上司，只记得背负了一件重要任务，却忘了该去哪一层。走出电梯，他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南美小国。他一边为未完成的“任务”焦虑，一边漫游，很快迷失了方向。在一条长满野草的铁路堤坝上，两个男孩在一段废弃不用的铁轨上忙碌着，将一个蒸汽机和一个火车头连接。这一段是米勒本人的梦境的描述，可看作密使处境的隐喻：他们本该在牙买加以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发动一次黑奴反抗英王的暴动，可辗转万里踏上这方土地时，身后大洋彼岸的法兰西共和国已经不复存在。“波拿巴用他的步兵团的刺刀解散了执政内阁。世界又成了老爷们和奴隶们共同的祖国。”
城头变换大王旗，革命是否还要继续？狄波逊宣布任务即刻解除。萨斯普塔斯感到愤怒：“这个世界是老爷和奴隶的祖国。可是奴隶没有祖国。”
彼得魏斯笔下的萨德侯爵指责革命把全体人民送向死亡。米勒笔下的狄波逊用同样的的口吻劝告黑奴：“也许自由——你那陌生的情人——他的假面具用旧了的时候，除了背叛，它再也没有别的面孔了，今天你不出卖他，他明天就要杀死你。人道不是药方，革命只是一个死胎”。狄波逊的台词让我们想到丹东。“丹东并不是比罗伯斯庇尔更为悲观，而是更为透彻，他懂得了人自身的欠缺，人义论根本靠不住”。
马拉回击萨德的话同样适用于丹东：
虽然你是我们法庭的一员，
也参加过九月风暴，
讲起话来却依旧还象旧日的老爷，
你所谓自然的无动于衷，
其实是你自己的无动于衷。
结尾，狄波逊“忘掉了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的结局。‘背叛’投进狄波逊的怀里。”米勒让狄波逊之流摘下了“革命”的面具：“我只想从世界得到我那块糕点，从饥饿的世界中切下我那一块来。你们呢，你们不过是没有刀子罢了。”他们不愿继续革命，因为他们是卢那察尔斯基口中的“庸人”：有恒产故而无解放他人的恒心，说人性亘古不变，实际是宣扬私有制亘古不变。布莱希特曾说，一些人在革命过去之后轻巧地抛弃了“道德”，他没有忘记，他的论敌正是那些在革命中拿人道当令箭，斥责革命暴力的资产阶级。“我们不是以道德的名义说话，而是以受损害者的名义来说话的……常常有人借助道德的观点告诉受损害者，要他们安于现状。”
《任务》提供了一个今天被认为是过时了，实际依然有效的视点——阶级。这样的剧本决非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它不过说明了一个道理：“革命军进行的时候，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我们看到了舞台上的狄波逊和历史中的拿破仑的对应。萨斯普塔斯说：“你在我面前把一面旗子撕碎了，我会割下我的一块黑皮肤，缝制一面新的。”米勒通过《任务》传达了某种讯息：革命的伟业寄托在饱受掠夺的第三世界人民身上。
丹东与妓女（旧文重发，有感于近来对“妓女”一事如火如荼的讨论）
(2012-01-19 12: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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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与妓女
西方戏剧领域最早涉及法国革命题材的或推德国早逝的天才剧作家毕希纳的《丹东之死》（1835）。该剧虽然由在短短五周内一挥而就，然而剧中复杂的人物性格和自由切换的时空完全可以媲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而其对社会政治的思考至今仍能引发争论。
丹东事件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一七九三年，人心所向的革命政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保王党的立宪梦被摔得粉碎。然而国内外的封建势力都没有善罢甘休。国外君主与国内逃亡的大贵族和立宪派勾结，向巴黎进军。对国民公会而言，摆在眼前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若不进行恐怖统治，尽管从中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具有种种弊端，就只好坐看革命瓦解、民族崩裂和国家消失。[1] 对此，国民公会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内忧外患之时，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党人果断地实行了专政。他们站在风口浪尖，赶走了寄希望于开明君主的立宪派，消灭了与国外封建势力关系密切的吉伦特派，对内平定旺岱的叛乱，对外抗击入侵的盟军。此时，如同此前国民公会每一次决策都会招致部分利益受到损害的代表们的强烈反对，革命委员会的决策遭到抵制。而这一次，反对的声音来自革命元老，山岳党的领袖的丹东。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丹东是个滔滔不绝、威风凛凛、或多或少有些腐败的民众领袖（霍布斯鲍恩）；是很有手段，见风使舵的革命者（马迪厄）；也有学者替他翻案，说他是雅各宾暴政中仅见的具有革命边界意识的清醒者（朱学勤）。毕希纳的丹东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像哲人一样善于雄辩，却不适合政治斗争，有着英雄气概，却像懦夫一样被绝望征服——活脱脱一个法国革命中的哈姆雷特。[2]
毕希纳的《丹东》大幕一开，观众就面对着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一场激烈论争，论争的焦点是革命应何时停止：
丹东：自卫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是谋杀。
罗伯斯庇尔：社会革命还没有完成；革命如果半途而废，就等于自掘坟墓。
丹东：难道你是上帝派来的宪兵？
罗伯斯庇尔：道德败坏有时候会是叛国行为……那些剥掉死去的贵族的衣服而把贵族的烂疮也继承下来的人，一定要铲除掉。[3]
罗伯斯庇尔最后一句话道破了他所以对丹东反目成仇的原因 ――因为丹东染上了“贵族的烂疮”。而毕希纳显然对这一点是不吝笔墨的。他把许多色情露骨的台词塞进丹东的嘴巴里，以至于其初版编辑无法容忍，自作主张炮制了一个删节版。毕希纳气愤之余，动笔在书页空白处又为丹东增补了更多“污言秽语”。[4]
显然赋予了他的群氓丰富的想象力，其举手投足又时时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克雷奥莱纳斯》中的暴民。那个詈骂老婆的西蒙和那群嚷嚷吊死贵族的痞子显然是依照莎士比亚的方式依样画出来的插科打诨的小丑漫画。[5] 然而，人民的怨气并非全是虚构。第一幕第二场，市民西蒙在一条小巷殴打自己的老婆，嚷嚷着要动刀子，因为她让他们的女儿上街卖春，经过的市民们劝阻了他，因为“刀子是为那些出钱买咱们妻女贞操的人预备的。”人们愤怒地议论：如今领导革命的尽是些“作践老百姓闺女的坏蛋”。“死人的衣服都让他们剥下了，我们还是跟从前一样，光着屁股受冻”。正是在这样一个群情激奋的关头，罗伯斯庇尔来到了他们中间，向他们承诺他罗伯斯庇尔领军的雅各宾派将审判这些人民事业的叛徒。
虽然毕希纳的处理是夸张的，但群氓的形象并不因此丧失历史真实感。历史学家乔治•鲁德告诉我们，构成这些被称为无套裤党的要求继续革命的人们，并不是罪犯，也不是饿昏了头的流浪汉，而是持久饥饿但坚持劳作的底层人民。统计数字证明，流浪汉和乞丐在起义者中占极少数，起的完全是次要作用。至于匪徒和罪犯，参加到革命群众中的那些人，并不比其他巴黎公民更倾向于犯罪。甚至在巴士底攻克者中，失业的帮工、工匠和体力劳动者也只占十分之一，马斯教场中占五分之一，也是少数。[6] 而英国学者普莱斯重新审视毕希纳创作时查阅的相关法国革命史资料，发现其中大多数观点对法国革命中的人民大都抱着轻蔑的态度，说他们是和平的破坏者，没有规矩的野蛮人，群氓。[7]
我们是否能因此说毕希纳的剧本就是要把大革命的群众塑造成群氓或者没有理性的暴民？或者，我们是否能听从国内学者刘小枫的诱导。刘小枫告诉我们，毕希纳这位时年二十二岁的思想界侦探，研究法国大革命五星期后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一，罗伯斯庇尔的敌人丹东，唯其堕落，所以人性（一如今天的贪污犯比过去的革命者更人性）。其二，毕希纳通过妓女的母亲之口，说妓女卖春不仅仅为饥饿所迫，也由自身生理需求所迫。人同此心，情同此理，丹东既是革命领袖也是男人，男人与女人睡觉也绝非不道德，即便这个男人是革命领袖，这个女人是人民的女儿。卖春既然合情也合理，那当然应该合法。既然革命法庭判此合情合理之事为堕落，那么问题显然不在丹东，而在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革命法庭。刘小枫信心十足地宣布，毕希纳在舞台上对丹东买春这一段公案进行了最庄严的辩护，他一位中国学者终于也在台下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一个今天道德的至“低”点，可以让他尽情粪土当年的革命领袖，笑傲当年革命的虚无。[8]
毕希纳当年究竟是否“虚无”和“宿命”，这是一个问题。学界有一论，说毕希纳在写作《丹东之死》之时，思想已趋于保守，甚而质疑法国革命的合理性。但这一点已被一位英国学者波恩用翔实的资料彻底否定。[9] 另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毕希纳的虚无感更可能出自他写作此剧时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境。“Darmstadt的警察是我的缪斯，”毕希纳说。这位革命地下工一边散发着革命传单，一边东躲西藏，一边写剧本养活自己。风雨仓皇的革命剧作家，难免不借用身处逆境的历史人物丹东，将自身穷途末路之际的恐惧，借丹东之口，唏嘘哀叹。然而，毕希纳与他的丹东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是身体力行的革命者，耽于思考的学者，还是一个能够看到风云际会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成因的思想家。毕希纳在《黑森快报》一篇动员农民起来反抗剥削的小册子中写道：“还茅屋以太平！向宫殿宣战！”。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檄文，动员人民起来推翻封建经济制度：“农民之所以依然贫困……是因为他们害怕变革只会带来灾难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农民沉重的赋税到底有多大一部分落入了贵族的腰包？毕希纳喜欢用数字说话。他很早就认识到经济因素的重要，并确信信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改良是无果的，而唯一有效的行动是暴力革命。[10] 从毕希纳的生平和著作中，似乎都可以得出他是一个前共产主义者，以至于英国学者普莱斯直接拿他跟马克思比较：“毕希纳的《黑森快报》在形式上很像左拉的《我控诉》，但因为其论据涉及经济领域，在内容上，更可说是走在马克思前面。”[11]
剧作家本人的革命活动雄辩地证明了剧本所具有的史诗性根源。虽然，剧本中的群众个体缺乏真实感，但他们的群像却如历史上真正的法国革命群众。开场不久，他们便提出了问题：抛掉头颅并没有换来面包，我们依然饥饿，革命领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我们不妨在这里推测一下毕希纳对此问题的看法。《黑森快报》中，毕希纳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受苦是因为经济上遭到盘剥。既然如此，那么很可能在他看来，党派之间的一场法庭辩论，或是处死一个丹东这样的腐败领袖是解决不了本质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越写到后来，特别在最后一段戏中法庭的一场，双方的较量似乎毫无跌宕，便直接决出了胜负。而最后一场描写丹东派从容赴死，则几乎完全照搬了《哈姆雷特》掘墓人的一场。他轻描淡写了人物不同的心态，就结束了全剧。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法庭一场戏中，毕希纳刻意虚构了群众的到场。因为他参考的所有史料都证明，对丹东的审判十分匆忙，除个别国民大会成员，没有让群众旁听。[12] 若说毕希纳意欲在这一场深化群氓形象，诋毁自己在他处竭力捍卫的阶层，这一说法让人生疑。所以另一种说法更令人信服。“人头换不来面包”作为戏剧主题在毕希纳写作的历史时期已经十分常见，但在这里，它却变成了群众长期累积的不满的一次宣泄，一次向革命领袖发动的进攻。因为当人民在挨饿时，他们却饱食终日；他们不但没有给人民面包，还买走了人民的妻女的贞节。人民要一个交待，把矛头指向了丹东——因为丹东锦衣玉食，而指控他的罗伯斯庇尔清廉贫苦；因为丹东用革命剥夺的国王、奥尔良公爵以及国外反革命势力的财产，在人民仍然饥寒交迫的时刻，过起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而指控他的罗伯斯庇尔却廉洁奉公。自然而然，品行不端的丹东派失去了民心。革命的领袖用革命的成果购买革命群众妻女的贞节，这样这一场的群众场面就与第三场的群众场形成了呼应。所谓群氓的愤怒正是因此而发，所谓的群氓陡然从面目模糊的小丑变成了左右生杀大权，推动或者破坏革命进程的人民。[13]
历史学界早有人为丹东事件中的雅各宾派鸣不平，认为后世夸大了该派的暴力程度：“按保守派迫害社会革命的标准，如1871年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失败后的大屠杀，相比之下，雅各宾专政所进行的大屠杀还是比较温和的：它在14个月中正式处决1.7万人。[14]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历史学家站出来呼吁就事论事地看待罗伯斯庇尔在“杀害丹东”事件中的责任的问题。他们认为，试图调和两种截然不同论点是徒劳的。我们不是问罗伯斯庇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而是试图分析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采取别的解决问题的办法。[15]热拉尔认定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自米拉波死后第一次出现分歧，之后不同场合有过八次争执，最后:“反对者举行了游行，罗伯斯庇尔请求丹东伸出援手，丹东说：‘没有任何道德比每天夜间我和我老婆的情谊更牢靠的了。’”据此，罗伯斯庇尔对丹东的禀性做出了判断：丹东的手和他的心一样肮脏。而在当时法国大革命试图建立一个以绝对道德为基础的社会里，在一个旨在建立这样社会的血雨腥风的年代，革命不该为一个早已腐朽了的偶像保留位置。人民推翻封建专制毕竟不是为了让一个摇唇鼓舌肥头大耳的资产阶级律师，用剥夺封建领主得来的金钱，赎买领主对劳动人民妻女的“初夜权”（jus nocturne prima）。因此，罗伯斯庇尔并非是在最后一刻屈从于外界压力才决定牺牲，或者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抛弃”丹东。[16]
作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社会革命，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形势如同大浪淘沙。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保卫和巩固资产阶级的权益，然而这是一份反对贵族特权的社会宣言，并不是支持民主社会或平等社会的宣言。据鲁德考证，一七八九年攻打巴士底的革命群众当中，商人或其他资产阶级只占少数，占绝大多数的是来自范围广泛的各行各业的工匠、店主和帮工。[17] 然而，占据新生的权力机构国民公会的内心的仅仅是有产者的利益，这当然引起了占革命群众最大多数的非资产阶级的人群的不满。
《丹东之死》里有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历史较量，也有“人头换不来面包”的革命悖论，然而剧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底层人民与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关系——人民虽然庞大、缺少教育，但他们并不是听凭调遣的军队，也不是没有脑子的群氓；如果革命领袖只想着如何保全自己的脑袋，填塞自己的口腹，满足自己的淫欲，而罔顾人民的温饱，在这种情形下，革命领袖们的脑袋不搬家才是咄咄怪事。综上所述，说年轻的革命作家毕希纳在“稿纸换面包”的处境中提出了法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不如说他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更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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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J.Hobsbawm，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Mentor， 1962
Hobsbawm，p91
[2]Victor Price，The Plays of Georg Buchn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xii
[3] 毕希纳，《丹东之死》，傅惟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以下此剧引文均见《丹东之死》）
[4]Price, p13
[5]Price, xii
In a letter of July 1835 he wrote: “Regarding the so-called idealistic poets, it’s my opinion that they have given us nothing but puppets with sky-blue noses and an affectation of pathos, not men of flesh and blood with whose joys and sufferings I can sympathize and whose actions inspire me with horror or admiration. In a word, I think a great deal of Goethe or Shakespeare, but very little of Schiller.”
[6]乔治·鲁德，p206
[7] Price，p12
[8] 刘小枫，“妓女马利昂的感觉”，《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转引自新浪读书网（www.book.sina.com.cn）
[9] Maurice B,Benn，The Drama of Revolt-A Critical Study of Georg Buchn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p39
Between the Landbote and Dantons tod-that is, between May,1834 and January-February,1835-Buchner decisively modified his political principles and adopted in Dantons Tod a critical, hostile attitude to the revolutionary agitation of the Landbote…Buchner’s letter to his fiancée of March 1834, the letter in which he speaks of “the horrifying fatalism of history”, indicates “a decisive change in Buchner’s thinking”, a change in which he suddenly perceives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revolutionary rationalism represented by the Jacobinism of Robespierre and the “demagogy” of his own Landbote. But that letter was written before the Landbote, and the assertion that it reveals a complete reversal of Buchner’s view is therefore inconsistent with Lehmann’s earlier contention that the decisive change in Buchner’s political attitude occurred between the Landbote and Dantons Tod. Moreover, if the letter of March 1834 indicates a clear recognition of the absurdity of revolutionary rationalism, how was it possible for Buchner immediately thereafter to plunge into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ty of the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 Evidently his insight into＂the horrifying fatalism＂of history did not necessarily imply, for him, the futility of revolutionary activity.
[10] Margaret Jacobs (ed.), Georg Buchner，Dantons Tod and Woyzec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8，xi
[11]Price，ix
[12] Dorothy James，Georg Buchner’s “Dantons Tod”:A Reappraisal，The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1982， p11
[13]James，p10
<14> Hobsbawm，p91
[15]热拉尔·瓦尔特，《罗伯斯庇尔传》，蒋靖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p384
[16]热拉尔·瓦尔特，p385
[17]乔治·鲁德，p191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
(2012-01-19 21: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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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希纳关注的问题在大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吸引着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在《丹东》一剧中就同样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答。《丹东》（1900）大幕打开时，正是共和国经受血的洗礼的关头。恐怖气氛笼罩着丹东和他的朋友们。大家对自己的性命和革命前途表示担忧。被同伴指责为“自暴自弃”的丹东刚从外省休假归来。他长得一幅“恶狗似的嘴脸、公牛似的嗓音……身强力壮，血气旺盛。”丹东并不觉得需要为自己脱离革命寻找借口，他直言，此时此刻他“除了女人之外，见人就要作呕”。他只求“能够变成一个无知无识的粗人，只求别人留给他一个位置在光天化日之下”。过去的雄狮变成了缩头乌龟，好友们纷纷失望而去。然而丹东并不是简单的厌倦战斗，在接下来一场，他向好友卡米尔进一步袒露心声，声称自己真正的目的是想要“保全祖国”。在接下来的一大段独白中，丹东认为共和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少庸才”。由于领袖间的互相吞噬，现在只剩下自己和罗伯斯庇尔两人，而他丹东基于不愿动摇共和国的根基的苦衷，愿意做一个牺牲的榜样。他说：“我不像阿克琉斯那样不忘旧恨，我忍耐地等着他（指罗伯斯庇尔）来和我携手。”[1] 友人卡米尔反问丹东是否就此不顾朋友的安危。骄傲的领袖回答：“当罗伯斯庇尔的嫉妒心稍微平息一点，他便会听我的话。而在我这方面，当我不代表一个政党而代表人类的时候，就更好自由地行动了。”
接下来情节迅速发展。罗伯斯庇尔来找卡米尔，巧遇丹东，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罗伯斯庇尔与丹东年龄相仿，“中等身材，体质孱弱，薄薄的嘴唇显出轻蔑和忧虑”。他首先警告卡米尔，说他的刊物“诽谤时政”从而“成了反动派的武器”。卡米尔回应“共和国不该怕说实话的人。”罗伯斯庇尔反驳道：“共和国还不存在，不是用自由可以建立自由的。受着危难的国家所以服从一个独裁政权是为的要清除障碍，战胜敌人。” 卡米尔提醒罗伯斯庇尔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自由和幸福。而他卡米尔不过是保卫了革命的目的。对此罗伯斯庇尔回敬道：“我们赠给人们的不是伯尔塞波里斯（原注：古波斯的都城，风俗奢侈。）的幸福，而是斯巴达的幸福。” 卡米尔败下阵来，丹东旁观许久，终于站了出来，朝罗伯斯庇尔伸出了和解的手：“为了对法兰西的爱，大家休战罢，朋友也好，仇敌也好，只要大家都爱法兰西！让这种爱情消除一切猜疑和一切错误！没有这种爱情便没有德行，有了它便没有罪恶。” 他仿佛是降低身段，其实是要给双方一个台阶，“我甘心蒙耻受辱，请和我握手。” 而丹东“爱”的表白丝毫动摇不了下定决心了的罗伯斯庇尔，后者提醒丹东“对待所有不幸的人”的仁慈不过是“敷衍一切党派”，并直指丹东的病灶说道：“没有德行，便没有祖国”，点明了后世无数革命都验证过的一个命题：腐化必然危害革命，必然动摇共和政体。
然而，罗曼·罗兰却把观众的视点从这大是大非关系共和国前途的问题上引开，虽然他并没有刻意回避历史的这个真实细节。他把矛盾归结到双方性格的不同和冲突。有足够的历史事实说明：罗伯斯庇尔之所以要处死丹东是因为昔日的同志已经腐化，对革命不但无用而且有害。然而罗曼·罗兰却努力地把罗伯斯庇尔塑造为一个小人，在讨论是否处决丹东的节骨眼上任人唯亲。身为人道主义者，罗兰对丹东进行了某种美化。丹东放下屠刀是由于看到共和国事业的黑暗一面，并劝说罗伯斯庇尔仿照他的榜样。后者拒绝，并怀恨在心，故而有了丹东的受难。丹东所以束手就擒是因为他看到“法兰西遍地的血腥感到恶心”。当丹东被告知好友埃罗因为私藏罪犯而被捕，他终于暴怒，并向罗伯斯庇尔挑战：“狮子要抖他的毛了……号召国民来扑灭专制魔王。”（第一幕第四场）
接下来的一幕，罗曼·罗兰没有展现丹东如何反击，而是对罗伯斯庇尔的清教徒般的个人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圣茹斯特、法节和皮约·瓦连这三位红色恐怖的首脑一一上场。圣茹斯特，从历史书上我们得知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诞生之前的共产主义者，清贫，坚定。罗兰对他的塑造十分符号化——口吐革命语录，置身事外，与其说是人，不是说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而法节和皮约则被塑造成了患渴血症的屠夫。在这三人的鼓动下，罗伯斯庇尔也表现的正如第一幕丹东所抨击的那样，俨然一个“道貌岸然的断头机”。他先是假惺惺地保护丹东和少年时的知己卡米尔。然而，当法节等虚张声势地批评他意图保护自己党羽之后，罗伯斯庇尔很快灭绝了他身上的所谓人性的一面，放弃了同志和同窗的情谊。于是，在一番令人厌恶的“杀无赦”的叫嚣声中，四个貌合神离的革命者达成共识，密谋消灭所谓革命的障碍，意即他们个人专政的障碍——丹东及其同党。第二幕以闹剧收场。圣茹斯特最后那一句“共和国就是德行”变成了一个荒诞而极具讽刺意味的脚注。比较对丹东派的塑造，第二幕的四个罗伯斯庇尔派显得面目可憎。由此我们不妨可以得出结论，罗曼•罗兰同情丹东。
然而，尽管在丹东的台词中，隐约流露出一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精神，但似乎并没有将丹东塑造成一个英雄。第一幕丹东想要脱身，第三幕却不得不加入唇枪舌剑的辩护，与罗伯斯庇尔交锋中的“博爱”的丹东在法庭上变化成《李尔王》中的弄人：巧舌如簧，愚弄对手，一边自娱一边娱乐群众（观众）。革命法庭上，丹东不急着为早年的贪污和通敌辩护，反而口若悬河地例举他的功绩，并利用群众的市侩心理，津津乐道地嘲笑罗伯斯庇尔的清教徒生活。“我和女人亲热并不妨碍我和自由亲热。”；“一种可恶的虚伪有毒化全国的危险。它以天性为羞，以魄力为可怕。古代的阿克琉斯每餐吃一整个牛脊。丹东既然需要，你们便扔给他好了，不必计较其他：那里头是烈火，它的光焰可以保护你们。”丹东沉浸在自己的口才中，享受听审的群众的欢呼，埃罗（这个贵族出身的美男子）冷冷地说：“你们出卖熊皮，而自己的皮却早就交出去了。”他不冷不热的调侃似乎可以视作为罗曼·罗兰的评论。在这一幕中，作为剧作家的罗兰在“超越混乱”的高处凝视着这一场政治斗争。
听审的群众就像急流中的浪花，时而爆发时而骚动；一会附和原告，一会又赞同被告，经常因为达不成共同意见而内部争吵。他们“愣着。默默地骚动。一直到终场，继续骚动、聚谈，像发寒热病似的。”后来，狂怒的群众捣毁桌椅，占据法庭。圣茹斯特上场，众人突然静默，有些畏缩。这时法节通知民众：“今晚有面粉和劈材船到岸。”于是全场星散，群众互相拥挤，抢着出门。极端的革命者法节瞧着群众，挖苦地说：“心是好的，然而胃更好些。”
对于所谓群氓的蔑视甚而仇视，丹东派早有流露。埃劳在第一场就说：“人民的脑子是一个海，里面攒动着妖魔和恶梦。”卡米尔则说：“人民是不会动的。他们并不要一个什么共和国，是我领他们上路的。”至于丹东，他早知道即使自己曾经对革命有过很大功劳，这个时刻人民也不会动手救他，因为“他们是来看戏的。” 罗曼•罗兰对这一阶段革命人民群众的作用的看法很明确，与他反对雅各宾派的红色恐怖一致：革命胜利之后的党派之争血腥而无谓，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不过是《格列弗游记》中的大端派和小端派之间的闹剧。“革命的激情消失了，决定形势发展方向的不再是民众的英雄主义本能，而是热衷争夺权力的任何没有决定能力的知识分子。”[2]
剧本以丹东及其追随者在国民公会被宣判死刑为结尾。当军人出身的魏德曼再次问丹东为何不先发制人时，丹东一方面固执地说：“没有我和他的两个脑袋，革命便会失败。除非消灭他，我才能自保；可是我爱革命胜于爱我自己。”下场前他又不无遗憾地说：“自由这个女流氓骗了我，她今天牺牲了我，明天会牺牲罗伯斯庇尔；随便一个浪子溜到她床上，她会顺从他。”在死亡面前，丹东再次显示出他在热爱自由的本性和呼唤博爱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两极之间摇摆不定，这与其说是丹东的真面目，不如说是的某种理想境界，此境界到是与白壁德对人文主义者的描述约略相似：“人文主义者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游移。”[3]
戏剧作为一种公众话语，在这里如同在此前历史中无数次那样，被用来表现重大的公众话题。毕希纳和罗曼•罗兰在雅各宾派的问题上，各自通过独立思考得出了结论。罗兰有意将丹东描绘成一个人道主义者，将这段历史公案变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而人道主义在这里是以反对革命暴力的面目现身的。在反对革命暴力这一点上，罗曼·罗兰笔下的丹东的态度比毕希纳的丹东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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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曼·罗兰，“丹东”，见《罗曼·罗兰革命剧选》，齐放、老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以下此剧引文均见《丹东》）
[2]斯蒂芬·茨威格，《罗曼·罗兰传》，云海译，团结出版社，2003.11，p93
[3]欧文·白壁德，《人文主义：全盘反思》，美国《人文》杂志编，三联书店编辑部，2003，p76赵亚赟2012-01-19 22:09:36 [举报]
很精彩。上学的时候读《罗伯斯庇尔之死》看不出好在哪里。刚才看了您欣赏《丹东》的文章，很受启发。虽然我没读过《丹东》，但好像对《罗伯斯庇尔之死》明白了不少。
来自赵亚赟的评论
张晴滟2012-01-19 22:13:15 [举报]
回复 @赵亚赟 : 这个题目我很喜欢，它彻底改造了我的思想。以前我是个人云亦云的文艺小资，之后我坚定地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来自张晴滟的评论
偶才是树上的男爵2012-01-19 22:30:44 [举报]
好文！大家可以参考法国历史学家马蒂厄的《法国革命史》看张老师这篇文章。马蒂厄在书中揭示了大量史实，丹东在革命中如何投机成功，从一个小资文艺中年男变身富豪，如何在革命形势颇为危机的时刻脚踩两只船，与国外的反革命势力暗通曲款，试图两边下注以便革命失败时为自己留条后路。了解这些史实之后对于朱学勤和罗曼罗兰之流对丹东的赞誉估计就另有一番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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