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为政治服务”论窒息大众文艺
曾飞
长期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论及由此而来的文艺政策严重地窒息了大众的文艺，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诸如，“春晚”就或明或暗地坚持了这个政策，以节目的政治意义定生杀，从而产生了日益刻板的套路，使原本深受大众欢迎的晚会与民众的喜好渐行渐远，甚至饱受非议。
据刘锡诚先生说：“经笔者查阅资料，发现正式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的文件，应始自时任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1960年7月22日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刘锡诚先生援引了陆定一在《祝词》中的相关段落以之作证：“我国的革命文学艺术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是忠实地服务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我们一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光荣的传统。”
其实，在陆定一之前早就有人在正式场合明确提出了这一口号，这个人就是……周扬。这一口号……是在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周扬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提出来的。……周扬在报告中指出的：“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政治服务的，具体的说，就是为战争、为生产服务的，那么，文艺就应当推动战斗、生产，而决不应妨碍战斗生产。”（来源：《周扬与“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提出与“终结”》）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同时还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由此而被官方理论家归结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提出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从毛泽东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和“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等论述，或者直接从所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也不可能逻辑地推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何况这两类命题的内涵相距甚远，有时候甚至背道而驰。对这种现象，网友“云淡水暖”在《马季先生一段话背后的道理 》一文中感慨道：“相声本来是最应该贴近于底层劳动群体，工农兵大众的，相声的生活素材、语言素材，应该来自于占人口最多的群体，然后再反馈到他们中间，形成良性互补，还有很重要的一条，要反映绝大多数人群的生存状态，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等，特别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关心的民生问题、社会热点问题，比如‘新三座大山’，比如贫富差距，比如贪污腐败……，这些都是发挥相声讽刺艺术特长的基本元素，加以挖掘和加工，还怕不热？但本属于草根艺术、平民艺术的相声，现在也在精英化、贵族化了，动不动就奉为家、师、腕，热衷于华丽幻彩、低俗噱头，在一些节目中，拿民工、残疾人、甚至表演者自己和家人开涮，频频走穴、反串，取悦于精英口味。少有人甘于寂寞，甘于坚守。这恐怕就是‘不像前些年那样火爆，逐渐出现了滑坡的趋势’（的原因），马季先生看出了点眉目，但无奈于时代风气的裹挟，遗憾地走了，……”
对此，恩格斯曾经做过评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明确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在这里，政治与文艺是并列（相互关联，非“并行”）的，他们都必须以吃、喝、住、穿等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因而文艺和政治一个样，都为自己的基础——人们的经济生活服务，而并非文艺脱离了自己的基础，专门去为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同样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服务。毛泽东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也就是为人民大众而创作，为人民大众所利用，为“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主体——人民大众的。文艺与政治既然同样以经济为基础，就自然相互有所联系，而不可能互相独立，自然可以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的话。但不能说文艺只能服务于政治，而不是直接“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同样与科学、宗教等等相关联，并非只与政治相关联，存在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之中，而并非简单地只与政治形成因果逻辑关系。建构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应当以偏概全，而不及其余，从而导致谬误。何况文艺服务于政治，而非为了人——绝大多数人的所谓理论，根本不符合中国的人文传统，更不符合马克思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归宿的人本主义精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根本宗旨，显然不是正确的理论。
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一封信中提到过：“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文艺“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反映社会的发展规律性，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家具有倾向性无可非议，但不必把自己的政治观点“硬塞给读者”，而美其名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的“硬塞给读者”的政治化了的所谓文艺，往往适得其反，导致人们的反感，非但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甚至破坏了大众文艺，造成殖民文艺乘虚而入的严重后果。在服务于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等政治信条之下，《色戒》、《功夫熊猫》等文化战争工具如入无人之境，无所忌惮地宣扬情色、汉奸文化和美式个人英雄主义，公然对国人进行殖民主义教化；中国的本土文艺大腕们纷纷跟着帝国的文艺指挥棒转，以争得国际大奖为自己的毕生追求，炮制了无数把中国彻底西化的影视作品来摧毁中国文化，以充当帝国文化战争的马前卒而引以为豪。甚至中国的传统文化巨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经典影视作品也纷纷被翻拍，改造成西方口味，连饱含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英雄精神的优秀影视作品《亮剑》等也不能幸免。可见“文艺为政治服务”论不但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关于文艺以经济为基础的思想，而且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甚至直接窒息了大众文艺。
为何“文艺为政治服务”会直接窒息大众文艺呢？
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的权力，在我看来是无疑的”。因此，“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意识形态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
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强调了政治对文艺绝对的决定作用，从而造成文艺不能“仅仅服从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和“独立地发展”。因而，在实际上挤压了“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的大众文艺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大众文艺的窒息。这也就是“春晚”快速走下坡路的根本原因。
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中尖锐指出：“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因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显然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它不是马克思播下的“龙种”，而是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放养的一堆“跳蚤”。它其实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所一贯强调的信条。中国在古代就有所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说法。到了满清王朝，少数的满清种族统治者甚至出于政治原因，直接把真实描写现实关系的《红楼梦》列为禁书，而大力推崇另一部脱离现实而人为虚构的政治化的励志小说《儿女英雄传》。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是在《红楼梦》强大影响的焦虑下产生的，它处处与《红楼梦》相对抗，充满封建道德说教意味，是一部典型的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作品。西方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更是要求理论为政治服务，文学艺术理论自然也不例外。罗马古典主义和法国新古典主义与奴隶主专制和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有着明显的联系，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和启蒙主义文艺理论则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理想。只占人类少数的统治者，非常需要文艺或明或暗地为政治服务，用形象的语言来潜移默化，让绝大多数人也能够认同他们的政治统治，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特殊经济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对于好莱坞服务于政治的力量，英国卫报《好莱坞能为中国10亿电影观众服务吗？》的文章说：“正如好莱坞的国际影响力证明的那样，对于一个新生超级大国来说，能够延伸国家文化影响力的健康电影产业与核弹头一样有效。”文艺的“政治工具论”他们是深信不疑的，文艺对于一个超级大国来说犹如核弹一样具有重大的威力。
正由于如此，一些持西方“二分法”思想方法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也就刻板地认为，文艺不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非此则彼”，从而陷入了机械论的泥潭，导出了错误的理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样的脱离整体结构的片面理论自然是荒谬的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因而，所谓的大众文艺，也就是大众的文艺家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的文艺创造，这种创造本来是一切正常的人都具有的性能，是人人都能观察感受得到的人的生活中极为普遍极为寻常的现象。人们根本就无需按照政治的信条去按图索骥才能进行文学艺术的创造。
总之，正确的理论是我们的文艺为大众而作，为大众所用，文艺通过写实的或浪漫的手法对现实关系进行真实描写，反映社会的发展规律性，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包括促进绝大多数人当稳社会主人等政治使命。文艺仅仅服从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发展。唯有如此，能够促进经济生活健康发展的大众文艺才能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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