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曹征路与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

“底层文学”与“新左翼文学”是近来人们常提到的文学思潮，我们可以认为“新左翼文学”是从“底层文学”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新的文艺样式，在关注现实、关注底层上，二者是相似的，而在思想资源与文学传统上，二者则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底层文学”的思想资源是人道主义，更接近于现代文学史上以巴金、老舍、曹禺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思潮，那么“新左翼文学”的思想资源则是马克思主义（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成果），而在文学传统上则继承了“左翼文学”的脉络，并在新的时期有所发展。曹征路的长篇新作《问苍茫》，可以作为“新左翼文学”的一个代表性作品。

《问苍茫》是曹征路一部的“野心”之作，小说涉及到了多个阶层、多种人物、多重事件，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与人际关系中，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复杂感受，以及他对当前中国出路的思考。曹征路多写中短篇小说，题材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描写农村的《红云》、《豆选事件》，描写知识分子的《大学诗》，描写国企改制以及工人抗争的《那儿》，描写官场的《贪污指南》，描写城市妓女的《霓虹》等等，这些题材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都有其影子，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种“综合”，集中表现了他对当代社会的总体思考。

作为“底层文学”或“新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曹征路的特色在于以鲜明的立场与问题意识切入时代的“核心问题”，《问苍茫》是这一思潮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出社会问题与底层劳工的生存困境，同时也让我们反思何谓“文学性”，文学是否应该或如何与时代发生关联，如何理解“真实性”与“倾向性”？这些问题的提出以及曹征路以实践作出的回答，包括其成就与不足，都值得我们思考。

小说以深圳的一个村子和一个台资企业为重点，以数次劳资纠纷与罢工为线索展开叙述。从这两个点的关系及其各自内部的运作，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某一侧面。写农村的部分以文念祖为中心展开，这不是内地的农村，而是“城市化”之后的农村，在土地被商品化之后，这里的农村和农民既拥有巨额财富，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在曹征路之外，似乎还很少有作家关注这方面农村的变化。在小说中多重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念祖这个村干部，已成为了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身家上亿，呼风唤雨，尽管不乏聪明才智，也善于编织和利用各种关系，但是除了名、利、欲，却别无其他寄托，只是一个“暴发户”和“土财主”。

赵学尧是一个到深圳闯世界的大学教授，在学生何子钢的帮助下，成了文念祖的“军师”和“管家”，介入文念祖的家事，并在报纸上违心地发表文章，准备把文念祖树为“典型”，到最后他反被学生算计，辛苦写出来的著作署了文念祖的名。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或金钱的堕落和猥琐，以及对1980年代以来流行的“常识”或知识资源的批判。

写企业的部分，对不同阶层的人物都有所呈现。陈太是这个台资“宝岛电子有限公司”的老板，她作为女性小鸟依人（或者挑逗）的一面，作为资本家残酷的一面，以及作为“外来者”恐慌、疑惧的一面，在小说中有着细致的描写。马阳明和常来临，是这个公司的两个“副总”。马阳明是个出身底层而又背叛了底层的青年，他的恶毒、凶狠在小说中有着充分的表现，虽然不无夸张与漫画化，但显示了社会的残酷对个人的负面效果。相比之下，常来临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一些，他原在一家国企作党委书记，下岗后到外企做“思想工作”，将社会主义文化带给他的工作作风，应用到为私企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上，作为一个“打工者”，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打工者的感情，却反过来压制打工者的利益，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劳资双方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矛盾，让人看到一个处在真诚与伪善之间并不断向后者倾斜的人，一个不甘堕落而又最终堕落的人，他的悲剧最终以喜剧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五姐妹和唐源是公司的最底层，是外来的打工者。从贵州山区来的五姐妹，是贯穿小说的一个线索，小说着重关注她们的分化和不同的命运，但除了柳叶叶、毛妹两个人物之外，其他人物都没有鲜明地塑造出来，她们之间的关系及分化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因而更多具有符号的功能。在这五姐妹之中，桃花、香香、小青“堕落”了，毛妹被生活的重担和社会的不公压垮，最后自杀了，柳叶叶则是一个逐渐觉醒的新工人。唐源参与罢工之后被开除，其后以“法律援助”帮助伤残的打工者，作为一个有阶级意识与献身精神的打工者，他创建的“春天服务社”虽然残破不堪，但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

在艺术上，小说缺乏一个主要线索，各个部分、各个人物有些分散，没有形成一个更加有机的整体；对人物的塑造，多注重其在事件中的表现，但对其“内面”关注不够，所以除了几个人物形象鲜明并具有丰富性之外，大多的人或者面目模糊，或者只具有符号的意义，即如小说着力刻画的“新人”柳叶叶、唐源也有此感。

如果从“左翼文学”的传统来看，《问苍茫》无疑借鉴了《子夜》式的社会分析框架，他的抱负或许在于向人们展示出一幅丰富的社会全景，同时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一种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但从小说中所体现的来看，他尚未找到一条《青春之歌》式的明确道路，也没有提供一种新的整体性的远景或“乌托邦”，而只能在现实的困境中谋求点滴改善，而之所以如此，或许不仅由于社会现实的纷纭复杂，亦由于“后社会主义时代”左翼思想的困境与想象力的匮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问苍茫》视作一个集中体现了时代、文学、思想“症候”的作品，当一个时代无法回答或不愿面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问题时，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有继续“问”，继续在“苍茫”中寻找出路，而这部小说亦可以视为曹征路的“问”与“寻找”。

而《问苍茫》的最大意义，也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时代、文学、思想困境的平台。在当前的文学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现实的普遍回避，以及臃肿的细节、细致然而无所用心的叙述，作家们对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似乎丧失了兴趣，如果说“去政治化的政治”是一种规训或新的意识形态，那么文学上的技术主义与形式主义则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曹征路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关注着更宽广的世界，也在于他与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在一起思考着底层的出路与中国的出路，他以尖锐的方式将时代的“核心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在这样血性的文字面前，在时代的血与泪凝聚成的“美学”面前，任何精致的、优美的“艺术”都黯然失色，它带给人们的不是享受或“好看”，而是一种“震惊”，它以粗糙的手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看到一个沉默的世界的伤痕与力量，让不为人知的喑哑的声音破口而出。他讲述的故事，既关于现在，也关于过去与未来，既是一个阶级的命运，也与中国和世界相关，和我们每一个人相关。他的质疑，既是对时代的发问，也是对文学与思想的发问，他的困惑乃至不足，也是一个思想者的困惑与不足。从《问苍茫》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面影，也可以看到曹征路的面影。曹征路的探索未必尽善尽美，但至少他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有从未来汲取诗意的冲动，有想象乃至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努力。而只有更多的作家从匍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与最底层的民众及宽广的世界紧密相连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