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国宝级音乐家提奥多拉基斯呼吁人民起来反抗

二十世纪是个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错综复杂的年代，一些典型的个案尤其凸现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争议焦点近于挑衅。譬如肖斯塔克维奇、雷芬施塔尔、富特文革勒…… 一个观点在“政治和音乐”搏杀近百年之后，终于逐渐占到上风，那就是真正伟大、有希望成为经典的作品都远离现实政治。艺术作品及其再现（诠释）都只是它自己，而不是“关于什么”的作品或再现。
以这个标准衡量，我们有足够理由忽略希腊共产党员作曲家米基斯.提奥多拉基斯（Mikis Theodorakis）的音乐，从他的生涯和创作来看，其音乐几乎是他经历的政治事件的注脚。他的许多经历和音乐逻辑在我们这个高举《红旗颂》、聂耳与冼星海旗帜的国度是如此耳熟：音乐为大众服务（为此一个交响乐作曲家可以去写通俗的大众歌曲）、音乐为祖国服务（为此他放弃西欧的锦绣前程，投身国内民主事业）。但当我们聆听到提奥多拉基斯的音乐时，却无法忽视那种直接能打动人的魅力。这种魅力在参照了作曲家可感可佩的一生之后，显得更为伟岸。这种魅力是我们聆听经典作品时无法感受到的：他的音乐除了纯音响之外，还能传达一种对民主政治的信念，产生出对其人格力量的钦佩，从而提高我们自己。
纽约时报在年初的时候，评出了去年一年的最佳古典音乐唱片，这个评选虽然比不上唱片业内的《留声机》大奖，但选片眼光很有特色。提奥多拉基斯的专辑荣登排行。要说纽约时报这样有政治眼光的大报，选择提奥多拉基斯，那是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希腊人提奥多拉基斯不但是位作曲家，同时还是个大名鼎鼎的政治风云人物，一手推进了希腊的民主化进程，功不可没。这张专辑是由指挥大师迪图瓦执棒，环球DECCA唱片发行。听过这张专辑之后，你就会承认，纽约时报的眼光的确厉害，提奥多拉基斯的音乐极为精彩，充满希腊民间音乐的热烈和斑斓色彩，录音和演绎都是一流的。提奥多拉基斯今年有八十岁了，亲自到音乐会现场，指导迪图瓦演绎录制自己的作品。这位不平凡的作曲家和民主斗士一生经历坎坷，而他的音乐中有一个中心意念，那就是强大的道德情感力量，他的音乐总是在热情地表达对自由的信念，对暴政的反抗。这是他创作的原动力。提奥多拉基斯虽然是现代作曲家，但他的音乐走的道路却和现代音乐潮流背道而驰。在二十世纪音乐史的主流是客观、理性、非政治化，而提奥多拉基斯就像一个不和谐的外音，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那些明快热烈的音乐似乎人人都可以接受。这也正是提奥多拉基斯的音乐准则，他的音乐是为所有人写的，而不是一小部分精英。同样，提奥多拉基斯的政治理念也是让所有希腊人享受到民主的权利，为此他奋斗了大半生。他是希腊共产党党员，同时也是民主的斗士。他的音乐和他的政治理想是无法分离的，所以我要向您介绍提奥多拉基斯的音乐，就不得不详细说一说他的政治经历，正是后者让他更为人所知。而提奥多拉基斯的生涯又和二战以及战后的希腊历史密不可分。
1925年，提奥多拉基斯出生于希腊的CHIOS岛，小时候就游历了希腊各地，熟悉很多希腊地方民歌。自幼在希腊正教教堂合唱团中演唱，掌握了不少拜占庭圣咏。对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引用，构成提奥多拉基斯日后音乐的两大特色。
他早年学的是经济，二十岁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激进左派，从此他的一生和创作都和政治紧密相关。他对音乐的兴趣很大，但是战争打断了他的音乐学业。先是反抗意大利和德国占领军。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德国统治下，提奥多拉基斯从德军播放的战争宣传片中听到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片断，从此下决心要成为一名作曲家。由此也可以窥见提奥多拉基斯后来艺术上的一个逻辑：音乐是为了让民众团结为一体。二战结束后，随后就是长达三年的希腊内战，二十岁刚出头的提奥多拉基斯属于共产党阵营的抵抗组织，共产党很快失败，作曲家遭到囚禁和流放，关在荒凉的监狱海岛，足足有五年之久。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第一交响曲就是在各个监狱和集中营中创作的。这是作曲家一生中头一次尝到监狱的滋味，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在被希腊军政府拘禁和流放后两年，提奥多拉基斯有机会去了法国，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师从现代音乐大师梅西安，他在法国创作的早期音乐深受巴托克与斯特拉文斯基的影响。后者曾经对提奥多拉基斯的才气大加赞赏。五十年代末，提奥多拉基斯在作曲界大放光彩，连续获得三个作曲大赛的头奖。1959年他的一部古希腊题材的芭蕾舞剧《安提戈涅》甚至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剧院上演。此时的提奥多拉基斯完全可以作为一名成功的古典作曲家在西欧开创自己的事业。可这时，他接到希腊著名诗人亚尼斯.利特索斯（Yannis Ritsos）的一封信，信中附的是一首诗，纪念一位在罢工中牺牲的年轻希腊烟草工人。提奥多拉基斯在短短一天内，就把诗谱成了歌曲，糅合进了希腊民间、流行与宗教音乐成分，同时他决定返回希腊，投身于祖国的复杂多变的政局之中。这样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其逻辑就隐藏在提奥多拉基斯的音乐之中，当初贝多芬的欢乐颂感召他投身音乐事业，其理想就是要用音乐感召民众。离开了希腊故土，他也就等于放弃了理想。在提奥多拉基斯的音乐中，除了热烈纯粹的民间舞曲之外，我们总能听到在或忧伤或明亮的旋律之下，隐隐传来不详的脚步，这种对比和抗争，也可以直观地解释为对正邪和命运的描绘，构成了提奥多拉基斯音乐的魅力。
1960年，三十五岁的作曲家放弃在西欧作曲界的远大前程，回到政局一片混乱的希腊。回国之后，他一直在追寻一条能够承接希腊音乐传统和现代西方音乐的道路，思考如何使自己的音乐与希腊大众息息相关。很自然地，他放弃了严肃音乐创作，转向了希腊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用老到成熟的旋律写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希腊歌曲，和一批希腊年轻作曲家开创了现代希腊音乐的新浪潮。六十年代是提奥多拉基斯最为活跃的时期，无论是在乐坛还是政坛都是如此。他依然作为希腊共产党员，为争取民主权力、民族和解、医治内战创伤而奋斗，也是他音乐的生命所在，他曾经写过一部反映内战的音乐戏剧作品：《已故兄弟之歌》。但是内战的阴影依旧笼罩，当时在内战中血腥厮杀的两方——左派和右派都不喜欢这部戏剧。但这部戏影响巨大，提奥多拉基斯成为希腊最负声望的作曲家。
那时的提奥多拉基斯是一个非常成功地打通严肃音乐、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的作曲家，还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提奥多拉基斯认为一个真正的作曲家首先应该能创作出真正的旋律，取法的榜样要不拘一格，从蒙特威尔、维瓦尔第到格什温和鲍勃.迪伦。他在六七十年代写作的通俗歌曲即使在今天的希腊依然非常流行。雅典街头，他的流行歌曲旋律至今很有多人拿来传唱和吹口哨。
就在提奥多拉基斯利用自己的音乐魅力和音乐影响力，推动民主事业时，1967年，希腊左右两派对峙的状况终于导致变局，希腊独裁军政府上台，独裁政府上台后颁布的第一批政令就封杀了提奥多拉基斯的所有音乐。作曲家一度被迫转入地下。当时，对抗军事独裁的爱国前线选举提奥多拉基斯为主席，由此也可见提奥多拉基斯的政治影响力。军政府逮捕了这位反对派领袖。在集中营内，作曲家的健康恶化。欧美最著名的作曲家联名呼吁希腊政府施放这位民主派领袖，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斯特拉文斯基、布列兹、达拉皮克拉、亨策、齐默尔曼、利贝曼这些现代音乐大师。从左拉开始，欧洲公共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一直是拯救欧洲免予独裁、不公正、歧视的重要力量。希腊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关押近三年的提奥多拉基斯，但作曲家必须离开祖国，他去了巴黎，十五年前，他也正是从监狱走向巴黎的。这是作曲家的第二次流放，
提奥多拉基斯获释后，立即周游世界，一边举行音乐会，一边会见各国政坛领袖，利用国际影响力，促使希腊重回民主轨道。作为希腊民主力量的代表，提奥多拉基斯获得崇高声誉，他作为一位共产党员，坚信自由和民主才是人民的福音。
经过四年流放生活之后，独裁政府交权，民选政府上台，经历坎坷的作曲家再次回到祖国。他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有上万人到雅典机场欢迎他归来。此时，作曲家年届五十。1974年，极富人望的提奥多拉基斯成为希腊的不管部部长，是希腊国会中的共产党代表。在调解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上岛屿领土纷争上，起了很大作用。1983年曾荣获了当时苏联政府颁布的列宁和平奖。
五十岁之后，作曲家生活稳定，功成身退，重新回到了大型交响作品与合唱曲目创作。不过，他在政治和流行音乐领域如此著名，未免掩盖了他作为一名严肃交响音乐作曲家的成就。他的音乐以调性音乐写作为主，不协和的和声仅仅用来作为平衡，很像是萧斯塔科维奇和早期的斯特拉文斯基。旋律以希腊传统基础。采用很多希腊民间乐器，调式音阶也往往来自古老的拜占庭正教音乐。
提奥多拉基斯的地位相当奇特，对希腊人而言，他是一位大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作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民族英雄，把希腊从暴政独裁下解救出来左翼政治家。对大部分欧洲人而言，提奥多拉基斯是政治自由的象征，一位来自欧洲文明源头的游吟诗人，在音乐中传播自由独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