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在的文坛确是混乱着的，但是想想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不禁又为我们的作家感到同情。中国现下的文学讲求去政治化，但是，这种提法恰恰犯了大忌。在中国，文学自古便有为政治服务的史实，如果想文学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则反映政治（也即写实文学必不可少。）的文学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哲学是相对主义的哲学，包括后来引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中国化了的思想限制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文本思想的延化开来。
现在之中国经济水平明显提高，但是，我觉得，社会愈富裕，对人的压抑也就越大，人在经济上失去了自由，政治上失去了选择，在思想上失去了否定性（否定性的失去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盲从于权威，盲从于专术。）从而不得不盲目依附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治，使人真正地丧失了自由。我在做现当代文学比较研究的时候，就提出过“异化”这个概念，后来有人也问过我什么是“异化”。根据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解释，“异化就是一件事背离自己原来的发展规律（也即【本】的丢失。）”文化的异化很显然也就说明当代的文学正在背离自己的本衷。文出于心，自然天成，雅俗结合才是文学发展的王道，这我在自己的讲座中也有过相应的阐释。中国现下文学的异化不仅仅表现在文学本位的丢失上，大众文学的日益低俗化、世俗化也是其中重要的表现之一，外加当下文学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进程，文学本位的丢失正在愈演愈烈。而这种文学本位丢失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很显见：经济。
现代工业社会走向极权主义（引自法兰克福学派）人丧失了自由，成为了被控制的对象和工具，新的极权主义社会正是在和谐的多元化中显现出来的。现代社会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只追求物质生活，丧失了追求精神自由和批判的思维能力，思维的重点就表现在思想文化上，而思想文化的被异化和正在被异化的文学作品就成了人们熟悉的商品和与之相应的精神文化服务。这般的思想的灌输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单向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单向的生活模式就阻碍着文学质的变化。这便是中国文学不能革新的根本原因。
在单向生活模式中，人们只追求物质生活，只产生与之相应的单向思维。外加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心理和思维的控制，使得人们逐渐丧失了内心自由（内心自由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一个重要学说观点。）和对现实的否定性。还有一点就是当代化的传播手段——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大增加了对人的心理以及思想的控制与隐形操纵，使得这些媒介的压抑作用达到或者波及每一个人，甚至于造成人的日益的无意识状态（也即鲁迅笔下的麻木状态。）
我一直在思考当代文学“异化”的原因，在上次的讲座中也或多或少地提出了一些疑问，现在看来，这些真的是先知性的，或者说是现实的。当代文学讲求去政治化，但是，这种说法就和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一样，说是一回事，做起来恐怕就不会那么容易那么简单的。而且我一直以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本就没有断裂过（文化的根本在于人心，当下人们的生活还是在传统的影子里的，而且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从未断代过的国家里，短时间里断裂传统是绝对不可行的，即使可行也只能是人为的宣扬罢了，至于事实，则仍然是传统影子里面的生活。）当代人们之所以出现彼此之间的冷漠不在于传统文化的丢失，而在于经济、科技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模式带来的异化息息相关。经济发展本来是没有错的，而且这是十分适合中国的国情的一条路子，但是，在中国，很多事情是容易走极端道路的，现在的人过多地关注经济，从而对启蒙人的思维的文化进而淡漠了起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异化雏形，如果不对此加以关注和制度上的转变，我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未来会成为“人与器具”的关系。文学也是一样的，如果不重视我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不重视文学与政治、经济的隐形关系，那文学的异化现象将会持续，文学的异化会进一步造成人的精神状态的萎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是决定了国家的未来，但是一个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精神萎靡国家，我想，结果肯定又当别论了。
涵秋 2011年11月12日于山西记.
略说卢学义的新阶级论
我很庆幸听了吉老师的课，更庆接触了卢学义先生的新阶级论。
按照先生的观点，一个人创造的价值决定着他在现世的地位，对此，我并不反对，但人的第一要义是生存，生存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换言之，谁让人类生存，谁提供人生存的物质资料，谁就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或者群体）横观现世，谁是如此殊荣的最佳得主呢？按照先生的说法，得主非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莫属，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虚拟问答实验，假设我们现在的国家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所有的人都从土地中得到解放，试问，这样的社会能给人多少幸福感？答案不言而喻！
人有两方面的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如果没有物质作为前提，那所有精神的幸福实质就是一种人性的甚至于生活的虚妄。而作为人类生存物质资料提供者的农业劳动者，无疑扮演着世界人民“衣食父母”的角色。而遵照卢学义的这种划分方法，似乎没有物质基础的上层人士是最为幸福的，似乎他们可以在没有物质资料支持的前提下得到他们所谓的幸福，依照常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将上层管理者划分为时代的第一阶层的划法是不对的。按照中国的实际，他们应该是第三阶层，而不是凌驾于提供基础生存资料的农民之上的第一阶层。
那么，谁可以胜任第二阶层的殊荣呢？按照中国的国家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阶层理应属于工人阶级，但是先生却将其划分为了第八阶层，这是不对的，说轻了，这是一种学术错误，说重了，是一种对国家性质的颠覆行为（我知道这样的话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但凡是追求真理的人，都是已经做好了受罚的思想准备的，在中国文坛，大家尊我为“90后鲁迅”在得到这个殊荣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性了，我知道，像我《守望者》中的那些文字在大陆是被明文禁止的，这也是我选择在香港出书的原因。）既然大家广泛意义上承认这样的国家性质，为什么在划分所谓的阶层的时候却分出了那样的一个结果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隐形的颠覆。诚然，现在社会已经广泛地接受了卢学义先生的所谓正确的“新阶级论”，但是我依然要发出这样的声音。我知道，但凡被国人承认了的东西，想改变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觉得新阶级论是一种对人民的不重视、对国家的不负责任的理论。作为后起的我是没有资格评论先贤的，但是，在真理面前是不存在所谓资历的问题的，真理就是真理，与其他因素无关。而在中国，最大的真理就是基础的农民和创造的工人，如果有任何否定这两个阶级地位的言论，那就是对真理的挑衅，对人民的不尊重。
自然，第三阶层是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的，相对于别人，他们所付出的（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也很难用一个标尺来衡量。第三阶层的殊荣理应属于他们。顺理地，第四阶层为国家企业经管人员，第五阶层为私企管理人员，第六阶层为专业技术人员，第七阶层为办事人员（至于是那部分的办事人员，我难以给出详当的界限，因为在中国，似乎办事的很多，但哪些是正规的，那些的不合法的，我很难作出区分。）第八阶层为个体工商户，第九阶层为商业业务员。还要强调的是，对于城市失业人员，不应该果断地将其归结为一个阶层，而且是最底层，这样是分法十分危险。
先生的社会阶级论，就其本质而言，我十分反对在新社会做这样的似乎合理的划分，诚然，依照个体或者团体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来划分是非常合理的，但这样划分的结果往往会导致社会新一轮的危机，新一轮的不平等。这种利益一致原则下的划分是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民的价值标准的，所以，这必然导致潜在的社会危机，人们应该警醒这看似合理划分背后的实质性危机。
纵观中国历史，有这样的一批人，“白天”（也即人民看得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借着自己的某个社会身份进行着似乎正义的活动，诚如公益，诚如私访。而当“黑夜”来临，公益变成了变相的压榨，私访变成了谎言的高档挥霍。我们现在的人民最缺乏的就是于虚妄中看到希望，于失望中看到希望，于合理中看到不公，于光明中看到新生黑暗的敏锐洞察力。一些看似合理的律文却在阴暗的角落留下了维护权贵的口实，这也是现实意义上合同的一种真意吧，当我们以为这是一份十分合理、双赢互利的社会合同时，就须警醒，可能其中的某一个词就是整个合同最大的玄机。合同如此，现行法律的部分条文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公平审判的原因。同理，先生的这个“新阶级论”看似十分合理，但就其实质而言，是十分不合理的，这是一种新形势的社会不公的阶层划分，是将人民权利隐形剥夺的阶层划分，是不尊重人民创造历史原则的阶层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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