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震：忧国忧民的浩然

三月雨按：此文原发于山东作家马进的新浪博客，题为《我与浩然的厚交》，系原山东省昌乐县政府研究室主任，也是著名作家浩然在山东昌乐最知心的老友之一。这里转帖的文字，是文章的后半部分，标题《忧国忧民的浩然》系博主所加。这段文字，写了浩然对农民的深情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担忧，披露了苏联解体后浩然鲜为人知的情绪波动和真实境况。浩然在20多年前就敏锐地发现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并提出质疑，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作家清醒的头脑和赤诚的情怀。

 

 

 在和浩然的人生交往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生中特别关注农民，尤其农村那些小人物的生存环境和命运。回忆我们几十年间的通信、通话中，内容多是有关东村乡亲们的情况。特别对当年那些和他共度荒年的老乡亲、老队长、老房东，总是一家家一户户地了解和问候。常常向我发感慨的话是，“你看看和我最好的那几位农民朋友，扫大街的扫大街（吴国瑞），看大门的看大门（李福德夫妇），你看田敬芳住的那间草房子，上边盖着塑料纸，都漏得没法住了，他们的日子怎么就不能过得好一点呢！我得帮帮他们……”话语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一次电话中突然问我：“田敬华他媳妇喝了药，撇下两个孩子，他能再续上个媳妇吗？”我说：“谁知道呢！”他说：“你得和敬富（敬华的弟弟）说说，要他帮帮他哥，再找上个家口，就说我说的，好吗？”（田敬华是浩然当年老房东的大儿子，他一生特别关注这一家老小 “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的生存状况。）

逢年过节，浩然总是来个电话，温和的语气中甚至带一点求你的口吻，让我代他去看望张华英老人和他的老房东。（张华英是田敬元的老伴，田敬元是当年的老保管，是《艳阳天》中“马老四”的人物原型，深受浩然敬重。）后来我和建华交谈起此事，原来浩然同样也每年安排他去东村看望乡亲。可见，浩然的农民情结是何等的深厚，对农村中那些尚未脱贫的老者、弱者注满了深情。也让我深切感到，浩然虽是文艺界名人，却不愿在文艺圈内转，一生喜欢和农民在一起。他好多最知心的朋友，不是京城的高干、大官和名流，恰恰是那些成天和泥土坷垃打交道的庄稼人。他说的“我是农民的儿子”，不是一句空话。

浩然也有他的烦躁、苦恼、不满和无奈。浩然虽是名人，却同样也是性情中人，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有时也会激动发火。记得95年他偕老伴来昌，在昌乐宾馆有个省报记者采访他，不知什么原因，不长时间我听到他在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在隔壁急忙过去，见他脸上挂着平常少有的怒色。见我进来即起身拉着我进了套间的里屋，说他不接受采访了，示意让我向那位记者下“逐客令”。我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明白为何造成这种尴尬的场面。我又不便多过问，即出来向那位记者歉意地说，梁老因有事要去办，采访就暂到这里。随后我把记者客气地送出门口。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让浩然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凭我多年和他接触了解，认为很可能是记者伤害了他的自尊。浩然一向谦和大度，但他有他做人的底线。他说话行事，没有奴颜，没有卑骨，没有手腕，也不善于应酬，更不会看别人脸色，但他需要一份尊严。

记得有次去三河看他，他为坐不下来写东西发急，又为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而无奈。“真是没有办法，我都快成了人家的 ‘ 点心包’了，谁叫我是名人呢！”他笑呵呵地向我们抱怨。原来，县里到上面跑资金，去外省购先进机械设备，找外商引进大项目，为发挥“名人效应”，借浩然的威望，总是都要带上他。凭浩然的为人，他不会拒绝，甚至有求必应，但他内心里是矛盾的。最让他不满的是有些暴发户也想利用他办事。有个汽车大王，趁他不在家，给他送去两瓶茅台酒，两瓶五粮液，两大筐桔子。第二天他叫公社来辆车，把东西拉回去，同时复了一封回信让司机捎去。信中说“心意我领了，有事尽管说，但别来这一套。你挣你的钱，我写我的书，互不相犯。酒退回去，那两筐桔子我送敬老院了，你不会有意见吧。”

浩然还十分关注农村出现的贫富不均差距拉大的问题。一次去东村，在车上谈起这个话题，他感慨地说：“我看过一个材料，资本主义国家是采用贫富差距来积累原始资本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也要走这条老路，这样下去，农村贫富不是越拉越大吗？”在村里他看到有些贫困户至今还住着解放前的老屋，而个别干部却有好几套房子，把闲着的租出去赚钱，他向我耳语说：“如果当官的不收敛，利用职权光捞好处，这个社会就坏了。因为财富这个东西不能光让少数人占有，如果多数人总处在贫困状态，这是不公平的，社会也注定会不安定的……”一脸的困惑和担忧。

1991年10月的一天晚上，快11点了，我正要睡觉，突然接到浩然从三河来的电话：“你睡了吗？”我忙说：“没，梁老您好吧！”“不好……我要垮了……”我一听，很着急地问：“梁老您怎么了？身体不好吗？”夜很静，我从电话里，能隐隐听到他在那边急促的叹息声。“这段日子整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吃安眠药也不管用，情绪糟糕透了，你说怎么办呢？……”我赶快用我能想到的一些安慰他的话来劝慰他。

不几天收到三河、曾陪浩然来昌的刘玉林同志的来信。信中说“不知因年岁关系，还是由于时局的影响，今夏以来，浩然老师身体精神都十分不好，一天到晚总是病怏怏的，书读不了，东西写不了，时常和我讲，我要垮，我要垮。我总安慰他，秋风送爽的时候会好起来的，他也这样期盼着。秋天终于熬到了，但刮来的并不是送爽的金风，而是来自苏联的惊雷，浩然一下子震惊了，忧国、忧民、忧己，整天个痛苦不堪，连饭也吃不下，一夜吃两次安眠药，还是不能奏效。我们都劝慰他，但他仍越陷越深，春水看他那样子，也十分着急，一次次劝他，你干嘛要这样自己折磨自己呢！9月19日，他犯了痔疮病，很严重，于是住进了医院，动了手术，前几天出院了，手术还好，可他思想上的病却丝毫没有解决，他的有些想法，让人听了感到十分可怕。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确实让每个了解他的人焦虑不安。怎么办？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使他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呢？……目前，浩然老师需要一个良好的精神疗养的环境。我觉得山东昌乐可以创造这个环境，因为昌乐有您、郭建华和东村的一些知心朋友，一些理解他的人，会帮助浩然老师渡过难关……”

接信后，我把情况立即向于生县长作了汇报，又去县委（此时李光信书记刚调寿光）向邢培斌、黄维连书记作了汇报。他们都非常欢迎浩然来昌休养，于生县长并让我以他的名义给浩然发了邀请函。我拿着信又和建华进行了沟通，让他也抓紧时间同时给浩然发信。

10月13日，收到浩然的来信：

 

20年后的今天，再读浩然这封信，依然感到强烈的震撼。因为，他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浩然。20年前，他看到了社会的腐败，风气的不正，而这种风气和现象，又像被污染的空气，无孔不入地在毒害腐蚀着一个本来好端端的“肌体”，而不少同胞又麻木，以至成了通病，却又没有好办法根除。于是他难过，他痛心，他不满，直到深恶痛绝，加之和自己多年为之奋斗终生所追求向往的理想对不起号来，自己也被这股“风”不由自主地卷了进去，连个躲避的藏身之地都没有。尤其苏共的解体，东欧时局的突变，使他更加忧心忡忡，像得了一场大病，而整日焦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