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浩然老师，从上世纪70年代初，替东村乡亲代笔给他写信开始，应该说有三十几年的人生交往。在昌乐文化圈里，都公认浩然给过我许多关爱，挚交深厚，可谓心照不宣，无话不谈。记得一次文友聚会，同样和浩然关系十分密切的县作协主席郭建华给我出过一个题目，说浩然与你私交最深，你可以“浩然对我说过的私房话”为题，写篇回忆文章，会挺感人的。
其实，所谓的私房话，我领会就是浩然对我说过的心里话。凡和浩然接触过的，都知道他待人非常坦诚实在，说话不像官场上的人那样善言会道，不粉饰，也不“设防”，和人尽说些掏心掏肺的话。只因我与他接触较多，他来昌陪他多，去北京三河看他多，自然他对我说过的心里话也多。当然，也有些心里话是单独对我讲的，譬如他来昌所接触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县市领导，他都有评价和看法，也总是愿意悄悄地跟我耳语几句。这些话我想他不会轻易对别人说的。他所以对我说，是知道我走不了话，绝对相信我。
岁月鉴真情。在我的书橱里，存放着他亲笔签名的整套著作，存放着他四十余封亲笔来信，一些题字和一整册与他的合影照片。见物思人，我常常想到，他，一个全国著名作家，生前和我一个最基层的业余，是何原因竟保持了三十几年交往而没有间断？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沾了东村乡亲们的光。众所周知，浩然把昌乐视为他自己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昌乐的乡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段不解之缘，也成就了浩然，让他创作出了《艳阳天》这部文学巨著。浩然是个感恩知报的人，他感恩昌乐这片大地，感恩东村乡亲。他又是个极重感情的人，虽身在北京，但心中常常思念远在山东昌乐的乡亲们，尤其牵挂那些当年给他过关爱的乡亲们，如“马老四”田敬元一家，老房东田敬富一家，钢蛋一家，老队长田敬芳一家，李福德、刘墨兰一家，吴国瑞、田敬兰一家，还有那些当年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乡亲们。
也算是缘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因在城关公社党委做秘书工作，也曾兼任东山片片长，驻村蹲点就在东村，所以对这些老乡亲知根知底。他们也同样想念着当年与他们同甘共苦过的“老支书”梁浩然。于是，就让我代笔替他们给浩然写信，浩然接信后也都一一回信，这样书信不断，直到1983年9月，他第二次来昌探访乡亲为止。记得我们头次见面，当他得知乡亲们给他的那些来信，大多是我代笔写的后，便立即起身到我跟前，双手紧握我的手，激动地说：“原来代笔写信的马进就是你啊！”然后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到他跟前。我分明看到，他对着我的眼眸里，闪烁着一种感激的目光，彼此间的距离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一种一见如故的感情，也油然萌生在我的心头。从那以后，浩然来信或来电话，直言不讳地托我一项任务，让我担当他与东村乡亲的联系人。从此，我也乐此不疲地成为了他们之间的“联络员”，直到他离世。
另一原因，我想也许就是文友郭建华为我作的《流年碎影》序言中所说：“个中原因，除了马进对浩然的崇敬，和浩然的平易与真诚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性情上的相投。他们有非常近似的不幸的童年和少年。”忘记是第几次去京看望浩然，只记得那次我是陪同文化局时任领导韩恩荣、郭建华通过浩然去见高占祥争取文化大楼资金。当司机赵显东开车拉着我们一行，从通县赶到北京浩然住所时天已大黑。浩然先帮着我们赶紧联系住宿，可是联系周围好几家宾馆都是客满。浩然当机立断，说你们哪里也别去了，今晚就住我家。那天也巧，浩然的老伴杨朴桥去了女儿春水家，他刚结婚的小儿秋川和谢芳夫妻俩也没在家，两居室的房子正好有两张床。浩然当即安排，建华去他大儿红野工作的民族饭店住宿，韩和赵睡里屋秋川夫妻的床上，让我和他同床睡。
浩然让我和他同睡一张床上，枕着老杨的枕头。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很不好意思，就提出我睡地板就行。浩然哪里肯答应，怕我嫌脏，又找出一块白毛巾，边盖在老杨的枕头上边说：“我和老杨生活上都是不太讲究的，你别嫌脏就行，快脱了上床。”此时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们彼此都脱了褂子，光着膀子，只穿着裤衩。刚躺下，我突地想起我有打呼噜的毛病，怕影响浩然睡觉，就抱着枕头放到另一头，提出和他打通腿睡。他立即又把枕头拿了回去，和他的枕头并排着，说我也有打呼噜的毛病，主要是想和你唠唠嗑。一唠竟唠了大半夜。记得其中一个话题，是各自谈了各人的身世。浩然无意中问我：“你父母都好吧，家里都有什么人？”我说：“我十岁那年，父母就都死了，老家只有二兄嫂。”“都死了，怎么死的？”浩然很关注地问。我说：“父亲那年被鬼子当崂山游击队嫌疑，抓去关进了警察局，当他放出来时已被打得遍体鳞伤。那年我大哥给鬼子抓去修炮楼受了风寒，得脑炎死了。接着我母亲得痨病吐血也死了。父亲看到家破人亡，对生活彻底失望了。于是向邻居要了一盅酒喝下去，解下自己的腰带，拴在厢屋的一个橛子上，吊死了。”
我刚说完，原仰躺着的浩然立即把身子转过来，贴近我的脸说：“我真地没想到，你的身世原来是这样啊！怎么你的童年和我的经历如此相似啊！”接着说他也是十几岁死了父母，和姐姐相依为命。母亲脖子上长了毒疮流血水死的。父亲先是被人“绑了票”，后也是被日本人抓去，被关进过警察局。后来他死于非命，被人活活打死……“原来咱俩都有个不幸的童年啊！”浩然说完用力握紧了我的手。
正应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句话，经过那夜的长谈，浩然开始把我当成了值得他信赖的朋友看待。至于那晚上，他父亲死于“非命”的具体情节没有和我交谈。后来我读他的自传体小说《乐土》64章才完全得知。前年我去东村看望“马老四”田敬元的儿子田仲芳时，他说浩然太实在了，他父亲死得不光彩，他却写到书上，别说这些，影响他的形象。现在想想，这正是浩然的可贵之处，说明他是个敢于向世人掏真心、讲真话的人，真正造成他父亲毁灭的原因，是那个动荡的年代，万恶的社会！
在和浩然的人生交往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生中特别关注农民，尤其农村那些小人物的生存环境和命运。回忆我们几十年间的通信、通话中，内容多是有关东村乡亲们的情况。特别对当年那些和他共度荒年的老乡亲、老队长、老房东，总是一家家一户户地了解和问候。常常向我发感慨的话是，“你看看和我最好的那几位农民朋友，扫大街的扫大街（吴国瑞），看大门的看大门（李福德夫妇），你看田敬芳住的那间草房子，上边盖着塑料纸，都漏得没法住了，他们的日子怎么就不能过得好一点呢！我得帮帮他们……”话语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一次电话中突然问我：“田敬华他媳妇喝了药，撇下两个孩子，他能再续上个媳妇吗？”我说：“谁知道呢！”他说：“你得和敬富（敬华的弟弟）说说，要他帮帮他哥，再找上个家口，就说我说的，好吗？”（田敬华是浩然当年老房东的大儿子，他一生特别关注这一家老小“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的生存状况。）
逢年过节，浩然总是来个电话，温和的语气中甚至带一点求你的口吻，让我代他去看望张华英老人和他的老房东。（张华英是田敬元的老伴，田敬元是当年的老保管，是《艳阳天》中“马老四”的人物原型，深受浩然敬重。）后来我和建华交谈起此事，原来浩然同样也每年安排他去东村看望乡亲。可见，浩然的农民情结是何等的深厚，对农村中那些尚未脱贫的老者、弱者注满了深情。也让我深切感到，浩然虽是文艺界名人，却不愿在文艺圈内转，一生喜欢和农民在一起。他好多最知心的朋友，不是京城的高干、大官和名流，恰恰是那些成天和泥土坷垃打交道的庄稼人。他说的“我是农民的儿子”，不是一句空话。
浩然也有他的烦躁、苦恼、不满和无奈。浩然虽是名人，却同样也是性情中人，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有时也会激动发火。记得95年他偕老伴来昌，在昌乐宾馆有个省报记者采访他，不知什么原因，不长时间我听到他在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在隔壁急忙过去，见他脸上挂着平常少有的怒色。见我进来即起身拉着我进了套间的里屋，说他不接受采访了，示意让我向那位记者下“逐客令”。我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明白为何造成这种尴尬的场面。我又不便多过问，即出来向那位记者歉意地说，梁老因有事要去办，采访就暂到这里。随后我把记者客气地送出门口。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让浩然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凭我多年和他接触了解，认为很可能是记者伤害了他的自尊。浩然一向谦和大度，但他有他做人的底线。他说话行事，没有奴颜，没有卑骨，没有手腕，也不善于应酬，更不会看别人脸色，但他需要一份尊严。
记得有次去三河看他，他为坐不下来写东西发急，又为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而无奈。“真是没有办法，我都快成了人家的‘点心包’了，谁叫我是名人呢！”他笑呵呵地向我们抱怨。原来，县里到上面跑资金，去外省购先进机械设备，找外商引进大项目，为发挥“名人效应”，借浩然的威望，总是都要带上他。凭浩然的为人，他不会拒绝，甚至有求必应，但他内心里是矛盾的。最让他不满的是有些暴发户也想利用他办事。有个汽车大王，趁他不在家，给他送去两瓶茅台酒，两瓶五粮液，两大筐桔子。第二天他叫公社来辆车，把东西拉回去，同时复了一封回信让司机捎去。信中说“心意我领了，有事尽管说，但别来这一套。你挣你的钱，我写我的书，互不相犯。酒退回去，那两筐桔子我送敬老院了，你不会有意见吧。”
浩然还十分关注农村出现的贫富不均差距拉大的问题。一次去东村，在车上谈起这个话题，他感慨地说：“我看过一个材料，资本主义国家是采用贫富差距来积累原始资本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也要走这条老路，这样下去，农村贫富不是越拉越大吗？”在村里他看到有些贫困户至今还住着解放前的老屋，而个别干部却有好几套房子，把闲着的租出去赚钱，他向我耳语说：“如果当官的不收敛，利用职权光捞好处，这个社会就坏了。因为财富这个东西不能光让少数人占有，如果多数人总处在贫困状态，这是不公平的，社会也注定会不安定的……”一脸的困惑和担忧。
1991年10月的一天晚上，快11点了，我正要睡觉，突然接到浩然从三河来的电话：“你睡了吗？”我忙说：“没，梁老您好吧！”“不好……我要垮了……”我一听，很着急地问：“梁老您怎么了？身体不好吗？”夜很静，我从电话里，能隐隐听到他在那边急促的叹息声。“这段日子整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吃安眠药也不管用，情绪糟糕透了，你说怎么办呢？……”我赶快用我能想到的一些安慰他的话来劝慰他。
不几天收到三河、曾陪浩然来昌的刘玉林同志的来信。信中说“不知因年岁关系，还是由于时局的影响，今夏以来，浩然老师身体精神都十分不好，一天到晚总是病怏怏的，书读不了，东西写不了，时常和我讲，我要垮，我要垮。我总安慰他，秋风送爽的时候会好起来的，他也这样期盼着。秋天终于熬到了，但刮来的并不是送爽的金风，而是来自苏联的惊雷，浩然一下子震惊了，忧国、忧民、忧己，整天个痛苦不堪，连饭也吃不下，一夜吃两次安眠药，还是不能奏效。我们都劝慰他，但他仍越陷越深，春水看他那样子，也十分着急，一次次劝他，你干嘛要这样自己折磨自己呢！9月19日，他犯了痔疮病，很严重，于是住进了医院，动了手术，前几天出院了，手术还好，可他思想上的病却丝毫没有解决，他的有些想法，让人听了感到十分可怕。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确实让每个了解他的人焦虑不安。怎么办？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使他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呢？……目前，浩然老师需要一个良好的精神疗养的环境。我觉得山东昌乐可以创造这个环境，因为昌乐有您、郭建华和东村的一些知心朋友，一些理解他的人，会帮助浩然老师渡过难关……”
接信后，我把情况立即向于生县长作了汇报，又去县委（此时李光信书记刚调寿光）向邢培斌、黄维连书记作了汇报。他们都非常欢迎浩然来昌休养，于生县长并让我以他的名义给浩然发了邀请函。我拿着信又和建华进行了沟通，让他也抓紧时间同时给浩然发信。
10月13日，收到浩然的来信：
马进同志：总想给你写封信、谈谈心，身体、尤其情绪一直不好，以至于又一番进了医院，在肛门处开了15刀。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躲到郊区养伤。
我极怕“热闹”，而今天的社会上，包括郊区到处都是可厌恶的那种“热情”。腐败、麻木已成了我们同胞们的通病；你若不跟着闹点不正之风，或不自欺欺人地装傻，就会被视为异类，就难以正常地生活下去。这股子风气，瘟疫般地充塞着每一个角落，何处容我藏身？谁又让我躲避？事实上，我本人早已不是干干净净的人，早就不由自主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子“社会风”给卷进去了！1989年“六四”风波，使我震动了一下，但并没完全清醒。今日之东欧，尤其苏联的惨状才使我较为彻底地明白：我认识了这个社会，认识了“社会风”，同时也认识了我自己。可惜，晚了，无可挽救的晚了！……
这几句话，大致上道出了我“情绪一直不好”的现象与由来。终日茶饭不思，瘦了一圈，日日一分一秒地熬，夜夜靠安眠药片睡着片刻。家人都为我担心，我也怕常此下去会酿成大病。
昨日接到你信，很感谢你、于生县长和未见过面的黄书记的情义。刘玉林看了信，极力劝我到昌乐休养一些日子，认为昌乐是个能救我的小庙。我没信心。怕你们也难挡住那种风的袭而给我疗养身心的安静。难哪！这事让我再考虑一下如何？
四年没有正经写作了。我打算渐渐脱离三河；待病好后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单元。吴汉宾同志写一篇《乐土》的评论稿，读后有一种知音之感。建华同志来过一短信，正是我闹痔疮的时候。秦晓鸣同志仍在宣传部吗？问他好。来信请寄北京通县党校史志办梁春水处。
匆匆
握手
浩然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
20年后的今天，再读浩然这封信，依然感到强烈的震撼。因为，他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浩然。20年前，他看到了社会的腐败，风气的不正，而这种风气和现象，又像被污染的空气，无孔不入地在毒害腐蚀着一个本来好端端的“肌体”，而不少同胞又麻木，以至成了通病，却又没有好办法根除。于是他难过，他痛心，他不满，直到深恶痛绝，加之和自己多年为之奋斗终生所追求向往的理想对不起号来，自己也被这股“风”不由自主地卷了进去，连个躲避的藏身之地都没有。尤其苏共的解体，东欧时局的突变，使他更加忧心忡忡，像得了一场大病，而整日焦虑不安。
一位文学评论家曾说过，“凡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家，特别到了晚年，则大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关怀着他的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我认为，浩然就是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人。今逢他逝世三周年之际，谨追忆我与他几个美好交往的片段，以此表达我对浩然老师终生不能忘却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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