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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歌曲《做蛋糕》——许多(新工人艺术团)

许多 · 2012-10-30 · 来源:大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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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曲唱:许多(新工人艺术团)
拍摄时间:2012年10月底
拍摄地点:新工人剧场
这到底是谁的蛋糕、谁分蛋糕、该如何分它,哎嘿——




微文化创始人麦子:好歌!当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猫论潜意识在中华大地上蔓延的时候,那些隐藏在其中最原始的、动物性和兽性的事情就会接踵而至。做蛋糕者吃不上蛋糕,盖楼者无家可归,还有什么被这样的社会失能和灵魂崩塌更叫人无语的?(10月30日 15:24)

李--胜: //@于建嵘: 按昌平推荐听了一次。不错。我们在做蛋糕,人家在分蛋糕,大块都留给自己家里人了。 //@李昌平:很有冲击力!推荐!

苏州工友家园全桂荣新浪个人认证 :魔幻现实主义:“这海他没有彼岸,船上的人才是彼岸”,许多开创魔幻现实主义的新文艺!挺!

更隔篷山一万重:词很不错,但旋律有点不突出,建议继续修改完善,另外觉得结尾的哎嘿如改为做蛋糕、做蛋糕、做蛋糕……等,可能效果不错。(10月30日 09:09)

新新向日葵-陈川新浪个人认证 :新工人的声音。

芦丽琴新浪个人认证 :我们的青春流失在流水线上。到底谁能分到蛋糕?问的好!(10月30日 07:50)

金马洛新浪个人认证 :我看见你的青春从高楼上被坠落下来。好词,给力。(10月30日 07:19)

陆弃新浪个人认证 微博会员:主题不错,可是感觉这调调儿有些问题。(10月30日 06:55)

大胡子吕晓华新浪个人认证 :很悲催,很有力量的歌!(10月30日 00:59)

秋火17:很有激情的歌啊!看歌名觉得有点荒唐搞笑,初听十几秒都觉得调子太平淡,后面节奏调子都凸起,境界大不一样。不过说实在的,我有一个流水线上的工友曾经就是在酒楼做面点做早茶的,他和我谈论过做包子做蛋糕的方法,听这首歌想起了他。他还在富士康工作。(25分钟前)

秋火17:“我有一个流水线上的工友曾经就是在酒楼做面点做早茶的,他和我谈论过做包子做蛋糕的方法,听这首歌想起了他”——这里有篇日志是写他的:http://t.cn/zWOYL90




阿永:在服务业和工厂之间游走(一位青年“老工人”的经历)


阿永是湖南永州人,1989年生,他15岁就出来打工了——阿永很清楚地记得是2004年9月,他在广州的一个亲戚介绍他进了广州花都区的一个知名的“印刷厂”(这是他的称呼)。这个厂只有三百多人,但效益非常好,因为是给两广的一些大型国有烟厂生产、印刷烟盒外表的一层塑料薄膜,兼而也做透明胶之类。

主要生产是在一栋大楼里,有三层楼是生产部门(也就是三个车间),大多数工人都是男工,有少数女工。工人大多也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部生产是分为三道工序:生产及印刷、涂胶、切丝,每道工序都有很多个班组。像他所在的印刷工序,一个班组就一名机长(师傅)加三四个机员,管一台十几米长的印刷机。他的工作是在薄膜上印刷文字。这种工作的某些环节虽然也要不少力气,但总体来说并不费力,大多数时候在照看机器,不出问题就行;关键是,这种印刷工作所需要的油墨经常搞得很脏,有很多配料还有毒。

配料非常复杂,涉及数十种成分,不过有专门的工程师配好,不需要劳烦工人。阿永还能记起好几种配料的名称,例如他提到“氢氧化钠”(有腐蚀性),“环已酮”(对人体有麻醉和刺激作用)。他们在工作时会戴两副手套(粗纱手套、外加皮手套),还会带口罩,但是他们的劳动保护意识并不够强,更多时候因为车间里太热,所以什么都不戴,看样子厂里也不多管。阿永还说,车间里很多男同事工作没几年,生下的孩子都是女孩,就跟这些化学品有关。他强调这种工作不能干得太久,就因为它有毒。

阿永说当时广州市最低工资是650元/月,但这个效益很好的厂全部按计件提成,合计也只有两千上下的月收入,阿永最多也只拿过两千一二的工资。不过师傅可以达到三千五左右(在2004年这可是相当高的工资!),因为师傅有每月评分出来的奖金和一些补贴。可是在淡季的时候,工人月收入竟低到只有五、六百元,这种淡季有时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半年,往往在这时会有一些工人辞工,但很少有人再回来,因为这个厂不是那么容易进的(阿永后来辞工的直接原因就是生产淡季)。由于是班组计件,班组之间的竞争很大,有时候一个月下来工人之间可以差距七、八百之多。

阿永在印刷厂干了一年多,在第二年时经历了一场持续长达一周的罢工。这次罢工的起因是眼看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好,但工价却没有提高,所以好几个班组的机长(也就是师傅)商量好之后就联合发动罢工。一共有三十多人罢工,也不去车间里报道,阿永说罢工的那一周他天天在工厂宿舍里睡觉,有车间主任到宿舍叫他们上班,他们也不去。在他们那一层楼一共有一百多人,其他人照例还去车间,但因为罢工瘫痪了印刷这道工序,所以其他人在那一周里只好天天去车间里搞卫生,也无法正常工作了。照阿永的说法,刚开始两三天,车间主任和老板似乎都不理会罢工,后来就开始好言相劝,和罢工的师傅谈判,最后资方提高了工价,还请车间里罢工的师傅到饭店里大撮了一顿。阿永是被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师傅拉去的,倒是没几个机员去,吃饭的主要是师傅们,他们倒是畅快地给车间主任和老板轮番敬酒。16岁的阿永没有敬酒的义务,却第一次喝白酒喝得大醉。这次七日罢工的成功,似乎说明了工人之间因为班组计件而导致的激烈竞争,也没能阻止各班组师傅带领普通工人联合起来争取利益。

阿永知道在有毒的印刷厂干不长久,所以在厂里认识的一位朋友回家乡清远(珠三角北端的一个城市)后不久,阿永也受他介绍去了清远,进了一个酒店的面点部(做早茶的地方,以做面包点心等为主)。从此他就开始了他四、五年的服务业工作生活。开始一年阿永是在广州市里做保安,他这段回忆让我很吃惊。因为据他说,他当时供职的天河区保安公司竟然有多达四、五十万雇员(我刚百度了一下,网上该公司的招聘简历自称有数千人从业人员,说几十万我还真不相信),它是广州市主要的保安公司之一,分布在天河区和其他城区里的各个地点,为各个单位(包括工厂)提供保安服务。他大多数时候是在民生银行做保安,工作很简单,就是几个人一起在监控室里看监控录象,朝九晚五,轮流由一个人到大厅里站岗一个小时,每人总共站上两小时也就过完一天了。偶尔他们还会去天河区体育场维持球赛的秩序,倒是可以免费进场看几眼球赛。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守那个银行,他也从没见过什么特别的“状况”。他做了一年,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悠闲无聊的生活,就走了。

而后几年阿永是在清远市和广州市(花都区)的十几个酒楼之间,这里呆几个月,那里又呆几个月(从来没有在一处酒楼呆半年以上),主要是做面点为主的早餐。他们面点部上班是从凌晨四点就开始了,直到下午两点半,就是一天的工作了。在较大的酒楼里,面点部一般有十七八人,对于切肉、做包子等都有相对固定的分工。阿永和同部门其他员工相处还算融洽,只是他至今不会说白话(两广人对粤语的叫法),而酒楼里大多数员工都是本地人,所以沟通不顺畅。他也只能听懂简单的一些白话。

广州的许多酒楼都把一部分业务外包给其他老板来做,例如面点部、厨房、海鲜水产店都是找其他老板来承包的。这种关系让我想起了建筑行业的包工头。厨房与面点部很不同,后者是做早茶的,虽然也有小吃、凉菜等食品,但主要是各类面点,而厨房是从上午九点开始上班,做正餐的,各种的饭菜。厨房的菜价高,厨师们的工资也很高,能达到四五千,甚至五六千;但做面点的却只有两千左右,或者一千多的工资。厨房里,很多员工都是年纪较大的,三四十岁的员工,而且相对稳定;而做面点的多是年轻人,流动性很大。

据阿永说,去吃早茶的大多是白领级的顾客。但他们在酒楼厨房工作的工资并不高。最大好处还是可以免费吃喝,当然这事得瞒着主管干。阿永举出很多特色食品和小吃我都闻所未闻,还有各种精制的面点、肉食,让我羡慕得吞口水。有趣的是,他们常常会“偷拿”隔壁厨房部的各种美食,例如上百元一斤的三文鱼(生鱼片)、多宝鱼、牛排、甚至乌龟肉,拿回面点部煮来吃(他们还常常吃到鱼翅,但他正确地认为鱼翅其实没什么营养,口感就像珍珠粉一样普通,只是用来炫耀的一种食品)。更有趣的是,当厨房生意火热、备货较多,厨师们倒不在意这种偷拿;但另一些时候,厨房生意不大好、备货较少时,厨师们则会对面点部员工的偷拿行为火冒三丈。这常常使得两拨人之间有很大矛盾,但这却似乎并没有妨碍面点部的年轻工人们继续偷拿食物,甚至老板在酒店里到处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时,面点部员工竟然还设法躲过监控偷拿食物,甚至会在偷拿食物时用一些物品自然地遮挡住摄像头,真是十分有趣。

阿永说如果做这种工作时,同时下班又住在家里,就最好了,因为员工往往能把大量食物偷偷带回家,让全家都吃得很好。而很多员工就是这样做的。每一个刚进来的新人,在刚开始一周里“都会大吃特吃猛吃”,基本上见什么就吃什么,一边切烤肉时也可以顺手拿一片肉吃起来,甚至主管在场时也可以吃,只要别表现得太夸张就行。再过一段时间,新进员工吃东西就会挑剔起来,知道什么更好吃,而且“挑最贵的来吃”。

但是,酒楼后勤的工作量并不小。阿永说:“其实我们都是用昨天准备好的食物来做面点,做完之后还要再准备好明天要加工的食物。”最开始时他学着切肉,虽然出身农村的他在十一二岁时就会自己煎炸食物和切菜,但将刀切作为工作时他才体会到真正的艰辛:他曾经一天十个小时都在切肉、切菜,结果有一个礼拜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了,甚至一度把指甲切断、切伤手指。后来,他曾经一人专门把猪的排骨切成颗粒,一天竟要切好160斤。最让人难过的是,他提到春节时仍要凌晨四点起床备货,“看别人到酒楼里过节,我们却把汗水挥洒在那里,这(让我们)很心寒”,“生意好时,一连十天都得这样”。老板的生意好,却不意味着他们更好过。大厅的女服务员有瓶盖费(收集瓶盖到月末卖给前来收购的酒水公司,大约有三百多的收入),嘴甜的还有小费之类,但幕后的面点工们无非只是活更多了些。(与面点工同样工资很低的还有传菜工,也就是端盘子的,多是男孩子。)

阿永说这一行里很多人像他一样,是托朋友关系才进入的,如果要走程序应聘就很难进来,他从来没有正规地面试应聘进来过,也无法想像。因为面试进酒楼厨房的同事告诉他,经理的面试方法十分苛刻,比如他会随意选取一些肉和菜,让应聘者目测出它们是多重,不能有太大误差,因为酒楼要求你必须最好地控制成本,这样来保证酒楼加工出来的每一碟菜都是稳赚的。尽管阿永认为这种面试方式很苛刻,但他在酒楼工作三四年的经验也使他能很好地掌握切肉切菜的分寸,他自豪地说自己的刀工是很熟练的,这又是在酒楼厨房里生存所必须的。在工作中,阿永也特别感受到老板的这种“精明”:“我经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老板特意这样安排的,他太会赚钱了。”

也谈谈阿永的性格。无论在印刷厂还是在酒楼,刚开始工作时,阿永常常为自己年龄小而有些尴尬不自在。在我面前的这位23岁男孩,一米七八的高个儿且很帅,但他的眼神和气质却掩藏不住几分十八岁孩子的稚气,可是在车间外面,看到他非常娴熟地抽着烟、抖落着烟灰,倒又很有些成熟的风度。这种多少刻意的举止只有在很细微地观察时才能发现,或者在长久相处时会发现。阿永无奈地笑着说曾经有酒楼的女孩子(大厅里的女服务员)和他单独出来吃饭,因为他举止的“酷”和比较沉默少话,遭到对方不满地质问“你装什么酷啊?”阿永说自己本来就是话不多,不知聊什么,谈起工作以外的事就显得有些笨拙。(上几个礼拜,在流水线上他被一个调皮的女工调侃得没法招架,有的女孩就喜欢和这样的男孩开玩笑。)在网上他手机QQ24小时挂着,却也很少聊天,问候没几句也就没话了。阿永有过女朋友,但交往似乎不深;现在还是单身。他认为自己属于80后,倾向于沉稳和谨慎,而不属于90后。另外从他喜欢听的歌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他特别喜欢听郑源和欢子的歌,他说很多酒吧KTV也会用DJ舞曲套上这些歌,那样也很好听,他不喜欢周杰伦的歌,因为周杰伦吐字不清。像这样害羞内向的男孩,至今在打工群体里还是挺多的,不过我有点没想到在服务业工作的也有这样的男孩。

阿永还是没有在酒楼里一直混下去,其中一个原因,他不好意思地被我追问出来,那就是他不善于与领导搞好关系。虽然他的技能不断提高,但现实是他的收入并没有越来越高,他无奈地说:“很多时候不是有能力就行的。”最终,他选择了离开酒楼里的工作。

阿永今年年初来到深圳宝安,开始了走向工厂的新生活。这多少因为他的伯伯住在这里,他的伯伯和伯母都是在职的环卫工人。他伯伯的儿女——他的堂姐和堂兄都在某知名大厂里有体面的工作。而阿永的父母至今还在老家农村务农。在阿永从小以来很长时间里,伯伯家和他家有严重的家族纠纷,似乎是与金钱、土地等利益纠葛有关,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阿永没有叫过他伯伯,多少也因为更早以前他的堂哥(十几岁时)竟用菜刀恐吓、追赶过他母亲。他这方面很多谈论让我很悲哀地共鸣,普通的工农家庭也为这些利益问题而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撕破脸皮,这对我来说是身同感受,因为我从小到大也在自己家族里见识过不少这类事(所幸的是我亲生的家庭一直很和睦,因此我向来也对金钱看得很淡)。阿永和我也一样,他并不当真计较这些因为利益而起的恩怨,到深圳还是去拜访了他的伯伯,而且每次去他家都会给他堂姐的小孩买一箱牛奶和其他礼品,而他伯母每次都很体谅地对他说“你们家盖房子需要钱,你就别买这买那了”。

提到盖房子,阿永说他头痛极了。他算了笔账,盖房子需要十几万,但他两个月寄回家一次也就1000块钱,一年就一万多点,加上他同在外打工的哥哥(二十七八岁了,也没女朋友)两人一年也不过寄回家3万块钱。要凑够钱真是很难。

今年春节后他在石岩一个两三百人的小五金厂做了三个月,工资1500/月,加班费太低,不管平时还是周末都只有9元/小时(平时上班每小时也意味着1500÷(21.75×8)=8.62元/小时,法定的平时加班费是这个数字乘以1.5,周末加班费是乘以2,所以说9元/小时的加班费也低得太离谱了)。与该厂工资超低形成鲜明对照和尖锐讽刺的是,该厂是为香港宝石行业生产项链的链条,以及生产手表壳、发夹等其他产品,这些产品的销路都非常火热,几个老板合伙经营该厂。阿永在这个五金厂操作钻床,据他说他的工作既简单也不危险,管理也不严,就是工资太低了。

五月份时他决定到X厂,工资1800/月,加班费按法定,虽说最终到手时要经过扣七扣八(扣掉社保公积金和住宿费、伙食代扣等)大致也就一千四五,但也比之前他做过的小厂好一点。阿永说这是他第一次到流水线上工作,但对这位打工八年的“老工人”来说没什么不适应的。在他之前,他所在的那个工站换了六、七个人了,那确实是一个需要手脚动作比较多、会让腰背比较累、也比较容易出错的工站,但看起来只有他稳定安心了下来。他反倒认为流水线上的工作是他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应该说除了做保安之外),不过他也觉得自己从04年开始打工以来“越来越走下坡路”。


   与他同做那个工站的一位——我称之为牢骚哥,我几乎不屑与他说话,因为他不仅牢骚巨多而且在工作中一度非常不配合包括我的其他工友(这让许多工人讨厌他、不理睬他),但是阿永却非常耐心地开导他,劝他更积极地对待自己和生活(我至今仍觉得劝导效果可疑)。我虽然不像阿永那样苦口婆心地劝某位工友改变其固执的行事方式,,但却真诚地觉得他这种性情十分可爱。阿永显然不像有反抗觉悟的先进工人,也不是活跃的斗争参与者,但是,也许是性格和想法相近,使我觉得与他相处更为亲切。

(本文主要根据流水线一边工作一边谈话而整理。8月8日晚最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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