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族性救赎
日前,日本国内再现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的言论,日本南九州市甚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申请书欲为二战“神风特攻队”队员遗物申遗。二战结束近70年,日本国内试图美化侵略行为的右翼势力频频抬头,与德国冷静的反思相比,日本在战争反思问题上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与日本同期申遗的德国,申报的记忆遗产全部为科学文化艺术类,没有一件与二战有关。可见一个民族对战争的反思不仅体现在历史观上,更渗透在思想、文化、艺术等层面,并且会随着时间流逝潜移默化影响民族、国家的未来。纵观影史,德日两国的电影人都在反思战争这个命题上做了不少尝试,无论是冷静客观的反思,还是态度嗳昧的回避,都被大银幕无限放大,成为世界观察德日两国的注解。
许多人以严肃认真、内向稳重来形窖对德国人的印象,正如马丁•路德金说:“即使知道整个世界明天就要毁灭.今天我仍然要种下我的葡萄树。”德国人就是这样踏实到甚至有些刻板。这种民族性格奠定了德国面对历史时严肃诚恳的基调。战后几十年,德国对对包括二战在内的纳粹时期历史的认识逐渐成熟,而自我否定、反省深思让德国在痛苦中经历了蜕变,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德国的民族性救赎,也体现在大银幕上。
战争根源:不遗余力的批判
德国电影人在战后即开始了对纳粹时期历史的反思和探讨,这种探讨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著名德国电影人沃尔克•施隆多的《铁皮鼓》和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的《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等作品至今仍是经典,这些以战争为选题的影片表达着德国新一代电影人的觉醒,也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冷静和诚恳。
战争根源的深究和探讨是一切此类电影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德国电影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敢于把非正常的国家状态搬上银幕,敢于把沉重的罪孽揭露出来,敢于解剖整个民族的心理。《铁皮鼓》以一个畸形的侏儒一生的遭遇为切口抨击纳粹的罪恶。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奥斯卡,一个被当成“护身符”的铁皮鼓玩具,在尖叫中被破坏的纳粹阅兵仪式,最后吞下党徽自杀的纳粹父亲,战争以奇特的视角呈现在观众眼前,每个观众都可以有不一样的理解。令人敬佩的是,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在全盘否认的基础上探讨了战争的渊源并且将诸多元素通过隐喻手段告诉观众。
199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成就了德国反战影片的典型。导演约瑟夫•维尔斯麦尔将目光聚焦到德国国防军士兵身上,这队士兵们从最开始的兴奋打赌,到严冬来临的恐惧,再到绝望地发现“我们是不可能赢的”,没有过多叙述钢铁洪流的激烈对抗,却从德国人的视角再现了战争带来的地狱。
罪恶凶手:多重角度的剖析
在电影人对反思战争题材的探索之路上,如何处理战争凶手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至今大多数日本影片要么企图美化罪恶元凶要么淡化人物将其处理成配角。相比而言,德国电影人做了多重角度的剖析。《拜见希特勒》的嘲讽幽默、《彩色第三帝国》的零碎还原、《莫洛赫》的奇特视角,多样化的剖析让电影人的思考更为深入更为成熟。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问世的影片《帝国的毁灭》。美国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首次选择以纪实手法正面描写希特勒这位纳粹元凶。影片以希特勒身边最后一任女速记员的视角记录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度过生命最后12天的情景。没有狂热咆哮,只有一个又一个自杀串起了“帝国”白日梦的毁灭,在这种悲怆的气氛中一个鲜血淋漓的拷问挥之不去:他们为何而死?
《帝国的毁灭》曾引起很大争议,人们似乎不能理解一个多样化的魔鬼元凶,不过正如导演所说:“我们向当年的受害者展示的不是一个魔鬼,而是一个人。”诚然,深刻反思生长于德国的德国人如何成为罪恶元凶,这样没有任何隐瞒掩饰的表达方式,比简单归类更能引入深省。
平民角色:复杂多样的人性
在探讨过谁为战争负责这样的话题之后,如何看待本国人民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48年拍摄的《德意志零年》就揭示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到《铁皮鼓》中已经出现了民众的反抗。战争放大人性的细节,人们从电影中被吓得精神失常的士兵,营养不良的孩子,绝望自杀的少女等等角色里体会小人物的乱世命运。
在《罗森斯塔塞街的女人们》中,一群普通的妇女在柏林盖世太保司令部外抗议,最终成功迫使纳粹政府释放了她们的犹太丈夫;在《莉莉•玛莲》中,一首描述爱情的歌曲在对峙的军营中传唱,一个歌手的感情悲剧无声地控诉着战争;在《从海底出击》中,消沉麻木的潜艇兵让观众接近了“殉葬者”的无奈命运。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电影用艺术化的方式来纪念曾经的杀戮、死亡给小人物带来的命运变化,也让身处其外的我们多一个了解历史的窗口。
继往开来:未曾停止的思考
对于德国来说,铭记历史是一种习惯,对于德国电影人来说,对战争的反思从未停止。这种态度彰显着电影人在民族性救赎上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从纳粹形成机制的探讨、到战争根源的深究、到公民所该负有的责任,德国电影人的思考日趋全面。
2013年,不得不提的是《我们的父辈》这部自省力作。德国《图片报》评价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的苦难,比20世纪里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要深重。该剧通过生动的当代电影语言叙述了那段历史,绝对值得观看。”《我们的父辈》根据主人公回忆录拍摄,讲述五个童年好友面对战争的不同选择和不同命运,五个人在柏林互相道别,度过最后几个小时的平静时光。从英雄沦为囚犯的殉葬者,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无奈者,单纯善良却十分幼稚的小女孩,生在错误时代无法实现歌唱理想的悲剧歌手,这些当年的“当事人”们的命运起伏被平铺直叙出来,压抑得让人窒息。也难怪主人公威尔•汉姆说:“我们该和我们印象中的世界道别了”。
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华沙一跪让世界为之动容,而德国的自省从未停止。《我们的父辈》在深广度上更加成熟,在细节上更加逼真,几乎是以还原的式来展示那段对本国来说不堪回首的岁月。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大银幕上类似作品太少,无论是对本国还是他国民众来说,诚意都十分欠缺。
日本:选择性遗忘
根植于日本文化的日本电影在世界电影界可谓是滋生极端的“热土”,在视觉表达上,日本人强烈的民族共荣心理促成了民族至上的电影主㼵,这种普遍的取向促进了文艺片的特立独行,也限制了战争片的深度广度。以越战三部曲著称的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在参加日本二战纪念活动时曾经公开批评日本不懂得反思二战历史,认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安倍”。从电影人的角度来说,奥利弗•斯通的评价一针见血。与德国相比,日本影片即便是打着反战旗号,也大多从本国人民所受苦难出发打温情牌,更不用说别有用心的“招魂片”了。对此,我们只能说,沉重的二战历史实在是容不得选择性遗忘。
战争根源:武士道的新“包装”
作为日本人深信不疑的价值观,武士道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人。武士遒留下的历史沉淀成为了军国主义的直接作用力,与此同时阴魂不散的军国主义又利用武士道为其开路、为其辩护。从黑白片时代开始,武士道就影响着日本电影文化,最早开始表现二战的影片也不例外。
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因和平宪法的制定、左翼思潮汹涌等原因,日本涉及二战的影视作品开始思考战争、军国主义的影响。小林正树拍摄的《做人的条件》六部曲是其中的代表。不过现在看来,这部相当长的电影是以本国的角度出发,来表现在军国主义驱使下日本人良心难安、人道难伸的痛苦立场,并未更进一步探讨战争对别国的侵略与伤害。
此后,日本影坛陆续出现了《望乡》等控诉战争影响的影片,但在揭示战争根源时却总是少了些坚决彻底。电影人们热衷于用炮火狂轰溢炸下的平民、在战争中生寓死别的恋人、原子弹阴影下的儿童等形象来赚取观众的眼泪。在描述普通士兵的故事时,对其军国主义刽子手的身份避而不谈,大多以悲剧的死亡来结尾。孰不知这种对死亡的强调却暗暗迎合了日本武士道的“玉碎“精神。以谴责侵华战争为主题的影片直到2000年才首次出现在日本的大银幕上,可见日本在反思战争方面实在是缺乏诚意,打着战争旗号的影片大多是换了包装的武士道咏叹调。
平民角色:不断强调的“受伤”
在日本,描述战争对平民的伤害及影响,尤其是原子弹留下的创伤和阴影一直是反战影片十分热衷的主题。今村昌平的电影《黑雨》中女主人公在遭受核辐射沾染的黑雨之后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青春明媚随着满头乌发离她而去,黑泽明在《八月狂想曲》中也曾讲述了原子弹对于日本人心中所留下的心理创伤。木下惠介备受好评的《24只眼睛》、《硫磺岛来信》等影片也是同样表达了战争中和战后日本人的心态变化。
相比于不断强调的本国民众的“受伤”,对他国人民的侵略和伤害却成了一个鲜有人问津的话题。对日本电影人来说,深刻反思实属奢望,能做到正视这段历史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比如《赤月》中男主人公的谢罪--“我们对中国人民犯了罪,我要留在这里自首”,再比如《没有出口的海》中主人公说:“我们老说‘敌人、敌人’,可是,就算是美国的水兵也是喜欢打棒球的,有家庭和恋人的人,也大有人在。撞沉敌舰,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
继往开来:不进反退的尴尬
不得不提的是近期在日本国内上映的影片《永远的零》,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日本零式战机飞行员“在战争中成长”,最终作为“神风特攻队”成员战死于冲绳战役的故事,片中渲染“为家人而战”、“为了妻子活下去”的悲情气氛。这一纪念和鼓吹战争中英雄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电影受到了首相安倍晋三的青睐。他选择到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告别2013年,并对日本媒体表示此片让他“非常感动”。
《永远的零》在获得高票房收入的同时,引来了巨大的争议。虽说大多数日本观众是因电影表达的个人情感而被吸引,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所谓“民族精神”在社会中引起的共鸣。无论其中的亲情描写多么催泪感人,都掩盖不了该片宣扬国家主义乃至“战争狂热”的嫌疑。然而这部电影至今依然是日本电影票房冠军,不能不说日本在反思战争方面正在经历不进反退的尴尬,难怪有评论一针见血指出,如果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不能反省战争的罪恶,坚持要走逆行的“失道寡助”之路,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永远的零”。
罪恶凶手:小心翼翼的“招魂”
日本电影人在自省上非常小心,这一点在日本的所谓反战电影里体现得很深刻,鲜有影片着墨于日本的侵略历史和战败事实,即便提到了战败事实,也一定要同时渲染美军的强大军力,最好再提一下万恶的原子弹--你看,我们战败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基于这样不彻底的自省,日本电影人对战争元凶的表现从来都是态度暧昧、刻意回避甚至是着墨美化的。早在1968年拍摄的《山本五十六》,对大是大非避而不谈,整部影片都在渲染这个罪恶凶手的“个人魅力”,而且通过悲情描述美化二战中日本军人的形象。《啊!海军》等影片更是公然“招魂”。
执导过寅次郎系列电影的日本导演山田洋次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来不认为武士是一个好的象征”。“区别好坏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一些人对好坏的判断却存在严重偏差,好的摒弃了,坏的却保持了,这也是日本的困难时期。”对于热衷于“招魂”的日本电影人来说,招回来的已经不再是武士道中的责任感,而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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