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5日，在一片苍黄的黄海上，一艘舰艇缓缓地行驶。
上午10点整，它发出三声汽笛。呜，呜，呜。
这是祭奠甲午战争一个仪式，参加者多为北洋水师后人。
他们将花扔向海面，他们整齐地朗诵祭歌，哀悼先人。
他们神情肃穆。其中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人很清瘦，但精神矍铄。他是某著名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重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他老爷爷，在北洋水师当兵，是致远舰舰长邓世昌的侍卫，专职保护舰长的安全。
1894年7月，当时，致远舰在黄海与日本海军作战。炮弹打尽，它全速冲向日舰，准备与之同归于尽。
不幸中途触碰鱼雷，舰底被炸出个巨洞，致远舰迅速下沉。
士兵劝邓世昌上小艇避难。邓世昌说：“舰在人在，舰亡人亡。”
士兵见舰长不走，他们也不走。舰艇在迅速下沉。
邓世昌大吼：“你们迅速离开。”
士兵不动。
邓世昌拔出宝剑，说道：“现在，我命令你们离开，这是军令，违者斩!”
士兵离开。只剩下这名侍卫。
邓世昌又命令侍卫逃生。
侍卫说：“我负责保卫舰长安全，舰长不走，我就不走。”
他们，象两座雕像，沉入水中。
这名侍卫留下一个儿子，就是教授的爷爷。她母亲给他取名赵克日，这也是她老公最后一次探亲时的意愿。
赵克日艰难地成长。这年大旱，颗粒无收。赵克日母亲一日仅吃一顿稀粥，有时，强忍着饥饿整日不吃。她越来越瘦。而官府收税的差役不停的催税，他们将家里最后一点粮食都拿走了。赵氏去追，央求差役发点善心，留下一点。差役淫笑着说：“如果你跟了我，我天天供着你!”说着就要动手动脚，赵氏拒绝。差役当场变脸：“不适好歹的东西，早晚会弄死你!”下令要手下将赵氏带走。赵氏被关进牢房，她想起以前受过的屈辱，悲痛欲绝，上吊自杀。
很多村民被苛捐税逼得去逃荒，赵克日小小年纪，也跟着去。这苛捐杂税里，就有支付马关条约规定的2亿3000万两白银赔偿款。
赵克日吃着百家饭长大。后来，清朝选派学生留洋，他幸运入选。
他来到日本军校，日本教官问：“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他回答说：“母亲取的。”“你父亲呢?”“被日本人打死了!”教官说：“改个名字。”他大声回答说，“不。”
他上的是军事课，老师只教一些常识，对于实战战法讳莫如深。
日本学生可以轻松地学习前沿知识，可他们学习不用功。
他只好到图书馆里借书看。可图书馆一些区域，同样对包括他在内的中国人封闭。
他勤学苦读，要为父母亲报仇。
课余时间，日本学生总来欺负他。总是将他打得鼻青脸肿，教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校置之不理。
兽性大发的日本学生将他当成决斗的靶子，用刀来劈他。他躲避不及，右臂中刀。
他晕倒过去，被人送往医院。
他的右手臂因流血过多，救治不及时，残废了。
医生说：“切了吧。留着也没什么用。”
他说：“不!留着总有点用处。”
医生对他非常钦佩，给予精心地救治。
10天后，他又出现在教室，继续他的学业。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回国后，他在吉林任军事教官。
日俄战争爆发，战场在中国吉林。日本、俄国大肆抓捕中国人充当他们的炮灰，而清政府却无耻地宣布中立。
看到一批批中国人被侵略者抓捕，他感到无比痛心。他要求辞职，辞职报告交上去，却似泥牛入海，杳无踪迹。
他去上级处请示出兵。上级正在宴请上级，他们莺歌燕舞，个个吃得骠肥体壮。
上级拉他去喝酒，装模作样地笑着对他说:“虽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甲午战争你还记得吧?”
他说：“外国人在我国打仗，如果我们作壁上观，将何以面对国人?”
另一个说：“放肆，兵者，死生之大事，容不得你在这插嘴!”
他愤愤而出。自言自语道：“大清国要亡。”
他也意志消沉起来，唯以教子为念。
可儿子却不争气，给他带回一个日本姑娘。气得他面色铁青。
他骂道：“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要气死我才甘心吧!”
他脱下衣服，露出右臂，那道长长的疤还在。说：“你看看父亲的手，这是日本人留下的!你爷爷，死在日本人手里，你奶奶，死在日本人手下，你竟然跟日本人好上了!”
儿子跑了。10天后，儿子回来了，向他认错。他原谅了儿子。
他交给儿子一沓手稿，上面写着他家族的故事，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儿子听懂了，参军了，后来，死于淞沪会战。
他也死了，死时，家无余财，全支持抗日了。
他孙子，就是那教授，解放后在高校教书。他在另一个战场战斗。
有人鼓吹，对日需要新思维。他反驳道：“日本才需要深刻反思，需要换一种思维。”
有人不平，列强都入侵过中国，但为什么中国只盯着日本?他反驳道：“日本对中国伤害最深，至今还不认账，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有人认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是盲目的，是民族主义。他反驳道：“中国人经历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有人讥讽，中国拿了日元搞建设，却反过来骂日本，真是忘恩负义。他反驳道：“日本杀死那么多中国人，至今不知悔改，真是厚颜无耻。”
有人讥讽他文革时受那么大的苦，却好了伤疤忘了疼。 他反驳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们的国家将你们的父母都赶上战场当炮灰，你怎么不换国籍?”
对付别有用心人的谩骂，他柔韧有余。可有一些事让他伤心。
曾经，他在北京进行过一次“中国人，你还记得甲午吗?”的街头采访，结果发现有的人对甲午战争一无所知。一位东北汉子竟愣愣地反问道：“甲午是个啥?现在都兴公历了，连屯子的庄稼人都不看黄历了，谁还算得清‘甲午’?”
有一次，他正在讲甲午战争，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对他说：“老师，我们听烦了甲午战争。”
他教的一些学生一毕业就往日本跑，往日企钻。
他反思自己是不是确实讲得太多，他转而研究宋明历史，他想弄明白一些东西，一些藏在史书背后、当代学人隐晦表达的东西。通过研究，他发现，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国家，人们尚武习气慢慢消失。宋朝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到了顶点，传统学说出现瓶颈，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明朝出现市民阶级，可这个阶级非常软弱，担负不起重任。明朝社会呈现官僚阶级与农民阶级对抗的结构图景。他发现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明朝官僚阶级宁可将国家交给异族，也不肯交给农民阶级，可明朝恰恰是农民阶级建立的王朝!
历史，可怕的历史!
他不想再研究历史了。他觉得，历史只讲过去的事，对现在有借鉴作用，但这种借鉴，必须有新人出现才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用新的学说武装人，不能让人僵化。
他转而涉猎社会学、政治学。他什么用都看，但往一目十行。
后来，他慢慢地放宽心了，现代社会，交流频繁，敌对国家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是大势所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者亡。
他只要求他的学生，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越到晚年，他越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如果中国再也现民族统治，希望不会是日本。
黄海之行后不久，他逝世了，很多人来吊唁，包括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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