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播出后，路遥火了。趁着这热乎劲，我们再来看看路遥的另一名作——中篇小说《人生》。
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讲的是，黄土地上的农家子弟高加林，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他外表英俊，富有才华，不甘于埋没在黄土地，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后来由于大队书记高明楼要安排自己的儿子，挤掉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位置。高加林只好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他感到愤慨、失落、绝望。这时，暗恋他已久的农家姑娘巧珍，用她纯真质朴的爱情，抚慰了高加林的心灵。后来由于高加林的叔叔从军队中转业到地方上当市人事局局长，爱钻营拍马的下属马占胜暗中替高加林安排了一个工作，当了一名记者。高加林高中的女同学黄亚萍主动接近高加林，向他表白爱情。高加林为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到上海去，断然中止了与巧珍的关系。正当高加林做着上海梦的时候，他不正当得来工作的事，被黄亚萍的前男友张克南的妈妈告发了，只好又落寞地回到了黄土地上……
发生在小说主人公高加林身上的大起大落，确实很有戏剧性。在小说家们的眼里，很值得写成文字，唏嘘感慨一番。导演们也会很有兴趣将之搬上舞台，因为这个故事，确实看起来很“有戏”。情节曲折起伏，戏剧冲突尖锐集中，有必不可少的三角恋元素，有英俊富有才华的男主人公对命运的抗争，有黄土地特有的厚重历史感、深沉的沧桑感，有可资人们回忆那个时代的鲜活、细腻的生活细节……
然而，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生》产生于那个“历史的转折”时期，并得到了当时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获得了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也就不免带上为“转折”服务的嫌疑了。
路遥在该小说中，设计的几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如高加林与大队书记高明楼，高加林与张克南的妈妈等，这些都是表面的矛盾冲突。实际上，路遥让高加林去冲击的，是毛主席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但路遥没有明说，只通过讲述了高加林这个富有才华的青年不甘于被埋没，努力从黄土地上挣脱出来，一度进了城，获得了城里人的生活、事业、爱情，却被以张克南母亲为代表的城里人的揭发下，又回到了黄土地这么一个充满悲剧的故事，引起读者对其命运的同情，进而引起对毛主席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产生不满。不管路遥自己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起了这么个作用。这也是其能在那个“转折”时期获奖的原因。
右翼们是非常乐于攻击毛主席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在这里，我们且不说建国初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城乡二元结构”为我国高积累实现工业化作出的贡献。不说这种结构为我国改造山河，移山填海，兴修了多少至今犹用于保障粮食丰收的水利工程。不说这种结构解决了建国以后迎来的一个人口激增时期的吃饭问题。也不说这种结构为当时社会稳定、清除匪患、特务等不安定因素所起的重大作用。只说说这“城乡二元结构”实为中国农村的唯一出路。
开放户籍限制，使人人可以凭自己的本事进城做城里人，看似更公平了。然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真正能“过得了海”的又有百分之几的农民?今天，农民进城倒是进过了，不过那叫做“进城务工人员”，叫“农民工”。只是城里的一个过客，一只候鸟，还是要回到农村去的。进城务工，这其中又有多少的无奈与辛酸呢?老人不能赡养，小孩不能抚育，夫妻不能团聚……他们中有多少人心里不是想着，等赚够了钱就回去呢?再说，要是人人都进了城，当了城里人，谁来种地呢?谁来生产粮食养活城里人?让那些没本事、进不了城的人当农民?这看似公平自由的“放开户籍限制”，其结果却变成了如今更加冷酷的不公平，不自由。
这还是其次，更严峻的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毛主席的路线，实行包产单干，这“历史的转折”却转出个“三农问题”来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右翼们抨击毛主席时代穷，毛主席时代苦。那时刚刚建国，才从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列强欺凌掠夺、战乱之苦中走出来。再加上蒋介石治国无能，统治中国二十年，不能生产一颗铁钉(只有洋钉、洋锹、洋火、洋油)，去“台”前更是滥发金圆券，将全国财富、黄金洗劫一空，重要产业全部转走，撂下个烂摊子给新中国。这能不穷吗?既然穷，难道躺在那里，天上会掉馅饼吗?只能去创造，去劳动，只能去兴修水利，改造山河，只能去修建铁路、公路、机场，只能去找矿采矿冶炼，只能去科学攻关，只能勒紧裤带……更何况，大家别忘了我们近代“落后挨打”的教训，工业不如人，科技不如人，武器不如人。发展重工业成为了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农业为工业进行原始积累，人民为国家建设无偿劳动出工出力。这当然是苦的，艰“苦”创业嘛。
可我觉得奇怪的是，在经过了毛主席时代的艰苦创业后，有了原子弹的保卫，有了打出来的国际和平环境，有了什么都能生产的完整工业体系，有了无数水库水渠等水利工程，有人陆续建成投产的化工厂，有了已经取得技术突破的种业科技，经过了三十几年的“春天”，怎么农民还是苦，农村还是穷，农业还是危险呢?右翼们不是说一包就灵解决了吃饭，怎么过了三十几年反而越来越不行了呢?
我们还是回到小说本身来寻找答案吧!
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渴望摆脱黄土地，渴望进城当城里人。他可以说是进城农民的先驱了，虽然失败了，但此后农民洗脚进城、“上楼”、“农转非”的就多起来了，渐渐形成不可抑制的潮流。伴随着这些年的房地产火爆，城镇化呼声越来越高，农村人口是越来发越少，到如今只剩下“9961部队”(老人小孩)，农村日渐凋敝，衰败，抛荒日趋严重，水利日益失修，除了到处大门紧锁的寂静的新楼外，农村再没有一丝“生”意了。曾经的人喧马嘶、热火朝天、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不见了踪影。
高加林要走的“人生”之路，是一条背弃黄土地，抛弃农村的人生之路。这样的人生之路，不可能是黄土地的出路，只会是黄土地上部分像高加林这样有“本事”的人的出路。相反，如果全部的农民都是想着逃离农村，各自寻找出路，中国的农村和农业也就越是陷入绝路。
高加林的“出走”，还代表的是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精华的流失。农村什么都缺，缺技术，缺机械，但最缺的还是人，是人才。我们现在很多企业都宣称，人才是他们公司最宝贵的财富。农村也是一样。鼓动农民中的精华分子各凭本事，脱离农村，无疑是对农村发展的最大的打击。
小说中写高加林在生产队劳动时，被安排同顺德老汉、巧珍去县城里装粪回来肥田。这样的事情，“转折”之后是不会有的了。集体劳动可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合作，这是小农经济所不能具备的优势。特别是在使用机械化后，从事农田劳作所需的人员更少，一部分人可以组织起来从事加工、贸易、文化事业等别的产业，像现在的华西村、南街村那样。而小农经济的模式就捉襟见肘了，分到户的一亩三分地早已不能让一家人过上像样的日子了，农民们只能选择出门务工，成为城市农村两地往返的候鸟，家乡的土地也就抛荒了。于是衍生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
小说中写村里那口饮水井，里面满是秽物，象征着农村公共事务的废置，无人过问。这么多年过去了，“转折”的效果怎么样呢?现在的农村变得更是一盘散沙，只扫自家门前雪，莫问他人瓦上霜。脏了的、废了的又岂止是一口“井”呢?这样的事，在当年是个别干部失职造成的问题;而在“转折”后，这是由小农生产的单干、自私自利的心理全面存在的必然后果。
小说中的大队书记高明楼，有自私、独断的官僚主义作风，马占胜更是善于钻营、拍马(那时已经是“历史的转折”初期了)。这些都需要通过民主监督，群众路线，进行暴露，批评教育，甚至批判斗争。而“历史的转折”否定了“文革”，取消了“四大自由”，实行了“不争论”。发展到今天，高明楼这样的村书记不是变少了，而是更多了，只怕早已变成南霸天了吧!从这些年的打老虎拍苍蝇也可以看出，马占胜们早已坐到了国级省级的位置上了，各个部门到处都是马占胜了。看这“历史的转折”给“转”的!听说当年路遥也当过造反派，不知他可否真懂得毛主席“文革”的伟大意义。
所以，“三农问题”，不是“转折”未完成的问题，而是“转折”本身逻辑产生的问题，这是由“转折”的小农化、私有化的方向决定的。越是到“转折”后期，这些问题就越明显。李昌平先生看得很明白，所以他对进一步的土地私有化，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坚持土地公有，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土地私有化后，必将带来一轮疯狂的圈地运动与悲惨的失地狂潮。犹如当年苏联解体时，给每个国民发的价值一万卢布的国有资产证券一样，必会以极低的价格转到少数人手里，成就他们寡头地位的同时，把自己变成面对资方绝对弱势的雇工。
小说就是小说，“高加林”的“人生”，不是黄土地的出路，不是中国农民、农村、农业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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