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之间常用的说法是继承衣钵。不过，用在路遥和柳青身上，似乎不大合适。
柳青主动离开大城市北京，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帮当地农民建合作社，最后创作出了《创业史》，讲述的是一个村庄里的各色人等经历了各种困难，从单家独户的单干组织起来，逐步走向集体化的合作社的过程，梁生宝作为小说中的主角，也广为人知。
路遥恰恰相反。《平凡的世界》一开始就是1975年，正是文革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时期，合作社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于是孙少安开始和其他村民一样，想要分田单干。用电视剧里孙少安反复说的话讲就是，农民嘛，本来就是种地的，怎么会不知道地该怎么种呢?乡上、县里不要管那么多，把地交给农民去种就行了。
概括起来就是，《创业史》讲的是怎样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平凡的世界》则反之，讲的是怎样让农民从集体中解放出来，走向单干。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反映得更为直观，农民只有从集体中解放出来，才能打破枷锁，也才能在平凡的世界里生活得不平凡。
不过，路遥去世太早。1992年，他就去世了。而这一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历史转折点，所以路遥没能看到之后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但进行得并不顺利。即使是电视剧里用了很大篇幅来描述的分田到户，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虽然安徽小岗村开启了分田到户的尝试，随后被作为解放生产力的先进经验强制推广到全国，但直到1980年，仍然有些地方没有分田到户，没有搞承包责任制。
对此，电视剧里也有交代。因为在黄原地区工作成绩突出，所以省委要调黄原地委书记田福军到迟迟没有推行承包责任制的平原地带去工作，以推动这项工作。当地有人对承包责任制有所抵触，理由是集体制搞得也挺好，没必要分田单干。同样的阻力在中央实际上也存在。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赵紫阳的回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徐向前，就对分田单干持保留态度。赵紫阳自己也认为，分田到户的经验是不错，但不应该全国一刀切，集体搞得好的地方应当允许保留。但历史事实是，全国保留下来的集体制村庄只有2000多个，甚至出现了分田单干之后又退回到集体的情况，最典型的当然是华西村。
我以前曾说过，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可以称之为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虽然一切看着都欣欣向荣，生机勃勃，但它本身是不可持续的，要么走向社会主义，要么滑向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而不可能一直保持在那种小生产者的状态。
所以，在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的1980年代，他看到的只有分田单干带来的好处，城乡差距一度缩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没有预料到之后的变化。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改革进入加速期，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也日渐扩大，最终则是农村彻底沦为城市的边缘和外围。
而且，路遥没有注意观察到的是，虽然中国粮食产量在1980年前后经历了一波持续的增长，但这并不是承包责任制带来的，而是此前投资建设的化肥厂恰在此时投产，正是化肥的大量使用，才带来了粮食增产。而当时城市改革尚未全面推开，因此农村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状态，农民收入也稳步提高。但这一过程在1985年之后就基本停止了。1984年，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农村改革则基本陷入停滞期。
其实，农村在1980年代中后期呈现出来的状况要比停滞还更加严重。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在集体化时期，我老家的村庄就已经有了拖拉机等耕作机械，而在1980年代则完全退回到了人力和畜力耕作的状态。在1985年之后，村里就有很多人像孙少平和孙少安一样，出门打工。
在我们的土话里，这被称为“搞副业”。很快，到1980年代后期，搞副业或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就已经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我们家就是这样。我出生于1979年，从我有记忆开始，我爸就在外面搞副业，只有农忙的时候回家，其它时间都在跟着建筑队干活。而到我上小学的1986年，我爸回到家里，开始种烤烟，一直持续到1994年。这期间，1990年之前种烤烟还能赚点钱，家里装电灯、买黑白电视都是在1990年。到1990年之后，种烤烟的利润就已经很微薄了，只能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而无力进一步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能够老婆在家里种烤烟、老公在外面搞副业的家庭，则家庭经济状况明显改善。
电视剧里，孙少安在砖厂搞副业一段时间后，就回到村里自己办了一个砖厂。这个经验与我观察到的情况也类似。1980年代，作为集体时代的遗留，乡镇企业逐步发展起来，在1990年前后达到巅峰期。我们镇上先后有三个砖瓦厂，除了镇上的国企，还有两个村子也自建了砖瓦厂，还有一个村子搞了一个日用化妆品厂。1991年之后，乡镇企业开始改制，全国范围内的乡镇企业随之大面积倒闭关门。我们镇上的三个砖瓦厂，除了那个国企保留下来了之外，其余两个先后倒逼，另一个村子的日用化妆品厂也在1990年代中期最后倒闭。
路遥没有经历过的1990年代，正是我上中学的时期，已经能够用简单的眼光观察社会。只是当时我没有像孙少平一样，走出过老家的城市那一带，因此缺乏比较。但正是在那个时期，由于国企改革全面推开，县级以下的国企纷纷破产，基层政府财政紧张，只能通过各种税费从农民手里要钱。农民甚至需要用外出打工的钱来交政府规定的税费。正是在那个时期，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日益恶化。我们村有个人因为迟迟不交公粮，被村支书和派出所来的警察抓起来，绑在村委会门前的树上，绑了一整天。
当时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也很微薄。1995年，我跟着我爸在建筑工地上干过一个月，平均每天的收入只有十块钱，每天的伙食费一块钱，大多数时候只能吃馒头夹青辣椒。因此，当时如果家里有孩子上学或者有人生病，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就会被拖垮。我考上大学的1998年，学费3500元，因为到学校后还需要买点东西，总共需要5000元，而我们家当时的全部存款只有2000元。等我大一寒假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爸已经卖掉了家里的几只羊，院子周围的树也被砍掉了很多，能卖的都卖了。在电视剧中，孙少安的妻子生病了，而且是重病，这就意味着，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平凡的世界》原著里，孙少平是主角。他在文革刚结束时中学毕业，先是回到村里的学校当民办老师，之后外出打工，企图离开农村。因为他认为他的未来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更多和他一样的人的选择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进入体制内工作。没有参加高考的民办老师，则在1990年代开始逐步通过考试和到师范学校进修，获得正式工作身份。2000年，民办老师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我在村里的小学上学时，全校不到二十个老师，只有两个是“公派的”，也就是有正式资格的老师，其他人全部是民办老师。后来，那些民办老师有的被裁撤掉回家种地，有的通过考试取得正式资格，只有这两种出路。
更多的孙少平则是在之后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活，从附近的城市逐步发展到广东、长三角等地。空间距离的增大，也使他们越来越难以照顾到农村的家。他们在城市里打工，挣钱，再把钱寄回家。孩子或者跟着他们到处漂流，成为城市的边缘人，或者留在老家农村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2010年之后，生于1950年代的孙少安和孙少平们已经年老体衰，逐渐回到农村，渐渐老去。
算起来，孙少安的孩子应该与我同龄，也就是说，大概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成为青壮劳动力。他的未来有三种可能，一是和我一样坚持读书，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生活，但这个过程里的所有费用都必须由家庭支撑，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家废除了高等教育免费的政策;或者是到广东或长三角一带打工，像孙少平那样，去城市寻找别样的生活。当然，后者的可能性是最主要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会留在农村继续种地。我的小学、中学同学里，后来基本上就分为这三种类型。
农村经济状况的真正好转，是在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广东与长三角等地工业化加速，劳动力需求比较大，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轻一代纷纷到这些地区打工，加上和孙少安、孙少平同龄的这一代人就近打工，所以一个家庭往往是两代人都在打工，家庭收入当然也就增加了。但同时，由于劳动力流失和人员流动，农村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际关系、传统习俗等方面都是这样。这些年我每次回老家，就都能感受到农村的萧条和衰败。
也就是说，真正提高了农村家庭收入的，并不是分田单干，而是受惠于工业。分田单干带来的好处其实到1984年就已经基本结束了，这之后，对农民来说，感受更深的是平凡的世界里说的生活的苦难，而这苦难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分田单干的衍生品。
当然，不应该怀疑路遥写作时的真诚，他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描述那几年发生的变化，没有丝毫的高姿态的猎奇、怜悯和同情，而是以十分平静的语调描述了这个变化发生的过程和人们在这期间的心理状态变化。但遗憾的是，他似乎没有反思过，为什么几千年来都是土地都是私有制的，但农民却始终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也没有进而思考，为什么他的老师柳青会如此热衷于合作化?
因为，柳青看到的正是组织起来之后，农村焕发出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生机和希望，农民的生活在为了生存而奋斗之外有了别的意义。而路遥却轻而易举地将他看到的农村的状况都归结为集体制对农民的束缚，从而粗暴地否定了集体制对农村和农民来说所具有的改天换地的重大意义。这之后，农民生活中的苦难，都被他用人生和生活简单地解释过去，却未思考这背后所隐藏的制度性的原因。
比如导致长期困扰农村家庭的重大疾病带来的家庭经济困难，最终的解决所依靠的仍然是两个原因，一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国家财政能够负担得起了，二就是被路遥轻易否定了的合作化。今后，农村的出路仍然在于这两条，一是工业的发展，二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舍此别无他途。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