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风景的新工
作为风景的新工人诗歌
娄燕京
【保马编者按】继上周“保马”推出李云雷、张慧瑜、高明三位老师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对“新工人诗歌”的思考，今天“保马”将推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娄燕京《作为风景的新工人诗歌》一文。在文中，认为从诗歌内外部来看，“新工人诗歌”存在两个被“风景化”的面向：其一，从工人体验与诗歌语言的关系来说，工人阶级的主体体验有被诗歌语言“风景化”的危险;其二，“新工人诗歌”有被资产阶级文化逻辑“风景化”的危险，诗歌主旨转化为底层对中产阶级生活的幻想与追求。该文为“保马”原创首发，再次感谢娄燕京同学惠赐此文。
工人诗歌似乎很火，围绕这一核心，衍生出诸多文化现象：纪录片、微电影、舞台剧、朗诵会等等。而这也询唤出各路评论者，基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发表各人的看法，心怀各样的鬼胎。在各种大视野、大论调已经纷纷出场的情况下，这篇小文章仅仅希望把视角往回收缩一下，聚焦于作为文学文本的工人诗篇。而本文所指涉的文本也仅限于当下的创作，就是那些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以命相抵的工人，也即新工人所写的诗歌。
阅读工人诗歌总会不自觉地想起里尔克的告诫：诗是经验。尤其是新工人诗歌，必定是现实以下的、沉重的、经验的，而不是形而上的、轻盈的、想象的。然而不得不承认，在工人的经验与工人的诗歌之间，无可避免的存在着一道工序，一个绕不开的中介：语言。工人诗歌的编选者甚至不止一次地强调语言选择在工人为其经验赋形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是决定性的，尤其是《我的诗篇》这种“典藏”性质的选集，其经典化的指向始终面临着工人诗人语言成熟度的焦虑，尽管这一焦虑似乎并不显现于账面上。因此，虽然评论者尽可以欢呼某种新的诗歌美学的诞生，但某种先在的、经典的文学史胎记已经命定地烙印在了被选中的工人诗歌身上。当然，必须承认，那种经典的、成熟的语言修辞策略为工人呈现自身经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并带给读者剧烈的“陌生化”的美学震惊。然而，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这种诗歌的语言在敞开工人经验的同时，是否也遮蔽了某些东西？诗歌作为一种文体，有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上的惯性，而这种自成体系的文体特性是否具有某种潜在的异化能力，使得工人既有可能为其经验获得深度赋形，也有可能在诗歌的牵引作用下偏离自身的经验实体而堕入语言的虚无之中？
富士康流水线工人
当面对一首首具体的新工人诗篇，一个比较直观的阅读感受即是那些生猛地扑面而来的工业化意象。无可否认，这些意象都带着机器的冰冷和工人内心的温度，以其原始、粗粝，不断地刷新着读者的美学和伦理感受。即便如此，作为读者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语言策略及其背后的某些方面。在这里，我并不是指工人诗歌暗藏修辞伎俩，试图通过文学诡计以期打动读者，而是指在工人和诗歌之间存在一种隔阂，一种可以称之为“双刃剑”的东西。前述那种工业意象的表达，一个较为极端的方式是一种展览会式的铺陈：
一是从弯曲的铁片开始，从村庄、铁矿、汽车
轮船、海港出发，丢失姓名，重新编号，站在机台边
二是弦与流水线，悸动的嘶叫，疼痛在隔壁，铝合金
图纸，面包屑，线切割机，熟悉的汗水，塑料纸箱的
欢乐与悲伤，三是白炽灯下苍白的脸，工卡、弹簧、
齿轮、卡边、冲压的冷却剂、防锈油，沉寂的加班
四是证件，合格形状、外观打磨、三千度的炉火抽打
冷却、热处理的加班费，或者炒鱿鱼的雨滴，左右交错的
身体在沙漏中呈现，五是暂住证、健康证、未婚证、流动
人口证、操作资历证……
——郑小琼《产品叙事》
这种近乎挥霍性的意象堆砌在带给我震惊感的同时，也不由得心生疑问：这种修辞策略会不会使得工人经验在写作中被提前透支，工人诗歌因而难以为继，或者更可怕的，工人诗人不得不转向。这种担心源于前述所谓诗歌的异化作用，工人诗歌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越往下写，就越容易被先锋诗歌收编。另一个疑问则在于，这种较为粗糙的写作方式，一方面固然可以看成是工人简陋的写作条件所致，另一方面是否意味着诗歌的轻盈无法容纳工人泥沙俱下的现实经验，简言之，诗歌这种“小文体”能否负担工人的“大诗学”？
打工诗人郑小琼
或许，更令人担心之处还在于，这种意象的大规模并置背后有一种近乎奇观式、风景化的写作姿态，蒙太奇一样的、闪回镜头般的意象呈现在眼花缭乱中成为一种可以被观看、被赏玩的诗歌风景。这还是仅就部分工人诗歌的内部修辞而言，如果把视线放置在一首一首的工人诗歌上，看其主题及其抒情主体的形象，在死亡、自杀、工伤、流血、愤怒、绝望、挣扎、妥协等等的不断变奏中，每一首诗几乎都成为一个被展览的意象，一个个碎片化的苦难叙事，一道道“示众”的伤口。虽然有人就此高呼工人诗人通过揭露自身苦难而发现了工人的主体性，但是它所造成的文本效果，在读者眼里，或许不是什么主体性，而仅仅是一个“他者”，一个带给读者以安全感的远距离的受难者形象，并在同情心的泪水中溶解苦难的尘埃。
如果说上述风景化还仅仅来自工人诗歌的内部，而更大的风景化则是来自它所处的现实接受语境。毫无疑问，工人的敌人是赤裸裸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逻辑，而工人诗歌的敌人却有一个微妙的转移，不是劣迹斑斑的资本家，而是无孔不入的中产阶级阅读趣味。在一个物质的、消费的时代，一切都是风景化的商品，一切文化行为都变成了消费大餐之后的饭后甜点，更何况是工人诗歌这种可以饱含泪水、发扬人道主义进取心的进行阅读，从而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底层叙事!
这或许正是工人诗歌的尴尬处境：向诗歌内部的掘进以期为工人经验获得深度赋形，会被稀释于语言自身的黑暗；而向外以白描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提供苦难的微观叙事，却在物质时代的观赏机制中成为可供榨取的文化资本、被指手画脚的风景。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然对工人诗歌怀有美好的期待，尽管这有待时日：我希望，工人诗歌不仅仅是，或者说不再是将工人自身打造成资本主义铁蹄下的受难者，一个被“示众”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者”，而应该是一个“行动的主体”，一个可以让学院派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读者伸出“巴枯宁的手”加入其中，从而撬动历史的支点的共同体。工人诗歌不仅要在美学上拒绝被败坏了的先锋诗歌趣味，还要发出伦理上的邀请，因为工人诗歌不仅是一种诗歌的政治，或许它还要勇于承担这样的“恶名”：一种政治的诗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相信，“咱们工人有力量”仍然内在于多数人的血液，它不再是空洞的、能指的，而是行动的，在最高的意义上，也是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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