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响应上级号召，开展读书活动，管学习的同志歪打正着，给我一本王蒙写的《中国天机》。虽然自知一草民，对于所谓天机王道，无须在意，但耳闻目睹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世情国事变化沧桑，官方民际纷纷攘攘，左右论争日见激烈，确实有许多想不明白说不出来的困惑之处，适得这么一本讲论中国“天机”的巨著，岂有不读之理?特别是在开篇自序中，就开诚布公置题曰：“我要跟你讲政治”，呵呵，本人学政治，除了过去为混个什么文凭自费买书之外，一般都是舍不得从牙缝里抠钱的，这次既不用自已掏钱，又可以完成组织上安排的读书任务，并且说不定真能领受一点天机秘诀，虽说于安身立命无甚大用，但对于早已跨过知命之年的我来说，也算是亡羊补牢罢。
在国内久负盛名，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大作家，他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我也读过，后来还听说当过国家文化部长，应该说也算是一位准政治家了。但是，在我草草通读全书之后，感觉的是与政治家的见识和风度还相距甚远，尤其是对中国前三十年革命和建设历史的评述，有种隔着玻璃打蚊子的味道。正如所言，“童心未泯的人说中国的近现代史是儿童的过家家游戏。痞子则认定政治是无赖的老千赌博。野心家认为政治是风险虽大利益却惊人的冒险，是权力的按照丛林法则进行的残酷争夺。人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眼界和高度，以自己的波长与频谱来接受与解释政治的种种信息。”“小头小脸的庸人当然不可能体会到历史主导的郑重与宏伟，他们只能用最卑劣的眼神来偷窥历史中的不经八卦，再一知半解地曲解政治生活。”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有些章节似乎也有一些“小头小脸”的“偷窥”或小心眼的揣测，大大地曲解和低估了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观念、政策举措和个人行为。
首先，浅俗地解读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足见其政治眼界不高。作品以自己从少年时读到前苏联文学作品从而产生革命意识说起，特别提到《士敏土》“革命的阳刚型躁动，亢奋、热烈、混乱、杂嚣”和主人公黛莎的“性献身”，提到苏联歌曲“充满热血沸腾的动员力”，但还赶不上《国际歌》歌词和《共产党宣言》的两句口号，说“唱着这样的歌，读着这样的书，呼喊着这样的口号，你敢于向敌人的刺刀猛冲”，令人不禁想到原来他就是这样受到一些革命文艺作品的煽动激情之下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并且在回答自己提出的“革命的思想动机是从哪里来的”时，举出小时候家里做饭“母亲、姨妈与姥姥临时想辙”的随机性和随意性。历史真的“有些时候更像是艺术家与不要命的敢死队员和冲锋枪手的随心所欲与鬼斧神工”(书中语)吗?就算中国革命历史上确实有一些革命者参加革命是如他那样受到激情驱使，但更多的革命者却是接受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形成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产生了坚定的革命信念走上革命道路的吧!特别是像我们党早期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等，哪一个不是既是革命的理论家，又是革命的实践者?他们建党闹革命以至浴血奋战怕不是受激情驱使而那么轻率和随意的啊!由此我不禁想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躲避崇高”的文章，试想一个躲避崇高的人，怎么可以领略抱着拯救天下苍生之大志的伟人志士的崇高理想和阔大胸襟!
而且，作品还特意提到半个世纪后在美国讲学时对美国的大学生说：“对于青年来说，没有比性与革命更吸引人的了，而革命的高潮期、革命的吸引力比性还要更加巨大与强烈”，这令我联想到最近一位国家领导人说中美关系像夫妻的讲话，比喻新颖而幽默，可谓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但不仅粗俗，而且实在也不怎么沾边搭界。性主要的还是一种人体的本能，怎么能与在科学理论、崇高理想指导下高度自觉的革命行为相提并论呢?
作为一种讲述政治“天机”的洋洋巨著，我看到其中是并不怎么赞同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大政治的，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革命历史上的指导作用，却故意避开和淡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必然性、正义性，也多曲解、浅解和臆测之辞。讲自己投身革命，是“由于父母不和，由于母亲的没有职业也缺少求职的能力”而导致家境的困难，“因之产生了一种天生的对于富人的仇恨”;讲人民的大革命，虽然也声称坚信“是上万年的挤压、冤仇、抑郁的潜能积蓄的结果”，是因为旧中国“全民的腐败，是头上长疮、脚底板流脓的烂透”，是“封建社会、中化民国、蒋介石国民党的沉疴难逾，死路一条”，是“仇恨种变成了仇恨芽，仇恨芽变成了仇与恨参天大树、仇恨大森林”，但却不提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的结果，不讲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没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领导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讲中国革命“1949年的胜利”，似乎很聪明地总结出七大定理，什么胜利者的增光定理、国民党蒋介石的霉头定理、人心稀里哗啦定理、百姓的旁观角色及可塑性定理、量变变质变定理、理想主义帮助革命的定理、批判者的调门打击和执政者调门自己将军的定理，扯了这么多，对于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历史经验，却是风马牛不相及，试问，这算得上中国政治的天机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多用春秋笔法，透露出不满和否定之意。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势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最好的理想，最好的动机、最大的牺牲，得到的远远不是最好的结果”，“看来不知所终、无疾而终的共产党党派并非少数。”“不能一味感情激动，或大骂哪个领导人——例如戈尔巴乔夫”。甚至于还提到中苏边境冲突时听到的匈牙利朋友讲的政治笑话，说马克思托梦已经将联合起来的口号改为“全世界的无产者，你们互相离开得远一点吧”，由此嘲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这些表达了什么意思呢?没有明说，但不能不让人感觉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怀疑，当然更勿庸说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怀疑了。
其次，对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时代一些方针政策和政治运动的解读，也多持怀疑、抱怨和否定之意。新中国建立后，面对新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出台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管理政策举措。从《天机》书中举出的例子来看，对其多半是怀疑、抱怨甚至否定的。比如，对建国初的“反恶霸”，说是“共产党讲的是你横我比你更横，共产党专拣硬的富的高阶的厉害的砸，毙有余以欢不足”，如此看来，共产党岂止是以暴易暴，而是更暴，并且砸的未必是“恶”，而是“硬”、“富”、“高阶”、“厉害”和“有余”，其正义性呢?不言而喻就值得怀疑了。提到土地改革的“严酷性和野蛮性”，说是培育出一批“革命敢死队”，并且“呜呼”一番，什么“在伟大的神州大地上，……历代统治者、被统治者，相互间也用尽了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国人好起来能好出个花儿来，恶也能恶得天昏地暗、大破纪录。”还诬赖“如毛泽东所宣布，革命者的思路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害得本文笔者在网上搜了老半天，硬是找不着出处。说“镇反”，是“一面是歌舞升平，欢呼赞颂，一面是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才叫天翻地覆，这才令人镇服”，并借一位所谓“直接领导”的口，说“除了共产党，谁能这样大喊大叫地杀人”?且不说镇反杀人对与不对以及是不是和该不该“大喊大叫”，就说国人都知道的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和汪精卫“七一五”政变以及国民党还乡团对革命红区的血腥报复，就早创大喊大叫地杀人的先例了——以此来指责镇反，是不是说我们的共产党比国民党反动派更恐怖呢?还有指责“反贪污”等“五反”运动，是“发动大多数，整治少数”，“要搞就往大里搞，高分贝、大规模、夸张激烈刺激”，“是在梦里演大荒，是说着梦话来唤醒众人”，反正一切都不入当时我们这位共青团委干部的法眼。
特别提到当时开始实行的粮油统购统销，“是不是意味着政策的收紧”，显示出作为一位区团委干部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和政策的无知。凡是老一辈人都知道，在新中国初建，需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而粮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的形势下，国家为了稳定市场，保证各项建设用粮需要和统筹安排城乡群众生活而不得不实行的一项政策措施，尽管后来这一政策越来越显示出一些弊端，但其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的必要性却是勿庸置疑的。可是作为时任北京团市委的一名干部，却对这一政策有种莫名其妙的隔膜感。说是“本来解放后一切看好，为什么忽然要采取那样严厉的措施，说下大天来也不像是从喜庆中生发出来的措施。”真不知道当时这位团干部是怎么当的，就算是工作在城市，但这一同样涉及到城市群众生活的重大政策，当年国家肯定是作了必要的解读和宣传，特别是组织各级干部进行了学习，我不明白的是，我们的这位王干部当时做什么去了呢?
对于当时在党员中开展的组织活动，也颇有微辞，并给予了最大胆的联想。“每次的组织生活我们都做着真诚的忏悔，把自己骂一个狗血喷头，把党歌颂如高天彩霞。普天之下，莫如党伟大;率土之滨，莫如党完美。”“……为什么不想一想，没有那个时候的绝对化、神圣化、个人迷信化与盲目紧跟化的思维模式与狂热情愫，怎么可能有后来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政治运动、‘大跃进’与大饥荒，特别是玉石俱焚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又怎么会有信仰、信任、信用的‘三信危机’……”，真是张飞杀岳飞，不知道胡扯到哪里了!
对我党组织广大农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而冷嘲热讽，时而强词夺理，除了捎带对毛泽东主席的揶揄奚落外，就是极大的不满。为此，不惜强作解人，从“列宁说过，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武器”说起。煞有介事地说：“道理很简单，一对一，无产阶级多半不是资产阶级的对手。……一旦他们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再也不客气了——成了潮流成了飓风海啸了，就会使剥削阶级形影相吊，哭爹叫娘，死无葬身之地。”然后作出结论：“不论是苏联还是新中国的领导人，就是本着列宁的这个一切依靠组织化的思想，坚决要把小农经济变成合作社——公社经济的”。且不说农业合作化是作为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如果没有当时的农业互助合作和集体化，就不会有整个农村农业生产的共同发展，更不会有此后的农田改造、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拒灾害的能力，那我们的农业基础条件和发展水平可能会停滞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对于前30年我党组织的各种群众运动，不问情由，斥之为“抬高群众，压制精英”，“造成了许多粗糙和混乱”，并且总结出七条罪状。为避免引用原文的拖沓，我帮他概括了一下，就是1、激发群众矛盾;2、把非政治事件政治化;3、可以借题发挥;4、满足人们对所谓强者、强人、优越者因嫉妒而形成的幸灾乐祸和报复心理;5、形成一边倒;6、给投机者以便利;7、激发人们的攻击性。是不是这么几个意思，能够找到原文的读者可以对照一下。总而言之，这样的群众运动与群众运动式的工作方法，“在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搞运动的记忆积淀，能够成为产生乱局的原因之一”。
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从一些具体个案上进行分析，罔顾确有一些人借“大鸣大放”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事实，却说成是“核心思想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观念”，总结出三个教训：“一个是大家知道意见是不能乱提的”，“一个是领导是不能开罪的”，再就是“友情是不能讲的”。大家知道，我们的本书也就是在这时候被划了右派，至于他具体是因什么成了右派，书中没有交代，但我们只要看看那几个至今还没摘帽的如储安平、罗隆基、章伯钧等人当时的言论，就知道有些人戴上右派帽子实在也不冤枉。
对至今还争议很大的“大跃进”运动，不作客观分析，只字不提这一时期国家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只对其苦干、蛮干和浮夸现象大做文章，并且对这些现象的成因也不作深入分析，而是斥之为是“空想荒唐”，是“由于爱国志士太多”，“不是热情尚低，而是由于温度太高”，是“急躁，急躁，还是急躁”，并概括出：“……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是一个蛮干硬拼的年代。……这是一个盲动搞笑的年代。……这是一个起哄架秧子的年代。……这是一个信口开河的年代……这是一个弘扬嘴功、吹牛不上税、‘支票’满天飞的年代。这是一场大灾难。……这是一场大挫折，大窝心。…….这是真正的举国忽悠，这是真正的运动群众。……这是‘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驰骋万里、白日做梦、荒唐游戏的年代”。在眼里，这一年代是“太惨烈了”，“太可笑了”。最后，在这一部分的结尾还总结说:“不是共产党，不会造成那么大的错误，当真是亲者痛而仇者快”……“功兮罪兮，历史将长久地在这里沉思”!在这里将我们党和国家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不惜上升到“罪”的高度，可见其“痛心”到何等程度!
至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一部分标题中，就概之以“浩劫”，矛头主要是对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四大章节洋洋洒洒，其中最主要的判断就是“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组织与秩序双双崩溃”，“是通过搞乱现有的公共管理秩序来解开幻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们手脚上的桎梏，无法无天地搞一套极端非理性革命秀”，是“把个人迷信、专制主义、封建主义与极‘左’路线推行到了极致”，“把已经在中国郑重与有效地进行着的革命化与组织化、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把中国的空前的权威主义与一体化进程砸了个稀里哗啦——解构得一个个横冲直撞、豕突狼奔、破碎迷离、不亦乐乎”。历史是否真的这样，虽然中央曾有“决议”，但至今网上以至民间仍然争论较多，不管怎么说，就如今的现实看来，正如中央一位领导人所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第三，对一代伟人毛泽东冷嘲热讽，极尽以己度人、恶意揣测诋毁之辞。从《中国天机》中看到，将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几乎说得一无是处，其主要目的，就是肆意指责诋毁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从他提到的来看，毛泽东说的有错，写的有错，做的更有错。因此，在文中“笔”无遮拦，信口开河，极尽挖苦嘲笑、揶揄讽刺之能事，充分暴露出一个老右派对毛泽东主席仇恨至极的嘴脸。
如在说到暴力革命时，“甚至连毛主席都认可了‘革命加拼命’的口号，窃自疑惑……一个执政的团体，哪有号召自己的百姓拼命的?”试想一来毛主席也只是认可这一本来没有什么错误的口号，二来提出“革命加拼命”的必然有其特殊语境和对象，没有明指是要老百姓拼命，有必要在这为老百姓“仗义执言”吗?
另外还制造出“如毛泽东所宣布，革命者的思路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子虚乌有、不知出处的谎言拿来“商榷”：“如果只是冤冤相报，你治我我治你，社会还怎么进步?”
对毛泽东在延安“肃反”运动中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所讲的“人头不是韭菜，割下来不会再长”。本书也能鸡蛋里找出骨头来，说“一切比喻都是跛足的，人头不是韭菜，这个比喻通俗则通俗矣，听起来仍然不怎么舒服。对于人头，可以有更文明的解读”，可谓吹毛求疵到了极点。
毛主席在1953年《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批评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主张必须搞社会主义，使一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被断章取义解读为“毛泽东更重视的是意识形态，是大概念、大理念、大概括、抓大事，而不太看得起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公共管理的具体事务”，“还不大看得起小型水利”。在文章的另一处又拿这说事，并举出克林顿讲卫生医疗问题，希拉里谈幼儿保育问题的例子，用一句“觉得美国总统与其夫人抓的事太不及‘义’与‘道’”，对毛主席进行嘲讽。
对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发表的“五七指示”，硬扯是“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挑剔指责“不再提超英赶美，看不出有追求现代化的意思，这个模式中，生产力、劳动效率、分配，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话题，与消除贫穷与愚昧的话题，也是世代国人最最关心痛心的话题均未予提到”。而为了说明“伟大导师的思想日益向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哲思化、本源化、准终极化方面发展，不仅用一个基层干部念错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段讲话加以嘲弄，而且举出196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段毛主席语录，大加嘲讽，说毛主席“考虑的不是现时，而是百万年的历史，考虑的不是时政、财经、民生、社会、法制、秩序、分配、赋税、徭役、国防、外交、城乡建设、交通……考虑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事实”，然后再来一大段讥刺嘲讽的文字，真可谓蟪蛄不知春秋，狭隘心胸实在难以领略伟人高屋建瓴的理论和语言魅力，却以文人的尖酸刻薄嘲笑一通，除了显示出那么一点文才和口才之外，再就是自己的轻狂浅薄。
毛主席重视学哲学，号召共产党和革命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作为中央领导人对党员干部培养教育的这么一个正常的要求，却被强词夺理地阐释为“他认定他的胜利是哲学思想的胜利，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卖菜打乒乓球，都要靠他的哲学的引导，有了起家的‘两论’，一定能无往而不利。那么用他的哲学指挥经济建设，指挥跃进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搞运动”这一章，无中生有地说：“我发现，胜利的最大危险是迷信原先取胜的方法，以为用同样的方法能够取得后续的胜利。毛泽东可能在1949年以后，已经太沉迷于他的鲲鹏展翅、呼风唤雨、横扫千军、大风大浪的领袖的日子了。他不能容忍平庸与千篇一律，不能容忍琐碎与小手小脚。他必须搞运动。”“毛主席发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不仅是为了保持革命化，首先，他老人家打年轻时候起就特别醉心于发动群众，打破清规戒律，大闹天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同时，毛主席的志向太高，胃口太大，……他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其乐无穷。”在后文中讽刺道：“如果一个人一辈子耽于斗争，他会斗出瘾来的”。说毛主席在1956年末到1957年初，屡屡提出搞整风要和风细雨，“但后来出现了要斗的架式，确实有点风风雨雨，有点不同意见，有点批评建议，…茬口自己出现了，端由自己降临了，毛泽东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不斗他个天翻地覆?”言下之意，毛主席不仅天生好斗，而且总在使用阴谋制造斗争机会，很多运动，就是毛泽东因为自己好斗制造出来的，如此不顾事实，妄加揣测，可见眼低心暗到何种程度。
对毛主席发动“反右”斗争，妄称“他相信自己的领导正处于最佳状态，英明、胜利、自信、一片颂扬、不左不右，厥执乎中，他设想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人类历史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自家”，而在一个“民主人士”说“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的小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的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时，很受刺激，“联想到自己与所谓‘大知识分子’打交道时的不愉快的经验，他发怒了。”所谓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在这里，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在书中还说：“毛泽东的才华与胆识、他的独出心裁与特殊的行事风格、他的如同惊雷一样的变化莫测的说法，令我们不断地振聋发聩、瞠目结舌。当今的所谓雷人雷语，与毛泽东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他并没有指出毛主席哪些话如他所说的“雷人”，相反，他书中经常引用的一些可以称之为“语录”的，恰恰是一些不仅当年人们耳熟能详，就是在现在也仍然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而他所说的“毛泽东也没有创立一种崭新的革命理论”，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比如毛主席在大革命时期创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创建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哪一个不是他老人家呕心沥血、筚路褴缕的独创和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在第十四章“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中，为了说明“文革”之所谓“在劫难逃”，不问缘由，先入为主，将毛泽东进行一番评点：“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豪”，“摸老虎屁股”。“20世纪60年代，‘三面红旗’的受挫使毛泽东……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与列宁不同，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却并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官员，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他的思想冲天震地，……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从1949年，他几乎没有一年、没有一月、没有一个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调整一下休息一下过。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最后，据说是在杭州西湖畔……有人甚至说那是一个消磨斗志的地方……策划了史无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却又风云激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够了!看他唠唠叨叨，以生花妙笔，对伟大领袖不要一点事实依据，极富想象地品头论足，我脑子里只想到了四个字：胡说八道。
总之，看了这本洋洋30多万字的煌煌巨著，深深感觉可惜。这么一位据说是被毛泽东“唯一夸奖过”“有文才”的文化人和国家高级干部，也许是因为曾经被划为右派的那一块伤疤，也许是后来“躲避崇高”，却在大言不惭地声称“我要跟你讲政治”时，暴露出自己政治上的偏见、短视和低姿势，从而让汪洋恣肆、洋洋洒洒、叠床架屋、嘻笑怒骂的文采失去了应有的光辉，一个曾经暄赫一时、光彩照人的文化人偶像轰然倒塌，用句新潮说法，实在很雷人。当然其中也透露了一些“天机”，虽然“直言耿耿”，“善心拳拳”，“机锋处处”，“卓见比比”，“忧患沉沉”，“慧眼灼灼”，但受其政治倾向所限，不免隔靴搔痒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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