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闪过三个字，“七年后”，就真到了七年之后了。电视剧就是这么神奇。
这七年，沪生和慧芳习惯了吵架，东东和小芳都长成了七岁的小孩，大成和月娟也渐渐习惯了没有孩子的丁克生活。而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变化是，文革已经结束了。
在后文革的叙述里，象这样风平浪静的可真是很少，几乎看不见。没有四人帮被捕之后欢欣鼓舞的游行队伍和锣鼓，没有解放后的狂热，没有恢复正常生活的喜悦。《渴望》里的文革，不过是一个被叫做文革的历史阶段，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符号。至少在亚茹所谓的“小市民”的生活世界里，文革结束与否都显得不那么重要。日子还是在继续，平淡中的快乐和忧愁交替上演着。
但是，对另外的人来说，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文革结束了，牛鬼蛇神们又复活了，出来了。罗冈从监狱里出来了，国强从建设兵团回来了，都没有对剧情的发展产生太大的影响。亚茹和罗冈并没有劫后重逢的快乐，国强面临的是失业，罗冈甚至还想回到原来劳改的地方去，跟那些“很朴实、很可爱”的农民继续一起生活。
与这些小市民或者小知识分子相比，王老爷子的回家可谓石破天惊，宛如神仙降世，光芒四射，惊动了所有人，整个故事的叙事节奏突然也加快了许多。
在此之前，王老爷子以一种不在场的形式存在着。
在亚茹与沪生之间的支配关系中，亚茹如果仅仅是以姐姐的身份出现，他对沪生是没有完整的支配权的，可是，亚茹比沪生更懂得如何借钟馗打鬼。亚茹每次训诫沪生时都会以“父亲”作为借口，而沪生那点可怜的反抗勇气每次一碰到这两个字立刻就蔫巴下去了。换句话说，亚茹懂得，她没有权力支配弟弟，但父亲是有的。“父亲”这两个字，在她那里其实就是无往而不胜的尚方宝剑。“你对得起父亲吗”，这句话本身就是套在沪生头上的符咒，只要他稍微表现出一丁点想与“小市民”和解的苗头，这句符咒立刻就会落在他头上，把他打回原形。
这不仅是父权的，也是主权拥有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相处方式。有主权的人可以自己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优势，来支配没有主权的人。当然，这种支配不仅是生活中的喝五吆六，更有可能是对命运的掌控。
现在，“父亲”要回来了，主权拥有者的存在形式要从不在场变为在场了。对于所有人来说，主权拥有者将要选择的权力实现方式对其他人都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尤其是支配欲极强的亚茹。
“父亲”的权力实现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端拱渊默，倚任宰辅;一种是亲政，乾纲独断。但是，无论选择哪种方式，沪生和亚茹都会成为第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生活条件马上就可以得到改善，最起码的，他们可以摆脱目前住宿舍和跟小市民混居在一起的窝囊现状。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的走资派父亲的命运跟他们的命运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荣辱沉浮，都栓在父亲的裤腰带上。
用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在后文革时代的初期，“父亲”文革前的地位和在文革中的受难就是他最大的生产力。凭借这种生产力，他不仅可以顺利地恢复待遇，继续当自己的当权派院长，还可以帮别人安排工作。在这里，没有比他官大，没有人比他的支配权范围更宽广，所以，几乎没有人敢于挑战他，他的生杀予夺，一切看起来都是合理的。他虽然没有说，但却用行动为路易十四的话做了很好的注释，朕即法律。凡是对我效忠的，就是正义的、合乎情理的，凡是敢于挑战的，就都是反动的，违反人伦天理的。
因此，表面上看，老爷子似乎是善良的、可爱的，但这表面和形式的平等背后，暗藏着深刻的不平等的关系。无论是宽容、善良的刘慧芳，还是自私、嫉妒的王亚茹，他们始终没有办法表现出老爷子那样的自信和一言九鼎的权威，更没有人家的那份从容。因为那自信和从容是一个主权者才能有的气度，即使再霸道的奴才，那也还是奴才，是学不来那份从容的。
所以，请注意小芳在腿摔断之前去王家时慧芳家人的解释，她是去看爷爷了。她们想极力解释的是，她不是想造反(东东是爷爷点名要来的，小芳的真实目的是把东东带回慧芳家，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她是想造反)，而是效忠。同样的，在决定离婚之前，慧芳强忍着眼泪去看望他，并请求叫他一声“爸爸”，也是一种效忠的形式，用我们时代里流行的话说，这叫“对有权的人说实话”。
比这更有趣的是，“父亲”从不在场到在场，到最后的存在形式，还有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在后文革时期涉及文革的叙事中千篇一律的形式，雷打不动。也许托尔斯泰的那句话值得修改，奴隶各有各的不幸，而主权者总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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