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白鹿原》与《软埋》：革命到底坏在哪里
老田
以文学形式去消解革命的精神价值和遗产，早已经是官府豢养的那部分文学界的三十年主导性潮流了，这个状况是与1989年之后可以“坏话公开说”的政治境况，有着一定关系。
但是，有很多人吹嘘说《白鹿原》和《软埋》在艺术方面多么成功，这个老田还真是有不同的体会。记得高中时候校图书馆收有冯梦龙的基本小说集，老田当时通读过不止一遍。有了这点功底，从前读《白鹿原》的时候，就感到这是在抄袭冯梦龙，现在读《软埋》又感到是老熟人见面了，唯一不同的使用了彻底的白话文，兼且情节展开方面极为啰嗦拖沓，相比冯梦龙读起来少了那一份爽快劲。
一
《软埋》与《白鹿原》相比，有很大的共同点：核心故事情节，都围绕着投机分子掌权并对代表性人物的命运产生悲剧性影响。读者读完之后的印象就是：坏人张狂了，好人悲剧了，这个坏结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革命对乡村带来了扰动和变革。
在文学之外，长期有人做各种文章，说就是革命坏了世道人心，文学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承载这个对革命的久远指责。
《白鹿原》的叙事想象力，是古代读书人通常持有的那种“忠臣反受奸臣制”那个套路，把投机分子说成是主导历史演进和代表性人物命运的权力之手，正直的人士总是会受到排斥和不得志。
冯梦龙的“三言两拍”中间，许多故事的展开就蕴含着这个叙事意象，把这个讲故事意象展示得很彻底。当然冯梦龙生活在古代，他可以借助冥冥之中的报应，来解决现实社会中间的机会主义困境，使得这个矛盾和冲突得到解决，据以实现故事的大圆满，借以给世道人心输入正能量。这个可以称之为“冯氏想象力”及其解决方案，老田中学时期读冯梦龙的三言两拍，所以读《白鹿原》的时候，就感到很熟悉，对故事中间涉及到迷信和风水也感到有必然性，既然抄袭了冯梦龙的故事设计原理，就必须要抄袭其冲突解决原理。这就像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巨擘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你抄袭了开头就一定要抄袭结尾。
冯梦龙的故事设计原理及冲突解决原理
就投机分子制造个人命运悲剧来说，《白鹿原》和《软埋》是一样，都是抄袭冯梦龙的设计。但后者的故事丰满度很低，与社会与历史现实的啮合度也更差，不可信的情节设计与故事演绎过程，都遗留下过多的硬性介入的影子，结果也导致自身的思想表达更露骨——故事的不圆满和不合逻辑让幕后的给暴露出来了——是硬要这么着的。当然，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差别，从前需要偷偷摸摸才说的那些话，现在可以公开说了，所以，方方和《软埋》代表了对革命价值颠覆的新高度。
二
核心问题是，终结阶级斗争为纲和路线斗争提法之后，土共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的历史了，革命到底有什么必要性，以及怎样对社会造成了进步性变革，几十年没有见过土共写出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来。
中国革命被毛泽东定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内涵着资本主义价值和底层阶级的世界观，也就是说，革命除了可以按照传统的红道话语进行解释之外，还可以用白到话语进行解释，按照这两个标准，革命都是合法与合理的。
用白道语言来表述共产党革命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斗争会这样的方式，把旧时代的私人领域改造为公共领域，确立群众参与和道德审判基础上的公共性标准——权力服务于私人利益是不对的，此后，农村基层政权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终结了秦始皇以降两千多年“皇权不下县”的历史。
毛泽东1955年说“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个党就是那个领导群众进行组织和斗争的政治主体性的出场，是代表了终结传统私人领域的替代性政治力量与新的公共领域运作方式。党与群众的积极互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只有在与乡绅垄断权力的旧式私人领域相对照的时候，才更为明晰地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来。
党与群众的积极互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是与朱先生与白嘉轩所构成的传统私人领域(哪怕是小说竭力美化了这两个私人领域的代表人)，是一种相互替代和不兼容的关系，前者的确立是以后者的声望瓦解为条件的。传统的运作及其县以下的代理人，无关乎其本人品德和主观意愿如何，这个群体的存在及其权势和影响力本身，客观上就已经构成社会进步的根本性障碍，这些人的存在及其影响力起作用的方式，使得服务于多数人需要的那种权力无从产生并很好地起作用。
近代中国农村人多地少，有一个特殊要求是：需要动员剩余劳动力去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实现高产稳产，要不然，晚清以来的困局——全部粮食产量远不够全部人口温饱，就无法突破。而要进行这样的建设，土地私有制以及依托于土地私有制运作的私人领域的私权力，都是公共组织形成与运作的障碍，需要彻底瓦解之。为了新组织，必须葬送旧社会，这里土共的看法至今依然正确，舍此别无出路，虽然洋共已经不理解了。
共产党革命的深刻逻辑在于“斗争会”，通过民众参与和有引导的评议，打击代表性的坏人，消解与财富不公平占有相关的影响力集中于个人的不均衡现实，来根本性地改变两千年来“皇权不下县”造就乡绅自治局面——实质是私人领域中间的私权力作用规则，这个私人领域是在皇权默许下的辅助控制系统。而共产党革命，则是以斗争会的模式引入公权力的规则和群众参与，打压与终结县以下的私人领域和私权力主导局面，结果是要造成黄仁宇所说的建设一个有效的底层结构和数目字管理的基础。要实现这样的变革，其前提条件就是：终结私权力主导下的私人领域规则，把县以下的领域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造为公共领域，引入公权力起作用的规则。
共产党革命在农村造成的革命性变化，核心逻辑是把从前的私人领域改造为初步的公共领域，正是在这个公共领域中间，共产党能够找到清廉的官员建设起一个低成本的廉价政权组织，依托这样一个政权组织，进行劳动力动员和经济剩余攫取，才有可能。国民党也想要攫取经济剩余，但是其底层政权代理人的发财欲望，就已经远远大于农民的最高负担能力。共产党也提取农村经济剩余，但是全部干部的所得之和，远小于农民最高负担能力，同时，国家除了困难时期也不需要对农村和农民竭泽而渔，还能够得到支持工业化的可观资源数量。
目前的集体村庄如南街村和洪林村，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工作，通过党支部领导下的党员群体，与群众积极地形成政治互动而营造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中间，发挥集体智慧和认同的力量，在最小化对权力控制与金钱激励的条件下，激发群众的较高自发努力水平，发展集体经济并把村集体设成为所有人的依靠。集体经济村庄的主要特点，是干群的积极而频繁的互动，由此，形成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间保证权力运作的公共性，以及由此营造一个村民对集体的较高认同，在较少依靠强制性权力起作用的条件下，提高所有人的自觉努力水平。这与已分田的村庄内部，管理权运作业已部分地私人化的局面，请客送礼老关系的私人领域规则也相应地侵蚀和牵引权力运作，与公共领域的权力运作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今天，农村基层治理有着向传统的私人领域转型的趋势，还有人公开主张过“县政乡派村治”，部分地恢复“皇权不下县”时代的私人领域规则，并通过私权力的影响力去完成治理。而塘约道路通过党支部的建设去联系全体村民和土地，组织生产和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这是一种对抗私人化的努力，在塘约的努力中间，正如他们所实践的，是一定要通过群众评议来保证官员与权力的公共性水平。
三
单仁平文章所代表的，正是洋共不理解土共，洋共穿西装打领带，与土共在思想上也有了不可通约性。还算是洋共中间比较有积极性出来说话和办事的，但他既不能理解对手，这正如他不了解土共一样，文章摆出一副中庸之道的脸子，其实体现的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土共的革命就是最大的偏向性选择：打倒一方去造就另一方，不是所谓的技术正确或者公正，革命党和革命军都是统治阶级正当性标准中间的“奸党”和“匪军”。单仁平采取一种自以为聪明的洋共策略，给革命的反对派推荐一种在革命大潮中间正确地选择那一滴正确的水的技术性方法，这看起来是“不偏不畸”，其实是一种最愚昧的“技术正确论”——似乎只要选择正确的拿一滴水，革命就可以得到正确的呈现，这个恰好是对手所反对，他们有着确定的标准，一定要选择不正确的那一滴水。
借用法学中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称概念，革命所需要确立的基础政权特点，是需要终结私人领域中间的私权力规则，以此为基础去确立公共领域和公权力起作用的条件，这样才能够建立起廉价政府。中国革命的战略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核心条件是能够在乡村建立起有执行力的基层政权，从而能够保证农民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支持战争和革命。没有公共领域的形成，廉价政府就不会出现，而公共领域的形成，则是以对旧统治阶级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剥夺为先决条件的。
正是在公共领域建设与私人领域关系方面，出现了《白鹿原》小说叙事的两条对照性主线，一条主线是朱先生+白嘉轩的组合，他们代表了传统乡村秩序的支撑点，乡贤和绅士(族长)这样的人物，其身上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这是缺乏对革命的理解，同时也缺乏对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放任一种简单的恋旧情绪的结果，这恰好与所谓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接上轨了。这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较为温和地提出质疑：革命真的有那些价值和进步吗?朱先生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形象，对《乡约》的操持，甚至于对于人命运的点拨——白嘉轩的好运就是从朱先生指点下改变祖坟地开始的，似乎是一个帮助个人把握自身命运可以信托的智慧符号。
在朱先生与白嘉轩组合的传统秩序的对立面，是革命和投机分子的机会主义，及其对于权力配置和相关人物命运的主导性影响，这是小说的另一条对照主线。在这个方面，《白鹿原》的编造比《软埋》要隐晦一些，跟事实更近一些。如白孝文这种人，钻进共产党是很普遍的情况，这是可以相信的艺术再现，但是说这样的人当共产党的县长，那就是笑话了。1949年之前武大许多地主子弟，已经看清楚共产党要得天下了，所以都伪装进步靠近共产党组织，目的是挤破脑壳要钻进共产党里头去，例如后来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就是那时候入党的。即便是董辅礽这样的高素质共产党员，也无缘领导干部职位，整个湖北72个县，71个县长都是南下干部担任的(剩下一个是新四军五师的)，都是来自根据地时代冀南地委的老干部，新近入党和加入政权组织的本地人，多在区以下当干部，或者在县里当辅助型干部。在白孝文手上制造黑娃悲剧的情节，基于史实和政策是不能够成立的。要知道共产党的剿匪政策是“首恶必惩、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黑娃这种早已经放下武器的前土匪，根本无需置问，这个地方明显是作家遇到编故事难题：陈忠实需要制造悲剧性与投机性的对立，为了悲剧性不得不让黑娃放下武器改邪归正从而具有应该原谅的情节，为了投机性情节需要又要让白孝文亲自置其于死地，这样，就造成了为满足故事情节发展需要与史实的脱节。
四
人们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期待其提供理解社会与人的命运的内在机理，需要给人以力量和掌握命运的改进想象力。白鹿原这些作品是向后看的，只是提供一种对革命价值的否弃和想当然，而不负有主体性建设使命，其功能本身是近似于颠覆革命时代结论的翻案文学之作。
中国改开搞年代以来，最叫座或者说被文学场内部的权势人物捧得最高的那些系列作品，就体现他们追求的文学职能或者“所载之道”，对于那些被拔高的作品和作家，进行政治和历史分析，才算是进入了文学场运作的内部规则，形成对话。进行这样的分析，不是干预创作自由或者作家表达，而是追问作为一个政府意识形态生产部门的代表性产品，如何向观众和雇主进行“汇报演出”——这等同于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见面会，消费者可以提出自己的使用体验，生产者应该听取产品使用体验的信息和数据。
对于文学性的公共性有要求，这是中国很古旧的传统，要求微温要做到“文以载道”，因为这个关乎世道人心，是公器而不是私器。古人还认为“诗言志”，可以用于朋友间的唱和，近似于相互消遣与应和之作。两者之间是有不同要求的，古人的观点，写诗可以是私人性的写作，但著文需要问道，这是承载公共性要求的文体，其间是有职能划分的。
更何况，今日中国的专业文学生产，还是财政供养的一个意识形态生产部门，那公众就就更有充足理由进行功能性的“载道”追问了。陈忠实、莫言、方方这些奢遮人物，哪一个都是政府以财政经费雇佣的写手，其雇佣合同的核心条款，就是“双为”“双百”。要是今天网络上的玄幻文学作品，付费看完消磨一下时光，就拉到了。人们对一个时代的经典或者优秀作品的承载力，是有要求的。
五
而在革命的最后一天发生的那些事情，使得政权的道义形象崩溃，这导致不认同可以公开讲述，为后来的公知们也预备了假资本主义敌视真资本主义的心理状态。
公知们是用假的资本主义价值，穷凶极恶地反对真的资本主义现实，这种以虚打实的策略背后，是彻底的政治不认同。公知们的强势和霸道，是他们以西方的价值反对中国的现实，哪怕是合理的现实也会遭遇到他们的反对，这样一种精神状况，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哪怕是中间派的群众，对于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也很听得进去，这首歌的歌词说：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想什么做什么是步枪和小米
道理多总是说是大炮轰炸机
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
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
……
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
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
……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这首歌的意象，不仅老百姓能够接受，而且也觉得应该去追问那些人与革命时代公共性的落差，这同时也很符合中国古人的艺术美标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但文学界的状况，实在是叫人匪夷所思，竟然逆着历史潮流去跟地主“哥俩好”起来了，讲故事方面也简单抄袭冯梦龙的设计，这早已经不是裴多菲俱乐部的路数，而是公然的保皇党和辫子军在那里招摇过市了。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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