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记忆”与鲁迅小说中的革命党形象
：朱献贞（曲阜师范大学）
原文出处：《齐鲁学刊》2014年第1期
鲁迅在《呐喊》中塑造了一类特殊的人物形象——“革命党”，即《药》中的夏瑜、《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这三个“革命党”形象在鲁迅的创作中具有深刻的寓意。辛亥革命后，鲁迅一直对“民国”耿耿于怀，他不断地追问“民国”何在，并一直为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直到去世前在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杂文中还一再地述说他“爱护中华民国”的因由[1](第6卷，P556)。显然，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形成了一个民国“情结”，挥之不去，无法释然。“民国”曾经使鲁迅为之兴奋鼓舞，为之“呐喊”助威，但也正是这个“民国”使鲁迅一度坠入人生绝望的低谷，让他窒息压抑，让他隐隐作痛。在痛苦中鲁迅时时回过头来，找寻“民国”失落的原因。在民国建立10年之际，鲁迅创作了《药》等小说，塑造了3个面貌不同的革命党形象。这不仅显示了鲁迅抹不掉的“民元记忆”，也体现了鲁迅对“民国”与辛亥革命无法释怀的复杂情感和历史认识。
一、夏瑜：黎明前献祭者的悲壮和悲哀
作为鲁迅小说中正面描述的革命党形象，夏瑜的意义主要表现为民国建立前的革命艰辛和革命者奋斗的悲壮。夏瑜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在晚清中国无疑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他的革命理想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追求，那就是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家，即夏瑜所呼吁的：“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夏瑜将生死置之度外——“这小东西真不要命，不要就是了”，即使众叛亲离身陷死地，他也没有放弃，在大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民主共和的种子。
对夏瑜这样的革命者，鲁迅是满怀敬意的，所以他自愿遵循“将令”，不惜用了曲笔，在夏瑜的坟上添了一个花环。夏瑜的出现，符合鲁迅一向渴求中国反抗者奋起救世的初衷。鲁迅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就呼唤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从西方那些“摩罗”诗人身上看到了独立自由与人道主义的真精神：那就是“欲自强并力抗强者”，“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1](第1卷，P80)。毫无疑问，鲁迅在夏瑜身上看到了这种反抗者的意志与精神，尽管《药》没有对夏瑜的革命活动进行正面的渲染，但夏瑜在狱中的表现就足以显示出其革命者的气概和动机：面对死亡依然不忘致力于革命的宣传与鼓动，哪怕这是无用功，夏瑜也要努力去做，即使招来民众的误解、愤怒甚至打骂，也毫不退缩。这正是那种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战士形象。
夏瑜这一形象折射着晚清革命先驱秋瑾的影子，其实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革命前驱的一个代表。这些革命前驱之不顾生死，用血肉之躯铺就了通向民族新生的道路，这是与他们心目中的“民国”理想紧密相连的。《同盟会宣言》(1905)中说：
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2](P3)这就是民国建立之前所有革命者奋斗的目标。正是身负“国民革命”之责任与心怀“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才使这些革命者不惧前驱、“不爱其命”而戮力向前，始终不渝。这种“民国理想”也就是鲁迅同情、支持辛亥革命的原因所在。
但夏瑜毕竟是倒在黎明前的暗夜里的革命战士，他牺牲在“无声的中国”和“这似人非人的世界”，他的悲剧不仅仅是革命者的牺牲，更大的悲哀是烈士的死即刻消弭于愚妄者的欢呼，甚而成为愚妄者继续欺人自欺的“药”。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康大叔把夏瑜的行为作为看作是“发了疯”，无知的华家即使吃下蘸了夏瑜鲜血的馒头也未能保全性命，革命者的血彻底落了空。鲁迅早年就说过：国人最大的弱点在于缺乏“诚”与“爱”。而在这没有“诚”与“爱”的人间，只能培养出冷漠与麻木如散沙一样的国民，而这一切又都是统治者“治下的结果”。因此，在这样的国度里，即使是为了民众利益而流血，那血迹也只能被无数的无意的脚所“踏灭”。鲁迅沉痛地指出：“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1](第1卷，P407)然而，令鲁迅更加悲哀的是，如果先驱者的牺牲真的带给人们的些许“散胙”或快乐，也不算白白地牺牲，但是久受压制的国人无论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对于牺牲者的“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1](第3卷，P409)。这样，黎明前的牺牲更显得悲哀，先驱者的悲壮剧不仅无法换得民众的同情与理解，即使是一时博得庸众的快慰也“不能久留”。面对这样的民众，革命者的悲壮剧就不能不让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及民众精神的先驱者们深思了：革命者的牺牲固然令人悲愤，而无视革命者的牺牲甚至嘲弄革命者的牺牲的庸众才更加令人绝望和悲哀。
尽管鲁迅对“失败的战士”、革命成功前的“先驱”心存敬仰和尊重，对他们力图唤起民众反抗意识的努力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但作为对中国民众有深刻认识的启蒙者，鲁迅更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1](第1卷，P225)仅仅一味地呐喊革命造反，那是很不够的，应该在发动群众革命的同时，要“启发明白理性”，也就是说一面要抗争，一面要启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达和成功。否则，即使唤起了民众的反抗，也只能是奴才造反，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此，鲁迅在《补白》一文中说：“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使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1](第3卷，P100)这些话可以看作是对《药》及之后的《阿Q正传》中阿Q革命的一种总结和暴露，但也是对那些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先驱者的告诫与警醒。同时，这些写在黎明前的告诫与警醒，也应该是面对民国后的糟糕现状时，鲁迅自己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情的一种历史反思。
二、N先生：民国失落后的恨世者与沉沦者
革命前的牺牲和希望，只能在革命的行动中寻求与建构。但现代国民革命的理想，似乎在中国这块缺少现代性基壤的土地上总是很难扎根生长，即使发芽了，也往往是畸形的，许多轰动一时的“新”，其实只是刷了几道釉彩的“旧物”。对中国有着深刻认识的鲁迅对此是清醒的。尽管鲁迅在辛亥革命开始时看到了“民元”的光明，甚至“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转眼间的现实很快使他陷入了深深失望之中，一场振荡老大帝国根基的革命不久就显出了“旧相”，国民政治也蜕变为“奴才主持家政”，原有的国民革命理想自然难以兑现。在这样的民国面前，鲁迅当然是不满的，甚至是极为愤懑、充满牢骚的。但是，积极致力于新文化实际建设的鲁迅又并未完全为灰暗的现实击倒，在绝望的深渊中，他痛苦地否决着自己的灰暗心理，不断进行自我抗争。他看到民国失落的原因在于：“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第11卷，P31)但鲁迅并没有因此陷入绝望：“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1](第11卷，P32)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创作了《头发的故事》，通过N先生这个老革命党形象，来抒发对民国失落的愤懑，同时也借此来甩掉自己因“见事太明”带来的失望情绪，在痛苦中抬起理性的头颅。
《头发的故事》作于1920年10月。虽然鲁迅说是因为有感于民国九年了女子尚不能剪发，“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1](第1卷，P245)。但从这篇小说所倾诉的情绪来看，其中所蕴含的深意并不像鲁迅说的那样简单。在鲁迅看来：辛亥革命的成果就是剪掉了一条曾经象征异族奴役的辫子，这是革命给他的“最大”、“最不能忘”的好处。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仅完成了种族革命——“排满”。但鲁迅看到，就是这点自由，直到民国九年也还不能惠及全民，女子剪发在民元后仍不能见容于民国社会。面对毫无变化的现实和毫无生气的国民，那些曾经为民国付出了无数热血和牺牲、对民国曾寄托了极大期望的革命党们自然十分愤慨，也十分绝望，甚至对自己曾经怀抱的理想也发生了怀疑。N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老革命党，他在这灰色的民国现实面前，总是喜欢“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不能容忍革命后国民的无聊赖，更不能忍受国民对牺牲者的忘却。但面对无处不在的“无物之阵”和看不到光明的现实，N先生除了愤慨牢骚，剩下的只有绝望和自嘲，甚至主张退回旧规，他恨恨地这样说：“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痛苦一生世!”他对任何改革都发生了怀疑：“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
从《头发的故事》和周作人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N先生明显地带有鲁迅本人的影子，或者说他就是鲁迅的另一面。N先生的牢骚和绝望，我们可以在鲁迅的《野草》和这一时期的杂文中看到。鲁迅曾经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1](第3卷，P16)正是深埋在记忆深处的民国理想，才使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与怒火。不难理解，鲁迅对革命后的民国现状是十分失望与不满，但他也深深知道仅有愤恨不满是不够的。因此，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还设置了一个对N先生的愤恨、怨气和牢骚“不赞一辞”甚至“不很愿意听”的“我”。这个“我”就是那个喊出了“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的复杂的鲁迅。显然，小说是借这个“我”来扬弃N先生的愤恨的，从而也表明鲁迅并未掉入绝望的陷阱中。
因为对“民元记忆”和民国理想不能忘怀，所以鲁迅并不只是一味地对现状不满和愤恨，他虽然感到绝望，却还是愿意为争取民众的自由解放和改变国民的精神人格竭尽全力地呐喊呼告，为反抗任何压迫奴役和寻求真正的国民之国——“人国”而奋斗不已，如他所说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1](第3卷，P16)尽管鲁迅觉得许多民国的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并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1](第1卷，P194)，但鲁迅毕竟相信中国还有“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在，因此他说：“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1](第3卷，P358)这也许就是鲁迅创作《头发的故事》和塑造N先生形象的真正目的所在吧。
三、假洋鬼子：革命队伍的隐忧与民国失传的危机
鲁迅不仅指出民国失传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不肯“改革自己的坏根性”，而且他也看到民国失传的直接原因，那就是国民革命队伍的不纯洁——新旧派的“咸与维新”。鲁迅对辛亥革命本身是抱着热望的，但对革命者的身份属性是有看法的。他的不满不止一次地在文章提到。1926年，鲁迅明确地指出：“民元”以后“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其原因一是革命党与旧党一起“咸与维新”，一是革命后革命党不打落水狗甚至宽待曾经的杀人者。结果是革命后遗老遗少“还是那么多”，民国二年以后一些落水狗又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这些看法和不满，鲁迅通过《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这一形象作了明确的表达。
辛亥革命队伍中很多人都有海外留学、革命的经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领导人早期是在国外酝酿革命的。但在革命队伍中，也有只是“咸与维新”、见风使舵的“假洋鬼子”，而且，“假洋鬼子”式的革命党在民元前后还不在少数。正是他们的存在，最终使革命的结局发生了变化，为民国危机埋下了伏笔。很显然，鲁迅是将假洋鬼子作为一个“革命党”来看的，而且借这个“革命党”形象暴露了革命进程中的隐忧和败因。
假洋鬼子在革命前有什么革命作为，《阿Q正传》中并未交代，但对这一角色在革命发生后的表现，小说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他不仅与“历来也不相能”的赵秀才谈得很投机，而且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他们相约去革命，“咸与维新”了;他跑到县城去投奔革命党，领了一块“银桃子”，成了“柿油党”，还介绍赵秀才加入自由党;他以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名义，伙同赵秀才抢走了尼姑庵里的宣德炉;他不准阿Q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看清了阿Q式的革命是一种破坏主义的奴才造反，而是因为阿Q社会地位低贱，不配与之为伍;他向赵白眼等闲人炫耀自己与“洪哥”的革命友谊，夸口自己对革命前途的“远见”。小说最后尽管没有提及假洋鬼子，但是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县大堂上也站着与假洋鬼子一样的长衫人物，而且“都是一脸的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阿Q)”，态度是“鄙夷”的。结合假洋鬼子对赵秀才的拉拢及其对阿Q的厌恶，我们可以确认：无论从“咸与维新”的革命，还是从个人的社会地位，假洋鬼子都难以容忍阿Q的存在。这样的革命党，我们就是不去追究他对阿Q的冤死承担什么责任，不去指责他借革命之名行肥私之实的作为，仅就他对反革命势力的拉拢和宽容，就足以看到他在革命进行中的消极作用了。
“假洋鬼子”式的革命党与旧派势力的“咸与维新”最终酿成了怎样的后果呢?《阿Q正传》中有一段有关革命后的描写：“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成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就是“假洋鬼子”式革命党“咸与维新”革命的结局。革命队伍的鱼龙混杂和对反革命势力的宽容甚至拉拢，最终使国民革命变成了“奴才主持家政”的旧相。同时，在假革命“主持家政”的革命内部，真正的革命者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不是被排挤，就是与旧势力同流合污;不是被砍头，就是流亡海外。鲁迅从反面进一步警醒真正的改革者应该看清血的事实。因此，鲁迅借“假洋鬼子”这一革命党形象，不仅形象地展示了“咸与维新”的国民革命的本相，也批评了革命党对旧势力本质的无知和无原则的宽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在民国建立10周年的时候塑造这样一个革命党形象的深刻用意。
理想民国的记忆对鲁迅来说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民国失传的事实给鲁迅留下了无法抹除的创痛，以致在去世前还要为之“焦唇敝舌”、感叹理想不能实现的无限惆怅。因此，在民国建立10周年前后，鲁迅塑造这样三个革命党形象，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鲁迅曾经在第一本杂文集《坟·题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的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显然，这“新坟”里也埋葬着鲁迅对“民元”的精神记忆，尽管也被踏成了平地，但鲁迅并没有“不想管”，也没有“无从管”，而是一面时时提醒人们“民元”理想失落的原因，一面积极地进行着脚踏实地的文化批判和现实斗争，为他心目中的“人国”理想而呐喊求索。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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