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出版的《未来的可能性》(Futurability)一书中，老派意大利激进理论学者弗兰科·贝拉尔迪(比弗，Franco “Bifo” Berardi)对在当前这个“萎靡的时代”，激进的变革是否还存在实际可能性进行了一番思考。在他看来，左翼的失势并不单只是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尽管我们事实上已不再相信资本主义，但它继续无情地大步前行，这引发了我们心中共同的绝望。虽然信念上的缺失或许能勾起人们脑中抽象的欲求，以期待有意义的变革，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无情的前进步伐，又让对变革的想象都变得如此艰难。
因此，我们亟需带有革命色彩的叙事。我们需要简单明了又富吸引力的故事，它们作为编辑流行文化词典的重要组成，足以拒斥《权力的游戏》之类的新自由主义文化产物。更具体地来讲，左翼需要的是能展示出其政治意图的故事。我们需要流行文化神话，以呼吁人们的团结，唤醒心中的同情;需要足够包容的角色，以接纳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及反资本主义;还需要宏伟的乌托邦视野，不羞于承诺一个更好的——或者至少与今天不同的未来。
弗兰科·贝拉尔迪《未来的可能性》
这是相当高的要求，尤其对于本就旨在维持现状的全球文化工业而言。不过我们已经看到，近来出现了一批数量喜人的好莱坞大片，这类影片纷纷投入到关于这些政治议题的斗争中。《饥饿游戏》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还是提醒了千禧一代：机会并不总是眷顾着他们。《雪国列车》则是一个关于阶级意识的速成班，最终意在告诉世人：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摧毁资本主义机器。《侠盗一号》所要强调的是，即便在遥远的银河系中，反法西斯斗争也并非是金发碧眼的白人男孩们的战斗，而是黑人、亚裔和酷儿们的战斗，他们的牺牲最终换来了开启全新未来的希望。至于《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则生动地描述了在一个架空的封闭世界里，与现实的黑暗面进行斗争，才能为我们指明通向理想世界唯一可行的道路。
当今好莱坞最激动人心的改编作品要属《猩球崛起》(Planet of the Apes)系列了。在最早的系列中，第一部影片以其著名的后世界末日浩劫的经典图景作结，但同时，“猩球”系列一直坚持着斯威夫特式的社会讽刺，并用以表现对人民权利的寓言式叙述，讽刺科技与军火行当的同流合污，还讽刺了政治上的行动主义。
2001年，蒂姆·伯顿翻拍了一部《决战猩球》(Planet of the Apes, “Wahlberg of the Apes”, 2001)，和这部糟糕透顶的影片不同，新的《猩球崛起》三部曲坚定地(甚至可以说奇迹般地)融汇了旧作所保有的进步的精神面貌。三部曲给予进步思想以崭新且朝气蓬勃的寓言形式，为政治异议及行动提供了宝贵的叙事方式、角色及形象。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猩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2011)与世界范围内根深蒂固的犬儒主义相抗衡，并为贝拉尔迪所尝试阐明的“可能性的时机”(moment of possibility)提供了戏剧性的表达方式。这部好莱坞大片可谓相当聪明，它毫不退让地控诉资本主义对动物的极端剥削，并将其与灵活但又深刻的政治隐喻结合在一起。
《猩球崛起》(2011)
影片呈现出神奇的意识形态力量，其关键在于猿族角色凯撒在组织抵抗和发动群众时所体现出来的魄力，他向其他灵长类动物指明了共同的敌人，并激发那些最为犬儒的猿族摆脱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无力感与虚无感，从而组织起他们的反抗运动。除了1968年那部影片所传达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理智主义之外，《猩球崛起》也继承并发扬了原系列影片中最为进步的《征服猩球》(Conquest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1972)所体现出的强烈情感，而《征服猩球》的主角凯撒也为新三部曲的角色设定提供了模板。在一个关键的场景中，富有同情心的黑人角色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告诉被奴役的猿族，他自己就是黑奴的后代。作为回应，凯撒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改变这一切，才是被奴役者唯一正确的选择，即使前路渺茫：
麦克唐纳：你打算怎么争取到自由?
凯撒：靠我们仅剩的唯一方式：革命。
麦克唐纳：可这注定会失败的!
凯撒：这次也许会失败……
麦克唐纳：下次也一样。
凯撒：也许吧。
麦克唐纳：但你会坚持下去对吧?
即使注定走向失败，但反抗不公的动员也是有必要且有意义的，这是这段简短的对话所传达出的至关重要的信息，并引发身处资本主义年代的我们的强烈共鸣。因此，当《猩球崛起》构建出极为酣畅淋漓的暴力场景时，我们也得以想象，当自身的思维惯性被克服之后，如何开辟一条道路以通往全新的未来。
《猩球崛起》系列中的凯撒
但单凭一次战斗的胜利并不足以带来有价值的改变。需知旧体制的力量来源于其作为无形网络的存在，我们无法从肉体上与之交战或颠覆它。而影片机智地在其充满黑暗喜剧色彩的尾声处承认了这一点，同时把造就全球资本主义的虚拟网络形象化，借助致命病毒在世界各地的迅速传播将其生动地描述出来。这个贴切的隐喻预示着人类将惨遭灭绝的结局，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一连串的遭遇带给人类的，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死亡，而是象征性的“死亡”：在屏幕所呈现出的地图上，致命流感正扩散着，速度快得就像在金融市场网络中四处传播的计算机病毒。因此，这里所暗含的死亡隐喻所指向的并非是人类的死亡，而指的是，全方位攫取利益的全球资本主义网络，其所面临的突如其来且不可避免的崩溃。
考虑到对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ies)的正面描写极为缺乏，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猩球崛起：黎明之战》(Dawn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2014)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而事实上，如果把《黎明之战》当作一部单独成篇的电影，而非长篇叙事的中间章节来看待的话，它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如此，从其形式上的叙事结构来看也是如此。在残存的人类团体与猿族社会并存的情况下，可以预见到的是，双方均有个别心怀不满的成员，他们势必会破坏两个阵营间来之不易的和平谈判。我们很容易辨别出这样一种老生常谈的反动立场，即认为任何政治行动最终都难免为不可靠的“激进”因素所腐化与破坏，既然如此，那干嘛还从一开始就选择这条路呢?
《猩球崛起：黎明之战》
这正是一种“后意识形态”(post-ideological)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想在近年来不仅仅是宣扬、组织社会改革的绊脚石，同时也阻碍了推理小说领域的发展。而对革命叙事的需求，恰恰激发奇幻小说作家柴纳·米耶维(China Miéville)写出一部振奋人心的、重现俄国革命的作品《十月》(October)。尽管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上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但革命本身展现出的乌托邦的可能性，却又被斯大林主义带来的恐惧，以及现实中被高度还原出来的“奥威尔式幽灵”所掩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社会在很多方面都为俄国革命所困扰着，而正如米耶维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说到的，“在荒凉而又残酷的时代里，我们需要革命的记忆。”因此，米耶维的这本小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尝试，他拾起革命发生那一年里早已浮现出的种种乌托邦的可能性，并重新将这些场景描述出来，而且，他那扣人心弦而又充满沉浸感的写作手法，不仅让我们回想起了过去的世界，最重要的是还让我们想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
柴纳·米耶维(China Miéville)与《十月》
而如果要把《猩球崛起》视作由相似的政治能量(political energy)所变出的流行文化魔法，更重要一点在于，两部续作自始至终都坚持着这一系列所要表达的政治愿景。要知道，我们从来不缺少以相似的政治能量为立足点所展开的流行文化叙事，但它们往往体现为典型的好莱坞式自由主义，对事件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以保持一种虚假的平等。
幸运的是，这个夏天上映的《猩球崛起：终极之战》(War for the Planet of the Apes, 2017)拿出了极为罕见的表现：作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它比前两部影片都更加优秀。通过延续温和的猿族领袖凯撒，及其激进且顽固的手下科巴之间的冲突，《终极之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黎明之战》由于自我矛盾而导致的致命缺陷。除了在审美和技术上都继承了前作理念之外，《终极之战》更是把人类和猿族的矛盾全面彻底地表现出来，前作里双方妥协及和平共处的希望至此已破灭。从影片一开始，凯撒原先居住的猿族村庄就不再其乐融融，这里因为面临着战事而变得日益危险，人类为了阻止致命病毒的传播，正准备着消灭猿族的最后一搏。
《猩球崛起：终极之战》电影海报
尽管影片中有不少地方明显是对《现代启示录》的借鉴，但《终极之战》并非是一部战争片，至少不如片名所示那般明显。事实上，《终极之战》回归到了第一部所讲述的，同时也是最初的猩球系列所秉持的寓言模式之上。这一次，猿族被描述成逃亡的难民，并遭到监狱工业系统(prison-industrial complex)的剥削与折磨。这一系列事件又增强了猩球系列最为强大的能量，即谢丽尔·温特(Sherryl Vint)所描述的“动物他异性”(animal alterity)。在影片中，猿族甚至一点也没表现为非人类或后人类(non- or post-human)主体。或许还会有人认为，极具魅力、道德上理智而又富有同情心的猿猴们为观看影片的观众提供了一个“识别点”(identification point)，使得这些享有特权的观众们能在看电影的同时，对人性被抹灭的人类身体抱以同情。
虽然猩球系列影片并没有交代猿族社群与人类社群之间有什么区别，但它们又很好地将猿族角色塑造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笔下的“神圣人”(homo sacer)：被暴力地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们，以及被贴上难民、恐怖分子、非法移民、失业工人、“性变态”等等标签的人们。借助科幻小说的比喻手法以及经典类型片传统，新的《猩球崛起》三部曲意图指明，在这个“萎靡的时代”里，左翼面临着的危机，并探寻政治革新能带来哪些可能性。
但不出所料，在这一点上，《终极之战》也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像艾琳·琼斯(Eileen Jones)在她的评论中所指出的，把影片当作一部娱乐大片的人们可能会大失所望，她批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因为它表现出的“致命的怯懦”。可以理解的是，她认为影片从片名所示的全面战争开始一退再退，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让步，沦为一种陈词滥调，而非带给我们“完整的、毫不妥协且充满快感的复仇”。但我认为，这种感觉其实早在第一部的《猩球崛起》中就被准确地传达出来了——相对的，《黎明之战》则尝试去表达不同的东西。比起落入陈词滥调之中，《终极之战》面临的挑战更加困难，因为它需要把握住第一部中擦出的火花，在叙事中加入同情与团结等元素，使之与第一部中那种对变革的幻想共存。
《猩球崛起》剧照
不过，琼斯指出，《终极之战》中轻描淡写的理想世界简直愚蠢得令人发笑，这一点说得非常正确。在大多数时候，影片算得上是一场视听盛宴，但其结尾的不少场景只能说是毫无新意，甚至是平庸至极的。而女性角色在片中毫无发言权，这也再一次表明，将更多富有创造性的女性角色放入这一故事系列中已是当务之急。同样地，新兴的猿族社群表现出一种怪异的保守转向，一种更加纯粹且真实的“自然”生活方式，这也隐隐让人感觉到了，影片背后潜伏着令人不快的原始主义思想。
但不管怎么说，不妨再回到伟大的比弗所说的这句话：“历史是由突发性和可能性构成的空间，并呈现为被赋予潜能的主体。”这听上去非常荒谬，同样荒谬的是，这正是怪异、不羁而又迷人的《猩球崛起》系列所带给我们的感受。当然从根本上讲，这几部电影首先是流行文化制造出的商业片，是为了给权力滔天、富可敌国的媒体巨头们带去利润而生产出来的商品。但它们也是文化文本，其中的角色形象、叙事方式和意象表达出的是，在这个动荡又萎靡的后民主时代里，我们对“未来的可能性”(futurability)共有的理解。
简介：丹·哈斯勒-弗雷斯特(Dan Hassler-Forest)现为乌得勒支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专业的助理教授。
原文链接：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politics-of-the-planet-of-the-apes/
：Dan Hassler-Forest
翻译：庄沐杨
编辑：xd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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