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学的主流与非主流
——“非主流红学论坛”小结
（2017年11月28日）
欧阳健
这次聚会是我提议的，我的目的是学习，事实上也学到了很多。下面汇报我的收获，请大家审议。
自从1980年全国第一次《红楼梦》研讨会之后，各式各样的红学会不知开过多少;但像我们这样的会还是第一次：第一，不在豪华酒店宾馆，而在盘山脚下的农家小院;第二，没有冠冕堂皇的主办单位，只有两位热心的召集人;第三，来开会的人不是学术机构高等院校的“代表”，而是只“代表自己”的散兵游勇，有人可能刚迈过温饱的门槛，他们感受不到因红学而受到的关爱与体恤，得到的却是白眼与呵斥。所以需要抱团取暖，相互鼓励。我们聚会宗旨是：“交换信息，联络感情，检阅成果，谋求发展”。三天的实际活动，显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会风纯正，气氛和谐，不定调调，畅所欲言，不仅将想讲的话都讲了，而且结下了深厚难忘的友谊。
聚会的名称，用的是“非主流红学论坛”。网上有人说： 要是他来起名字，“就用‘真红学’，还‘非主流’?自我矮化，本身就没有底气。”又有人说：“还是‘非胡’有挑战韵味，‘胡红’已在擂台上，第一要务是把它打下来。”他们不了解，聚会的目的不是要打倒谁，而是要求得红学的健全发展。所谓“非主流”，用大俗话讲，就是草根。称“非主流”，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反映了当下的生存状态：草根的红学研究，没有任何资源，拿不到项目，得不了大奖，成果《红楼梦学刊》也不会发表。但我们坚信：《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人人都可以读，可以说，可以论，可以研究。孟子尚且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毛主席也说“六亿神州尽舜尧”，不必把红学门槛定得那么高，把红学殿堂讲得那么神圣。咱们也决不妄自菲薄，把它看得那么神秘莫测，误以为自己没有资格去闯一闯。
三天来，我们在会上也讲，会下也讲，吃饭也讲，乘车也讲，通过三天痛快淋漓的交流，在两个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第一，明确了与主流红学在学术观点上的本质区别，看清了自己必然胜利的前景。
要知道什么是“非主流红学”，只要看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就明白了。深圳2017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主题是“《红楼梦》的当代传播与影响”;由此可以窥见，主流红学以为最重要的任务只是《红楼梦》的传播，至于更为重大的各种问题，诸如主题问题，价值问题，问题，版本问题，在他们看来似乎都已解决，都已经有了现成的标准答案，如果再不识时务地予以纠缠，那就是“庸人自扰”，是“制造红学乱象”。但在“非主流红学”看来，经过近一个世纪实践的检验，由胡适开创的“新红学”，从体系到细节都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非彻底摧毁，另起炉灶不行。
胡适“新红学”的模式，是以“自传说”为中心，以考证、版本考证为支柱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胡适的八字箴言。不知大家想过没有：他只不过“假设”《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怎能算是“大胆”呢?原来，当胡适还没搞清楚曹雪芹是谁，就断言《红楼梦》是他的自传了。
胡适又是怎么“小心求证”的呢?他用的是类比法：《红楼梦》里的贾政，是次子，做过员外郎;曹寅有过继儿子曹頫，算是次子，也做过员外郎——所以，贾政即是曹頫;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红楼梦》有八九百个人物，单单挑出“曹頫是次子，做过员外郎”，与“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员外郎”，他的“求证”，就是如此简单!
胡适还找到一份证据——《随园诗话》，证明“乾隆时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但曹雪芹是曹寅之子，并不符合贾宝玉即曹頫之子的“假设”，恰好又找到《雪桥诗话》，“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遗憾的是，敦诚只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却没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于是各取所需，将“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改为“其孙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随园诗话》与《雪桥诗话》两份证据，前者证明《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但以曹雪芹为曹寅之子是错的)，后者证明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但没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是不够的)。既然都有瑕疵，那就都不能充当证据;切割出对自己有用的一半加以拼凑，显然是不合法的。——这个道理胡适何尝不懂?他深知自己的“假设”不落实，《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五六年间再没有吭声。
到了1927年，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从天而降，成了满足胡适“假设”的证据。甲戌本残存16回，有1587条批语，但能够出庭作证的，唯“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一条，因为它坐实了曹雪芹是《红楼梦》、书未完即死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的“假设”。奇怪的是，在提供这份重要证据时，胡适却不肯说出它的来历，搪塞道：“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直到《历史档案》1995年第2期，刊布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给他的信，中说：“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祗存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大家才知道卖书人叫胡星垣。再去查阅胡适的日记，发现1927年开始的日记，只记到2月5日，接下去竟然空缺了十三个月。“新红学”最重要的证据——甲戌本发现的“文献”，就这样被胡适隐没或销毁了。最可异的事情是，胡适日记提到的人成千上万，随便用什么办法都能一一查实;唯独这位他竭力隐瞒的胡星垣，竟然杳如黄鹤，不见踪迹，岂非怪事一桩?
胡适以曹寅之孙、曹頫之子曹雪芹为《红楼梦》，《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的结论，漏洞实在太多了。千百位“非主流红学家”举出了无数的例证，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其驳斥得体无完肤，让“主流红学”乱了阵脚，无法招架，狼狈地向后败退，新版《红楼梦》署名“无名氏续”，就是最明显的标志。
第二，明白了探考新说林立的历史根源，初步找到了处理自身学术分歧的有效途径。
《红楼梦》既然不是曹寅之孙、曹頫之子曹雪芹，从知人论世的需求出发，就要重新探求合适的人选。现在提出来的七十八十位候选人，是随心所欲的“猜笨谜”，还是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这就要从什么是“红学文献”，哪些东西配称“红学文献”谈起。主流红学最爱谈“红学文献的困局”，老是幻想能发现一点新的文献，好解救自己出于困阨。《论语·八佾》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献有两层意思：一是有关的文字资料(典籍)，二是熟悉掌故的人(先贤)。以此标准来衡量，所谓“红学文献”，应是有关《红楼梦》创作、传播、研究的文字资料，以及熟悉有关掌故的前人。小说《红楼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灵性已通”的石头刻在肚子上的，它是一字字、一句句写出来的。既然如此，反映《红楼梦》成书的“红学文献”，起码是“曾经存在”的。但由于各种原因，下决心“将真事隐去”，隐没了一切与创作相关的蛛丝马迹，销毁了所有的第一手资料。唯此之故，后人读到的《红楼梦》，既无自序，又无后记;在《红楼梦》作品之外，也找不到“创作手记”与“口述自传”。总之，纵然上穷碧落下黄泉，“红学文献”还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学文献的“先天不足”，是从胎里带来的。
在红学文献“先天不足”的前提下寻找，只好从“证据”入手。我们的证据从哪里来?一从《红楼梦》书中来，暗示、伏笔、谜语、诗词、典故等等;二从《红楼梦》书外来，地形、园林、人物、方言、民俗等等，集中力量研究文本，寻觅时代的烙印，将可能的一一带入作品，真正的就会筛选出来，于是便产生了不同候选者，著名的有洪昇、吴梅村、冒襄、顾景星、方以智、李渔、孔尚任、魏廷珍、朱慈烺、朱文震等等。我们这一次聚会，一开始就有人担心：你们会不会吵起来?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大家在“非胡适红学”大方向上固然是一致的(尽管“非”到什么程度并不相同)，但在“非”掉“胡适红学”之后，如何“立”却大异其趣，甚至针锋相对。我回答说，我们纵然是草根，但绝对不是草寇。事实证明，会议的氛围是相当好的。大家既畅所欲言，又心情舒畅。因为大家都在认真探索，也都深知其中的甘苦。我们相信，所有的“主张者”都是有道理的，对他们的话都愿意听，而且是认真听，认真想，有的甚至愿意陪同走一程，设身处地为之着想，看能否帮他能自圆其说。真正的是非在最后，不在最前。挖金得金，固是好事，挖金得铜，又何尝不是好事?
会议的实践证明，“非主流”最要紧的是调整心态。《红楼梦》那样博大精深，喜欢《红楼梦》的人又那样多，产生各色各样的观点，是很自然的。谁也不能包打天下，要有包容不同意见的气量。多一种说法，多一种可能，为研究提供多向度、多层面的思维，总是好的。在提出自己的“新见”时，同时要尊重别人的“新见”，承认他们有探索的权利。古人活动的时间空间总会有所呈现，在交流过程中出现了信息交集;你所关注的人和事，也会是我关注的人和事。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统揽全局，集思广益，甚至从自己的圈子中跳出来，从更高处更大处综合关照所有观点，从中寻绎的线索与轨迹，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即使不能获得最终的结果，但一定会深化对《红楼梦》的认知。
其次还要讲求学术规范。红学不是战场，不需要战略战术，不需要声东击西;红学打的是明牌，所有的底牌都是公开的。因此要遵守一贯性原则，不要左右逢源，不要各取所需，不要采取双重标准。那么，有哪些重要的规范呢?它包括材料与观点两个方面。红学不是从今开始，也不是从我开始。所以首先要交代：你的材料从哪里来?是怎么发现的?做过鉴定没有?是否确凿可靠?其次要交代：你的观点从哪里来?是谁提出的?一定要明白，我是在继承先人的基础上起步，我的贡献是发现了什么新材料，提出了什么新观点。至于文章的格式，还只能算是小事。《内江师院学报》愿意为我们提供园地，我们也得为刊物着想，尽量做得规范一点，一则便于顺利发表，二则也减轻编辑的负担。我在《明清小说研究》百期的纪念大会上，送给他们“有胆识，有作为，不势利，不苟安”十二个字，《内江师院学报》当得起这十二个字，让我们对“有胆识，有作为，不势利，不苟安”的《内江师院学报》代表龚小兵先生表示感谢。
在送给大家的三本《内江师院学报》中，有我写的《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从胡适日记的“空白”入手，直面他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这篇文章要颠覆的是一个大的问题，比胡适红学大得多了，我自以为还是可以读一读的，斗敢推荐给诸公，读了就知道什么是学术规范，也会明白胡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昨天参观了李大钊纪念馆，让我们找到了灵魂，看清了方向。在对李大钊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率先在中国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表示钦佩的同时，也看透了胡适宣传全盘西化、削弱民族自信心的卑劣用心。胡适的“新红学”，既贬低了《红楼梦》的伟大价值，又推销了实用主义，彻底清除他的负面影响，任重而道远。
我们包容的气度，自然也包括对待“主流红学”信奉者。要承认对立统一规律，相反才能相成。我们既然不喜欢别人对的冷嘲热讽，自然也不要对人家反唇相讥。我曾给陈林先生留言：“得理须大度，临笔勿伤人。”当然，作为全国《红楼梦》学会，也希望不仅代表三百名学会会员，也代表百倍于此的草根红学家。你可以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不要轻易断言是“奇谈怪论”，是“异端邪说”，更不要设置“准入门槛”，或者“清理门户”。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研究《红楼梦》又何尝不是如此?另外，最好慎用“高端”二字，随着周汝昌、冯其庸二巨擘的离世，后死者再高，恐怕也高不到哪里去。过分高看自己，就会忘记一条真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作为七十有七的老人，愿与全国《红楼梦》学会诸公共勉。
我们的聚会取得成功，要于归功于两位召集人：宋健先生与俎永湘先生，他们不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而且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历史将会记住他们。好在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的首届，二届、三届大约就不会太难了。曙光就在前头，大家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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