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雪将至》让很多人联想起《钢的琴》、《白日烟火》，我却有点不合逻辑的想起了《不夜城》。
《不夜城》，是由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孙道临主演，1957年摄制的老电影，讲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经历了犹豫、彷徨之后，终于满怀信心的加入公私合营，跟着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
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在被消灭的时候却敲锣打鼓庆祝，这听起来有一点匪夷所思，但在五十年代的社会氛围中，却不是不可理解的事。
一方面，徐徐展开的社会主义蓝图，为新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勾画了美好未来；另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个人来说，整个阶级在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被消灭，反而是个人乘上社会主义时代列车的开始。
毛泽东主席制定的用“赎买”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使他们不仅可以长期享受“定息”收益，而且还被纳入新体制，获得新身份，有的成了企业管理者或技术人员，有的成了国家干部。
在人类革命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阶级被推翻后能够获得如此优厚的善待。
五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能够进行得如此温和、顺利，是因为在当年的中国，帝国主义势力已被驱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已被推翻，新政权获得了知识分子、农民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坚定有力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陷于孤立，除了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其实无路可走，这堪称是社会革命、社会改造方面的“北平模式”。
时间过得真快！从1957年到2017年，刚好六十年。六十年一个甲子，世事出现了轮回。
在《暴雪将至》中，我们看到了“国企工人阶级”的被消灭，以及他们堙灭前夕的挣扎和绝望。和民族资产阶级被消灭时“痛并快乐着”不同，“国企工人阶级”却只有“纯粹的痛苦”，因为消灭民族资产阶级，遵循的“阶级消灭，个人心情愉快”，最终将他们纳入体制，“国企工人阶级”被消灭却意味着被体制所抛弃。
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国企工人阶级”正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被消灭而出现的，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从区区200多万人的规模，发展到几千万人。而随着“国企工人阶级”在九十年代的土崩瓦解，“资产阶级”(这个新资产阶级是不是“民族”的，还要继续观察)也再次出现并开始觊觎政权。
这里说的“国企工人阶级”指的是存在于1950-1990年代，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国营企业中工作，其身份、待遇获得国家保障的工人阶级，不是指“一般的”工人阶级。“一般的”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被消灭的，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一天也维持不下去，但“国企工人阶级”是可以被消灭的。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后，他们是1949年以来第三个被消灭的阶级。
记得新世纪初有一部讲述国企改制的电视剧《省委书记》，提出了论述工人下岗合理性的“跳船论”，大意是说，国企现在是一条破船，马上要沉了，为了救船，就必须有人先跳船，工人最热爱国有企业，所以应该先跳船，云云。
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深感困惑：跳水救船，貌似有理，但工人阶级不是国企主人吗？船主跳了船，即便保住了船又有什么意义呢？船又归了谁呢？如果有人说这是一场骗局或者阴谋，散布“跳船论”的人又该如何为自己辩解呢?
当然，编剧不管这么多，在结尾，黑压压的工人群体，在劳动模范、党员等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带领下，伴随着慷慨激昂的音乐，潮水般的涌出工厂大门，自豪的下岗了，一如他们在五十年代，带着国家主人的自豪感，在解放军和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慷慨激昂的接管工厂。
在《暴雪将至》中，不断被预报要来，但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真正到来的“暴雪”，其实隐喻了即将到来的“下岗潮”。“改制”、“下岗”虽然引而不发，将至未至，但却决定了所有可能被卷入的人的心境和行为方式——人人都感到恐惧、抑郁乃至窒息，都在拼命挣扎，努力想抓住点什么。
男主角余国伟，这位在保卫科工作的工人，把工厂附近出现的连环凶杀案，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后机会。如果能够成功破案，像“轴承厂老马”那样，从工人身份转为警察身份，自己就可以在下岗潮袭来之前，成功逃到岸上。
这个念头诱惑着他，也强烈支配着他，为了实现梦想，他放弃了一切——尊严、爱情、乃至生命，如果不是为了破案，他甚至连爱都懒得做。对失去体制身份和荣誉的恐惧有多么大，他破案的劲头就有多么大。在破案过程中连续失去了爱徒和恋人之后，他完全疯狂了，最终让自己成了杀人犯，不仅没有获得体制的接纳，反而获得了监狱的接纳。
扮演余国伟的段奕宏，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可谓名至实归。他把一位自视甚高但又时刻担心将被“暴雪”掩埋的小人物的焦虑、恐惧演绎的活灵活现——在看上去邋里邋遢，基本都是工作服的人群中，他穿着一件“很酷”的皮夹克，像模像样的打着一条“一拉得”领带，骑着一辆虽然经常熄火但很拉风的“偏三”摩托车，显得有点鹤立鸡群。但在有可能改变他命运的警察面前，他的姿态又永远都是卑微的，甚至是谄媚的，膝盖好像永远直不起来，在大雨里瑟缩着手护着火苗儿，等一个给警察点烟的机会……“工人老大哥”的自豪和尊严，早已被迫在眉睫的“暴雪”扫荡得无影无踪。
在“暴雪”来临之前焦虑、恐惧以至于变态的并不仅是余国伟一个。他的徒弟在临死之前向他吐露真情，他们早就和厂外的盗窃团伙沆瀣一气，偷盗工厂的设备和材料了。“国企工人”盗窃国企，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反而为要求他们下岗的力量提供了口实。
另一个发生在工厂家属楼的凶杀案则表明，下岗的巨大压力甚至使家庭这样一个“本来是互相取暖的地方”也分崩离析。
灯光球场，这个本来应该是国企工人自豪地进行文体活动，展示自己“主人翁精神风貌”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下岗女工秘密卖淫的场所……
如果说，八十年代兴起的“伤痕文学”，由于充溢着“落地凤凰”式的自恋而令人感到矫情的话，那么类似《钢的琴》、《暴雪将至》这类展示下岗“暴雪”给国企工人阶级造成伤痕的电影，则因为过于真实而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他们遭遇的剥夺是整体性的，但他们的“反抗”或应对，则基本上是个人化的、“逃离”式的;虽然有所谓“买断工龄”的政策，但由于价格过低，实际上他们未能给自己争取到“赎买”的待遇;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庞大、重要的阶级在退出历史舞台时如此灰心丧气、自暴自弃，在完成了“身份转换”，也就是失去了国家保障的体制身份之后，不旋踵即全军溃散，不复存在。
说起来，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的命运真的是光荣与悲剧的混合体。作为“共和国长子”，他们是中国完成工业化的主力军，没有他们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就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更谈不上今天的“崛起”。
在八十年代之前的岁月里，他们还在中国社会扮演着类似“中产阶级”的角色，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此外，国企工人阶级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阶级，还深刻塑造了社会的价值观——劳动光荣！
今天我们都明白，在工人阶级失去了主流地位之后，劳动并不“光荣”，再也没有青年以成为一名工人为荣，也再也没有一位姑娘以嫁给工人为荣。在追求快富、暴富的社会氛围中，不劳而获才是“光荣”的，能够空手套白狼，瞬间暴富，甚至是最“光荣”的。
“国企工人阶级”虽然对中国的工业化居功至伟，但政治上的保守，承担不了继续革命的重任，决定了他们的悲剧性命运。
说起来令人叹息，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工人像中国的“国企工人阶级”那样获得过这么好的上升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机会，毛泽东主席他晚年的政治实践中，甚至把领导权硬塞进他们的手中。
但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国企工人阶级仍然不能作为一个阶级采取有意义的政治行动，当他们开始放弃保卫鞍钢宪法，默认了厂长负责制，并且为奖金的增加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实际上默认了自己没有管理企业，更谈不上领导国家的资格了。这个时候，“暴雪”就蓄势待发，余国伟的命运已经等在前方了。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受到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保障的国企工人阶级，他们的权利太多（比如不能随意解雇），待遇也太高（甚至超过干部），不适合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下的雇佣奴隶，这就使得有一股力量，处心积虑的要消灭他们。除非他们能够从政治上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奋起保卫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否则也不能保住自己的权利和经济地位。
“国企工人阶级”的消失，给中国社会留下的空白是巨大的，以至于谁能代表中国的形象都成了大问题，各种文艺盛典和官方的宣传画中，“当代中国人”的形象都消失了。
此外，如前所述，国企工人阶级曾经是中国稳定的“压舱石”。他们的消失，是中国社会九十年代以来一直缺乏稳定感、安全感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暴富阶层并不认同现行体制，他们最热衷的是向国外转移财富，城市新出现的“中产阶级”极不稳定且首鼠两端，政治底色是自由主义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阶级并不像国企工人阶级那样是由体制一手培养起来的，缺乏和体制的深厚感情，甚至形同陌路。
体制在失去了曾经的阶级基础——国企工人阶级——之后丧失了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又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了全社会，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危机感却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
在《暴雪将至》的最后，天空终于开始飘下雪花，余国伟在目睹了曾经作为他生活全部意义的工厂在“整体爆破”中灰飞烟灭之后，上了一辆公交车，但这辆公交车却熄火了——车上并非余国伟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他们被时代滞留在原地，自生自灭，听任雪灾的降临无处可逃。
国企工人阶级的诞生及堙灭，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最大遗产，也是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但直到今天，这个教训并没有被认真总结，这可能是比国企工人阶级堙灭本身更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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