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儿子’，大家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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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语言类节目中，最受欢迎，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当属葛优、蔡明、潘长江、乔杉等合作的《“儿子”来了》。
《“儿子”来了》从老人花8000元购买“养生床垫”开篇，揭露了骗子(葛优饰演的“儿子”)以养生讲座、情感推销为手段，欺骗老年人购买“养生器材”、“保健品”等牟取暴利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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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优的加盟，改变了春晚小品的气质。
以往的春晚小品，往往流于滑稽，形式大于内容，有时候你会不得不出于对演员的同情而笑一笑，演员很累，观众也很累。
葛优的特点是冷幽默，内容大于形式，憋着一股子坏劲，靠刺破现实的荒诞制造幽默效果，演员不动声色，观众却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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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节目，能够引起不同阶层、不同身份观众的广泛共鸣，一定有它内在的原因。
比如，赵本山能够在春晚活跃多年，不是偶然的。
且看赵本山的扮相：一套半新不旧的蓝色中山装，一顶帽檐已经软塌塌的“干部帽”，一望而知就是一个前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时人物”。
他一说话就出错，一走路就摔跤，只能根据自己的旧经验理解新名词。
观众在对他扮演角色的哄笑中，确认自己已经进入“新时期”，进入“现代”了，这种幸运、优越的感觉所带来的享受是无以复加的。
至于“新时期”、“现代”对自己来说是不是意味着下岗再就业、是不是意味着沦为弱势群体，倒是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
所以，待到进入新千年之后，赵本山就疲态渐显，对他吐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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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来了》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共鸣，原因也正在于此：这些年来，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儿子”式的人物，看到“儿子”，大家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前两年，春节回去休假，发现几乎每个“朋友圈”——同学圈、亲属圈、战友圈等，都有在金融诈骗中“中招”的人，有人一生血汗，就此一空;
在候车室、候机厅，不绝于耳的是这样“亲切”的广播提醒：“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
世界上的国家我也去过一些，但像我们这样把每一个陌生人都推定为“诈骗犯”的情况，似乎还没有遇到过。
去ATM机取钱、存款，去银行办理业务，地铁的通道里，防诈骗的广告也触目皆是。
防诈骗，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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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小品中“儿子”所遂行的诈骗，还仅仅是浅层次的诈骗，是“明线”，操作手法过于露骨，也比较容易被识破。
《“儿子”来了》当中，还有一条被反复提醒的“暗线”，即乔杉饰演的快递小哥花了8000元买的那双“限量版”白色球鞋，却被许多人忽略了。
——葛优弯下腰，认真瞅了瞅乔杉的脚，说“嘿，你这鞋不错!”乔杉回答“8000元买的，限量版”，翘着脚尖走开了。
——乔杉要追蔡明，不让她找房产证，蔡明大叫“鞋，8000元的鞋”，乔杉立刻就停下来，不追了。
这都是浓墨重彩的提醒。
对“限量版”名牌的疯狂追逐，本质和蔡明、潘长江要把房产证抵押给葛优买可以延长寿命至“三五百年”的“太空舱”一样，也是一种被催眠的症状，因为相对于你的实际需要来说，你买了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穿上“限量版”之后的“满足”，则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媒体、广告植入你内心深处的。
8000元，本是用来应付车祸，治疗腿伤用的，结果却买了一双不能好好走路的鞋。乔杉穿上之后，获得了和车祸受伤的同样效果，再不能自由地奔跑、跳跃，只能翘着脚尖用脚后跟走路——鞋子本来是为脚服务的，在遭遇了广告轰炸，以及代言明星引诱之后，成功地变成了脚为鞋子服务。
和蔡明、潘长江相比，乔杉被骗得更惨。因为随着“儿子”被抓获，蔡明、潘长江还有可能讨回自己被骗走的8000元，但乔杉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却只能自认倒霉。
消费主义，就是一种公开的骗术和催眠术，却是极为强势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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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诈骗，也不仅限于市场之内，在市场之外，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不也比比皆是吗？
有了如此深厚的生活基础，《“儿子”来了》不受欢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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