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园城记》是师陀抗战期间的作品，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以一座想象中的中原的城为主角，在返乡者的追忆性叙事中，小说充满了感伤色彩与挽歌意绪。学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向来有争议：从革命文学史观而言，论者早就指出他“只写了这小城衰落过程中的一些现象”，“一种消沉感伤的情绪又流贯其间，仿佛以往的封建秩序倒是值得怀念的太平盛世似的”，不仅怀念封建秩序，而且“和实际生活脱了节”1;从时代语境而言，他被视为在抗战期间“始终”持“悲观主义”2。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观的推动下，大陆学界找到了更多讨论《果园城记》的视角，如钱理群认为小说中追怀、凝望的姿态具有形而上意义，作家在悲观之外也用鲁迅式曲笔给理想主义以希望3;解志熙指出“的目的并不在典型人物的塑造，而旨在通过形形色色人物生活的悲喜剧，揭示乡土社会各种典型的‘生活样式’及其构成的社会生态总体状况”4;此外，还有从叙事学角度探讨小说的说书口吻、从社会学角度讨论小说的乡土重建主题及返乡者身份等议题5。这些新成果揭示了小说的形式独创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但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或多或少地隔离了小说创作的沦陷区语境，或者说在另辟蹊径的同时，回避了小说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
笔者试图将《果园城记》重新置于沦陷区上海的写作语境中，从“果园城”所牵涉的多重政治、文化与社会关系中，探讨小说与时代之间的多层关联。沦陷时期的上海是一个多重政治势力、多种社会思潮或思想观念交错、层累的时空，政治语境和社会语境都具有折叠错杂的特点6。孕育其中的《果园城记》既有时代的错综印迹，也是师陀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这为从整体上描述沦陷区文学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视野。
危机时刻重返“乡土中国”
《果园城记》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录《果园城》《葛天民》《塔》《邮差先生》等十八篇作品。集内各篇之间存在有机的关联，首篇《果园城》具有统摄全集的作用。它从总体上介绍了果园城，以及城内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其他篇目中渐次登场;叙述者马叔敖的返乡者身份与回溯性叙述视角，奠定了小说集的抒情基调，并贯穿其他篇章。因而，这部小说集具有形式上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这是师陀有意经营的结果。在初版序言中，师陀曾交待写作缘起是因客居“朋友祖居的小城”，看到小城里植满果树，遂萌生以该城为题材写小说的想法，但真正动笔却是1938年底，并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果园城也从写作素材转变为写作目的，即写作的动力很大程度就是构筑这座城：
假使说我曾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不计岁月的为人物及故事工作过服务过，那么也大部分在这里了。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一个我想像中的小城，不是那位马叔敖先生……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我从它的寿命中切取我顶熟悉的一段：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我全放进去。这些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7
果园城从偶然发现的地方风景，转变为中国的象征，这虽然是在抗战胜利后的追记，但从小说集的整体结构而言，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果园城记》所收入的小说，从人情物理等方面构筑了一座中原之城。在沦陷时期的上海，特意召唤出这样一座中原的城，显然有大义存焉。《果园城》开篇便是“果园城，一个假想的西亚细亚式的名字，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8，这也可从《果园城记》与他之前发表的其他小说集间的差异看出，较之此前的《谷》《里门拾记》等小说集，《果园城记》以城为主角，具有更强的整体性;情感色彩方面也多了怀旧与感伤的情绪。从这些角度而言，理解果园城这座“中原的城”，需要引入战时沦陷区的特殊背景。
《果园城记》写到了小城的恒定性与稳定性。恒定性是从时间层面而言，从《果园城》开始，马叔敖就带读者进入了一个寂静而恒定的时空，这里的一景一物都保持着数年前他离开时的模样，连时钟也是走走停停，人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这让返乡者马叔敖毫无陌生之感，他与这块土地之间的关系，依旧经由熟悉的人情物理维系着。稳定性主要表现在空间方面：一是与乡情社会密切相关的人际关系，二是以城、果园、塔等乡土意象为象征的精神结构，三是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描画最着力的是小城所象征的精神结构。如塔是颇具中国风格的建筑，在小城它是不可替代的精神象征：“果园城每天从朦胧中一醒来就看见它，它也每天看着果园城”，“在许多年代中，它看见过无数痛苦和杀伐战争，但他们到底烟消云散了;许多青年人在它脚下在它的观望下面死了;许多老年人和世界告别了”，但它却岿然不动，“像过去的无数日子”，“望着太阳从天际从果园城外的平原上升起来”9。在战时动荡的语境中，其背后的文化政治意味不言而喻，正如大后方很多作家都曾提及路边默默耕作的农夫一般，塔也是在战时为民族新生寻求的精神支点。因而，《果园城记》整体上的象征结构，要置于沦陷区的特定政治语境下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是在危机时刻借道文化重回或重塑乡土中国。
抗战时期回归乡土中国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不同地区的作家有不同的方式。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延续乡土重建的工作或思路，新文化人内部也在“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论的影响下，发动民族形式论争，民间文学被部分人视为民族文学的源泉，这虽然引起争议，但体现了新文化人对本土资源的重视;此外更有不少知识分子下乡，将乡土建设、社会运动与自我改造结合起来。相对而言，身在沦陷区的师陀，其对乡土中国重建的参与要间接得多，甚至连文化再造也说不上，更主要的还是情感上的追怀。《果园城记》对乡土中国的情感认同，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小说的回溯性叙事。返乡者马叔敖在故地重游的过程中，追忆小城过去的人事种种，在未变的事物上看到乡土的恒定与稳定，在已变动的人事上体味时光流逝的怅惘。叙事者以近乎恋物癖般的目光一一抚过诸般事物，从桌椅、挂钟到卖煤油的、邮差、说书人等，他们所代表的静默与人情无不给人以温馨之感。如卖煤油的与顾客之间的亲厚关系，“所有的灯他都认识，只要摸摸他就知道是谁家的，甚至是谁用的”10，邮差清楚记得每一个写信人地址的变动。费孝通曾指出乡土中国的人情是以亲疏为标准的“同心圆”结构11，但从《果园城记》来看，乡土中国的人情实际上超越了亲情范围而带有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功能。
果园城原型考与乡土的内在矛盾
从果园城这个意象而言，它本身就内涵着的诸多寄托，这些都蕴藏在果园城这个复杂体之内。
虽然果园城是出诸想象，但从的经历着眼并非无迹可寻，它部分地源于师陀的童年经历。在《杂记我的童年》一文中，他说他“顶早的记忆是祖父和他的果园”，“他有北方的各种果树：桃树，杏树，李子树，最多的是梨树，约占去半个园子”12。除了果园外，听说书人讲故事也是他童年的一大乐事，高小期间他每天下午放学都“直奔城隍庙去听说书”，他不仅对说书人的表演印象深刻，对那个说书人的艰难处境也深切同情13，《果园城记》中的《说书人》有他童年经历的印记。抗战期间，当师陀困守被他称作“饿夫墓”的狭窄寓所时14，儿时经历成为抚慰现实的情感资源，正如萧红抗战时期在香港写的《呼兰河传》一样，记忆中祖父的后花园成为寄情的对象，同时也是困处异地时的创作资源。
除童年记忆外，据师陀在初版序中称，果园城的直接来源是他好友赵伊坪的祖居地郾城。他后来曾写回忆文章《怀念赵伊坪同志》，详细介绍了这位好友及他当时暂住果园城的经过。1936年师陀从北平往上海，途中在郾城暂住，见到该城遍地果树的景象，从而萌生写作的想法：
那花红园真大，离伊坪家对过不远，从东城根到北城根，西面接近北门大街居民的住宅，全是高大的花红树。那些花红树有相当年岁了。我们走进去，上不见天日，四面看不到边，简直如走进了海洋。……这小县城的花红园把我给陶醉了。一阵狂喜，一阵激情，我说我准备以他们小县为背景写一本书;北方小县城里有果园，当时我想，大概只有郾城吧。15
赵伊坪与师陀相交莫逆。据师陀介绍，赵很早就加入共产党，主要在一些军阀的部队中从事联络和“兵运”工作，而师陀在一二·九运动之后也加入“反帝大同盟”，二人曾共赴山东，期间患难与共，如此师陀才会在他老家暂住。这个线索不是可有可无的，果园并非只是借来的风景，他背后关联着师陀与赵伊坪的关系，以及他们共同的左翼背景和理想，这也渗透到《果园城记》的写作中，如《颜料盒》《期待》等都间接地写了革命者的命运。
在回溯性叙事中，叙事者笔下的乡土充满了温情，追忆叙事通过讲述人物的出身与情感经历，带有身份和情感认同的功能。但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追忆往往源于现实中的匮乏，当叙事者体察到乡土变迁后，也不自觉流露出感伤与怅惘之情。也就是说，当师陀在沦陷区的语境中试图通过追忆回返乡土中国的时候，他也体察到乡土内部的崩坏，这意味着当他试图将乡土作为自我救赎和民族救赎的资源时，却发现乡土内部也充满矛盾，包括乡土中国不可回避的劣绅化、固化的结构和现代性的冲击等因素。
在叙事者的追忆中，乡土的街道是静谧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的，充满了人情味，但当他触及乡绅和官吏时便截然不同。在《城主》《刘爷列传》《三个小人物》中，叙事者介绍了暗中统治果园城的朱魁爷和胡左马刘四大士绅家族，尤其是魁爷，“每任县官在上任之前，当他还没有工夫拴束行李的时候，他在省城里就先有了数目：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望魁爷，一个在暗中统治果园城的巨绅”16。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只到县一级，因而乡土社会实际上由地方士绅控制17，在乡村秩序趋于解体的时代，这种治理模式也被部分倾向保守的学者乃至左翼作家重新赋予积极意义18，因为绅权对中枢权力形成了有效的对抗，他们对乡里的统治不仅要造福地方，本身也受到礼法和儒家伦理的监督。这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着眼，至于负面情形，孔子早就指出乡愿乃“德之贼也”，而从阶级的视角来看士绅更是剥削者。
师陀并未急于从阶级视野作社会批判，而是根据经验冷静地呈现士绅包揽诉讼、横行乡里的社会现象：《城主》中的魁爷本人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他在各个部门扶植自己的势力，最终在全城“下了一面神秘的网”19，因而，当这位暗中的城主走到街上时，大家都毕恭毕敬，看起来和谐，实则是畏惧，可见马叔敖追忆中的乡土人情社会并不完善。这种内在矛盾，既是传统社会的固有现象，在近代社会的变迁中显得愈加突出。传统的权力格局不利于上下层之间的流动，部分顽固的士绅阻断了新青年的晋升之路，导致葛天民、贺文龙等怀抱理想的青年找不到出路，最终使部分社会精英出走，留下的青年一代也日趋堕落。如《孟安卿的堂兄弟》《三个小人物》等就描述了这类现象。当然，师陀在处理乡土社会的复杂现象时不免流于简单化，尤其是忽略了乡绅求新求变的主动性，新文化人就多出身于乡绅背景。但师陀捕捉到的关键之处在于，乡土社会在现代衰落的原因部分地源于内部困境，即乡土社会的固有结构阻碍了乡土社会的自我革新。
除了内在的困境外，乡土社会在现代的崩溃也源于由外侵入的现代化过程。小说《一吻》中，叙事者深情地描述了老十字街上的动人景象，如一曲和谐的交响乐：“可是我们还得重复一遍：那是个什么时代呀!十字街上有多少好声音哪!那时候这地方的中心不在只有三两座怪房子的火车站那边，而是在这弥漫着泥土气息的城里。酒楼上震耳欲聋，堂倌们奔走只[支]应，豁拳声叫嚣声终日闹成一片;乡下人在街上穿来穿去，肩上背着沉甸甸的褡裢;药铺里药臼鸣唱着，一种无从形容的快乐而又天真的声调，仿佛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它真不是这样讲吗?锡匠在另一面用木棒敲打锡叶子：梆梆!梆梆!……”20随后叙事者还列举了铜匠、车夫、衙役以及脚驴的叫声和铃铛声，总之“真是说不尽的声音”，而主角大刘姐就在“这种空气中直长到十七岁”21。但随着城外火车站的建立，小城的格局便改变了，“照例谁也没留心从哪一天起，这地方的中心渐渐移转到车站那边”22。若干年后，当大刘姐重回故地，她发现一切都不同了，“小车夫、驴夫、脚驴、褡裢，制钱的时代过去了，和那个时代的各种好声音一同消失了”23。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化事物，改变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形态，也冲击着诗人们的田园诗想象。但在乡土与都市的二元格局中，乡土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成为都市发展的资金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资源都流向了都市，乡土社会因此而愈加贫弱。对于师陀而言，在国家的危机关头，当他试图转向乡土寻求救援时，发现乡土早已破败不堪，即便是想寻求一处精神上的安放空间也不能，因为在现代观念和物事的冲击下，乡土基层结构和地理格局都已改变。
除乡土的内外矛盾外，从文化语境而言，师陀还需要面对殖民者和伪政权的文化宣传，这既包括身处沦陷区的语言和思想禁忌，同时也包括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口号、“和平文艺政策”等文化殖民政策，以及伪政权所宣传的中国复兴论等配合殖民的口号。这带来的问题是，师陀如果将果园城完全写成一个和平安宁的地方，是否会构成与殖民话语之间的共振?当我们由此反观小说便可看出其内含的张力，比如当马叔敖从车站走进果园城，途中看到的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景象，他接下来写的却是：
假使你不熟悉这地方情形，仅仅是因为旅行的方便或必要从这里经过的客人，你定然会伫足而观，为这景象叹息不止。
“幸福的人们!和平的城!”24
看似慨叹幸福与和平，但前提是“假使你不熟悉这地方情形”，只是旅途中走马观花式的一瞥。因而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反讽的叙事结构，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有时甚至是更为直白的讽刺，如在描述朱魁爷出场时，叙事者就用力渲染人们如何尊敬他，他走在街上“就好比走进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来了”25，但从上下文的语境可知这完全是迫于朱魁爷的高压手段。
从这些内容可发现《果园城记》产生于多重话语结构中，文化方面是传统与现代相纠缠，社会视野中是都市与乡土间的对立，而这些问题又都被压缩在特定的沦陷区语境之中。侵略与抵抗、伪政权与民族主义、隐而不显的左翼立场等，这些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立场让原本的文化与社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比如说乡土与都市在师陀笔下原本主要是社会性分野，但现在则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与此呼应的是师陀在写作《果园城记》时，也在写《上海手札》，手札主要写沦陷区的众生百态，有的忙着发国难财，有的态度骑墙，有的招摇撞骗，均缺乏反抗的意志，在国家危难之际依旧浑浑噩噩;而《果园城记》虽然不乏批判，但整体上寄托着的情感认同乃至家国情怀，乡土与城市的不同形象在抗战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文化政治功能。
战时的启蒙书写
师陀在危机时刻选择返回乡土中国，同时揭示了其中的隐忧，二者并不必然矛盾。虽然《果园城记》最后一篇《三个小人物》给果园城指出的出路是投奔革命，但革命究竟为何实际上仍较为模糊，果园城或乡土中国的出路依旧有些悬而未决。对此，常被忽略的叙事者马叔敖或许提供了某种思考视角。他本身代表着一种姿态，他的返乡者身份，对乡土中国既认同又批判的态度等，不仅发挥叙事者的功能，他的眼光也带着伦理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意涵。
当马叔敖踏上果园城的土地时，他既对这块宁静的土地心存敬畏，同时也带着反思与批判的目光。比如，当他拜访孟林太太和她女儿时，之前安适的静谧就转化为压抑的氛围，“在使人感到沉重的，满布了阴影的空气[中]，在静的连最不容易在这里生存的苍蝇的飞动都可以清楚听出的静寂中，我预备在上首雕镂的老旧的太师椅上坐下”26，对方也在这种氛围中出现，给人的感觉像隔着无数个时代。马叔敖对孟林太太的评价也透露出他的不满：“可是一眼就能看出，她失去一样东西，一种生活着的人所必不可缺少的精神。她的锐利的目光到那里去了?”27对她仍旧待字闺中的女儿的评价也是呆板而缺少韵致，“她的眼睛再也闪不出神密[秘]的动人的光”28。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委顿，缺乏思想与生命活力。
不过，果园城中并不缺乏娜拉式的女性，《颜料盒》中的油三妹便是新女性。她上学期间便“不单勇敢，而且善于辞令，不久就在学生会担任了一个职务”29，师范毕业后回果园城当小学教员，也积极从事社会活动。马叔敖的另一位女同学马瑶英参加政治运动。此外，积极谋求社会变革的新青年就更多，葛天民从农校毕业后便返乡承包农场，不断实验新品种;《傲骨》中的士绅少爷接触左翼思想后成为叛逆者，先是试图在县中学传播新思想，失败之后又试图整顿产业;贺文龙立志成为作家;徐立刚是革命者;门房的儿子小张投奔了革命，等等。果园城并不缺乏现代的新青年，但这些人的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油三妹因酒后被男同事凌辱终而自杀，马瑶英和徐立刚被捕，后者被杀;叛逆的少爷最终成为愤世嫉俗者，贺文龙的文稿被孩子当成了涂鸦的稿纸;葛天民收起变革的心思，安心享受小地主的生活。这些理想主义者在实践中碰壁之后，都成为类似鲁迅笔下吕纬甫式的人物，开始妥协并变得麻木、颓丧。
叙事者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寻找新青年社会变革理想破灭的根源，这也是造成乡土社会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从小说中可以归纳出的缘由，首先是辛亥革命不彻底所遗留的历史原因，这主要见于两个方面：一是革命止于上层，未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底层民众更是不曾与闻，正如小说所描述的，“在生活简单安逸的果园城，就是辛亥革命也不曾惊动它的居民，只一夜间，人们说他们自由了，成了老大中国的主人，在他们头上统治数千年的皇帝从此倒了”30;二是革命未触动地方统治者的利益，未参加革命的士绅摇身一变也成为革命者，并且收割了革命的成果。小说写道：“等到入了民国，这些胡左马刘们虽然没有功劳，因为政治上的混乱，他们渐渐有机会活动了”31。进入民国后，他们在新机构培育自己的代理人，他们的禀帖依旧有效，可以把人送入衙门去吃板子，“县官们忌惮他们却又不敢得罪他们”，一切都照旧，情形与《阿Q正传》所言一致，想参加革命的成了革命对象，被革命者却被拥戴为革命功臣。这带来的社会问题是，革命并未触动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秩序，因而，当新青年要从事社会革命、思想解放运动时，不免要碰壁。
新青年社会改革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民众的愚昧。如对于新女性油三妹，她求学期间“果园城就有许多谣言”，“人们说她和三个男人同时讲[谈]着恋爱”32;《傲骨》中青年栽种的树木被乡下人“带根拔掉”，“送到灶里去了”33;还有《桃红》中的素姑，在当时的社会眼光看来是个老姑娘，她不断地为自己绣着各类衣物，“仅仅她给自己做成的已经足足够她用三十年，用到够她成为一位白发苍苍的祖母——五十九岁了!……现在她正为自己绣第三口箱子”34，她憧憬着美满的婚姻，但面对可以预料的悲剧性命运时，却毫无反抗的意志，其不幸让人可怜，但也让人感叹其不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的议题，却由师陀于抗战时期重新提了出来。
在思想批判的视野中，塔——这个乡土中国稳定性的象征，也具有了双重内涵，一方面它是生长于斯的人们的精神支柱，但同时，在传说中它又是仙人看到果园城诸般堕落情形后，从袍袖里落下来的，因而“它又带着一种警告性质”35。而果园城内的诸多弊端，也正是要通过外来者马叔敖带着启蒙理念的眼光才能看到的。这意味着在抗战的救亡语境下，师陀重新回到了鲁迅，拾起早已式微的启蒙思想，他的启蒙思想并没有被救亡“压倒”36。相反，启蒙理念几乎有超过救亡的趋势，他对乡土的批判，对理想失落的新文化人命运的关注似乎超过了救亡的紧迫性。
启蒙与救亡原本就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抗战时期除了师陀小说和杂文中的批判和启蒙思想外，当时知识界也曾一度兴起“新启蒙”运动，这场新启蒙运动肇始于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由陈伯达、张申府等发起37;抗战初期的反侵略热潮确让新启蒙运动一度消歇，但四十年代初又被青年一代的左翼文化人陈家康、乔冠华、胡风、胡绳等重新提出，并试图以此批判老一辈作家，重启新启蒙运动，但旋即因整风运动而告夭折38。从更大范围而言，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组织形式传播得更广更深入，也是启蒙的一环。
作为思想运动的新启蒙运动影响范围有限，而且让位于救亡的紧迫性。身在沦陷区的师陀也没有直接参与新启蒙运动，而是接续鲁迅式的思想启蒙、社会变革与文明再造的思想。就他的经验来说，日本占领上海之后，他周遭所见的依旧是醉生梦死的庸众。如他《上海札记》所描述的那样，即便在国家危难之际，部分人依旧缺乏抵抗的意志;果园城也是如此，在宁静的外表之下是愚昧的民众、颓废的青年、霸道的统治者，和平与安宁是建立在弱者与强者间妥协的基础上，因而显得虚妄。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依旧蝇营狗苟，缺乏思想的觉悟，并不能成为自己生活和民族的主人。因此，思想启蒙、社会革命和文明再造是比救亡更为根本的议题。
《果园城记》在批判旧势力、旧伦理和庸众时，并不是要简单地复兴此前的思想启蒙或社会改造议题，而是反省和批评了新青年的某些做法，包括他们的社会改造过于理想主义，并且缺乏与民众的有效互动。比如《傲骨》中的新青年自己都未弄清他接触的“辩证法”、“意德沃罗基”等词汇的含义，便单枪匹马返乡想“试一试他的理想”39，其失败也就在意料之内;而在理想稍微受挫之后，他便转而怨天尤人，走向悲观一途，类似现象也见于其他新文化人，连葛天民也是轻易地妥协、退回他小地主的天地。在叙述这些情节时，叙事者的态度也是反讽性的，可见这种凭三分钟热度、缺乏斗争韧性的现象，也是叙事者所批判的。因此，师陀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带有自我反思性的再启蒙，只有真正确立其反抗者的主体意志，中国人才能在战争胜利的同时获得自我内部的革新与民族独立，这可以说是以启蒙的方式救亡。这从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实用主义式的抗战策略，不过他未考虑时局紧迫性所需要的经与权，因而这也只是停留于思想和情感层面的设想。
结论
师陀写于抗战时期沦陷区上海的《果园城记》，是在民族危机时刻重返或重塑乡土中国的尝试，但他并未因此完全从正面挖掘乡土的传统，而是带着启蒙者的批判眼光，看到了乡土中国内在的危机，与他同时期的上海书写相应，这些都是抵抗主体生成的阻碍。因而可以说，师陀的战时书写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启蒙的独特视野，是沦陷区上海文坛的别样成果，也丰富了四十年代文学的形式和主题。
《果园城记》所表现出的乡土中国的复合性，与当时沦陷区的语境密切相关，或者说果园城的多重内涵是生成于沦陷区上海的独特时空的。所谓多重意涵，包括救亡视野下乡土中国的恒定与稳定、殖民者和伪政权“和平文艺论”等殖民政策视野下的反讽书写、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下的历史反思和乡土社会结构批判以及左翼思想视野下的革命者形象和革命前景，等等。果园城形象的复杂性折射出沦陷区时空的重叠错杂特性，这对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沦陷区文学语境有启示意义，除沦陷区上海的师陀外，伪满文坛、台湾文坛及沦陷时期的北京、香港等地，都存在类似的多重话语体系交叉重叠的现象，这为描述沦陷区的文学生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整体视野。
1 王瑶：《新文学史稿》(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148页。
2 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3 钱理群：《试论芦焚的“果园城”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
4 解志熙：《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 如丁晓萍、王伊薇：《说书人之声：论〈果园城〉的叙事方法与叙事意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7期;马俊江：《论师陀的“果园城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何平：《在回归中重建乡土中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等等。
6 学界对殖民地文化语境交错折叠现象的关注，已有黄美娥对台湾传统文人文化视域重层性的论著《重层现代性的镜像》(台湾麦田出版社，2004年)、袁一丹对沦陷期北平文化人出处进退的研究《北平沦陷时期读书人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以及李松睿在《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中揭示出的东北沦陷区梁山丁的《绿色的谷》中地方风物所处的多重文化与社会结构，这些研究成果对本论题有所启发。
7 师陀：《师陀全集·第1卷(下)：短篇小说卷》，刘增杰编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3页。
8 同上，第454页。
9 师陀：《师陀全集·第1卷(下)：短篇小说卷》，第519页。
10 同上，第538页。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23页。
12 师陀：《师陀全集·第5卷：书信 日记 论文 附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3页。
13 师陀：《听说书及其他》，载刘增杰、解志熙编校：《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76-377页。
14 师陀：《师陀全集·第5卷：书信 日记 论文 附编》，第396页。
15 师陀：《怀念赵伊坪同志》，《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16 师陀：《师陀全集·第1卷(下)：短篇小说卷》，第473-474页。
17 参考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三联书店，2007年。
18 左翼作家的相关作品如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华东书局，1946年。
19 师陀：《师陀全集·第1卷(下)：短篇小说卷》，第474页。
20 同上，第552-553页。
21 同上，第553页。
22 师陀：《师陀全集·第1卷(下)：短篇小说卷》，第554页。
23 同上，第558页。
24 同上，第457页。
25 同上，第478页。
26 师陀：《师陀全集·第1卷(下)：短篇小说卷》，第462页。
27 同上，第462页。
28 同上，第463页。
29 同上，第503页。
30 同上，第552页。
31 师陀：《师陀全集·第1卷(下)：短篇小说卷》，第474页。
32 同上，第503页。
33 同上，第510页。
34 同上，第484页。
35 同上，第522页。
36 此处借用李泽厚的说法，不过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是指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从思想启蒙转向政治革命，参考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37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第229-284页。
38 参考刘奎：《历史想象的分歧：郭沫若与墨学论争》，《郭沫若学刊》，2016年第2期。
39 师陀：《师陀全集·第1卷(下)：短篇小说卷》，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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