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王占黑的写作以上海的旧棚户区——定海桥为根基，她“站在失败者的中间”来描写边缘却又不失尊严的“街道英雄”和老社区的人生况味。黄平认为，王占黑的出现是文学史事件，她的写作终结了“80后”文学的青春叙事，代表了平民文学的崛起。同时这种转变也象征着新自由主义从兴起至衰落的过程，由市场逻辑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想象在当今社会“新穷人”的现实下已被祛魅和瓦解。黄平在本文从全球化时代下“空间”取代“阶级”的核心命题出发，借用福柯、柄谷行人、列斐伏尔等学者的空间理论去分析王占黑小说中的“空间政治”。在他看来，空间的冲突暗含着社会与政治的力量的错综复杂与互相对峙，而王占黑的小说恰恰突破了后现代“空间”的局限性，与“时间”形成了有机的统一体，这种整全性的写作经验不仅是王占黑小说的特色，也预示了平民时代下人与人之间新的相遇与联结。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黄平专栏·当代文学观察”，感谢黄平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定海桥：王占黑小说与空间政治
一 从高圆寺到定海桥
在《从街头小霸王到世界大笨蛋 ——关于松本哉的书和影》一文中，王占黑介绍了松本哉从东京高圆寺开始的“素人之乱”。王占黑引用了松本哉在《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中的一段描写：
九十年代中期，这些场景终于逐渐从日本消失了。当时我正好是大学生，常会去中国、东南亚之类的地方穷游，我对那些旅游景点完全没有兴趣，一个劲地只在当地人的那些市场、居民区转悠。日落时分一到，就会看到人群密密麻麻地聚集在这些地方。小屁孩在狭窄的街道里跑来跑去，大叔在路上下象棋，大娘们也在喝茶乘凉。这不就跟江东区的景象完全一样嘛!!到最后，大家会席地而坐，开始用放映机播放电影，或者在广场上唱卡拉OK!而且还一边喝喝茶、吃吃菜、磕磕瓜子唠唠嗑，热闹非凡。哼，生活过得倒是很自由自在嘛!真是令人眼红啊!没错，这就是日本为例经济发展所牺牲掉的东西呀。[1]
这段描写仿佛出自王占黑的小说，也是松本哉的家乡东京江东区贫民区的景象。松本哉出生于1974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在大学读书时创立“守护法政贫穷风气之会”，以各种貌似胡闹的方式抵制学校餐厅涨价等。2005年5月松本哉在东京的高圆寺北中通商店街创办“素人之乱”二手店铺，聚集一批同道者在周边开店。2007年由中村友纪执导的《素人之乱》纪录片上映，松本哉本人也先后出版有《素人之乱》《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等著作，并先后被翻译为韩文、中文。
“素人”在日语中意为“业余者”，“素人之乱”可译为“普通人的抗议”。松本哉从1990年代中期持续至今的抗议，无论是读大学时的露天火锅派对，还是在2011年4月发起的东京万人“废核游行”，批判的对象都指向全球化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在柄谷行人为松本哉《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写的书评中，柄谷行人谈到，“他(指松本哉，笔者注)所说的‘穷人’，主要是指称19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局面下生活愈发贫穷的人们。”[2]这对应于齐格蒙特·鲍曼所提出的“新穷人”(2004)这一概念，鲍曼从“消费社会”这一视域出发，将“新穷人”界定为失败的消费者[3]。汪晖在《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一文中回应了“新穷人”这一概念，进一步指出“新穷人”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需求”。[4]
“新穷人”越来越密集地在全球尤其是东亚出现，体现出新自由主义体制——伴随着批判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力量的逐渐瓦解——不断激进化。法兰克福学派新生代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2005年提出的“加速”概念近年来愈发受到关注，罗萨讨论了当代生活正在明显发生的一个变化：社会加速。罗萨指出：“2000年前后十年间，新自由主义政治开始以加速社会(特别是资本流动方面)为目标”。[5]就此罗萨讨论了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竞争逻辑和成就逻辑根本上就是社会加速的核心驱动力”。[6]“竞争”是新自由主义一贯的驱动力，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中指出，“竞争——个体间的竞争、公司间的竞争、地区实体间的竞争(城市、区域、民族、地区集团)——被看作是首要美德”。[7]
不断加速的“竞争-消费”机制带来巨大的压力并重塑社会结构，以日本为例，近年来日本社会学家在这一主题下出版了一批畅销著作描述这一现象，比如森冈孝二《过劳时代》(2005)、三蒲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2005)、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2015)等。在柄谷行人看来，“新穷人”有两种可能：“面对这一窘境，人们一般会有两种应对态度。一种是执拗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聪明’地过活。而另一种，则是放弃这种执念，过‘笨蛋’的生活。”[8]柄谷行人指出，试图强化“竞争”以追赶社会加速的“聪明”的人，“即使再努力实际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窘迫。尽管如此，这些人也不增进与别人的交往和互助。于是他们往往变得愈发依赖国家和盲目排外。”[9]而大卫·哈维对此早已警告过，新自由主义将导向新保守主义，出现互相竞争甚或互相敌对的民族主义这一灾难性后果[10]。随着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其他国家的变化，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正在成为现实。
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松本哉展示了“新穷人”另一种可能，也即选择“笨蛋”的生活。松本哉定义的“笨蛋”是和全球化时代定义的“精英”相对的。在《素人之乱》一书自序中，松本哉以戏谑的文风，表达对于“格差社会”[11]的抗议，喊出“不要再像奴仆一样地追求‘人生赢家’的目标了吧”[12]。在这篇序言的结尾，松本哉给出的办法，首先是退出消费社会，“我们必须学习尽量不花钱的生活方式”[13];其次是强调“互助”，依托街坊邻居的互相支援，试图寻找一种“与在地连结的生活方式”[14]。
松本哉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核心是从“竞争”转为“互助”。这让人想起克鲁泡特金写于20世纪之交的《互助论》，在《互助论》中，克鲁泡特金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套“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为论辩对手，以“互助”而不是“竞争”勾勒自然进化的规律，重新解释了达尔文主义。在20世纪初，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安那其主义在革命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家以及蔡元培、梁漱溟、巴金等人对克鲁泡特金都有所回应[15]。不消说，安那其主义的理论体系有明显的缺陷，后来被更为科学的左翼思想所扬弃。但在宽泛的意义上，安那其主义作为左翼思想一个不成熟的支流，对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代表的竞争逻辑与强权思想有鲜明的批判。松本哉的“素人之乱”带有21世纪的安那其主义色彩，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泛左翼的批判。在《素人之乱》的后记中，松本哉谈到了当时正在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他接过了“We are the 99%”这个口号， 认为“这不正好跟本书序章里写的东西一模一样吗?”[16
在《从街头小霸王到世界大笨蛋》的结尾，王占黑从东京回到上海，她写到了定海桥：
定海桥是上海的旧棚户区，我曾在《小花旦的故事》里写过。定海桥互助社是一个逐渐成形的笨蛋中心，常常有很多笨蛋和想做笨蛋的人聚拢过来，白相相，搞搞事体。那天译者吉琛佳在定海谈梳理了社会学的脉络并最终联结到松本哉的当下以及定海桥的未来时，我真正感到知识和实践被打通了。松本哉不是一个样本，也不算案例，但他称得上是一次绝好的启发，很多人最初在这里接触到高圆寺大笨蛋的文字和影像，也确然正在行动起来。[17]
理解王占黑的小说，离不开从高圆寺到定海桥的这一迂回。定海桥互助社也许还不为学界所知，但笔者判断，上海的定海桥、北京的皮村、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将在未来成为理解当代青年乃至于社会的重要样本。定海桥互助社位于上海杨浦区定海港路252号[18]，成立于2015年夏天，并在2018年发起定海桥互助社共治计划，王占黑是发起共治计划的社员之一。很难准确地描述定海桥互助社，在定海桥互助社2019年8月印刷的《定海桥互助社共治计划》(民间印刷，印数40册)中，一些成员在《什么是定海桥互助社(共治计划)?》这一题目下有过夫子自道。比如定海桥互助社共治计划召集人伊人将其概括为：“定海桥互助社是艺术/知识实践的互助性社会行动，它有三幅面孔：艺术策动小组、互助教育社群、社会行动网络”。[19]对于互助社的成员们而言，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是一个关键词，比如社员wongyik的看法，“定海桥互助社共治计划促进的是‘业余的联合’”[20];又如社员佳虹的看法，“定海桥互助社希望激发、促进平等的对话和联合，希望和社会上各种人建立连接，这样的连接里面没有互相可利用的商业价值，也没有你高我低的身份歧视”。[21]
从定海桥互助社的角度理解王占黑，意味着从社团的角度理解作家。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而言这毫不奇怪，但对于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这大概是久违了的分析视角。我们可能习惯于将文学理解为个人的天赋，而不习惯从社团也即思潮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最近几年来，从双雪涛、班宇等“新东北作家群”作家到王占黑，这批以边缘人为主角的青年作家，连续获得多项重要的文学奖，作品销量也很受市场欢迎。这批青年作家的写作，既是当下青年写作中最为生机勃勃的潮流，同时也汇入到全世界的思潮之中。作为参照，同样以边缘人为主角的《大佛普拉斯》(台湾地区)、《小偷家族》(日本)、《寄生虫》(韩国)、《小丑》(美国)等电影，包揽了过去几年来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等多项大奖;《乡下人的悲歌》等表现美国底层白人困苦生活的非虚构著作居于美国图书畅销榜首;《21世纪资本论》等讨论贫富差距与不平等的学术著作全球热卖几百万册;乃至于特朗普的上台、英国的脱欧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变化等等，都在显示出平民主义[22]在全球的强势崛起，一个反思“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关系、反思全球化/精英的时代已经到来。
二 平民主义文学的崛起
王占黑的出现是文学史事件，她扭转了“80后”文学到“90后”文学的承接。长久影响“80后”文学的青春文学叙事，那种空洞自恋的内部经验，随着王占黑这样的“90后”作家出现就此终结。作为“80后”文学长时间的观察者，笔者没有预料到青春文学衰落得如此之快。“80后”文学到“90后”文学的这一转向，不是基于王占黑的个人天赋之类神神秘秘的原因，挪用马克思评价拿破仑的名言来讲，如果没有王占黑这个人，那么文学史并不会因此而改变，相反，王占黑在文学史上的角色将由另外一个人来扮演。在笔者看来，“80后”文学到“90后”文学的这一转向，是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及其衰落的文学表征。新自由主义的文学样板是郭敬明的《小时代》，《小时代》里的世界是一个被“市场”逻辑所彻底结构的世界，消费品的无限流转指认为多元与自由，消费符号系统被指认为价值系统，“竞争”与“消费”驱动人物的生活，最终形塑出一种高度自私、自恋的情感结构，并且借助“文学”将这一对于自我的病态关注，描绘为所谓丰富的内心世界。必须要说，将对于自我的病态关注错认为灵魂的探索，在“80后”文学中不惟郭敬明所独有，郭敬明只是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极端代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想象，比如占有性个人主义、发展主义、消费社会等等，如果说在世纪之交还有强大的询唤能力的话，那么在当下已经被高度分化的现实所祛魅与瓦解。并且，新自由主义最终催生出阶层之间的断裂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这在当下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迫在眉睫的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向平民主义的转向中，文学也在发生剧烈变化，王占黑的出现恰逢其时。王占黑谈到过自己如何婉拒朋友们建议写青年与都市：“我仔细想了想，发现这件事一时半会难以扭转，原因不在我，在故事里的人——他们比我重要得多。回想写作的初衷，并非硬要为自己想一个计划，而是为着他们，或说‘我们’。”[23]“他们比我重要”，这一扭转意味深长。从王占黑到班宇，这批风头正劲的作家来自下岗工人社区，毫不令人意外。作为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直接受害者，这批作家在写作开始的时刻，就不会堕入新自由主义的幻觉之中。王占黑以“街道英雄”这个大的主题统摄她的写作，目前这一系列已经出版了两部小说集：《空响炮》和《街道江湖》[24]。王占黑主要写“老社区”里的人生况味，“我的经验，就在这些老社区里”[25]。老社区里的居民，被王占黑分为三类：“衰败的工人群体，日益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以及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26]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来看，这几类人无疑都是没什么利用价值的失败者，但王占黑将他们指认为“街道英雄”。在小说集《空响炮》的代跋《不成景观的景观》一文中，王占黑谈到：“我有必要将另一种不成景观的景观展示出来，展示出他们临死而不僵的内部状态，那种在历史命运的末路上仍然饱含着的无穷的兴致和张力”。[27]
诚如理想国文学奖的授奖词：“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各种外部视角都无法穿透王占黑小说中的老社区，和班宇等东北作家的“子一代”视角相似，王占黑也是在共同体内部展开叙述，如她所言：“我始终觉得青年一代能为自己所成长的时代作出的最高反馈，就是用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它，去献给我们的父辈。这是一种致敬，也是一种自我梳理。”[28]张新颖在《空响炮》序言里也谈到，“她的叙述是这样的社区生活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更不是上面的——叙述。”[29]在王占黑的小说中，作家就站在失败者中间，并且并不认为这是失败，写出他们生命中的活力与尊严。
王占黑的叙述手法，服务于她对于写作对象的认知。她的小说一律以“某某的故事”为题目，回到“故事”的传统。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将“故事”与“小说”作了区分：
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此人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深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30]
不理解本雅明的“故事”与“小说”，很容易以“小说”的标准先入为主地轻视王占黑的创作。在本雅明看来，“故事”和整全性的经验及其交流相关，这是共同体生活的特色。如理查德·沃林对于《讲故事的人》一文的分析：“故事世界里的意义是内在于生活的。这样的认识获得了一种直接的自明性，这一事实表明存在一种情形，在此情形中，存在着通向经验的连续体的连续性和流动性”。[31]而王占黑将吴语方言，视为“故事”也即整全性经验的“底色”：“对话固然是显在的一环，可更多隐性的环扣，比如句子背后的图景和氛围，都是构成这种风格的元素。对话之外的叙述，从人名、地名到动词、形容词，停顿，长短句，全都覆盖着这层‘底色’。”[32]固然可以在艺术特色上孤立地讨论王占黑对于方言的运用，但笔者以为王占黑小说的两个艺术元素——“方言”和“故事”——是一致的，都是为王占黑所塑造的老社区这一经验共同体服务。
具体而言，王占黑以一种分镜头语言结构她的故事，“我几乎是以分镜练习的方式开启了写作尝试。很多时候画面常常是先行的。”[33]王占黑的小说语言可以被“还原”为分镜头语言，在笔者本科生的课堂上，刘静瑶同学曾以王占黑《水果摊故事》中的一段为例，制作了一张分镜头图表：
小说原文：
老黄的店面小得好比孙猴子临走前给唐僧划出的一个圈，一把伞撑开，底下几个篮筐，几只纸板箱，提桶，蒲扇，收音机，摇椅上面躺着老黄，底下躺着老黄的宝贝性命铁皮盒。人们路过就要戏耍他，诶呦!小金库怎么不见了!老黄便触电了似的从躺椅上弹起来，立刻俯下身去摸。[34]
小说转为分镜头：
刘静瑶指出，这种例子在王占黑小说中比比皆是，比如《来福是个兽》中的一段：
我们走到徐爷爷楼下，看到他亮着日光灯，我就喊：
徐爷爷，走啦!
他不回应。过个半分钟，日光灯就暗了，它在咚、咚的拐杖声里下楼来。我总是先看到三条细长的腿，然后看到一个大招手。[35]
在这一场景中，我们是通过叙述人“我”的视点——架在居民楼外的机位——“看”到徐爷爷下楼的：先看到腿和拐杖，接下来镜头上移看到招手。日光灯关灯、咚咚下楼的拐杖声、三条细长的腿、一个大招手，这一连串的“镜头”交代了整个过程。 [36]
王占黑对于小说的视觉化处理非常特别，这里隐藏着理解王占黑小说“形式”背后的“哲学”的契机。我们知道艺术的“蒙太奇”转向本来是针对大都市的杂多的、碎片化的经验，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谈到，“现代人面临着一种日益加剧的威胁，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与这种威胁是步调一致的。人把自己暴露在震惊效果面前的需要不过是他面临威胁自己的危险时的自我调整。电影应和了在统觉机器方面的深刻变化——在个人的天平上，这场变化由人在大城市街道交通中体验到了”。[37]经验的碎片化构成蒙太奇这种电影技法出现的历史前提，而单个的碎片本身并无意义，如本雅明所言，“在电影里，每个单独画面的意义都是由后面的一系列画面指定的”。[38]彼得·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通过讨论本雅明的艺术理论，将“蒙太奇”视为先锋艺术的基本原则。[39]
王占黑的小说挪用并改造了“蒙太奇”的先锋性，在她小说中的“镜头”与“镜头”之间，没有“震惊性”的剪辑;相反，王占黑的“摄影机”表现着一个经验同质化的世界，这归因于王占黑将老社区的世界指认为都市现代性之外的一处“飞地”，一个可以被“故事”所把握的共同体。在叙述人的眼里，老社区的世界既是破碎的，但又是连续的。
这里有两种视觉化的处理，两种观看并理解世界的方式：一种是先锋化的“蒙太奇”(值得注意的是“蒙太奇”并不必然走向先锋艺术，恰恰是苏联电影孕育出这个概念)，镜头的运动对应着碎片化的经验;另一种是从克拉考尔到巴赞的现实主义电影观，这里的现实主义，不是机械地表现生活，而是侧重物质现实的还原，发现生活的本真性。如克拉考尔所言：“由于每种手段都自有其特别擅长的表现对象，所以电影可想而知是热衷于描绘易于消逝的具体生活的——倏忽犹如朝露的生活现象、街上的人群、不自觉的手势和其他飘忽无常的印象，是电影的真正食粮。”[40]要注意到克拉考尔对于“镜头”中的“消逝的具体生活”的理解，不是将这种偶在的、变幻的、易于消逝的生活片段理解为无意义的碎片，而是认为这种具体生活本身是本真性的。
王占黑小说的视觉艺术，是以“蒙太奇”的方式“凝视”，她的“分镜头”形式服务于她的“长镜头”哲学。在讨论沈从文《记丁玲》一文中，王占黑分析沈从文如何通过日常琐屑的生活记录丁玲，和一般以为的以日常生活解构丁玲代表的“革命”不同，王占黑在讨论“大”与“小”的互通：“当大可以化小，小的也就可以变为大的”[41]。王占黑对于沈从文的理解，落在她自己的小说上同样合适。王占黑一方面将生活经验碎片化、具体化，另一方面守卫着这种碎片化、具体化生活的本真性。
在叙述的技法上，如何协调生活经验的碎片化与整全性?王占黑的小说调动双重视角，在她的小说中，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同时在场。对于王占黑小说的这一叙述特点，刘欣玥最早指出过，“这并非传统意义的童年回忆叙事，因为长大后的‘今日之我’同时在场”。[42]儿童视角是有限的视角，老社区的生活呈现为片段式的;成人视角——“我”的回忆——是整全性的视角，这一视角整合着儿童视角下的生活片段。这种“祛魅”与“赋魅”的往返辩证，构成了王占黑小说貌似平静的叙述下巨大的情感张力。王占黑谈过萧红的《呼兰河传》，她分析《呼兰河传》的看法更像是分析自己的小说：“有儿童的视角当迷障，盖住作为成年人的萧红在文本外(写作过程中)的真实感受。这些里子往往不大引人注意，也无关作品本身的形式或效果。然而你一旦去想作为感受者的儿童和作为叙述者的成人之间的时空间隔，文本和现实的不可逆距离，就会体会到底下那一大股经时间积攒的情绪洪流。”[43]
在这一意义上，王占黑的小说，表面上也许显得写实感很强，但实际上受到比较强烈的主观视角的制约。王占黑所建构的老社区共同体，是一个主观化的共同体。特别暴露这一主观化视角的，或许是王占黑对此隐藏得不那么成功的《地藏的故事》这一篇，在这篇小说中叙述人“我”直抒胸臆：
在另一个匆忙的大城市里疾行疾走，消耗去我太多的气力和耐心，然而那焦忙的奔忙并不能在哪怕一分钟里燃起我想象中哪怕一簇来自新生活的热情：无处可寻的生计，无疾的恋爱，无尽的苦闷和不解，每一回无可招展的故事，变成换季时的一盆盆冷水，加速灭着我的口。以为冷水澡能浇醒人的斗志，结果却被浇得四肢麻木起来。这么想着，便觉得不如回来这里停一停，停在大约五六年前的永远贫瘠的旧世界。[44]
王占黑的小说最终是“虚构”的，在这一刻她的“故事”比“小说”更具有主观性。在王占黑的文学世界里，她的每一篇小说的边界都很模糊，人物在各个故事中彼此穿梭，她的系列故事，可以也应该被读成同一个故事，表现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表面上似乎灰暗、破败、吵闹，但实际上是一个极为纯净的世界。
三 “乌托邦”，还是“异托邦”？
无论是现实中的定海桥老工人社区，还是记忆和小说中的社区，在王占黑的叙述中，都近似于福柯所指出的“异托邦”(hétérotopies)，一种和新自由主义控制下的消费社会相区别的“另类空间”。福柯三次使用过“异托邦”这一概念[45]：第1个文本是福柯 1966 年出版的《词与物》前言;第 2个文本是《乌托邦身体( Le corps utopique) 》，这是福柯1966 年 12 月在“法国文化”电台所做的一次演讲; 第3个文本是《异托邦(Les hétérotopies)》，这是 1967 年 3 月福柯在“建筑研究学会”所做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在1984年福柯去世前不久修改为《别样空间(Des espaces au-tres)》。福柯这篇演讲稿被王喆译为中文，发表在《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题目为《另类空间》。就笔者所见，中文学界对于“异托邦”的理解往往参照这一演讲稿。王德威2011年5月17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将这一概念介绍到当代文学界。就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异托邦”这一概念已经先后被邵燕君、陈晓明、李国华等学者用来讨论网络文学世界、阎连科的“受活庄”、马原的麻风病村等。
这个概念在使用中大致被视为实际存在的、与正常空间不同的“另类空间”，以此区别于不存在的、作为理想空间的“乌托邦”。笔者以为，“异托邦”之所以逐渐变得流行，是因为这一概念契合于时代的情感结构：我们不再相信“理想”的空间是可能的，又不能完全认同“正常”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异托邦”是典型的“乌托邦”终结之后的产物。值得注意到，老工人社区并不必然是“异托邦”，在其源初的意义上，“工人新村”恰恰意味着“乌托邦”在真实空间中的实现。同一处真实的空间，从“工人新村”跌落到老工人社区，如何同时伴随着从“乌托邦”向“异托邦”的转化，这提供了理解当代思想的重要可能。
“乌托邦”和“异托邦”的区别，对应于王占黑提到的一句话：“另一个世界并不存在。只有另一种生活的方式。”这句话来自于王占黑对于《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译者吉琛佳的引用，吉琛佳在该书《译后记》中回忆他2015年金秋的某个夜晚走访松本哉所在的高圆寺：
我可以在此轻易地嗅到种种新鲜的、不安稳的气息，却又惊异地意识到，这些充满意外性的元素，似乎正是此处日常的一部分。此情此景让我想起的，是《致我们的朋友》一书的引言：“另一个世界并不存在。只有另一种生活的方式。(雅克·梅林)”[46]
吉琛佳注明这句话来自《致我们的朋友》一书，这个隐秘的知识脉络值得注意。《致我们的朋友》即Comité Invisible的第二本书A nos amis。Comité Invisible有译为“隐形委员会”，不详，始终处于匿名与沉默之中，据说法国警方也没有找到。就笔者目前所了解，“隐形委员会”在2007年、2014年出版了两本书，出版社都是La Fabrique Editions。2007年的第一本书是L'insurrection qui vient，《革命将至：资本主义崩坏宣言》;2014年的第二本书就是A nos amis，《致我们的朋友：资本主义反抗宣言》。“隐形委员会”激烈地批判资本全球化，但其理论逻辑，依然没有超越1950年代以来，尤其是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苏联入侵匈牙利——以来的西方左翼思想的逻辑。由于丧失了“乌托邦”的视野，西方左翼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一种总体性的视野转向对于多元文化的捍卫。在这个意义上，既然“另一个世界”不再可能，反抗最终落在对于杂多的、差异性的生活方式的捍卫。
在全球化时代，“空间”取代“阶级”成为核心政治议题。这一转化，既源自1950年代以来经典的阶级论述在全球遭遇的挫败，如阶级论述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危机，以及二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蓝领工人白领化;又源自全球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的变化，如杰姆逊引述的一部分社会学家的看法：“不再以工业生产为其发展的主导推动力量，更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统摄社会生活的总体方式了”[47]。杰姆逊引证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的看法认为，这种后工业社会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空间”对于“时间”的统治。杰姆逊在2012年12月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再次谈到我们对时间的经验正被替换为对空间的经验：“工业劳动力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区分都被抹去。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个人都成为雇佣者，一切东西都进了购物中心，空间不过是表面的无限延展。作为时间现象的差异让位给同一性和标准化。”[48]
在这个意义上，重读福柯提出“异托邦”的演讲，会发现福柯在进入“异托邦”之前，讨论的是“历史”向空间的转化。福柯将19世纪称为是“历史学”意义上的、以热力学第二定律作为其神话。这句话似乎不容易理解，主要是在福柯这一句话之前，中文翻译直译了一个词“世界降温”，这应该是指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密切相关的物理术语“热寂”。所谓“热寂”，指的是依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导出来的宇宙最终的“热平衡”的状态，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温度一致的世界，因所有的能量都转化为热能，任何生命不复存在。“热寂”这种悲观的想象在文学上经常被转化为一种“恶托邦”(Dystopia，即“反乌托邦”)想象，比如品钦的《V》和王小波的《白银时代》。在“恶托邦”的世界里，一切都均质化了。
由此来说，福柯所谓的19世纪以热力学第二定律作为其神话，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被编织进历史叙事中的时间，是一种单一的、同质的、线性的时间。有意味的是，福柯在这里不是以一种“时间”(比如社会主义的历史叙事)对抗另一种“时间”，而是将“时间”转化为“空间”：“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49]和“正常空间”相比，福柯梳理了两种相反的空间：“这些与所有其它空间相联系的，但和所有其它位置相反的空间出自两种类型”[50]。这两者类型即“乌托邦”与“异托邦”。福柯在出版于1966年的《词与物：人文知识考古学》一书序言中分析过二者的差异：“乌托邦”提供安慰，是出于词语的经纬方向的;而“异托邦”摧毁语法的秩序。福柯的“异托邦”，在对于现实的批判性上和“乌托邦”是一致的，但同时又批判“乌托邦”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关系就像阿兰·布洛萨概括的，“与其说异托邦是乌托邦的‘反面’或对立面，不如说异托邦同时既是乌托邦，又是乌托邦的他者。”[51]
如果我们穿透福柯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讨论，福柯的“异托邦”表面上是一种更为彻底的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内部的革命，这对应于福柯所处的思想的位置。福柯最终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来讨论变革，在今天回顾福柯1967年对于世界的描述，由“点”交织在一起的“网”，不用多么高深的哲学知识，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就是由互联网所组织的世界。福柯解构历史叙事，以“空间”替换“时间”，在其激进批判的表象下，最终契合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逻辑在全球的传播。刘禾指出我们如果我们将福柯所使用的“networks”等视为隐喻，“我们将难以理解福柯那一代主要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认知上广泛地转向控制论”。[52]刘禾将冷战时期的“法国理论”视为“美国理论”，比如她对拉康的分析，“他的理论贡献在于，向我们展示了二战以后所形成的欧美世界秩序中，如何产生了一种处于控制论阴影下的无意识(cybernetic unconscious)。”[53]这不是基于我们当下的网络社会的现状来反过来建构福柯那一代学人的理论背景，就在福柯发表“异托邦”演讲的1967年，同一年马尔库塞在柏林自由大学作了题为《乌托邦的终结》的讲演，马尔库塞直接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控制论与计算机会如何推进对人类存在的全面控制”。[54]而互联网以及互联网背后的控制论治理在冷战结束后弥散全球，这并非偶然。当下的中文学界倾向于将网络空间理解为现实空间的异托邦，在笔者看来，是颠倒了二者的关系：现实空间是网络空间的异托邦，并且这一空间随着5G基站的大规模建设、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正在加速塌陷。
笔者尊重福柯“异托邦”概念内在的批判性，“异托邦”质疑着所谓自然的、合法的、不证自明的空间及其背后的治理逻辑。但问题在于，“异托邦”所想象的去中心的、非连续的、零散的、杂多的斗争，也即“同一/差异”的斗争，在何种程度上真实有效? 在《定海桥互助社共治计划》第一页，社员们对于定海桥互助社这一空间的理解是：
1.1互助社应当尽可能选择在一个地形、居民、文化、历史都足够复杂的地方建立。最好需要经过弯弯曲曲、街灯黯淡、污水横流的小巷才能通达;并且难以在地图上进行足够清晰的标示。
1.3周边生活方便，远离大型超市、跨国连锁便利店和连锁快餐店，尽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个体经营或非正式经营的售卖日用品、果蔬、熟食、餐饮、五金、二手图书、衣服等各类商品的商店或摊位。[55]
拒绝“大型”、“跨国”、“连锁”对应的资本体系，寻求一种多元的、在地的生活方式，不被“地图”所“标示”，定海桥互助社将自己定位为消费社会中的“另类空间”。王占黑本人则是从以下三点定位定海桥互助社：没有固定而具体的社会身份的联结;互助社的共治由协商而不是投票产生;定海桥不是一个具体的“区位”，而是一个支点，“定海桥可以是一个支点，也可以是城市众多支点中的一个，甚至是全世界支点中的一个。定海桥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互助社正在发起活动的地点的代称”。[56]
定海桥互助社作为“异托邦”的同时，包含着“乌托邦”冲动，想象一种基于“协商”与“互助”的去中心化的“联结”。其基本方案，接近于柄谷行人所提出的《新联合主义互助原则》(2000年发表)。柄谷行人还是在福柯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延长线上，对资本与国家持有双重批判的立场。他的“新联合主义”的批判对象，是柄谷行人认为在西方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柄谷行人的“新联合主义”，在杰姆逊看来，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安那其主义的综合，柄谷行人本人认同杰姆逊的这一判断。其核心内容，也是柄谷行人在他多部著作中的核心主张，是将对于资本主义的抵抗，从生产环节转移到交换环节，从工人运动转移到消费者运动，以合作社的方式抵制消费。柄谷行人谈到：
但严格意义上说，走出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经济外部的斗争，旨在组织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在内部的斗争，以流通过程(消费)中的抵制为中心。[57]
理解柄谷行人“新联合主义”的抵抗，和理解福柯“异托邦”的抵抗相似，这是一场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斗争”。柄谷行人的方案，基本上是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方案在21世纪的翻版，在2000年提出，随即在2002年失败。柄谷行人的方案充满着浪漫的空想，比如以抽签的方式克服官僚主义。笔者阅读柄谷行人的《新联合主义互助原则》一文时，特别触动的是柄谷行人在讨论“新联合主义”的组织架构时强调：“问题和争议通报全体成员。为此，每位成员必须有电脑或能够使用电脑。以及每个单位可以有或必须有自己的独立主页。”柄谷行人拟定这一段时是如此自然，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联合那些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电脑、没有文化能力使用电脑的人，这样的群体天然地被排斥在“新联合主义”之外，这样一个时刻显豁地暴露出空想社会主义浓郁的小资文化属性。新联合主义试图要“联合”多样的群体，而最终召唤来的成员，恐怕早已彼此相似。
笔者的看法是，没有乌托邦，就没有异托邦;没有另一个世界，也就不可能有另一种生活的方式。“空间”的矛盾在于，如列斐伏尔指出的，既是总体性的又是零散化的[58]。新互助主义这种“根茎”式的抵抗，试图在差异的、多元的空间基础上，将零散化的空间联合起来，从具体性中推导出一种具体的总体性。基于对“总体性”的同一性的担忧，新联合主义这种取消中心、取消大叙事、取消深度模式的乌托邦冲动可以理解，这也是1960年代以来的左翼主流;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范畴统摄，如何协调杂多性之间的矛盾?柄谷行人曾构想将少数族裔与女权主义等运动结合成一个运动，并将此视为新联合主义运动的任务，但这一任务，仅仅依赖“协商”是不可能达成的。例如，总会存在黑人平权运动的参与者——假设某个秉持男尊女卑思想的黑人男性——轻视女性平权运动，反过来说也会有白人女权主义者对黑人存有偏见，那么这一矛盾如何“协商”呢?
柄谷行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强调整合诸种分散、零碎的运动的方式，在于认识与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由于柄谷行人是回避“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他只能呼吁合作社的成员们抵制消费，从冲突性的社会关系中退场，而不是直面这一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空间”的理解，要在列斐伏尔的理论维度上展开，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多处谈到讨论空间就是讨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具体的抽象，除了在空间中或通过空间存在之外，别无真实的存在。”[59]把握空间，意味着把握内在于空间的社会关系，列斐伏尔分析到，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冲突体现为空间的冲突：
内在于空间的深层矛盾之一，在于空间作为事实上被“体验”的，阻止表征矛盾。冲突要得到表达，首先要被感知到，而这并不符合通常所设想的空间表征。这一矛盾是空间的具象与表征的矛盾，由此需要一种理论，超越这两个方面，清晰地表达这一矛盾。社会的与政治的冲突被空间地认识，空间的冲突使得社会的冲突可见。换句话说，空间冲突“表达”了社会的政治的利益和力量之间的冲突;只有在空间中，这一冲突才能有效地上演，这样一来，它们体现为空间的冲突。[60]
由此回到王占黑的小说，王占黑以往作品中所处理的空间过于同质化了，这也导致了王占黑的作品比较单薄。毕竟，小说中争夺小区门口的菜摊、广场舞的地盘等等并不构成真正的冲突，定海桥互助社式的“互助”，同样也难以呈现空间冲突。成名之后，王占黑在文学上有所调整，在《空响炮》《街道江湖》之后，王占黑发表了《小花旦的故事》(《山西文学》2018年第6期)等一批新作，《小花旦的故事》这个四万字的中篇是王占黑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作品，也是近年来当代文学中短篇小说领域的杰作。在这篇小说中，王占黑的主人公终于走出社区。阮巧星是缫丝工人，下岗后在小区开剃头店，和叙述人“我”的父亲下岗前在同一家工厂，也住在同一个小区。因女性化的气质，阮巧星被起了个绰号“小花旦”。作为同性恋，他与妻子离婚，和母亲相依为命。在王占黑之前的小说中，小说人物和空间是契合的，街道英雄们活跃在老社区之中。而在《小花旦的故事》里，小花旦不断被所在的空间排斥，并在母亲去世、房子被兄弟姐妹夺去后来到上海。在小说中，“我”因为高考来到上海名校读书，“我”的“身体”被空间的转移所规训，不再接受小花旦为“我”理的游泳头;而小花旦的“身体”早已被判定为是“不正常”的，他却似乎感受不到“空间”与“身体”之间的紧张感。小花旦在定海桥的发廊(王占黑在《小花旦的故事》里第一次将定海桥写进小说)、人民公园跳舞角、舟山路舞厅这些同类人的空间逍遥自在，在地铁站这类代表性的都市空间里，也非常自然。比如小说下面这段描写：
小花旦突然讲，细姑娘，你看这个地铁站，像我们小区吗。
我吓了一跳。地下广场多高档啊，我们小区算什么。
小花旦指着麦当劳，这个么，就是毛头的臭豆腐摊。又指着便利店，这是闵珠杂货店。再过去是怪脚刀的棋牌室，阿宝的修鞋摊。他指着远处的游戏机，旁边坐着卖玩具的人，蛇皮袋铺了满地。还有贴膜的人摇着屁股底下的小板凳。被他这么一说，我倒真觉得像起来了。[61]
这种将社区空间叠印在都市空间中的游戏，小花旦和“我”在小说中玩过多次。理解这一细节，需要联系小说中另一处细节：小花旦的照片。小说中写到，小花旦常常会发带照片的彩信给我，里面永远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加上小花旦这个叉腰的人。小说在此埋下极为精彩的一处伏笔：“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小花旦从来不是乱拍，他的每张照片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角。”[62]在小说结尾，“我”的父亲病重，小花旦去医院为父亲理发，一群身染重疾的老人聚在一起，小花旦拿出手机分享他这些年的上海照片，谜底揭开，写出了极为深情的一幕：
我才明白，一群人眯着眼睛在找什么，而小花旦从前在拍什么。
路边杂货店的冷饮柜上，茶室里面的立式空调上，摆在弄堂口的椅子背上，怎么也擦不掉印记的社区宣传墙上，某户人家的玻璃窗上，电线杆上，小汽车的雨刷底下，垃圾桶里，城市规划馆旁边，每张照片里都有一个蓝色的身影，他伸开双手，保持绅士的笑容，一会大，一会小，忽隐忽现，小花旦叫大家一道来寻。
世博会过去快十年了，海宝长到十岁，人们渐渐把他忘了，小花旦却从没有过。从繁闹的市区到落魄的周边，有些地方面目全非，有些还是老样子。这个曾经被高挂在大街小巷里的过气的明星，如今隐藏在被人忽视的各个角落，而小花旦把他一一找出来了。他又带着一群寸步难行的朋友，眯起眼睛，在被人遗忘的医院里，满世界找着另一位被遗忘的知心老朋友。城市是万分陌生的，大家努力搜索某个熟悉的身影。他们看到了海宝，发出惊喜的呼叫，海宝朝他们笑，他们也便笑了。[63]
照片的主角是上海世博会的吉祥物“海宝”，“海宝”成为小花旦在都市空间中的定位，他以此无意识地把握这一个体无法把握的空间。在这一时刻，“时间”与“空间”彼此交织。“海宝”，作为空间中的被遗忘者，无数次地被小花旦所打捞，他打捞海宝就像打捞自己[64]，象征性地抵抗“空间”对于“时间”的埋葬。如杰姆逊谈到的，“我们目前必须再次正视的问题是：时间与贯时性等具体经验将以何种形式在后现代世界中以空间及空间逻辑为主导的文化领域里展现。倘若主体已经确实失去积极驾驭时间的能力，确实无法在时间的演进、延伸或停留的过程中把过去和未来结合成为统一的有机经验——假使现况确实如此，则我们在观察整个文化生产的过程中，便难免发现所形成的主体不过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混成体。”[65] 而小花旦的经验是整全性的，他拒绝了“空间”所内在的社会关系。或者说小花旦和他的社区空间有一种本真性的不可剥离，这也解释了在小花旦眼中地铁站的空间和社区空间并无不同。在小花旦的眼中，“空间”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故而小说结尾处，“我”会忽然觉得已经去世的阿婆就在小花旦的背上，小花旦的“时间”是统一而有机的，和迷失在“空间”中的支离破碎的后现代主体全然不同。
因此，王占黑将“空间”视为“时间”的影子，她谈及《小花旦的故事》等近作，“这些空间不算小说的主角，却始终闪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或回忆中。我始终相信空间也可以变成时间的一种影子，打通人与人、人与地方的关联。”[66]王占黑将《小花旦的故事》视为自己创作的转折，从这一篇小说开始，她将开始自己的“城市漫游”系列。空间在移动[67]，高圆寺和定海桥相遇，社畜和海宝相遇，老人、病人、穷人从社区中走出来，像小花旦一样一无所有，像小花旦一样无处不是家园。他们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那孤独、颓废、内心不安的漫游者，他们是街道上真正的英雄。
写于2020年4月到6月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0年第3期
注释
[1]松本哉：《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吉琛佳译，第64页。该书中文简体版尚未正式出版。
[2]柄谷行人：《与阶级间差距作斗争的欢乐联盟》，吉琛佳译。该文没有正式发表，引自豆瓣网。
[3]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85页。
[4]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5]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6页。
[6]同上，第78页。
[7]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8]柄谷行人：《与阶级间差距作斗争的欢乐联盟》，吉琛佳译。
[9]同上。
[10]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第99页。
[11]在日文中指阶层固化、贫富差异不断拉大的社会。
[12]松本哉：《素人之乱》，陈炯霖 译，台北推手文化出版，2012年，第17页。
[13]同上，第16页。
[14]同上，第86页。
[15]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26页。
[16]松本哉：《素人之乱》，第230页。
[17]王占黑：《从街头小霸王到世界大笨蛋 ——关于松本哉的书和影》，《青春》，2019年第4期。
[18]松本哉的译者、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吉琛佳就是在定海桥社区出生长大的。
[19]参见《定海桥互助社共治计划》，未正式出版，2019年8月，第44页。
[20]同上，第56页。
[21]同上，第54页。
[22]对于Populism，笔者使用“平民主义”而不是另一种更常见的译法“民粹主义”，其原因可参见潘维教授这篇文章：《“平民主义”错译成“民粹主义”，该纠正了》，《环球时报》，2020 年1 月2 日第 15 版 。值得补充的是，一方面要意识到“平民主义”作为全球不平等的产物有其合理性，不是被一些政客煽动操纵的结果;另一方面“平民主义”要和“民粹主义”有效切割。“民粹主义”的问题，可参见杨-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钱静远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比较遗憾的是这本书的视角依然是浓郁的“精英”视角，缺乏对于自身的反思。
[23]王占黑：《空响炮》，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87页。
[24]这两部小说集王占黑都曾定名为《街道英雄》，但在出版过审时未能通过。
[25]王占黑：《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引自王占黑：《街道江湖》后记，第25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
[26]同上。
[27]王占黑：《空响炮》，第187页。
[28]王占黑：《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第296页。
[29]张新颖：《空响炮》(序)，引自王占黑：《空响炮》，第2页。
[30]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引自《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08年，第99页。
[31]理查德·沃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吴勇立、张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3页。
[32]王占黑：《空响炮》，第190页。
[33]王占黑：《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第256页。
[34]王占黑：《水果摊故事》，《街道江湖》，第24页。
[35]同上，第71页。
[36]刘静瑶：《论王占黑小说中的分镜头写作》，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2018年课堂作业，未刊。
[37]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启迪：本雅明文选》，第260页。
[38]同上，第243页。
[39]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8页。
[40]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邵牧君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
[41]在此需要交待一下本文引用的王占黑《从街头小霸王到世界大笨蛋 ——关于松本哉的书和影》《〈记丁玲〉：以日常的名义消解》《〈呼兰河传〉：记忆望着我》三篇文论的出处。笔者2018年主持南京《青春》杂志一个作家创作谈栏目，向王占黑约稿。王占黑发来谈《记丁玲》和《呼兰河传》两文，《记丁玲》一篇标记有写于2015年1月，推算这两篇文章都是王占黑攻读硕士时的作业。理解王占黑后来的创作，这两篇求学时期写的文论比较重要，已经显示出她后来的创作走向。因笔者同一时间在“定海桥”公众号上读到她谈松本哉一文，觉得更具代表性，故而征得王占黑同意最后发表了《从街头小霸王到世界大笨蛋 ——关于松本哉的书和影》这一篇，另两篇目前未刊。
[42]刘欣玥：《街区闲逛者与昨日的遗民——王占黑作品读札》，《大家》，2018年第1期。
[43]王占黑：《〈呼兰河传〉：记忆望着我》，未刊。
[44]王占黑：《地藏的故事》，《空响炮》，第162-163页。
[45]阿兰·布洛萨：《福柯的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汤明洁译，《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46]松本哉：《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吉琛佳译，第320页。
[47]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425页。
[48]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资本论〉新解》，《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1期。
[49]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50]同上。
[51]同上。
[52]Lydia H. Liu,The Freudian Robot: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23. 笔者正文中的引用系笔者自译，原文如下：However，is Foucault speaking in metaphor? Yes， but if we take his language of“networks，” “circulation，” and “relays” as nothing more than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s if nonmetaphoric expressions were remotely possible)， we would have a difficult time explaining how the broad epistemic shift toward a cybernetic outlook took place among the major intellectual figures of Foucault’s generation.
[53]引自刘禾教授上引著作的第四章开篇，译者是王钦，未刊。
[54]赫伯特·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选自《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马尔库塞文集第六卷)》，高海青、连杰、陶锋译，人民出版社，2019年，318页。
[55]参见《定海桥互助社共治计划》，第1页。
[56]同上，第48页。
[57]柄谷行人：《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邓甯立译，高华鑫校，第20页，未刊。
[58]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页。
[59]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ssachusetts :Wiley-Blackwell, 1992)pp.404.该书目前无中译本，本文引文系笔者据此英文译本自译。
[60]Ibid,p365.
[61]王占黑：《小花旦的故事》，《山西文学》，2018年第6期。
[62]同上。
[63]同上。
[64]小说结尾提到，小花旦去了广州后有了新的艺名“上海宝贝”，他希望别人简称他为“海宝”。
[6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第469页。
[66]王占黑、薛超伟：《这些相遇和交会，意外闪着光——关于〈去大润发〉与〈上海病人〉》，《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4期。
[67]王占黑谈到过，“小花旦最终被小区和亲人遗弃，或说主动跳脱旧框架，以新的自我转向都市游荡，其变化不在于身份的转换，而在空间的移动。“王占黑：《向你的地方发出追击》，《文艺报》，2019 年4 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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