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如何去认识1940—1970年代的中国与文学，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与知识界仍是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贺桂梅老师的新著《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1日出版)，为我们理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提供了新的视野。在该著中，贺老师从“革命”、“中国”、“文学”三个关键词入手，以梁斌与《红旗谱》、赵树理与《三里湾》、“革命通俗小说”、周立波与《山乡巨变》、柳青与《创业史》和毛泽东诗词等经典作家或文本类型为基点，一方面重新体认历史中的人物，另一方面则从人的行为和经验中挖掘出连带在一起的理论与历史问题序列，从而得以摆脱类似以西方当代理论为分析框架的“再解读”或者从纯文学维度做出的“重写文学史”这类隔离开革命史质感的研究方式，重回历史现场，重新体认这些革命年代历史人物的精神历程、文学实践和历史经验，并借助社会学、人类学、民族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史研究等跨学科知识打开文学视野，以此来重新考量1940—1970年代中国及其文学实践的现代化、社会主义革命、民族主体性建构的不同面向，也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相关讨论的脉络。
《书写“中国气派”》后记
这本书的缘起是2009年我申请的一个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题目很长，叫“从‘中国气派’到‘文化寻根’——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建构及其文化认同”。那时候我刚刚做完《“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那也是一本写作过程长得一言难尽的书。书中讨论的新时期六个文学思潮中，我觉得最难把握的是“寻根”一章。难度不在思潮本身的轮廓与内容，而在所涉及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与当代中国乃至20世纪中国的相关性。比如，当代文学前后30年的断裂，直接体现在从民族形式书写到文化寻根的变化，而背后则是当代中国主体性认同机制的历史转换。因此，需要讨论的就不仅仅是文学问题，同时也是中国问题。这些思考促使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了1940-70年代，想从抗战时期提出的民族形式问题入手，讨论前30年当代文学的民族认同书写。最初的设想是以1940-80年代作为整体研究对象，重心放在民族认同方式的转型。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做前30年的民族形式建构，转型问题只在结语中论及。
于是就有了这个课题。而且，一做十年，中间曲曲折折，除了这本书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故事。2014年，我完成了课题结项，但研究却没有停下来。结果，不仅把一个“青年项目”做成了“中年项目”，而且把一个小项目拉成了一个无限长的大课题。在这个题目上流连这么久，是因为里面包含了我许多的精神和情感诉求，是多方面兴趣汇聚的某种必然结果。
这里仅列出三个关键词，勾勒我的思路形成过程和关注的问题意识所在。
一
第一个关键词，与“革命”相关。和许多中国文学专业的入门者一样，我最初对当代文学的兴趣和爱好是从阅读80年代以来的作品开始的。当代文学前30年的作家作品，对我是一种从经验和感性体验上难于进入的对象。这不是什么“纯文学”性在起作用，而是因为个人主义、自恋式阅读方式已经成为“文学”的同义词。而前30年的文学恰恰需要在反思或打破这种自我体验的前提下才能进入阅读范围。当然，这也不只是文学趣味问题，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对前30年的社会文化与人的精神状态缺乏体认和了解。在新时期，前30年的革命及其文学，与其说是人们试图去接近的对象，不如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幽灵般存在。
谈及这个问题，不是专业研究的必要性，而是如何理解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情感关系。在学术领域入行越久，年龄越大，我就越意识到学术研究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理性与知识操作，而需要有情感和感性经验的介入。研究者如果缺少与研究对象建立起来的内在体认关系，这种研究行为就不会持久，也不会形成具有深度的精神熏染与对话。
我与1940-70年代文学之间的感性关系，可以说始于1998年夏天。那时我刚刚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不过心思却游移不定。当时知识界一场号称发生在“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论战刚刚燃起硝烟，最关注这个问题的是我们这些博士生和知识青年。有一段时间，几乎每次聚会聊天都绕不开这个话题，特别是和已经毕业了、在媒体和文化部门工作的朋友和同学，居然常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最后不欢而散。也因此，对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革命产生了别样的感情。印象很深的是1998年的两个小剧场剧：在北兵马司胡同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不久又去人艺看《切·格瓦拉》。剧场内，张广天那种带着神学式虔诚心质的歌声回荡，红旗镰刀斧头等革命符号在场内招展，这是我这样的后“文革”青年第一次从身体上感受到革命文化的情动力。同时，周围师友对这种革命文化的复现所引发的复杂而激烈的反应，同样出乎我的意料，因而留下了更深刻印象。
2018年，孟京辉小剧场剧20周年纪念巡演，有学生送来票，我得以重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依稀地回想起当年的许多心绪，在后来的时间里被遗忘和磨损的那些心绪，但却确认了一件事：我正是在那样的氛围中开始重新理解作为我研究专业的当代中国文学。如果说每一代人进入学术场都有他们的青春记忆，或许应该说，1998年夏天是我难忘的“自觉”时刻。
也是那年夏天，我的一位多年未见的韩国朋友来到北京，我们一起交流了许多问题，也一起考察和思考了许多问题。后来我写下一篇自我反省的长文，第一次从个体的身心体验而不是知识操作的意义上思考当代历史之于我的意义。从那时起，我开始获得了一种看待革命的感性动力，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与革命。所以，花10年的时间做完这份与当代中国前30年的革命文学相关的课题，对我像是一件迟早都要做的事情。
因为研究缘起和问题意识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在《“新启蒙“知识档案》快完成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将研究范围从1980年代转移到前30年。而且，希望正面处理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那些核心问题，而不仅仅在纯文学的意义上谈问题。这一意识在我当时的理解中，就是与种种以理论、知识、专业的方式隔离开革命史质感的那些研究方式保持距离，比如对以西方当代理论为分析框架的“再解读”，比如从纯文学维度做出的“重写文学史”，或者从纯学术角度做出的文学史分析等。因为有这样的诉求，我选择从经典文本和作家入手来处理问题，也是希望回到历史现场中的“活人”，重新看他们走过哪些路，想过哪些问题，写出了怎样的作品，为什么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涉及哪些问题，政治与社会如何在文学实践中呈现……
全书选择的6位经典作家或文本类型，几乎每一个我都花费了将近1-2年的时间。一边是重新体认历史中的人物，另一边是从人的行为和经验中挖掘出连带在一起的理论与历史问题序列。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重新体认这些革命年代历史人物的精神历程、文学实践和历史经验，能更好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了。第一个考察的是梁斌与《红旗谱》(大约是2008-2009年)，接着是赵树理与《三里湾》(2011-2013年)，继而是“革命通俗小说”(2013-2014年)，再次是周立波与《山乡巨变》(2015-2016)，后面是柳青与《创业史》(2016-2017)，最后是毛泽东诗词(2017-2018)……我脑子里想的是“民族形式”与中国文学这样的总问题，而具体琢磨的则是这些作家的种种历史遭遇，特别是他们的文学书写对革命经验的体认方式。
这些革命作家极大地拓展了我对历史、文化、社会、世界与中国等宏大命题的理解。这项研究课题于我个人的最大意义，是使我真正步入并理解何谓“中年写作”。这些革命作家完成的都不是“青春写作”，不是基于个人情绪和经验的“倒影式”写作，而是力求改造世界的理性写作。由此而在自我体认的方式上达到的那种“无我之境”，是我感触最多的地方。印象很深的是1943年的柳青，他从延安下放到陕北米脂当乡文书。因为劳累、不适应环境、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等原因，柳青病倒了。家乡的大哥来看他：“你怎么革命革到这步田地了!”那大概是柳青精神彻悟的时刻。他后来这样写道：“我在那些漫长的春夏天的白日里……从县上中学的一个教员那里借了一本英文的《悲惨世界》，这是本写善与恶的书，Jean von Jean的生活精神对我有很大影响，虽然我清楚他是早期的基督教信徒，而我是马克思主义信徒”。在我看来，要理解革命年代的作家，柳青的这段话很重要。这倒不是重复那种革命者是“信徒”与“殉道者”的滥调，而是在意识到这两者相似性的同时，更要意识到革命与宗教的根本差别在于：信徒相信上帝的存在，并把他的生活看作上帝的证明，而革命者的信仰，则是通过他的行为与实践使革命成为社会实存。他们不是盲目的信徒也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立志“改造世界的人”。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或许接近这种理解。与那个革命年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革命主体的能动性和无我之境，却无疑是我们能够触摸到革命历史内在肌理的途径之一。
二
第二个关键词，与“中国”相关。我关注“民族形式”问题的开端，也是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的讨论渐渐炽烈的时候。因为专业研究的当代性要求，我在从事文学史研究时，总是尝试打通现状批评与历史研究，希望保持对当下知识状态和社会问题意识的敏感。而所有研究的立足点，则是我作为一个当代人对当代中国的感受和体认。21世纪初期知识界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显然与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这是在确认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经济体在全球格局中崛起这一前提下，尝试以一种新的世界视野重新理解中国问题的探索。在这些探讨中，一种长时段的文明史视野开始浮现出来，典型如甘阳的“通三统”。在我看来，真正有新意的，并不是“三统”如何或是否能“通”，而在能够将这三者同等相待的思维方式本身。这意味着我们实实在在地远离了20世纪特别是1980年代那种“落后”于现代世界的焦虑感，而在一种真正的世界视野中思考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这也意味着无论现代化范式的落后国家论，还是革命范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论，都难以准确地描述中国。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进入21世纪，“中国是什么”开始成为一个前沿性的具有极大挑战性难题的原因。
我对这个问题的接近，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我发现知识界的左右之争，到了21世纪，在演变为几场闹剧式事件之后，真正的思想推进却在另外的方向展开。问题的焦点不再是左与右，而是如何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一个外国朋友开玩笑说：没想到中国1990年代的“新左派”都变成了21世纪的“新保守派”!这种说法有一半是对的。那些曾在世纪之交的论战中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大多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并且都有相近的“通三统”诉求，只是立场、理论和角度各不相同。但称之为“新保守派”则是不对的，因为左右的立场仍然存在，只是谈论问题的语言、理论和方式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关键原因或许是21世纪的全球性危机，使得单纯在左右之争的维度上谈问题的方式已经失效了。21世纪的危机是全球现代性危机和所有文明的危机，这也使得超越单一国族、单一政治立场的思考成为必需。中国的问题不再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应当放在全球视野和真正的文明史视野中考察。这里有中国主体性的诉求，也有超越民族主义的全球眼光。我相信到今天，没有人会否认思考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关键在于所谓“道路”“经验”的内涵该如何阐释。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不如说更是迄待解决的理论和思想创新。
另一个层面的原因，则来自我对生活的观察和体认。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越来越不能忽略的存在。我注意到这一现象，大约在2004-2005间，那时常去北京海淀区知春里的沃尔玛超市购物。有一天，超市门口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商品，大约10元一本的简易版中国文化经典书籍：四书五经三国水浒三字经弟子规……人们可以像买菜一样，随手挑两本放在购物车里。我也买了不少这样的“菜”，回家有空时便翻翻。然后注意到电视台最热闹的节目是讲传统经典的“百家讲坛”，注意到春节回家到处谈的是重修家谱重建祠堂，注意到旅游热带动的“名人故里”之争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注意到周围人群的宗教热，注意到唐装汉服祭孔祭祖……
对于我这样的在1980年代西化氛围中长大的中国人而言，与21世纪同时到来的这种“传统文化热”和“文化乡愁”，绝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这种现象显然与知识界的中国问题研究有内在关联，也与大众社会诸多流行文化现象直接相关。对这些思想与文化现象的关注，使我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研究题目“21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化镜像”。这是我从2011年开始，与“民族形式”问题同步展开的另一个写作序列，包括《“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2012)、《传统文化热：“国家“与”文明“的交互塑造》(2014)、《马年春晚与“中国梦”想象》(2015)、《“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2017)、《孔子：暧昧的遭遇战》(2010)和《看“中国”：电影大片的国际化运作与国族叙事》(2009)……我思考1940-70年代文学民族形式问题的许多理论资源、问题脉络和基本立场，可以说与我考察21世纪思想与文化中的中国叙述是互为表里的。有时为了安慰自己便这样想：毕竟，我用十年时间完成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两本书。
两个课题的同时写作，在我的思考中，并不单纯是为了给历史研究提供现实参照，也是探寻某种研究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有两个主导性范式，即1940-70年代形成的革命范式与1980年代形成的现代化范式。如果说革命范式涉及人民、阶级、社会、政治、国家等主题，那么现代化范式则涉及个体、现代、文学、文化等与之相对的主题。虽然两种范式具有针锋相对的对抗性，不过在追求现代性这个面向上，它们却是一致的。但对于21世纪中国而言，与其说“现代”是需要追逐的目标，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反思现代性本身的西方特性，进而在一种真正的文明史与全球史视野中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
从这样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是什么”也是探寻新范式的一种尝试。中国并不是一个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与其用民族主义知识意义上的“民族”，不如用具有长时段稳定性特质的“文明”来描述中国。中国的地理面积事实上相当于整个欧洲，这也从一个重要侧面显示出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体的独特性。欧洲经验无法解释中国，因此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化观，从多元的文明视角(亨廷顿将之概括为八个文明，布罗代尔则概括为五个文明)来同时观察中国与世界。这种文明史观的引入，一方面将欧洲现代经验特殊化了，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经验放在了一个从特殊性内部生发出普遍性的思考视野里。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现代性转换过程，帝国主义与西方化、种种革命与形形色色的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这个文明体仍旧保留了某些不变的特质。如汪晖在《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中提到，“在1989年之后，中国几乎是当代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人口构成和地域范围上大致保持着前20世纪帝国格局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政治形式如此，文化形式、经济体样态亦然。这意味着在现代变革的过程中，如果说从“文化”的层面中国发生了巨变，那么从“文明”的角度，中国仍旧保留了某些延续性。如何阐释这种延续性，并不是“复古主义”、重申“古典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需要从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中考察现代、革命、传统这三种力量互相作用的方式。从文明视野观察中国，意味着我们在将古典传统纳入分析视野时，又不落入“复古主义”;在将现代经验作为考察对象时，又跳脱“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在重新思考革命历史时，又超越那种“反现代的现代性”视野。这是一种站在21世纪的当代性立场上，开放性地调动全部的中国经验(也包括世界经验)以寻求新的历史可能性的理论实践。
三
第三个关键词，或许是“文学”。经历了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之后，关于文学的理解已经形成了一套定型化的思维惯性。“文学”就是个人化、审美、虚构等等的同义词，意味着在现实之外建构的另一个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与社会政治保持距离，而且是由孤独个体的透视视野中显影的。从这样一种文学观来看，1940-70年代形成的当代文学无疑是一种别样而且特殊的文学，甚至根本就是一种“非文学”(或反文学的“政治”)。但无论赵树理、周立波、梁斌、柳青，还是毛泽东以及那些写革命通俗小说的作家，对他们来说，文学的意义显然比这个要大得多。一方面，文学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乃至经济等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某种意义上，这个时期的经典之作都是一种“非虚构”文学;另一方面，文学也作为一种与社会运动、政治实践同等重要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事实上可以说，文学与其他诸种社会力量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实践机制。这种机制被新启蒙思潮一言以蔽之称为“政治”。但需要意识到，文学在被这种“政治”限制乃至控制的同时，事实上也赋予了它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实践力。那个时期的文学经典常常被视为“教科书”(比如《三里湾》、《创业史》被称为“合作化运动教科书”)和“手册”(如《青春之歌》被称为“知识分子改造手册”)，在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中承担着特殊的教化、情感动员功能。文学发挥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正如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思潮在反思政治对文学的限制的同时，也切断了文学进入社会的路径。从“文学与政治离婚”、强调文学的“虚构性”和“诗到语言止”，再到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文学到今天，大多已经成为那些有特殊教养的精英阶层的自恋式读物。从这样的当下视野再回过头看前30年的文学，便会意识到那种包含着某种总体性视野的文学，自有它独特的魅力。事实上，无论是现代意义上的“literature”还是古典意义上的“文”，其巅峰之作都不是那种由“内在的人”透视外在风景的个人性写作，而总是包含着将文学重新融入世界的创作诉求，比如19世纪俄国与西方的长篇小说，比如中国的诗骚传统。从这样的角度来看，1940-70年代的当代文学或许始终在史诗传统上展开，其中“史”和“诗”之间相辅相成、相抗相生，构成了这个时期文学的基本特质。
处理这个历史时段的文学，在打破19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观念体制之后，需要进一步做的，是呈现出在活生生的历史肌质里展开的种种文学实践。这不是从文学再回到政治，而是呈现“文学溶解在政治里”或“政治溶解在文学里”的那种活的历史机制。这一方面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结构关系中来重新理解文学，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文学作品里读懂其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文化书写。只有从这样的研究视野出发，文学才能真正恢复其原生性、整体性的存在样态，而不被塞入偏狭的“纯文学”紧身衣里。
基于对文学的这种理解，本书的写作过程，对我也是一种知识、理论和精神视野拓展的过程。这首先是一种知识结构上的补充和调整，特别是对与民族形式问题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涉猎。大约从2009年起，我开始了一个热衷读书的自学期。家里堆积成灾的书籍，换成了社会科学类，比如与民族问题相关的安德森、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的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汪晖、王铭铭、甘阳等的研究著作，比如与乡土中国探讨密切相关的费孝通的诸多社会人类学著作，比如与文明视野关系密切的布罗代尔、麦克尼尔、亨廷顿等的文明史及全球史著作，还包括许倬云、葛兆光、杜赞奇、黄仁宇等的中国史研究……这对我也是一个知识转型，使我从文学研究领域跨到了与民族形式问题相关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
不过，这种跨学科也不是一种纯粹知识意义上的转型，或将文学作为论证西方式社会科学的一种材料性注解，而是1940-70年代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对文学研究所提出的要求，是研究者在讨论相关作品时必须具备的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在这样的意义上，从民族形式角度重新考察当代文学，不是仅仅从“外部”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考察文学问题，而是民族与形式、中国与文学、政治与文学实践等两者的彼此建构过程的具体展现;在赵树理研究中引入费孝通，不是用赵树理来证明费孝通，而是同时将二者视为一种“叙事”，并从文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互相参照中理解中国乡村社会与民间文化的特性;同样，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中引入布罗代尔的“地理时间”和李零的“地理大视野”，也不是用毛泽东来论证后者，而是从共通的文明史视野中开启一种阐释毛泽东诗词内在世界观的分析角度……可以说，缺少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就无法更好地把握前30年文学的总体性特质;同时，正是1940-70年代文学实践的整体性，对西方式社会科学提供了另一种有意义的历史参照。
本书写作过程中，另一值得提及的对“文学”内涵的拓展，则基于我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哲学的体认。“纯文学”观念有其特定的哲学基础，即基于康德哲学所奠定的美学观，将审美视为连接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从而与现实世界保持一种特殊的距离。这种文学观从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如果说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哲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可能最忽略的就是从“哲学”意义上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在20世纪中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哲学打破了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从这种辩证法哲学的角度来思考文学，就应当意识到，1940-70年代文学与1980年代通过“回到康德”而形成的美学热与纯文学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这是一种以“改造世界”为诉求的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实践自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但有意味的是，自1980年代以来，有关革命文学或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不是从这种文学实践自身的理论视野出发来分析问题。比如“重写文学史”思潮依靠的是普遍主义的“文学观”(背后是康德式美学观)，比如“再解读”依赖的是1960年代西方当代理论，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符号学等，这也正是造成诸多相关研究有“隔靴搔痒”之感的原因所在。因此，本书对经典作家和文本个案的考察，我的一个明确研究诉求，是从当代中国革命与文学实践的内在理论视野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出发，来重新思考1940-70年代的文学实践。基于这样的考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哲学构成了我分析问题的基点。在这种哲学视野中，文学不是一种封闭的作品或静观的对象，而是一种实践，是一种在整体性的社会历史视野中展开的既是文化也是政治的实践。正是在这种实践视野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主客体的同一性、总体性视野、矛盾的对立统一等，才构成了革命文学的内在历史视野，也是“文学溶解在政治里”或“政治溶解在文学里”的根源所在。辩证法哲学不是一种规律，而是一种方法和视野。改造世界的无数“瞬间”正是文学与社会、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统而为“一”的时刻。那是文学进入世界并改造世界的时刻。
四
本书的各章节基本都以论文的形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这里以发表时间为序列出来，给有心的读者参考：《革命与“乡愁”——〈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中华读书报》2015年4月29日)、《<三里湾>与赵树理乡村乌托邦的另类书写》(《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5年6月30日)、《“民族形式”建构与当代文学对五四现代性的超克》(《文艺争鸣》2015年第9期)、《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民族形式”的风格化书写：周立波与〈山乡巨变〉》(香港《中国文学学报》2015年12月卷)、《政治·生活·形式：周立波与〈山乡巨变〉》(《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柳青的“三所学校”》(《读书》2017年第12期)、《“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重读〈创业史〉》(《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民族形式”问题与中国当代文学史(1940-70年代)的理论重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长时段视野里的中国与革命——重读毛泽东诗词》(《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毛泽东诗词与当代诗歌道路》(《诗刊》2019年第5期)。这些论文也曾参与过多次会议，包括社科院文学所举办的“社会史视野下的赵树理研究”、“社会史视野下的柳青研究”，上海大学举办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新文明’再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今古齐观：中国文学中的古典与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现代与古典文学的相互穿越：故事新编与理论重构”等。
写作过程中也形成了两本相关的著作，一本是受赵魁元老师邀请，将相关的赵树理研究论文集成的《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一本是受徐志伟老师邀请，编辑而成的《1950-7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上海书店，2018年)。
在这本书漫长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要感谢许多师友，特别是张涛、祝东力、赵刚、李少君、陈艳、王振峰、崔柯、李静、李浴洋、鲁太光、陈汉萍、赵晋华、薛毅、罗岗、毛尖、董丽敏、孙晓忠、耿化敏、杨庆祥、李宪瑜、何吉贤、程凯、袁一丹、潘家恩、李广益等。没有他们的邀请和督促，本书的完成可能要拖更长时间。在2014年课题审查过程中，我的半成品成果曾得到吴晓东、张志忠、张炼红、旷新年等师友的指点和中肯批评，在此一并致谢。另外，一如我的其他写作，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多次在北大课堂上与学生们分享并共同思考，曾开设过四轮名为“50-70年代文学专题”的课程，学生们的热情参与总会使我有许多收获，刺激我思考更多的问题。
感谢艾英，她曾帮助本书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出版基金。特别感谢雅秋，作为师妹和本书的责编，她对我的拖延始终抱着纵容的态度，不过对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却丝毫没有姑息的意思。这也迫使我严以律己，反复修改和润色之后才敢交出书稿。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工作，这本书可以相对完美的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十年的时间很长。从2009年确立课题到今天脱稿，这本书的写作陪伴我从青春期进入中年，我的儿子也从一个蹒跚学步的小人儿长成了人高马大的半大小子。在现在这个完稿的时刻，我并没有多少轻松的感觉，书中留下的许多缺憾，只能留待未来了。但值得一说的是，十年间我的精神状态以及对人生、世界的理解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很多都体现在本书的文字风格和思考角度中。或许最大的变化是，我告别了那种依靠灵感的青春期写作状态，常常是在反复阅读和揣摩中形成某种观点，并在写作时思虑再三。这种“慢写作”很大部分是我的自觉追求。我在与研究对象的长时间体认中，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境界和情致渗透到我的精神世界，并转化成我的一种内在心境。我感到自己慢慢变得丰厚和沉着。有时想，一个人或许只有过了45岁，才能真正从青春期的自恋和自我关注的习惯中摆脱出来，体味某种包容性的“无我之境”，进而见到天地之广大和历史之绵长。王家卫的新武侠电影《一代宗师》中说，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或许，这也是问学之人能够拥有的三种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20年2月10日
本文选自《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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