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鲁迅之后我国文化界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多次组织鲁迅纪念活动，阐释和宣传鲁迅精神；同时，据新发现的多则材料，郭沫若对鲁迅杂文中个别“不根据事实”处持保留意见。郭沫若本着辩证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全面分析鲁迅遗产，将鲁迅遗产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理解，努力研究、阐释和宣传鲁迅遗产中的主要方面和积极因素，维护这位民族文化巨人的光辉形象。这对当下如何接受鲁迅遗产仍具启示意义。
在鲁迅逝世11天之后，郭沫若即提出了接受鲁迅遗产的命题：“接受文学遗产的口号，在中国是一直空喊着或甚且被逆用着，由鲁迅的死，这口号才获得了它的真正的意义。鲁迅在文学上所留下的遗产，是应该趁早的加以整理，流传，而使一般的人更多多得到接受的机会。”[1]郭沫若用了“真正的意义”这一措辞，可见他对鲁迅遗产的重视程度。接受鲁迅遗产这一命题的提出在文化界具有重要意义。周扬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之际，也特别指出继承鲁迅遗产的重要性，“他的著作成为了中华民族所有的一切遗产中的最优秀的遗产”[2]。直至今天，如何接受鲁迅遗产仍是文化界和学术界的重要课题。郭沫若不仅最早提出接受鲁迅遗产，且被誉为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3]，是鲁迅逝世后40余年里中国文化界的重要领袖，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考察他对待鲁迅遗产的态度和方法，对于当下如何进一步理解和接受鲁迅遗产不无启示，而关于这个课题，学界还少有研究，本文在新见材料的基础上，综合相关史实，对此进行初步论述。
一
郭沫若是鲁迅纪念活动的重要组织者，是“鲁迅精神”的积极阐释者和捍卫者，并在《鲁迅全集》编撰、鲁迅诗歌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郭沫若参与组织并出席了1936—1966年间几乎所有重要的鲁迅纪念活动，多次担任组织者、主持人并发表纪念讲话。
鲁迅逝世后，东京的留日学生团体东流文艺社、质文社等举办了鲁迅逝世追悼大会，作为左联东京分盟的精神领袖和指导者，郭沫若参加追悼大会并敬献挽联。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到上海。1937年10月18日，战时文艺协会在上海借女青年会召开鲁迅逝世周年演讲会，郭沫若发表演讲。10月19日，郭沫若等人邀请上海市文艺界同人在浦东大厦七层举行鲁迅逝世周年座谈会，郭沫若作为主席团成员发表演讲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提议全体签名，请商务印书馆从速出版《鲁迅全集》，并发表了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大纲。1938年10月19日，武汉沦陷前夕，武汉文化界在青年会召开鲁迅纪念会，郭沫若带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员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他要求继承鲁迅精神，尤其是“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并请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博古等人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对言论进行了管控，鲁迅纪念活动受到抑制。但郭沫若仍然努力参与主办了一些纪念活动。1940年8月3日，郭沫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鲁迅六十诞辰纪念会并致辞。当年10月19日，重庆文化界在巴蜀小学广场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郭沫若是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1941年10月19日，重庆文化界在抗建堂举行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郭沫若讲《鲁迅与王国维》。1942年到1944年，重庆文化界没有大规模的鲁迅纪念活动，但在1943年鲁迅逝世七周年的当天，郭沫若依然在其担任主任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持小型纪念会。1945年10月19日，郭沫若在西南实业大厦出席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讲。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于1946年5月离开重庆来到上海参加民主运动。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在上海辣斐大戏院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郭沫若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并发表《鲁迅和我们同在》的演讲。10月20日，文化界在上海鲁迅墓举行扫墓纪念仪式，郭沫若出席仪式并宣誓。1947年10月19日，郭沫若再次祭扫鲁迅墓。1948年10月19日，中华文协香港分会在香港举行鲁迅逝世十二周年纪念会，郭沫若担任主席并发表演讲。
1949年10月，郭沫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之余代表中国文联发起并筹备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活动。10月19日上午，郭沫若主持了北京各人民团体组织的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大会并致辞，下午，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0年10月19日，1951年10月19日，郭沫若连续两年出席首都文化界举行的鲁迅逝世纪念大会并致辞。195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郭沫若在政协礼堂主持鲁迅纪念会，第二天，与周扬等人主持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学术报告会，21日，往和平宾馆宴请参加鲁迅纪念活动的各国作家。1961年9月25日，郭沫若在政协礼堂主持纪念鲁迅八十诞辰大会，并致《继续发扬鲁迅的精神和本领》的开幕词。1966年10月31日，郭沫若陪同周恩来等出席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讲话。
除组织纪念大会外，郭沫若还采用了题字、提倡修建鲁迅博物馆和鲁迅学校等方式来宣传鲁迅。早在1937年7月，郭沫若就倡导成立鲁迅学院。1945年郭沫若到苏联参观后，“为使鲁迅的纪念由书斋走到社会，为使鲁迅的精神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4]，建议借鉴苏联经验，设立鲁迅博物馆，塑造鲁迅像，用鲁迅的名字来命名湖泊街道等。这些建议在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被采纳。郭沫若不但为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故居等题字题词，还为布拉格的鲁迅图书馆、仙台的鲁迅纪念碑题字。
在历次纪念活动的讲话中，郭沫若着重阐释“鲁迅精神”。郭沫若曾坦率地说：“做些‘关于纪念的事情’，并不必全在纪念被纪念者，而是在鼓励其他。说直率一些，就是一种宣传或示威。”[5]郭沫若对“鲁迅精神”的具体阐释，与其说是从学者角度立论，不如说是从政治家的高度，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赋予“鲁迅精神”以不同的内涵，以服务于现实需要。
郭沫若最早提出“鲁迅精神”是在《不灭的光辉》中，他指出“鲁迅精神”的真谛是“不妥协”，“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上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起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6]。在鲁迅逝世周年之际，郭沫若再次阐释“鲁迅精神”：“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目前的浴血抗战，可以说，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贯彻鲁迅精神使它永远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方法，也是保卫国族的最好的方法。”[7]1938年武汉撤退前夕，郭沫若在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的文章中又一次明确解释“鲁迅精神”：“鲁迅精神是什么？便是不屈不挠，和恶势力斗争到底。”[8]郭沫若将“鲁迅精神”概括为“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战斗精神，这不仅符合鲁迅实际，也是应对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局面的需要。直至抗战结束，郭沫若在历次鲁迅纪念活动中强调的都是“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
郭沫若所阐释的这种“鲁迅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鲁迅精神”的阐释是一致的。在郭沫若写作《鲁迅并没有死》两天之后，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也提出了“鲁迅精神”：“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等特点“形成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在“牺牲精神”下面，毛泽东特别提到了鲁迅“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9]。周恩来在鲁迅逝世两周年题词：“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10]都是侧重于“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
抗战胜利后，由于当时的中国已从“外战十年”转向“坚苦建设”[11]局面，郭沫若对“鲁迅精神”的阐释转向强调“千夫指孺子牛”精神。
最早强调鲁迅“千夫指孺子牛”精神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2]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由何其芳、刘白羽等人带到国统区，郭沫若主持转达。但由于条件不成熟，直至抗战结束国统区民主运动达到高潮时，郭沫若才开始侧重宣传鲁迅的“千夫指孺子牛”精神。
在1946年10月19日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周恩来和郭沫若都强调了鲁迅的“千夫指孺子牛”精神。郭沫若的演说以《鲁迅和我们同在》为题，着重诠释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认为“这种做牛的态度也就是鲁迅精神的绝好的象征”。正是由于周恩来、郭沫若对“千夫指孺子牛”精神的强调，《文汇报》记者干脆将这次纪念会新闻稿的正标题拟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民主和平奋斗”[13]。第二天，文化界为鲁迅扫墓，郭沫若在墓前宣誓：“鲁迅先生，我愿秉着您的指示，当一条牛！”[14]
自1946年后，郭沫若在鲁迅纪念中大力宣扬“千夫指孺子牛”精神，并多次阐释鲁迅的《自嘲》。1946年底，他在《冷与甘》中强调，“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把鲁迅精神表示得非常圆满”[15]。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的鲁迅纪念会上指出：“这二句诗包括了鲁迅先生的整个思想和精神”，“可说是毕生战斗与自我批判的生活实验中得来的精粹”[16]。1949年10月13日，新中国刚刚成立，郭沫若撰文阐释鲁迅这两句诗的现实意义：“内外的敌人是决不会死心的”，所以要继续“横眉冷对”；“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大家赶快把头埋下去，替新生的中国做‘牛’吧，而且要做得十分地心甘情愿”[17]。在1955年为日本岩波版《鲁迅选集》的题词中，郭沫若特意引用了这两句诗，认为“这可以是说很生动地把整个的鲁迅形象化了”[18]。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郭沫若再次提到这两句诗，认为这是“作为教育家的鲁迅的自画像”[19]。郭沫若对这两句诗最精练的解读出现在他1961年为《鲁迅诗稿》所写的序言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20]在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的讲话中，郭沫若认为这两句诗“刻画出了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家的光辉形象”[21]；直到1966年，郭沫若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还提到这两句诗，认为“这是很杰出的鲁迅自画像”[22]。
为践行“鲁迅精神”，郭沫若多次步鲁迅《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诗韵作诗。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写道：“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郭沫若“最喜欢”这首诗，赞道：“原诗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23]并分别于1937年、1947年、1957年三个重要历史时刻步韵赋诗。1937年，郭沫若在归国抗战途中步此诗诗韵写下了：“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24]这首诗是郭沫若最著名的旧体诗之一，他在回到上海的多个场合朗诵这首诗，鼓励大家的抗战斗志，张元济等人深受感动，步韵唱和。后来，郭沫若郑重其事地说，抗战归国，是鲁迅“把我呼喊回来的”[25]，证据就是这首步韵诗。1947年11月，历史又到了转折关头，郭沫若由上海奔赴香港，再次步此诗诗韵赋诗一首：“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未丝。五十六年余鲠骨，八千里路赴云旗。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26]步鲁迅韵，是对鲁迅遗志的继承，“土地翻身”“工农革命”，是对解放区的向往，如此便将鲁迅和新中国有机联系起来。1957年7月，为纪念七七事变二十周年，郭沫若步其韵赋诗两首，其中第一首为：“二十年前国难时，中华命脉细于丝。盟刑白马挥黄钺，誓缚苍龙树赤旗。大业已成双革命，长征不朽七言诗。卢沟桥上将圆月，照耀农民衣锦衣。”据郭沫若自注，“缚苍龙”用的是毛泽东《六盘山·调寄清平乐》的典故，苍龙指日本。“双革命”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长征不朽七言诗”指毛泽东《长征》一诗。[27]这首诗巧妙的融合了毛泽东和鲁迅的因素，讴歌了七七事变二十年以来中华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毛泽东领导下成就“双革命”大业之时，郭沫若想到的是鲁迅。
郭沫若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委，参与了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审读，对《故事新编》的注释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郭沫若对鲁迅进行了零星研究。鲁迅逝世当天，郭沫若即写作了《民族的杰作》，给予鲁迅崇高评价：“中国文学由先生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先生为真实意义的开山。”[28]这一句话曾被作为标语挂在鲁迅纪念会的会堂上。鲁迅研究者张恩和指出：“在毛泽东之前，如果说还有谁对鲁迅的认识比较充分，比较客观，比较科学，除了瞿秋白曾经对鲁迅的思想、杂文作过精湛的分析和恰当的概括，就应该首推郭沫若；并且，除郭而外，几乎就再没有别人。”[29]郭沫若在《鲁迅与庄子》《鲁迅与王国维》等文章中就鲁迅和其他文化名人做了比较研究，此外，他还就鲁迅的旧体诗、书法、古籍整理等有过点评。由于他知识渊博，对时代又有深切的理解，这些点评虽然只言片语，却充满真知灼见。但毋庸讳言的是，相比于同时代的鲁迅研究专家，郭沫若对鲁迅的研究浅尝辄止，是不够深入的。他自己对此也很明白：“余对鲁迅之认识并不深广，特一枝之巢，满腹之饮，想鲁迅如在，亦当不致以此为侮耳。”[24]
二
尽管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文化界的领袖，但由于鲁迅生前和郭沫若有过笔墨之争，有些学者认为郭沫若没有资格阐释和提倡鲁迅精神，郭沫若对鲁迅的具体研究，在一些学者看来也并不具有权威性，经常受到批驳和指责。
郭沫若的《不灭的光辉》引发了萧军的驳斥，郭沫若由此在是否发表纪念鲁迅的文章上感觉到“有点两难”，并认为自己“的确是犯了点‘敌人以友人的面孔出现’的嫌疑”[30]。郭沫若在文章中认为鲁迅“有点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31]，受到林辰的批驳[32]。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认为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完成”[33]，受到读者来信质疑[34]。郭沫若在《鲁迅与庄子》中认为鲁迅有虚无主义倾向，1966年被红卫兵写信责问。这种动辄获咎的处境，或许是郭沫若不敢轻易踏足鲁迅研究的原因之一。在有关鲁迅的议题中，对郭沫若影响最大、困扰最多的，是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将创造社归结到鸳鸯蝴蝶派、林译小说的文学谱系中去，认为创造社属于“新才子派”，有“才子+流氓”的作风，这些论断建立在鲁迅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叙述之基础上。第一，鲁迅认为创造社为了在文坛站住脚，使用了“才子+流氓”的手段。比如抓住文学研究会的误译大做文章，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文坛站稳脚跟，让商务印书馆接纳他们的作品。第二，鲁迅断定创造社成员因在上海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才去广东参加革命。第三，鲁迅认定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出于市场需求，而并非真正的革命理想。第四，鲁迅认为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时有“唯我独革”的流氓气。第五，在鲁迅看来，创造社忽而干革命，忽而搞文学，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势利。“当环境较好的时候，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35]。
《上海文艺之一瞥》被增田涉翻译成日文发表在佐藤春夫编辑的《古东多万》第2号（1931年11月5日）上，1932年初，郭沫若在朋友的提醒下阅读到鲁迅这篇文章，决定写作《创造十年》作为回应。据学者秦刚最近的考证，《上海文艺之一瞥》“日文版与中文版的内容高度对应，前者属于十分忠实而且通顺自然的译文”[36]，比照《创造十年·发端》对《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引用，郭沫若确实做到了对引文的忠实翻译，不存在因翻译而导致的误读。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中对于《上海文艺之一瞥》有关创造社的部分进行了逐一批评。这些反驳，并非出于“该文章的跨语际发表等于让鲁迅对创造社的批评传布到日本，这可能更让他难以坐视”，也并非“隐藏着只有从翻译角度才能烛照到的机微”。[37]而是出于如下目的。首先，郭沫若认为鲁迅对创造社不了解，叙述上有很多“不根据事实”处。比如，关于创造社南下动机，鲁迅认为是生意做不下去，创造社出版部成立后不但吃“旧老板”的官司，“而且年年是什么纪念的大廉价”，“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独立也活不下去。创造社的人们的去路，自然是在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38]郭沫若辩驳说：创造社出版部是1926年4月1日才正式成立的，而成仿吾1925年就到了广州，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三位1926年3月18日就从上海出发了，去广东在前，独立出来搞出版在后；鲁迅所谓“创造社独立出来搞出版吃了官司又经营不善才南下”的说法颠倒时间先后，不符合事实，是“形同捏诬的自由创作”。[39]鲁迅关于创造社“才子+流氓”的评定既然“不根据事实”，自然也就不能成立。其次，在郭沫若看来，主要由鲁迅、太阳社和创造社所组建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创造社和鲁迅属于同一阵营了，他曾公开对鲁迅喊话：“好在创造社这个小团体老早是已经失掉了它的存在的，‘语丝派’这个小团体现在已由鲁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扬弃了，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罢”[37]。但鲁迅并不领情，不跟左联的对手“民族主义文艺”派论战，却刀口向内，故技重演，清算起创造社来了。
虽然《上海文艺之一瞥》关于创造社的评定在郭沫若看来有“不根据事实”处，但鲁迅指出的创造社“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40]等倾向也确实存在，正如瞿秋白所说，鲁迅指出创造社“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41]这一弊病是有道理的。鲁迅刚刚翻译过法捷耶夫的《毁灭》，对于“新人”身上存在传统的因袭重担保持警惕，他对创造社弊病的揭露，可以当成是“向革命作家们经常提出了及时而有力的诤戒和策励”[42]。但郭沫若当时被刺痛了，没有冷静思考即撰文反驳。对来自鲁迅的批评，郭沫若后来一定程度上有所接受：“余与鲁迅素未蒙面而时受其斥责，虽当时受之，每有难忍之处，但今则求之而不可得矣。”[43]尽管如此，《上海文艺之一瞥》有关创造社的部分叙述，郭沫若一直坚持认为其“不根据事实”。
《上海文艺之一瞥》收入《二心集》，随《二心集》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后来又收入1957年版《鲁迅全集》。收录《创造十年·发端》的《创造十年》最初以单行本行世，由上海现代书局于1932年9月初版，至1933年11月印至第三版，总印量11000册。1943年7月，重庆作家书屋再版《创造十年》，该版删掉了《创造十年·发端》。1947年《创造十年》整书收入海燕书店出版的“沫若文集第2卷”《革命春秋》，《发端》随同收录。海燕书店1951年后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革命春秋》于1952年6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新三版，累计印量达到16000册，至1957年11月第11次印刷，累计印量48560册。也就是说，1950年代的读者很容易读到《上海文艺之一瞥》与《创造十年·发端》。当鲁迅成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44]之后，很少有读者平等地去看待鲁迅和郭沫若这场论争。于是，常有读者以《上海文艺之一瞥》为标准评判郭沫若。
1953年，湖北省阳新县粮食局一位青年店员给郭沫若写信。这位店员自称小学没有毕业，从行文中的不少错别字可见他并非谦虚。他说他对鲁迅十分崇敬，但是“您的自传《革命春秋》中的《创造十年·发端》内对鲁迅态度有一种另外观感，与他人对鲁迅的推荐是（按：应为似）乎有所矛盾”，故而他向郭沫若请教四个问题，并请郭沫若推荐“帮助进步书籍”。对于这位青年店员的恳切来信，郭沫若在原信做了详细的毫不含糊的批示。在“鲁迅当时革命立场”问题后，郭沫若批示：“在当时他正从进化论转进到革命的立场。”在“您对鲁迅的态度”问题后，郭沫若批示：“我尊敬他的力求进步的精神，但他当年对于创造社不根据事实的攻击，不分敌友，我不能同意。”在“如果鲁迅不死，对现代的革命有无利”问题后，郭沫若批示：“如果不死，并不断进步，对革命当然有益。”在“鲁迅著作对我们有没有利”问题后，郭沫若批示：“是有益的，但时代不同，我们要学习他的进步精神。在文字写作上学他的认真负责的态度。”郭沫若推荐的书籍是：“如你是喜欢文艺的，请阅读《文艺报》《人民文学》和丁玲、赵树理他们的作品吧。”[45]按照惯例，这些批示当由秘书抄录以郭沫若办公室的名义回复给这位读者。
郭沫若虽然说到要学习鲁迅的进步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但同时批评了鲁迅在个别问题上“不根据事实”“不分敌友”，并认为“时代不同”，在学习鲁迅的方式上也应该有所不同，且在推荐的进步书籍中并没有鲁迅著作。郭沫若的这些观点没有公开，但却是他对待鲁迅遗产的重要态度。
1955年2月20日，一位落款为“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致信郭沫若。根据信笺，这位周姓青年可能是天津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此信详细谈到了他对郭沫若《创造十年·发端》的意见。他高度认可鲁迅对创造社“才子+流氓”的评定，但不考察郭沫若《创造十年·发端》的说法是否符合事实，而是指责郭沫若当年“不够冷静”“冷嘲热讽”“有些盛气凌人”了。他认为现在郭沫若对鲁迅已经有“完全正确的认识”，所以建议郭沫若“有空的话修改一下这个《发端》”。一位年龄不大、文化程度不高的“爱好文艺的青年”，居然板着面孔训斥郭沫若，而且语气几乎不容置疑，这只能说明鲁迅的言论在当时多数读者那里已经被神圣化，是衡量一切世俗人物的绝对标准，凡鲁迅说过的都是对的，而郭沫若对鲁迅的反驳只能是“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46]。这封信上没有任何批示，现在已不清楚郭沫若是否写了回信。但郭沫若不久后通过《沫若文集》的注释回应了类似这位读者的指责。
可能是为了尊重郭沫若，1957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关于《上海文艺之一瞥》的第15个注释为：“本文涉及创造社的一些事情，可参看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及《创造十年续编》。”[47]可能是为了回应《鲁迅全集》的处理方式，1958年，《创造十年·发端》随《创造十年》收入《沫若文集》第7卷，郭沫若加了题注：“这篇《发端》因为和鲁迅的文章有点抵触，有朋友建议删去。但我想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既未删改，为了保留事实的真相，我也就把《发端》仍然保留下来。好在我这篇文章是在鲁迅生前写的，我虽然写了这篇文章，并无改于我对鲁迅先生的尊敬。”[48]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的《鲁迅全集》和《沫若文集》这两部重要著作在对待鲁郭论争上就有了相同的处理方式，这种对历史不隐讳、不遮蔽的态度十分难得，在当时的读书界引起了很大触动，也让郭沫若在接下来发生的历史风波中受到了更严峻的考验。
1966年，成仿吾在山东大学被揪斗，最重要的罪状就是对鲁迅不敬。此前，山东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一名学生问成仿吾：“我最近读了1958年新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七卷在《创造十年》的第一篇《发端》中发现郭老在此文下批注了一则小注，谈及此文与鲁迅先生有抵触，但因《鲁迅全集》并未将《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删去，故他也不删改了。郭老不是几次向鲁迅先生‘检查’过吗？怎么又在他的文集中这样写呢？成老能否告诉我一点这方面的事？”成仿吾回答说：“鲁迅那时和我们打笔头官司闹了很久，其实都不了解，你写我一篇，我写你一篇，鲁迅先生和郭老这两篇文章就是这样对立起来的……我们年纪很轻，追求真理，看到不对就要说出来……鲁迅早期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不是怎么样子？）晚年成了共产主义者，过去的事就已过去了。”这话说得很含蓄，但和郭沫若的观点是一致的。“看到不对就要说出来”，意思是说鲁迅确有“不对”之处，鲁迅“早期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晚年成了共产主义者”，那鲁迅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民主主义者”时期当然会犯错。1966年9月，山东大学政法系两名学生带着这份问答和其他材料到北京拜访郭沫若。李文华在介绍信中说：成仿吾的问题已经成为山东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问题，山东大学学生在对待成仿吾的问题上有分歧，一派认为成仿吾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派认为这是敌我矛盾，成仿吾已经被戴帽子游街变相体罚，家里电话机、收音机等已被搜抄，这两位同学受组织委派前来调查成仿吾问题。两位同学要求郭沫若就这份问答表明态度。郭沫若对两位同学明确地说，对于成仿吾的那句话，“除‘他不是怎么样子’一句，我不明白之外，基本上同意”[49]。在此之前的1966年7—8月，山东大学学生接连给郭沫若写了40余封信，300多人签名，这些来信大都抄录了成仿吾对苏联留学生有关鲁迅和现代文学的谈话[50]以及许广平致山东大学学生要求揭发成仿吾的信件，一致要求郭沫若就成仿吾对鲁迅不敬的问题表态，语气都显得急迫而严厉。郭沫若对成仿吾的看法“基本上同意”，这白纸黑字的五个字是对此前山东大学学生来信的总答复。如果熟悉其时代背景，当感慨处境困难的郭沫若为了尊重他认可的“事实真相”，对濒于绝境的成仿吾施以援手，表现出了多么大的勇气，顶住了多么大的压力。
三
就在1966年给山东大学学生的书面回答中，郭沫若尽管“基本上同意”成仿吾的说法，但也明确表示“我对整个鲁迅的评价，请阅八月二日在上海欢送亚非作家会上的发言”[51]。在这篇发言中，郭沫若用整整四个段落谈到鲁迅。他引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鲁迅的著名论述，高度评价鲁迅的“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名言，称赞鲁迅“始终英勇地站在革命人民的一边，不管国内外敌人是多么凶恶残暴，他坚韧战斗，毫不妥协；而对人民大众，则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正是在文化‘围剿’中成为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52]。
郭沫若一方面多次高度评价“死不妥协反抗到底”“千夫指孺子牛”等“鲁迅精神”，另一方面也顶住压力，坚持指出鲁迅文章中“不根据事实”之处。这两种做法有公开和私下之别，但都是郭沫若长期一贯的真实态度，不存有表演或分裂的因素，也不存在前后的变化。必须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讨论郭沫若接受和理解鲁迅遗产的方法和启示。
结合上述两方面的做法，可见郭沫若以发展的眼光对待鲁迅遗产。首先，在郭沫若看来，鲁迅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鲁迅经历了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发展过程，这是瞿秋白首先提出来的，并得到了茅盾、胡绳、周扬、李平心、欧阳凡海等左翼批评家的公认。鲁迅的思想既然有过转变，那转变之前的思想就存在问题，没有问题不会有转变，而转变过后的思想，可能也有旧的残存。瞿秋白、胡绳等人就都指出了鲁迅前期思想中的局限性。只是对于鲁迅思想转变的具体时间，左翼批评家们存在不同的看法，瞿秋白将具体时间划在1930年左右，李平心划在1927年。在给阳新县青年店员来信的批示中，郭沫若指出：“在当时他正从进化论转进到革命的立场。”所谓“当时”，指的是鲁迅写作《上海文艺之一瞥》的1931年。而且郭沫若并没有说1931年鲁迅的转变就已经完成，而是说他的转变正在进行，这相当于指出当时鲁迅思想中新旧因素都存在，既然如此，那时的鲁迅在处理问题时也就难免会有考虑欠妥之处。其次，在郭沫若看来，鲁迅逝世后，中国社会是发展变化的，鲁迅当年的思考和判断不一定符合后来的社会现实，所以他给阳新县青年店员的推荐图书中并没有鲁迅著作。当然，这一方面体现了郭沫若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鲁迅遗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郭沫若在对鲁迅作品的理解上不够深入，因为即便在1953年，鲁迅作品仍然是值得推荐的。而且，郭沫若认为鲁迅“如果不死，并不断进步，对革命当然有益”，也即是说，鲁迅对于1953年的革命工作是否有益，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鲁迅活着且必须“不断进步”。所以郭沫若在多篇鲁迅纪念文章中，总是谈到当时的现实，从现实出发去解读鲁迅，这些现实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和当时的革命和建设需要，他不会就鲁迅谈鲁迅。
结合上述两方面的做法，可见郭沫若是以平等的态度、辩证的思维对待鲁迅遗产。郭沫若曾说：“在余之意，似宜视鲁迅为让大众共巢共饮之深林与大河，不必圣之神之，令其不可侵犯也。”[53]也就是说，郭沫若反对将鲁迅神圣化为从不犯错不容置疑的偶像，鲁迅是人不是神，他对于同时代的人物和事件的叙述，有些地方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当然，郭沫若也是人不是神，他的很多话也不一定妥当。他们同时代的人对此可能看得更加分明。《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创造十年·发端》发表之后，舆论对此的看法就比较平等。当时有论者指出，创造社“1927年就转变到革命的普洛文艺方面来了”，所以对于前期创造社和后期创造社的评价应该有所不同，“像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所论及的那样，他始终不是辩证地去把创造社重新估一估价，而只好似和仇敌出气般的痛骂一回，这实在不是懂得社会科学及马克斯主义文艺理论的批评家的态度！这种态度，其实仍是封建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而郭沫若“学着鲁迅先生的那种谩骂讥嘲，这也不是马克斯主义的文艺批评家应取的方式”！[54]也有论者认为，鲁迅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创造社转变的客观意义”，“创造社分子的转变，无论他们是怎样的冲动，脆弱，左倾关门的色彩怎样浓厚，在客观上他总是有着革命的意义的”，而《创造十年·发端》“全篇充满小资产阶级盛怒的叫骂”。[55]也有论者认为，论争是正常的，“所可异者，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历来的纷争，却往往言不及义，根本主张不说，只是拿一些枝枝节节的事情来大发挥而特发挥。而到今日，当代双雄还在闹着一些‘流氓’或‘师爷’的问题。这实在叫愚昧的我不得不百思不得其解”[56]。这些都是《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创造十年·发端》在第一时间所引发的真实舆论。鲁迅后来也有不同于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表述。在写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后不久，鲁迅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57]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去理解，这都说明在鲁迅看来，创造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是有贡献的。就是鲁迅所指斥的“才子+流氓”的代表人物成仿吾，当1933年从鄂豫皖苏区回到上海找党组织时，就得到鲁迅的帮助和由衷赞扬。[58]这都提示我们，对于鲁迅的个别言论，需要放到历史语境和前后文中具体分析。但后来尤其是“文革”期间，一些人在接受鲁迅遗产时有着将鲁迅的话句句当真理的教条主义倾向，甚至将鲁迅作品变为在现实中打压异己的工具，这就违背了鲁迅的本意，也违背了辩证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结合上述两方面的做法，可见郭沫若从鲁迅文章中分离出“人”和“事”，坚持“对事不对人”。瞿秋白曾指出，鲁迅杂感“在那时特别显露那种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59]。巴人也指出了“鲁迅所打击的人，却正是社会的典型的存在”[60]的鲁迅式的杂文笔法。鲁迅在杂文中习惯于将真实存在的人物——尤其是同他正在笔墨论争的人物——进行文学化处理，以塑造典型的方式，通过简练形象的笔墨，将其刻画出来。比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一典型，是鲁迅同梁实秋论战时，在梁实秋言论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又如“革命文学家”中的“才子+流氓”，是鲁迅在回顾创造社尤其是成仿吾、郭沫若的表现时概括出来的。鲁迅通过典型化的方法，一方面确实指出了梁实秋、成仿吾、郭沫若等人在特定时期所存在的问题，而且将其放大凸显出来；但另一方面，梁实秋、成仿吾、郭沫若等人不是像阿Q那样的虚构人物，而是现实中实有的，他们是多侧面的、不断变化的。阿Q的生命是鲁迅赋予的，在《阿Q正传》发表之后，阿Q也就完成了，即死亡意义上的完成，他不会再有任何改变，也不会有人再提出阿Q不同于《阿Q正传》中的其他面向。但梁实秋、成仿吾、郭沫若这样实有的人物和阿Q这种虚构的人物是不一样的。首先，现实中的梁实秋、成仿吾、郭沫若都是复杂的，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点，鲁迅对他们的了解多是通过他们的文字——例如郭沫若，他和鲁迅始终都没有见过面——这样的了解必然是片面的。其次，鲁迅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文学化的方式去归纳和放大他们或一方面的特点，鲁迅即便知道他们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必然舍弃和他意欲塑造的典型特征无关的方面。再次，鲁迅杂文发表后，他笔下的梁实秋、成仿吾、郭沫若等人从此被凝固在鲁迅所贴上的标签里，而他们在现实中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比如鲁迅笔下的“四条汉子”，后来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但对于不熟悉历史的读者，或那些将鲁迅文章作为不可更改的经典的教条主义者来说，他们知道的只是对鲁迅不敬的“四条汉子”，而且以这一定格的形象特征去对待现实中的周扬、夏衍等人，从而给周扬、夏衍等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其实，鲁迅这种思维方法，后期创造社也有，像鲁迅给他们贴标签一样，他们在和鲁迅的论争中也加给了鲁迅很多标签，但后人能够理解鲁迅对于标签的反感和驳斥，却理解不了创造社对于标签的反感和驳斥。郭沫若对此曾说，创造社“批判鲁迅先生即使是出于错误的认识，以为鲁迅先生代表着封建意识的残余，但他们是对事不对人，存心在打击封建意识，并非打击鲁迅。后来那些朋友，一反而推戴鲁迅，不就是很明白的证明吗”？[61]“对事不对人”，“并非打击鲁迅”，“后来”“一反而推戴”，这都体现了郭沫若的辩证思维。如果接着这一思维，是不是也可以说鲁迅评成仿吾、郭沫若等人有“才子+流氓”气为“对事不对人”，并非打击成、郭呢？因为鲁迅后来公开表明他和郭沫若等人“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62]。是不是也可以说创造社对于鲁迅有不了解处，鲁迅对于创造社也未必全都了解呢？是不是也可以说创造社在“对事不对人”地批评鲁迅上有历史的合理处，正似鲁迅在“对事不对人”地批评创造社上有历史的合理处呢？总之，将鲁迅和创造社都当成在历史中不断成长的个体，都当成在历史中有局限的真实存在，如此去分析问题，庶几近于历史真实。
结合上述两方面的做法，可见郭沫若在对待鲁迅遗产上始终坚持弘扬和宣传主要方面和积极因素。郭沫若虽然长期坚持认为鲁迅文章中有“不符合事实”的一面，但除在《沫若文集》第7卷的注释中有回应式的提及之外，从不曾在任何公开场合说起。郭沫若长期在公开的正式的场合大力宣传和高度评价的是“鲁迅精神”。
历史上任何人物都并非十全十美，和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一样，鲁迅是人不是神。全面分析鲁迅遗产，辩证看待鲁迅文章中所涉及的“人”和“事”，将鲁迅遗产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理解，研究、阐释和宣传鲁迅遗产中的主要方面和积极因素，维护这位民族文化巨人的光辉形象，表现了郭沫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鲁迅遗产上所秉持的辩证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尽管郭沫若在具体落实时在一些细节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总体上说，这对于当下如何研究、学习和宣传鲁迅遗产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注释：
[1]郭沫若：《不灭的光辉》，《光明》第1卷第12期，1936年11月25日。
[2]周扬：《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延安《解放》周刊第56期，1938年11月7日。
[3]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页。
[4]郭沫若：《我建议》，《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9日。
[5]郭沫若：《总是不能忘记的》，《新蜀报》1941年10月19日。
[6]郭沫若：《不灭的光辉》，《光明》第1卷第12期，1936年11月25日。
[7]郭沫若：《鲁迅并没有死》，上海《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9日。
[8]郭沫若：《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9日。
[9]毛泽东：《论鲁迅》，《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页。
[10]周恩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题词》，武汉《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9日。
[11]郭沫若：《鲁迅和我们同在》，上海《文汇报》1946年10月20日。
[1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7页。
[13]《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民主和平奋斗鲁迅精神不死！--昨隆重举行十周年纪念大会邵力子周恩来郭沫若等演说》，上海《文汇报》1946年10月20日。
[14]《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了！文化界昨扫祭鲁迅墓》，上海《侨声报》1946年10月21日。
[15]郭沫若：《冷与甘》，上海《文萃》第12、13期合刊，1947年1月。
[16]《继续走鲁迅的路》，香港《华商报》1948年10月20日。
[17]郭沫若：《继续发扬韧性的战斗精神》，《文艺报》1949年第3期。
[18]郭沫若：《鲁迅礼赞--日本岩波版〈鲁迅选集〉题词》，《文艺报》1956年第4期。
[19]郭沫若：《体现自我牺牲的精神--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的开幕词》，《雄鸡集》，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第115页。
[20]郭沫若：《〈鲁迅诗稿〉序》，《人民文学》1961年9月号。
[21]郭沫若：《继续发扬鲁迅的精神和本领》，《文艺报》1961年第9期。
[22]郭沫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日。
[23]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宇宙风》第47期，1937年8月16日。
[24]郭沫若：《鲁迅和我们同在》，上海《文汇报》1946年10月20日。
[25]郭沫若：《再用鲁迅韵书怀》，《蜩螗集》，群益出版社1948年版，第118页。
[26]郭沫若：《纪念“七七”--用鲁迅韵》，《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
[27]郭沫若：《民族的杰作》，《质文》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10日。
[28]张恩和：《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页。
[29]《郭沫若致林辰》，《林辰藏信选刊》，《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0期。
[30]郭沫若：《答田军先生》，上海《大晚报·火炬》1937年1月25日。
[31]郭沫若：《写在菜油灯下》，《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32]林辰：《鲁迅与韩愈--就教于郭沫若先生》，《野草》第3卷第2期，1941年10月15日。
[33]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1946年10月1日。
[3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第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页。
[35]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36]秦刚：《〈上海文艺之一瞥〉版本与译本考识--兼及译本引发的笔战》，《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从秦文可看出，增田涉所据的底本当是鲁迅亲自提供，后来收入《二心集》中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手稿，手稿和《二心集》上正式发表的版本基本一致。
[37]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03页。
[38]郭沫若：《发端》，《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20页。据笔者考证，创造社出版部的酝酿当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但无论如何，郭沫若南下广东时，创造社出版部正在兴起，不存在鲁迅说“经营不善”。
[39]郭沫若：《眼中钉》，《拓荒者》1930年第4、5期合刊。
[40]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04页。
[41]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121页。
[42]胡绳：《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654页。
[43]郭沫若：《〈孔雀胆〉资料汇辑》，《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
[44]毛泽东：《论鲁迅》，《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221页。
[45]《万振武致郭沫若信（1953年2月13日）》，藏郭沫若纪念馆，标题为笔者所拟。
[46]《周艾文致郭沫若信（1955年2月20日）》，藏郭沫若纪念馆，标题为笔者所拟。
[47]《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34页。
[48]郭沫若：《创造十年·发端》注释，《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49]《郭沫若答山东大学学生问》，藏郭沫若纪念馆，题目为笔者所拟。
[50]这次谈话发生在1959年，谈话抄写稿1966年到处流传，成为成仿吾被批斗的主要罪状，后以《与苏联研究生彼德罗夫关于创造社等问题的谈话》刊登于《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51]《郭沫若答山东大学学生问》，藏郭沫若纪念馆，题目为笔者所拟。
[52]郭沫若：《投身到人民大众的火热斗争中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上海欢送亚非作家代表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8月3日。
[53]《郭沫若致林辰信》，《林辰藏信选刊》，《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0期。
[54]周维纲：《〈上海文艺之一瞥〉及〈创造十年发端〉平议》，《出版消息》1933年第8期。
[55]晓韦：《读过了〈一瞥〉和〈发端〉》，《出版消息》1933年第8期。
[56]文木：《读〈创造十年·发端〉》，《现代出版界》1932年第7期。
[57]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
[58]《成仿吾传》编写组：《成仿吾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
[59]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121页。
[60]巴人：《论鲁迅的杂文》，《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98页。
[61]郭沫若：《一封信的问题》，《人间世》复刊第2卷第1期，1947年10月。
[62]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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