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按】本文原于2022年1月13日刊登在《卫报》的长篇深度阅读栏目，近期又录制为Podcast播出。罗伊・柯恩（Roy Cohen）13岁时曾作为以色列代表参与「和平种子」（Seeds of Peace）夏令营，与巴勒斯坦裔的阿希尔・阿什利（Aseel Aslih）结识。这篇文章不仅纪录了他们两人之间深挚的友谊，也道出了使这样的友谊再也难以被描述与想像的历史创痛。原文标题为"In our teens, we dreamed of making peace between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Then my friend was shot"，经授权后刊登译文。
2000年9月，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外冲突中的以色列军队。（照片：Awad Awad/AFP/Getty Images）
在一个由冲突地区的孩子们组成的夏令营中，我结识了那位勇敢且幽默的朋友，名叫阿希尔（Aseel）。他是巴勒斯坦人，而我是以色列人。当警察杀害阿希尔的那一刻，我对我们共同未来的希望也随着他的生命一同消逝了。
在2021年5月11日，我和一个小团体在特拉维夫南边的一家咖啡厅一起学习阿拉伯文。我们的老师是一位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公民，他告诉我们房东如何多次拒绝租屋给他和他怀孕的犹太裔太太，只因为不想把房子租给「不纯」（mixed）的夫妻。当我们的三小时课程即将结束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虽然不过几天以前，加萨地区也曾向以色列发射飞弹，但这是他们第一次将目标对准特拉维夫。对于这次空袭，我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有一种深刻而痛苦的情感。在海外读书和工作了15年后，我不久前才回到以色列生活。我回想起过去，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我曾相信以色列会变得不同，会变得更加公正，减少暴力。如今，这样的信念似乎已成为遥远的回忆。
和一群优秀的青少年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曾经激发我对以色列未来的信心。在等待火箭弹的空袭停止期间，我回想起其中一位人的面孔，一个我在自己的国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都没有提及的名字，阿希尔・阿什利（Aseel Aslih）。
1997年，我初次认识了阿希尔。当时他14岁，而我13岁。他是来加里肋亚阿拉巴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而我来自地中海沿岸城市阿市多得（Ashdod，曾经是巴勒斯坦的村庄埃斯杜德 [Isdud]）。我们被选为以色列代表，参加一个在美国为冲突地区的青少年举办的夏令营。在营队前的几个月，我们都参加了代表团的预备培训。我们没有立刻就成为朋友。当时的我很瘦弱，总是穿着牛仔工装，经常和女孩子们在一起。阿希尔比我高一些，也比我壮，他已经开始长胡子了。在其他男孩子身边，我总是感到有些不自在，担心他们会嘲笑我的声音，那时我认为自己讲话不够有男子气概。但我非常喜欢阿希尔，有他在场总是很有趣。他习惯把头稍微倾向一边，笑容总是洋溢在他的脸上。当我们聊天时，他也喜欢降低音量，眯起双眼，以吸引别人的注意。
我们所参加的夏令营名为「和平种子」（Seeds of Peace），成员是由以色列教育部精心挑选出来的，参与者必须具备流利的英语能力和领导才华。虽然通晓外语通常是社经地位较高家庭的特点，但我和阿希尔都不是出身于富裕家庭。我父亲是计程车司机，母亲在港务局工作；而阿希尔的父亲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母亲是一位学校辅导员。我们之所以能够入选，是因为我们对语言学习的努力和好奇心。
「和平种子」是由两位美国人约翰・瓦拉赫（John Wallach）和鲍比・高夏克（Bobbie Gottschalk）于1993年创立，正是在那一年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共同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和平种子」的目标是在来自冲突局域的年轻成员之间创建联系，为未来的相互理解奠定基础。这个夏令营在缅因州的乡村举办，包括传统的活动，如体育、艺术和才艺表演，同时也有团体对话，鼓励来自不同代表团的参与者，向来自敌对国家的孩子们分享他们的希望、恐惧和伤痛。
我和阿希尔第一次参加营队的那年，总共有120名参与者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和卡塔尔，还有一些成员来自美国。营队的资金来自企业夥伴、个人捐款以及联邦经费。那个时代是九〇年代，冷战正式结束，美国成为全球的领导国家，被寄予希望成为中东和平的推动者。还年轻的我们照单全收，坐上飞机前往夏令营，兴奋不已。
抵达营地刚下巴士，辅导员就给了我们大大的拥抱。那是一个感觉安全、温暖并且自在的地方。紧密的上下铺让我们靠彼此很近，搭在松林间的会议室也促使我们参与对话。连营地内的湖泊也以「和蔼可亲湖」为名。然而，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冲突就浮现了，当每个代表团站在他们的旗帜前唱起自己的国歌时。阿希尔和他的一位巴勒斯坦裔夥伴拒绝唱以色列国歌。阿希尔告诉他的朋友说，他对歌曲中的某些句子没有共鸣，像是「只要心中的犹太魂还有渴望⋯⋯我们就尚未失去希望」。他的勇敢行为让我感到震惊。作为一名酷儿，我总是尝试不让自己的不同引人注目。然而，这位和我们同代的、只比我大一岁的孩子却敢于做他想做的事情，即使这使他看起来不合群。我对他开始感到羡慕，并且钦佩他的勇气。
阿希尔并没有对所有事情都唱反调，他也有搞笑的一面。在我们初次认识的那个暑假，他和一些朋友一起写了一首歌，歌词是「吃的嘞？吃的嘞？吃的嘞？吃的嘞？吃的嘞？在餐厅还要等，怒唉」。阿希尔和他的夥伴在才艺表演中演唱这首歌，超狂！在这个夏令营中，有一些珍贵的时刻让我们闪闪发光。在「和平种子」就像是成为推动历史的一份子。瓦拉赫每天都告诉我们，我们将成为自己民族的领袖。我相信阿希尔和我一样，都都沉浸在自己能参与改变的兴奋之中。
事实上，阿希尔已经在创造改变。不唱以色列国歌只是他抵抗以色列代表团长官期望的第一步。每个代表团都有三到五名陪同孩子们一起来的政府官员，确保他们学习到的历史是官方版本。以色列代表团的长官对于第一次以阿战争、巴勒斯坦难民、垦殖等等都有党的标准答案。然而，阿希尔了解巴勒斯坦的历史，并坚持要讲述这些故事。
第一次夏令营后，教育部官员告诉「和平种子」阿希尔不再被允许跟以色列代表团去参加营队。所以在1998年，「和平种子」邀请他以独立代表的身分参加营队，阿希尔．阿什利，一人代表团。出身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犹太家庭，我深知在以色列社会中保持阿拉伯人身分认同有多困难。我的奶奶哈吉拉（Hajila）改用她的法文名字阿丽丝（Alice），而我的父亲英吉尔・马赫卢夫（Anjel Makhluf），则改用犹太名摩尔德开（Mordechai）（译注：Hajila和Anjel Makhluf皆为阿拉伯名）。阿希尔让我和整个以色列代表团都看到，为自己的身分认同挺身而出是有可能的。
那年，我窥见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创建链接的可能性。我们的关系当然充满复杂性，但我们确实发现了许多共通之处，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当悲剧降临，打击了我们所创建的友谊，我们无法找到适当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痛。我生命中的大半时光，充满生命力和希望来往的那些少年时光，都丢失在沉默中。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和阿希尔每个暑假都回到营地。我们成为了青年领袖团体的成员。还有来自约旦代表团的塔里克（Tareq），他来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阿希尔和我都以塔里克为榜样，他比我们年长几岁，也很成熟。此外，还有来自巴勒斯坦代表团的艾莉雅（Alia），我们见面才几个小时就成为能互相开玩笑的好朋友。
1997年夏天结束，我们返回中东。当时，耶路撒冷的本耶胡达大道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导致四人丧生。以色列的局势变得极为紧张。根据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已撤出耶里哥、加萨和赫贝隆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对一些以色列人来说，这次撤退被视为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背叛，而对其他人来说，则被视为违反了圣经中与上帝的盟约。宗教和右翼人士发起大规模抗议，反对奥斯陆协议。签署奥斯陆协议的工党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为应对抗议和骚乱，严格限制巴勒斯坦人从西岸和加萨地区进入以色列。这些自九〇年代开始施行的移动限制政策包括各种许可证和实际的隔离墙。我们出生在八〇年代的孩子，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几乎被隔离开的城镇。九〇年代使两个社群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在犹太城镇生活的人几乎不可能交到新的巴勒斯坦朋友。
阿希尔・阿什利九〇年代在「和平种子」夏令营。（照片：Bobbie Gottschalk）
从夏令营回到家乡对于我们代表团中一位15岁的巴勒斯坦女孩来说格外艰难，她写了一封信给「和平种子」杂志，标题是〈困在两个世界之间〉，她写道：「身为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我对自己拥有不同的两重身份感到有趣又艰难。这两个世界能否和平共处？是我比较奇怪吗？」阿希尔，作为一位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公民，公开回应了这位女孩：「我不认为你是被困住了⋯⋯我们不需要被困住；我们可以引领这两个世界。」即使身处这个令人困惑的家乡环境，阿希尔已经准备好告诉我们该如何做。
虽然我对阿希尔的勇气深感敬佩，但有时他感于公开的言论和行为仍然让我感到惊讶。1999年，「和平种子」在耶路撒冷开设了一个中心，请阿希尔负责主持。他在数百人面前表演了一个讽刺小短剧：他「发现」自己没有穿「和平种子」的T恤，于是脱掉自己的衣服，只为露出里面的T恤和短裤。阿希尔身高182公分，体格健壮，发线已经后退；他看起来更像个成年人而不是孩子。但他毫不在意出糗，让我在人群中感到有些局促，后来回想起来，是他滑稽的表演让我感到有些尴尬。从此以后，在耶路撒冷有了一个「和平种子」的据点，一个共存的中心，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可以自由相聚，而阿希尔成了开幕之夜的焦点。
「和平种子」的地方成员在耶路撒冷外组织了各种活动，为了让年轻人能够聚在一起，美国组织者雇了耶路撒冷当地人萨米（Sami Al Jundi）作为司机，他熟悉这座城市的语言、文化、人群和道路。1997年，当我们的团队从夏令营回来时，萨米开着他的福特旅行家箱型车来接我们，带着我们穿越检查哨和边界。自那时以来，每个月参加过营队的人都会提出新的计画或活动，而萨米也会带我们过去，不管是靠近黎巴嫩边界的纳哈里亚，还是西岸的拜特撒胡尔。这个美国组织懂得如何在政府和军事官僚间穿梭，而萨米则知道如何将我们安全地送到新朋友那里。坐在萨米的车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距离缩小了。那个时候，我以为这些界线会随着时间逐渐缩小，最终消失。
当我们还可以在这些边界穿梭的某个周末，萨米和其他工作人员带着一些朋友来到了我在阿市多得的家，有塔里克和其他来自约旦的夥伴，阿希尔也从加里肋亚过来。约旦的朋友们和阿希尔一起过了一整个晚上。由于我和阿希尔是东道主，我们把卧室让给了来自约旦的朋友们。我们两人则一起睡在我妈的那张白沙发上。那张沙发很长很厚，足够容纳我们两人。我们躺在那里，看着电视入睡。大概是在深夜某个时刻，我被阿希尔的脚臭味给熏醒了。我有点不爽，决定隔天早上一定要告诉他这件事。到了早上，阿希尔露出了他要谈论敏感话题时的招牌笑容，他说我的脚臭害他醒来。我们都笑了出来，然后就聊起了《南方四贱客》。
和平协议签署后的十年间，情势迅速失控。希望阻止和平进程的右派份子于1995年刺杀了总理拉宾。协议签署的七年后，工党的新总理巴瑞克（Ehud Barak）决定，如果他无法在一年内达成和平协议，那其他人也不可能达成。在2000年7月的声明中，他指出，巴勒斯坦方面「没有夥伴」，重申了以色列激进派长期以来的反妥协立场：犹太人无法信任巴勒斯坦人。数个月后，右派政治老手艾里尔・夏隆（Ariel Sharon）造访了耶路撒冷的阿萨克清真寺(al-Aqsa mosque)，那里也是犹太人的圣地圣殿山。夏隆知道自己出现在那里，将会激怒穆斯林领袖，并鼓动人们保护耶路撒冷。夏隆的顾问在事后的文件中表示，他们试图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以及博取媒体关注好影响选举。2000年9月28日，在夏隆数小时的造访后，许多巴勒斯坦抗议者走上街头，有些人朝这些政治人物的随扈扔掷石块。
在短短的48小时内，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升级为封锁街道、纵火，以及对犹太人发动零星攻击。他们遭到警察的武力镇压，高层命令使用橡胶子弹、实弹和狙击枪，对平民实施前所未见的武力升级。新闻拍到一名巴勒斯坦人问一位狙击手：「为什么要攻击我们？这里不是占领区，我们是市民！」这些话反映出了人们见对国家安全部队使用真枪实弹对待平民时的震惊情绪。
2000年9月28日，在艾里尔・夏隆（Ariel Sharon）造访阿克萨清真寺后，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年轻人拉马拉爆发激烈冲突。（照片：Jamal Aruri/AFP/Getty Images）
2000年10月1日，三名年龄介于18至23岁的巴勒斯坦裔公民被射杀。隔天，在阿希尔的家乡外有一场集会。当时阿希尔只有17岁，身穿他的「和平种子」T恤，走向抗议人群。他的父亲也在现场，他说阿希尔与人群保持了一段距离，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突然间，一辆警用吉普车冲入现场，四名警察下车。当时警方常常使用对付个别抗争者的手段来杀鸡儆猴。一些警察后来作证声称阿希尔独自一人显得可疑，我更倾向认为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才让他更容易被锁定。
那些警察朝阿希尔跑去。他试图逃跑，但警察追了上去，其中一名警察从背后开枪击中了阿希尔。接着他们又射中他的脖子。阿希尔面朝下倒在地上，当他躺在地上流血时，警察们却离开了现场。当阿希尔的堂哥跑到他身边时，他听到阿希尔说：「他们杀了我。」
当「和平种子」的局域主任奈德・拉匝禄（Ned Lazarus）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站在阿希尔和我曾一起过夜的沙发旁。奈德说：「阿希尔死了」。
「啊？」我说「不，你一定搞错了！」
无论奈德说了什么，我只听见闷闷的回音。那个反抗权威、希望成为双边领袖、敢在众人面前脱掉自己的衣服来逗乐大家的17岁男孩，我的朋友。离开我们了。
在当年的10月，有13名巴勒斯坦人被警察杀害。其中12名是以色列公民，还有一位是从加萨来以色列工作的。此外，还有一位犹太-以色列受害者，在他开车经过巴勒斯坦抗议者聚集的桥梁时被石头砸死。这些事件标志着第二次起义的开端，这段充满暴力的时期持续了四年半，造成约3,000名巴勒斯坦人和约1,000名以色列人丧生。
这些自2000年10月开始的事件对许多以色列社会的人来说，意味着和平协议只是一种幻象：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并不愿意与犹太人和平共处。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也变得脆弱不堪。枪枝店铺的销售急剧增加。同时，在10月7日，黎巴嫩组织真主党绑架了三名以色列士兵，其中一位被绑架者来自提比里亚。他家乡的犹太人上街毁坏阿拉伯人的商店，并在一座清真寺纵火。
在我所就读的犹太中学，我感觉没有人想听我谈论关于我的巴勒斯坦朋友阿希尔死去的故事。即使是那些爱我的人们，也很难与我讨论这个话题。有一次我实在希望有人能跟我聊聊，当时我17岁，我带着一份刊载阿希尔照片的报纸前往一家酒吧，希望有人会提起这个话题。其中一位朋友确实问了一些问题，但这段对话很快就结束了。因为阿希尔是被警察所杀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公开讨论这个话题变得非常政治化。在那个时期，谈论阿希尔的逝去和我的悲伤都变成了一种禁忌。
在晚餐时，我曾和家人提起阿希尔的遭遇。我敬爱的姊夫问我：「为什么你觉得他被射杀是无辜的？」我姊夫的家族与我母亲一样，都是来自阿尔及利亚，他们是在20世纪中期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逃出的犹太人。我们的父母来到以色列是因为这个国家承诺为犹太人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位巴勒斯坦人被警察非法杀害，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可能是不正义的侵略者。这也意味着我们——我的姊夫、我，以及我们在以色列的犹太社群——或许不再是正义的一方。然而，阿希尔是我的朋友，我的困惑很快转变为愤怒。我当时情绪激动，猛敲桌子，向姊夫怒吼，因为他竟然可以如此随意地怀疑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在那一刻，我并没有退缩，但在那之后，我只会在让我有安全感的人群中谈论阿希尔。我变得更加保守，也更加谨慎。
当我在犹太社群中仍在挣扎着如何谈论这些事件时，受害者的家庭正在为他们孩子的死而抗议。阿希尔的父亲在电视新闻的镜头前重演他儿子如何被追逐和枪杀，我在YouTube上观看了那个场景无数次。当我第一次看到那段影片时，我想着阿希尔在最后那段时间是什么感受，他一定非常害怕。随着年纪渐长，我则更多地想到他的父亲是如何亲眼目睹孩子的死，以及在镜头前展示这些动作时所经历的一切。以色列媒体收到了这样的信息：这里有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但这个信息接着又被扭曲，好像只有阿希尔这个和平的运动者是无辜受害者。最终，以色列总理指示进行正式调查，「Or委员会」被委以调查2000年10月与暴力事件有关的多个事件。
在听证会上，警察的证词在阿希尔的案件中出现了矛盾之处。当委员会成员质疑其中一位警察为什么追逐阿希尔时，他回答说：「我们之间的证词不一致，只代表说我们并没有串供。」将证词的不一致扭曲成可靠的证据，对于这种狡辩的论点，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每当我提到阿希尔时，我似乎都听到这种怀疑的言论。「他的死令人难过，但你又怎么知道实际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当我想要谈论2000年10月的事件时，我总是必须提前准备好要说些什么，以及如何说。我想像人们可能会问我：「你真的了解他，像你所认为的那样吗？」我也考虑过谁会真正聆听，谁会真正理解我所说的。最终，我让步了，我害怕人们可能会说出令我不安的言论，于是选择保持沉默。
在2001年，当「Or委员会」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时，我从高中毕业后被征召入伍。阿希尔的死让我完全无法相信军中将领的智慧和领导力，我也无法想像逃避兵役。兵役是我整个生活中以色列文化的内核部分，而第二次起义明显不是逃避职责的好时机。光是在2002年3月，就有135名以色列人被自杀炸弹客炸死。我加入了海军，和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一样，我要服役三年，而我的女性友人们则是两年。许多巴勒斯坦人都对他们的以色列朋友入伍感到不满，因为军人可能会被要求对巴勒斯坦人实行国家暴力，无论是在检查哨、或甚至是在那些人的家中。许多友谊和链接因此而破裂。
阿希尔・阿什利（前排右一）和本文罗伊・柯恩（Roy Cohen）（前排右三）九〇年代在「和平种子」夏令营。（照片：Bobbie Gottschalk）
坐在萨米的车穿梭于各个边界的日子早已成为过去。在耶路撒冷「和平种子」办公室中，那些年轻的美国员工，这些20多岁和30多岁的专家，也在接下来的几年逐渐离开了。组织开始讨论取消促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交流的活动。对于萨米来说，曾经只是个司机的他如今已成为团队的一员，这让他感到心碎。在加入「和平种子」前，他曾是以色列监狱的囚犯，那所监狱离我家只有30分钟车程。在2011年，他和任・马洛（Jen Marlowe）合写了回忆录《阳光的时刻》（The Hour of Sunlight），萨米提到他18岁时曾和两个朋友试图制造炸弹以对抗以色列人。然而，炸弹在萨米家中爆炸，导致其中一名朋友丧生，萨米因此被判刑10年，直到接近30岁才获释。他梦想着我们能过上不同的生活。当「和平种子」考虑关闭在耶路撒冷的中心时，萨米自问：「把我们群体中的和平缔造者分离，如何能实现和平呢？」这个问题显然不需要回答，答案已经太明显了。最终，「和平种子」关闭了中心，阿希尔被枪杀的几个月前曾在那里主持开幕仪式。我们失去了追求共存的中心，同一天，萨米也被「和平种子」解雇。
虽然「和平种子」不一样了，但在那里创建的关系仍然帮助我从以色列以外的角度理解2000年10月的事件。当得知阿希尔被杀时，我们在营队的共同朋友中，在约旦长大的塔里克在欧洲的寄宿学校就读。我在2005年的「和平种子」校友会上见到他，但我实在无法提起阿希尔。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沉默。我们都是他的朋友，但塔里克是在约旦长大的巴勒斯坦人。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与我讨论有关阿希尔的事情，我也不敢问。
我另一位在营队认识的朋友，艾莉雅，生活在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地区。以色列政策的改变几乎使她无法旅行。在第二次起义后，她要我和她在耶路撒冷见面，还要我穿着军队制服去。我知道这会让我们都很难过，但毕竟艾莉雅总是有她的理由。于是，我按她的要求穿上了海军的卡其制服。
那是一个初冬，法国山周边的街道充满山光。艾莉雅和我聊着那些似乎平凡无奇的事情——她大学毕业后的未来打算，以及我当完兵后的计划。我们走向了「和平种子」中心的旧址。那个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个痛苦的纪念碑：它唤起了起义之前、中心关闭之前、阿希尔被杀之前的过去，却充满了苦涩。
「Or委员会」在2003年公布了调查结果，建议对一些高阶政府官员和警察官员进行处分，因为他们下令使用实弹行动。然而，对于射杀受害者的警察，调查是由警政系统内部的调查部门执行，对于2000年10月的屠杀，调查显得相对宽松。最终在2006年，警方内务调查组的负责人和检察总长宣布，涉及当时事件的警察无需接受审判。
多年来，我逐渐了解身边的人并不想知道阿希尔的遭遇。而如今我明白，司法系统也不想知道。
在20几岁时，我离开了以色列，因为阿希尔的死和起义事件实在太过沉重。在「和平种子」的经验中，我发现世界有许多可能性，并希望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我去美国上大学学习神经科学，我仍然无法放下我的根：我的研究主题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对话的效应。我最后的论文是献给阿希尔的。毕业后，我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在伦敦、香港和纽约制作以科技为主题的片子。我拍摄了一部以一位美国科技专家为主角的影片，他对人类感到厌倦，并首次创造了真正的人工智能。当《人类梦想机器》（Machine of Human Dreams）在2016年上映时，我也想到了阿希尔，他和我一样在年轻时花了大量时间在计算机前，探索网络。如果阿希尔还活着，他会看到我的电影吗？他会喜欢吗？那时候我们还是朋友吗？
2000年10月1日，巴勒斯坦年轻人在加萨躲避以色列军队的射击。（照片：Fayez Nureldine/AFP/Getty Images）
在2019年，我搬回以色列，现在我37岁住在特拉维夫。几个月前，我参加了一场抗议活动，抗议许多巴勒斯坦家庭被驱逐出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社区。我们环绕着鼓围成一圈，中心跳舞的孩子们——绝对不是什么暴民，但镇暴警察荷枪实弹前来，并发表充满敌意的言辞。我感到非常害怕。我担心他们会像对待阿希尔一样对待我们中的某个人。我不知道在他们看来，我更像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如果连我都会这样想，那么当人们害怕受到暴力逮捕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人愿意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起上街抗议呢？
2000年10月以后的20年间，土地侵占、抗议、暴力和创伤的循环变得更加恶化。我意识到，如果要继续在以色列社会生活，我必须谈论阿希尔，谈论我们的友谊，谈论他的死所带来的痛苦和沉默。我联系了老朋友，提出想拍一部纪录片，但几乎所有的巴勒斯坦朋友都不愿意在镜头前露面。其中一位朋友告诉我，即使他相信我会忠实呈现他的故事，他也害怕出现在以色列导演的电影中可能会损害他的声誉，因为一定会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他是占领者、支持国家暴力、支持土地扩张的同党。我才了解到巴勒斯坦人的另一种沉默。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我也重新学习了阿拉伯语，试图找到一个能向巴勒斯坦人传达的声音。
我和塔里克的关系也陷入了沉默中。自15年前的「和平种子」校友会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他如今是阿联酋的商人，虽然我曾考虑过与塔里克谈谈阿希尔，但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只有一个人愿意打破沉默。在我们于耶路撒冷共度的那几年后，艾莉雅告诉我，当时她要我穿着军装，是因为她想看看我作为一名军人的模样，试图借此放下我们过去的友谊。然而，计划并不如预期，自那次在耶路撒冷之后，我们多年来一直有断断续续的交流，但现在我们比以往更亲近。每周我们都有交谈，她结了婚，我也是。2021年，她获得了以色列当局的旅游许可，我们一起带她的孩子去了耶路撒冷。看着他们，看到挚爱之人的孩子，我心中充满了喜悦；他们与母亲有多么相似，但同时又是独特而新鲜的个体，但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次他们能够自由进出的时间是何时。这并不是我和阿希尔过去所梦想的未来的样子，而是这片不公义土地上的残酷现实，但仍然有珍贵的微光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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