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西山会议的典型发言
北京大地微微文化发展中心 整理
“改革”“精英”们2006年3月4日在北京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简称3月4日西山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发表“座谈会发言纪要”时表示：“此次会议的宗旨，是要结合一年多来社会方方面面对改革的讨论与反思，进一步坚定改革的方向。” 这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高尚全在会议的小结阶段说：“在小结当中我可以提一个建议，我们召开这样的会议，应当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怎么表述?第二，为了解决问题，能够下更大决心推进改革，我们向中央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围绕这两点大家发表意见。”
高尚全在会上千叮咛万嘱咐：“这是内部会议，内部会议，我们不希望外面的记者都炒来炒去，内部形成共识，有了正确的声音，给中央提出一些建议，达到目的。”著名“改革”“精英”张维迎在会上发言时说：“我发现今天讲话容易出问题，……好在我们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记者。”
正因为是“内部会议”，所以发言毫无顾忌，才能听到发言人的心里话，才能从中看到真相。只要把其中最典型、最露骨的话节选出来加以归纳，问题的实质便一目了然。
“精英”们不得不正视广大群众对改革的反思大潮，因此一方面叫喊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叫喊改革是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正在考虑如何把反思改革的主动权拿到自己手里，以便对有关争论进行“引导”。足见“精英”们颇具政治头脑，并非都是书呆子。
“精英”们在这次会议上众口一词地阐述着他们的基本理论：改革中出现的分配不公问题，以及看病难、上学难问题，是因为政府监管作用发挥不够、政府对社会公共产品领域支出不够。他们认为，在医疗和教育这些“公共产品”方面，政府和老百姓谁付费更多一点的问题，属于财政体制问题，而不属于资源配置问题。因此，之所以产生看病难、上学难问题，不是因为实行了市场化，不是因为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不合理，恰恰是因为市场化不够，只有政府放弃对医疗、教育的垄断，实行私有化，实行市场竞争，才能解决看病难和上学难的问题。
可爱的“精英”们没有阐明，在市场经济里，公民的收入，是否来自市场?如果是，为什么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穷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却不能归咎于市场的资源配置不公?可爱的“精英”们没有阐明，为什么彻底市场化之前，政府和老百姓谁付费多的问题，属于财政体制问题，而不属于市场资源配置问题，而彻底市场化之后，就属于资源配置问题了?“精英”们能否保证，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贫富两极分化的中国，像医疗、教育这些“公共产品”领域如果彻底实行市场化，肯定就不会出现行业垄断?肯定就不会造成产品价格的水涨船高?“精英”敢打保票吗?“精英”们更没有无法解释，如果政府的监管作用实施到位，如果政府对“公共产品”领域支出到位，那么看病难、上学难不就不存在了吗?这时再来个“公共产品”领域的市场化，岂不等于脱裤子放屁?让政府买单为一个“市场化”保驾护航，那么这个市场化又是为了什么?
鉴于政府作用不到位，“精英”们提出政府必须转型，从而进一步提出政府职能改革、法制改革、政治改革。“精英”们宣称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完成，改革必须重新定义。这样，政治改革的号角就吹响了。随着政治改革的展开，资本主义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大行其道了。这就是“资改派”的如意算盘。
右派“精英”在此次会议上，对弱势群体问题，对看病难、上学难问题，也倾注了极大的关注。这一点，我们不否认。但是，他们对于事情的解释，贯穿着他们错误的理念。此外，他们坚持错误的历史观，硬说“毛泽东闹革命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民族问题，中国把帝国主义赶跑，中国人自立于世界之林，但是毛泽东遗留的两大遗产：一是经济上的贫穷落后;二是政治社会的专制统治。这两个遗产，谁都不可能离开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基础。”(张曙光)以此作为他们“坚持改革不动摇”的根据，又以此作为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根据。然后他们又说“一些年轻的同志，四十岁以下的同志，对过去了解不是太多，……”“从网上来看，主要是四五十岁以下的同志，对我们过去的历史并不太了解，……”(杨启先)这是他们的荒唐可笑之处。
1.对改革的反思争论是“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胡锦涛出来讲话，讲话内容为：坚定不移搞改革，不要争论。要把对改革进行反思的主动权拿到自己手里。要对争论进行“引导”。
高尚全：
——“首先讲一下对改革形势的判断。第一种判断，总体是上好的。另外一种判断，认为形势糟得很。认为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违反了《宪法》，说国务院36条是违宪了。二是认为作为90年代以后选择一个破坏社会条件的道路，三是认为市场化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四是改革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来指导，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应，改革实现了和平演变。这次争论跟过去几次争论比较起来，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纲上线比过去上得好。过去姓资姓社，现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在继续，这次争论同新自由主义联系，说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来设计。第二是煽动性比较大，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这方面的压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党的历来的决议。第三个范围广影响很深，过去万言书，是少数人写，少数人看。现在通过网络向全国、向世界都传播了。而且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参加进来。第四是缺乏理性，以骂人为昭示，不是以平等的进行学术改革，而是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好像是骂人的越多越好，谁讲改革开放就骂谁。皇甫平的一篇文章出来以后，说改革不可动摇，遭到了网上一片骂声，给他扣了六顶帽子，尤其原来的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写了一篇文章，马上遭到了舆论攻击。”
——“一个人一封信就会耽误好多事，一个人一句话就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争议，现在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能不能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
——“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
张维迎：
——“我提出一个概念，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理性思考，我理解为四点含义，第一个是必须要有超脱的环节要换位思考，不是穷人就从穷人角度考虑，富人就从富人角度考虑，但我认为作为政府来讲应该整体来考虑。第二，你不能在没有可行性的环节考虑问题;第三，你在讨论时必须讲清逻辑与事实，现在很多判断多于分析，这是很容易误导了。第四是要向前看，整个改革不能向后看，世界成功的经验都是这样的，改革当前的问题，我们目的是为了将来活得更好，而不是往过去看。”
张曙光：
——“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如果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
张维迎：
——“我们现在讨论究竟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结果，这和改革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关系。我在两个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我感觉这两个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一个公司感觉领导力很强，你始终知道掌管大权的人，他知道往哪走，你拼命的提意见，反对，没有关系，他最后会权衡你的意见能不能采纳。另一个你感觉缺少这个，缺少知道组织该往什么地方走的一个人，所以，提意见就特别的谨慎，因为可能提的越多，他越没有信心，所以，打比方来讲，我们现在其实改革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讨论这么多，我们知道人家往哪走?不知道。如果知道的，我们就知道出什么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表达自己，应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
孙立平：
——“我想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提出来，积极推动改革者应当把对改革的反思抓到手，应当拿到主动权，而不是说把对改革的反思与推给意识形态上很少的一部分人，意识形态层面上来附和改革的人，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迟福林：
——“现在反思改革，改革的研究者应该把改革的反思拿到自己的手，这个话是很对的。从实际情况看，最大的问题在改革的背景下，在各方面的争论下，主要的矛盾是改革的供给严重不足，改革的供给同改革的实际的需求、改革的实际进程、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严重不相适应。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地推出一些改革的产品，做出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缓解改革在一些方面的争论。同时有利于利用这样的一些争论把改革往前推。所以，这个时候我想给上面的建议也好，是不是大家研究一下，我们现在的改革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状况下，改革的供给问题怎么解决?目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概括一句话，在目前复杂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改革的供给问题?应该说目前无论从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矛盾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石小敏：
——“我想这场争论，从观察来看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争论停止不了怎么办?能不能够因势利导，把争论引导为建设性的方向上去。”
——“怎么引导?我想有一个面对争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形成具有建设性的共识，我认为很重要。国外有华盛顿共识，那是多少年前为了解决全球问题而出的，这两年媒体在说有北京共识，看来北京共识并没有形成。前两年有点味道，所谓北京共识是对20年改革的总体肯定，现在又讨论出来了。真的共识是要面对未来，而不是总结过去。未来20年，中国怎么走?这个共识现在好像还不清晰。”
2.之所以造成分配不公、看病难、上学难，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到位、政府支出不到位。在医疗、教育这些“公共产品”领域，政府和老百姓谁付费更多一点的问题，属于财政体制问题，而不属于资源配置问题。看病难、上学难的原因，不是因为实行了市场化，恰恰是因为市场化不够，只有打破国家对这些事业的垄断，彻底实行市场竞争，才能解决看病难、上学难问题。
迟福林：
——“改革的实际需求和政府的作用不到位，就是与政府的转型关系的问题。从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加快公共建设体制的角度来看，政府严重不到位，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我们看得很清楚。”
杨启先：
——“应该说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要全盘否定的话，一是不符合事实，一个是对整个改革不利。但是怎么能做到政府开支里面有更多的东西交由社会保障来解决，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化解这方面的矛盾来讲有非常大的意义。我们党的这种理念，我们强调分配公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提倡清廉，反对腐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总体来说，对现在这次的争论比较确切，争论是必然的，是正常的。而且对这几个问题，大家的看法可能都一致，不同意改革的人对这几点也是承认的，我们主张改革也是承认怎么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一是提高共识，增加对改革的力度支持。另外尽可能在国家收入分配做调整，提高财政支出方面，来增加公共产品支出力度，来缓解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解决弱势群体的基本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改革就比较顺利了。”
——“分配不公的问题，我认为改革以来不能叫失误，但是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加以很好的注意，这个责任不在于群众，甚至也不在于改革，主要在于我们这套宏观调控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王晓鲁：
——“有几个现象，大家刚才讲了很多的，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确实有很多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在这些年的改革过程中没有得到实惠，反而觉得利益受到了损伤。过去能看得起病的人，现在也有很多人看病看不起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什么?而且这些问题恰恰都出在那些像医疗、教育、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完全市场竞争的部门，制造业不是问题，餐饮业、批发零售这些不是问题，问题是出在和公共服务有关的部门。而这些部门，刚才几位发言人谈得很好，包括互相之间观点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看实际问题，大家都认识到在这些领域里没有公平的竞争不行，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像医疗、教育这样的领域里没有公平竞争不行，但是，没有严格的政府监管也不行。现在毛病出在哪?可能两个方面都有问题：一是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二是政府该监管的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
宋晓梧：
——“医疗体制改革由于走了商业化的道路才导致失败，我对这个有不同的想法。恰恰应该明确医疗机构就应该引进市场机制，有部分医疗机构就应该是民营化，而不应该国家都拽在手里，这样才会造成竞争机制。”
张春霖：
——“现在医疗改革不成功或者还没有成功，或者还没有解决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根源是医疗保险制度没有充分建立起来。再一个在医疗保险制度当中，国家财政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这是问题的根源。”
——“我和葛延风最大的分歧就是这个事情是否由市场化造成的。我们主要谈医疗体制改革，我不会争论这个事，但现在的是我们在这个环境下讨论医疗制度改革，这个时候怎么用这个词意义就很大了。如果是市场化过度造成的，就是改革改错了，过度市场化了，完了以后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了改革等等，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了。另外一个观点我赞成秦辉的观点，是政府责任造成的观点，不是市场化过度了，而是政府在医疗行业的职能没有到位，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过去政府承担了很大成本，现在在医疗保险制度没有充分建立的情况下，政府把医疗付费的责任推给了老百姓个人，这是发生的事实，大家都承认。这个事情能否叫市场化?我认为不能叫市场化。因为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主导了医疗卫生行业资源配置，付费责任在政府和老百姓个人之间的划分，不是一个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实际上是财政体制的问题或者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成本如何分担的问题。”
——“从产出的方面来说，医疗服务的价格能不能够调整医疗行业的资源配置?根本不能调整。大家知道医疗资源的价格是政府人为压低，是现在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根本不是市场价。药品确实有市场了，医疗器械有市场了，但是这个市场是黑市场，是没有监管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整个问题的根源，比如医疗服务的价格为什么不能提高到真实的价格，医药分开，为什么不能分开?如果追根溯源，我认为由于医疗机制没有建立，政府没有对医疗补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不仅穷人看不起病，富人也看不起病，如果花100万的病也看不起病，真正的根源是政府没有承担起应该付费的责任，没有建立起医疗机制的问题。问题的实质不是过多使用一般市场化机制，而是政府的职能没有到位，这两种说法对于整个改革的讨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我觉得还是有不同的影响，我还是提出来我们再争论。”
张维迎：
——“我的意思说，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要私立化，我是说政府提供你的公立医院，但应该给其他人自由，人家应该有自由提供，我可以跟你竞争，如果我做得不好我就生存不下去。如果有私立医院还有一个好处，私立医院高档的话就收费很高，这样富人就会吸收到这里去了，反倒剩下的医疗设施就可以更好地为低收入阶层服务。现在的情况的话，既对富人不利，对穷人也不利。我个人认为，医疗市场一定要使私立的医院进一步的放开，这样的话问题就慢慢解决了。”
张曙光：
——“不光是政府该拿的钱没拿，而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政府该管的事没管，不该
管的又管了。……现在的医疗机构不合理，大医院，很多人往里面挤，剩下的发展不起来。政府是该他管的没有管，不该他管的没有管。所以付费和这些东西结合起来，这就是出问题的原因，不是市场化失灵的问题。”
杨东平：
——“如果我们能够把三分之一左右的高等学校通过部分改造或者其他的方式转为民营机制，就可以省出非常多的钱，可以有效的改善义务教育。”
张春霖：
——“学校的盈利动机太强烈，学校办成了企业，就想赚钱。基本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能不能叫市场化或者是市场机制太多了?政府把付费的责任推给了私人，跟医疗方面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不是引入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一种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所以，政府和市场相对应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资源配置。如果讲到资源配置，政府不到位，肯定是市场很多了，政府太多了，一定是市场不到位。但是，现在如果讲到这个问题，对立的不是政府，是私人，就是公司的分解。教育的总成本，教育培养一个学生五千块钱，说私人承担多一点，还是政府少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私人少一点，不是市场的问题，是政府推卸了责任。”
——“是公共管理制度严重混乱的现象，这和引入市场机制毫无关系，不是市场机制。说的严重一点就是腐败机制，所以，这两个事情和市场机制沾不上边，但是现在都说教育市场化，有人是故意的，如果说成是市场化，下一步说邓小平的整个改革是失败了，教育失败了，卫生失败了，整个市场化失败了，真实的含义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两个词还是要斟酌。”
3.“改革”需要重新定义。“改革”已经超越经济领域，下一步的“改革”是政府职能改革、法制改革、政治改革。同时，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
李曙光：
——“改变要重新定义，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改革，我认为一直是单向型的改革，主要以经济为核心的改革，经济改革有最大的自由度，可以佐证其他方面。但是其他方面的改革基本是采取限制或者禁止的方式。到今天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很多的经济改革走的很远，可以说走到头了。我个人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维迎、樊纲，你们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
——“但是，目前社会治理的方式还是沿用以前的方式，特别是这一届中央政府，……。现在的治国者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
——“我个人认为现在改革应该说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对改革要重新定义。包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框架下制定的所有的改革的战略、方针、路线要做重新的定义，这个定义可能走向更加强调法制化和综合性的改革。”
——“我觉得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专业阶层，就是不是学者治国，经济学家不能治国，法学家不能治国，社会家不能治国，但是一定是法律职业工、会计职业工，这些专业的阶层，这样的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
贺卫方：
——“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经济改革越来越和法制方面的东西关联在一块，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这样的会议，大家携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别的有必要。”
——“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
——“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地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比如说我个人追求这样的目标，我先不把话说透……”
张维迎：
——“意识形态的约束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了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必须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自然，出事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应该说，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改革领导人一直试图通过‘理论创新’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理论’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看来，为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
黎阳：瓦解中国静悄悄……
2006.4.13.
一.瓦解中国社会
中国的“精英”们正悄悄地、有条不紊地瓦解中国。他们已经使中国农民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他们已经使中国工人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他们正在使其他普通中国人走向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在组织上瓦解中国人的同时，他们更在精神上步步紧逼，瓦解中国人的凝聚力。他们制造贫富对立，制造利益集团跟普通人民群众的对立，制造官民对立，分裂中国社会，瓦解中国人的认同感。现在中国社会但凡发生涉及“富人”、“官员”的事故，老百姓会如何反应?比如06年3月26日，山西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警车被扭成麻花，车上的人全部死亡。当事故刚一发生时，社会上是一种舆论;而当传开“车上所乘两人为洪洞县地矿局某领导夫妇”时，社会上立刻又是一种舆论。类似情况何止一次两次。有人说这是“仇富”，有人说这是“仇腐”。不管孰是孰非，这些事实已经足以证明中国人之间在感情上已经有了深刻的裂痕，如果不是说对立的话。至于种种有关公德败坏、损人利己、面对歹徒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之类的报道事例更是不计其数以至于大家都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这一切是民族凝聚、社会和谐的征兆吗?
温家宝总理视察工作时屡次识破当地官员的谎言，直接接触人民群众，了解到实情。这一方面固然能反映出温总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但另一方面却暴露了一个更严峻的事实：一个政府的官员跟这这个政府的最高首脑不仅不一条心，而且公然撒谎，“谎报军情”，封锁围堵，阻挠了解实情。更严重的是这种情况一再发生，各地都有，发生后人们不但不以为怪，不以为耻，而且司空见惯，甚至传为美谈。在这些官员的心目中真把国家总理和政权的其他部分当成了“自己人”吗?或者说，还真正把自己当成是属于这个政权的一员吗?一个政府的一部分处心积虑对付的居然是属于同一个政府的另一部分，甚至是这个政府的最高首脑，以至于有人感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是一个统一的政府应有的正常现象吗?说严重点，如不能根本扭转，那这就是解体的前兆。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应该是同心协力，至少不同心也要协力。不同心又不协力的组织已经属于苟延残喘;而公然欺骗，软磨硬抗，实际连起码的组织原则也不要，则属于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自己名义上所属的这个组织。如李文娟案，国家税收总局的负责官员不但不关心如何防止偷税漏税，而且居然出卖打击举报人，合伙营私舞弊对付自己所服务的政权。对他们来说，国家政府这个整体还值几文?如果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岂不等于容忍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可以自行其是对抗这个政权本身?这种情形是极其偶然还是已经普遍成风?如果各部各地上上下下皆如此，那即使不算“分崩离析”，至少也在从“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走向离“四分五裂”。
二.瓦解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精英”们已经成功地搞垮了相当一些中国人判断是非的能力，搞得他们弄不清什么算“对”，什么算“错”;什么算“荣”，什么算“耻”;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弄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在把自己引向毁灭，谁在把自己拽出深渊;谁在苦口婆心，谁在笑里藏刀;弄不清中国历史上谁是汉奸卖国贼，谁是民族英雄;弄不清如今究竟应该相信谁，拥护谁，反对谁。如果分不清敌我，不知道该瞄准谁打击谁，再强大的武器系统也毫无作为，有等于没有;如果闹不清职责定位，不知道该对付谁保护谁，再庞大的政权机器也只会自我对抗，自己收拾自己。精神上垮了，物质上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思想上乱了，组织上的解体指日可待。这正是“精英”们不动声色翘首以待的结果：当“精英”们“图穷匕现”、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瓦解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时，那些中国人即使不群起响应，至少也会麻木不仁，袖手旁观，而不会挺身而出，坚决捍卫。
三.瓦解中国政府
当然，“精英”们瓦解中国的技艺已经日臻成熟精湛，不会轻易明目张胆直截了当要求共产党下台。他们运用最娴熟的手法还是以“改革”之名行瓦解之实。君不见2006年3月4日的“西山会议”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锋芒矛头一下子全集中指向了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收拾中国政府：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主要在企业层面的改革进入到了政府层面的改革。(张维迎)
——中国加入WTO，面临最大挑战的是政府自身;世贸组织与中国达成的议定草案，在总共19条规则中，全部都是针对国内行政管理体制的。面对全球性竞争压力，政府主动变革、放松管制将成为上策。(张维迎)——如果说前20年的改革取决于如何改企业的话，那么后20年的改革将取决于如何改政府。(张维迎)
——“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维迎、樊纲，你们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李曙光)
——“现在是治国者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李曙光) “精英”们毫不掩饰：他们所谓的“政治改革”就是夺中国政府的权。张维迎说：“腐败主要是一个权力造成的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樊纲说：“目前，太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是我们的改革方向。”从“提高效率”到“产权私有”到“政府缩权”，“精英”们的“改革”总算“图穷匕现”，从经济走向政治，从产权走向政权，进入了“改革攻坚”的“最后阶段”。 转
(巩献田教授从宪法的角度评价《物权法》(草案)，“精英”们暴跳如雷，一口一个搞宪法的没资格过问民法，“你不懂，等学懂了再来说”。那时“精英”们强调的原则是“专业对口”。现在“主流经济学家”们个个跨行业玩开了政治，搞起“政治改革”来了。什么“专业对口”，这会儿全滚一边去了。可见“专业对口”不过是“精英”们对付别人的借口。这就又一次应了鲁迅的名言：“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精英”们“改革”国有企业，结果是把国有企业给改没了。现在“精英”们“改革”中国政府，是不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员领导的政府也给改没呢?正是。别忘了“精英”们的座右铭：“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可见“精英”们表面上的冠冕堂皇都必须倒过来理解。他们说“打左灯”，实际指的是“向右转”。他们说“改善”，实际指的是“搞垮”。他们说“改革中国政府”，实际指的是“瓦解中国政府”。不信?看看国有企业的例子，看看“精英”们一贯的流氓无赖行径，再看看“精英”们的不打自招。
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宣布共产党“非法”，宣布“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宣布“图穷匕首现”，宣布“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据香港明报报导：“贺卫方昨日对本报表示，网上的纪录有点错误，但基本差不多。对于有人指他借「改革」名义妄图「分裂党」、「颠覆政权」，他笑说：「学者那有这样的能力。」”(见2006年4月9日【凯迪网络】：“北大教授多党论惹争议”。)注意贺卫方的答复：“笑说：「学者那有这样的能力。」”看清楚没有?贺大“精英”丝毫不否认要“分裂党”，丝毫不否认要“颠覆政权”，而是肆无忌惮明目张胆笑嘻嘻地供认不讳：想是很想的，只是可惜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过不要紧，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办法就是一面加紧积蓄自己的能力，“慢慢形成一个小群体”;一面不断削弱对手，借口“缩权反腐”来“改革政府”，利用“改革政府”来逼宫，零敲碎打蚕食中国政府的权力。“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斧断，水滴石穿”。如此此消彼长，总会有“有这样的能力”的那一天。那时可别怪“精英”把「分裂党」、「颠覆政权」付诸实施。人家今天已经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四.谁制造了腐败
颇为新鲜的是：“精英”们这次“改革”中国政府最大的“理由”居然是“反腐败”。张维迎这次一反常态，俨然以反腐斗士的姿态横枪跃马，赤膊上阵，义正词严要与腐败决一死战。而张大教授比其他反腐英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跟腐败本身直接过招，而要釜底抽薪，铲除“腐败之源”。据张大教授说这个“腐败之源”就是中国政府，是中国政府的管制。在张维迎嘴里，中国的政府管制简直坏透了。因为：
——利用垄断特权谋求所有者利益。
——管制造成大量成本：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
——管制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
——管制导致信誉丧失和税收流失。
——管制越多，腐败越多。
——管制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
——管制与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关系。
——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 转
总之“精英”们的“理论”是：腐败源于政府管制。要彻底反腐败就必须取消政转府管制，“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只可惜张维迎之类“精英”高唱反腐败，实在如同婊子论贞操，强盗谈法制，小偷讲道德，骗子说诚信。如今中国社会无孔不入的腐败是哪?造出来的。
——他们制造了“腐败有理”，为腐败提供了“理论根据”。张维迎如今大喊大叫反腐，鼓吹“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似乎惟有他张维迎反腐败比谁都积极，要反就从“腐败之本”反起。而同一个张维迎当初是怎么说的?“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再看看张曙光的高论：“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有这样的“理论”撑着，腐败有了“理论武装”，从“见不得人”顿时变成了“理直气壮”，岂有不泛滥之理?——他们用“经济人”、“理性人”等“理论”，把“个人利益最大化”、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等行为“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人类本性，既为党政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制造“理论根据”，帮他们扫除“心理障碍”，又为让全社会容忍腐败现象制造“舆论环境”。
——他们鼓吹取消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监管。根据他们的“理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取代了党委负责制，个人专权取代了集体领导，一把手成了实际上谁也管不了的土皇帝。这就从组织上体制上扫除了腐败泛滥的一切制约。
——他们把社会价值观金钱化，煽起了金钱崇拜狂潮、物欲攀比狂潮。张维迎在《为“钱”正名》一文中宣布：“钱是社会的‘奖章’。”结果是社会上“笑贫不笑娼”、“不管合法非法，能捞才是好猫”成为“时髦”，奉公守法反成了“转异类”;腐败才“正常”，不腐败反而被孤立。即使你本人不想腐败，也未必顶得住来自上下左右亲朋好友的冷嘲热讽压力打击，不得不“随大流”。
——他们制造腐败最毒辣的一着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转、“提前退休”。这不仅摧毁了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让中国政府失信于民，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破坏极其恶劣，影响极其深远。过去人们相信组织，相信生老病死有依靠，无后顾之忧，因此安然接受低工资，不盘算着“留后路”。然而这种信任信心突然之间被“精英”们一扫而光。“精英”们用这着一下子就瓦解了政府的诚信、人民的自信和社会的利益认同。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从此从“利益共同体”分裂为“利益集团”，社会凝聚力从此走向瓦解。商鞅变法，首先取信于民：“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而“精英”们的“改革”却首先耍无赖，公然赖掉了对下岗工人、退休人员承担的保障义务，任凭这些丧失劳动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的人自生自灭。任何人只要看到靠低工资过了一辈子、毫无积蓄却突然丧失生计的下岗工人和退休人员的惨象，再联想到自己今后的命运，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暗自心惊，想到了自己”。其直接后果是人们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不得不一切靠自己，“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这实际摧毁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的信心和忠诚。从此没多少人当真敢指望靠社会保障体系养老过日子，都不得不拼命存钱以防万一。而这等于是靠个人工资来解决应该由真正的保险公司来解决的问题，等于强迫人人为自己开个“保险公司”。这实际办得到么?实际的后果一是人们拼命弄钱又不敢花钱，结果就是国内市场的萎缩。二是逼当权者有机会就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结果就是腐败盛行。这是在“杀鸡吓猴”< BR>、“逼良为娼”，用下岗工人和退休人员当“反面教员”：“看，这就是不为自己打算的下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际是逼着当权者不敢不腐败。 “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把持改革大权的“精英”让政府带头失信于民，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风气败坏，诚信沦丧。没有社会诚信，靠社会诚信为基础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就无从谈起，有人盯着都造假，没人看着更翻天。要执行规章制度，累死忙疯都不管用。你十个手指头摁住十个跳蚤，碰上第十一个就傻眼，碰上成千上万个只好干瞪眼，最后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规章制度失灵，贪污腐败必然横行。总之，“精英”们软硬兼施创造了一个逼人腐败的大环境：有“理论”，有舆论，有引诱，有逼迫，上边罩着，下边拥着，前边拽着，后边抽着，四面八方哄着骗着哭着闹着勾着引着逼人下水上贼船入伙，参与腐败。中国的腐败猖獗完全是 “精英”们一手包办的杰作。他们鼓励腐败，赞扬腐败，纵容腐败，包庇腐败，制造腐败，竭尽全力为腐败创造一切有利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腐败不泛滥成灾那才是咄咄怪事。
五.腐败背后的连环计
“精英”们制造了腐败又高唱反腐败，一手装鬼一手捉鬼，到底捣的什么鬼? 他们当真改邪归正，真要反腐败了?活见鬼。上述造成腐败泛滥的种种因素他们一个都不碰，专门在权力上大做文章，绕了半天实际的意思是说腐败是共产党执政造成的，要彻底反腐败就得夺共产党的权。反腐败是假，借题发挥夺权乱政是真。这才能解释“精英”们为什么先当婊子后立牌坊，鼓吹完“腐败有理”再鼓吹“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因为这是个连环套。
有人以为“精英”们当初鼓吹“腐败有理”是因为他们拿了贪官的好处，为“利益集团”说话。其实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原因。这样想不仅太小看了“精英”们的阴险和胃口，而且也不大合逻辑。别忘了“精英”们一则向来是“树上拉屎——眼高于顶”，除了洋人谁都不放在眼里;二则个个都是只讲“理性”、灭绝人性的“理性人”，只认利益不认人，不讲交情不认道德，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转，亲娘老子都可以当破烂卖，岂肯为贪官两肋插刀?他们谁都看不起，自然也不会把贪官们的死活当回事。看不起又鼎力培植，不过是要把贪官造出来捧起来当狗用用而已。什么用?夺权用。《三国演义》里“王司徒巧使连环计”，用一个貂婵离间了董卓和吕布，让他们自相残杀，结果手无寸铁的书生一举夺得了大权，再用这个权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对加速汉朝政府的瓦解贡献大大的。今天“精英”们也来了个“巧使连环计”。其“貂婵”就是“国家资产”。“精英”们先用“国家资产”这个“貂婵”唆使引诱手握大权的人带头贪污腐化，瓦解掉原有的“利益统一体”，分裂社会，制造“利益集团”，制造腐败，制造一大批贪官< BR>，以期引起民愤。然后利用民愤，高举起“从根本上反腐败”的旗帜，向中国政府逼宫，迫其同意“政治改革”、“改革政府”。得逞后即以“改革政府”为名剥夺中国政府的权力。(按照张维迎设计的“政府缩权”，中国政府今后除了给人看家护院、镇压“暴民”之外什么权力都剩不下，随时随地都可以被阔佬们解雇推翻。)从而为最后瓦解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精英”们当初以一个“提高效率”的美丽口号打动了人心，抓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权，进而消灭了国有企业。现在“精英”们又在试图用“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这样沁人心脾的口号来打动一切对腐败恨之入骨的人，抓到“改革政府”的主导权，最后象干掉国有企业一样干掉中国政府。这才是“精英”们现代版的“巧使连环计”，“能做不能说”的“改革路线图”：制造腐败、制造贪官、鱼肉百姓——引起人民的不满——离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分裂中国社会——把人民对腐败的痛恨引向中国政府——“为民请命”，以“反腐败”为理由，以“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为根据，以“改革”为旗号，夺取“改革政府”的主导权——借口“改革”剥夺共产党的权力——当从共产党手中夺取足够多的权力时，“图穷匕现”，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瓦解共产党政府——瓦解中国社会。
有人看到张维迎的“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之后说“张维迎总算说了句人话”。这就证明“精英”的“连环计”起作用了。人们对腐败的仇恨被他们巧妙地引导到夺取中国政权的权力、为瓦解中国政府创造条件的方向上来了。
有人不明白，“精英”既然已经制造出了腐败，教唆出了贪官，跟贪官穿上了一条裤子，现在又借口反腐败瓦解政权，那不连贪官也一起干掉了?其实这跟《水浒》里的宋江为什么接受了招安还照样被毒死的道理差不多。且看《水浒》最后一回的形势：“李逵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宋江道：‘兄弟，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你看， 如果不是朝廷处心积虑，招安了也不忘记把降兵从组织上彻底瓦解掉，造成“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的形势，李逵说反不就又反了?就这还不放心，还要毒死宋江，永绝后患。这就叫斩草除根。古代如此，现代仍然如此。苏联解体了，俄国人觉得这下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了，既然已经接受了西方的“招安”，这回该被西方社会当成“自家人”了吧?不料热脸孔仍然碰个冷屁股，人家照样不买帐，今天支持车臣反叛，明天指责你侵犯人权，又是北约东扩又是“颜色革命”的没完没了。为什么?因为不把你弄到 “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的境地人家就不放心。只要你国家完整筋骨尚全，那就还有改弦更张的可能和能力。与其靠你的一念之差，还不如灭掉你的能力，叫你也“如何反得成”。这也是斩草除根，一劳永逸。形势比人强。人是会变的，尤其是背叛了自己原则信仰的人。蒋介石曾经特别指示：决不可重用共产党的叛徒。因为“凡是能背叛共产党的人，也能随时背叛我们”。当了共产党的贪官就等于当了共产党的叛徒。能背叛共产党的人就能随时背叛任??是“理性人”，利用完了卸磨杀驴是很自然的小菜一碟。所以“精英”们先制造贪官再干掉贪官一点也不奇怪，完全合乎“历史规律”和“国际惯例”。
六.“取消政府管制”、“政府缩权”背后的文章
1.取消政府管制的后果实例 回顾回顾，前苏联的“改革精英”们当年嚷嚷的跟如今中国的“改革精英”鼓吹的简直一模一样：政府管制是万恶之源，应该全部取消。当时诸如“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太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必须“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的主张也是满天飞。于是各种管制通通取消，彻底“自由化”。然而实践的结果是你不管，有人管;政府不管，黑帮管;不要政府管制，得到的是黑社会统治。而且黑社会从来是 “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得势，想杜绝可难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帮会匪患什么时候消停过?从古到今只有毛泽东一人做到了一举肃清匪患黑帮，让今天的中国人对黑社会当道的滋味少了切身体会。黑社会问题迄今仍是俄罗斯社会的恶梦。这可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信，自己到俄罗斯体验体验去，别整天光躲在屋子里拍脑袋凭想象靠“数学公式”做“理论推导”。
俄罗斯的前车之鉴明明摆在那里，“精英”们楞是视而不见，照样鼓吹取消一切管制。这只能解释为蓄意复活黑社会势力。贺卫方不是感慨“学者那有这样的能力”颠覆政府吗?如果让黑社会势力泛滥成灾，颠覆政府时把他们的力量也算上一份，这问题不就至少解决了一半吗?真不愧是“精英”，善于借刀杀人。
2.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政府管制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先看这则消息：人民网北京2006年4月4日讯：据国土资源部网站消息，“十五”期间全国耕地净减9240万亩，人均降为1.4亩。这“意味着10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1.2亿亩;意味着‘十一五’期间全国要保证1.2亿公顷(18亿亩)的耕地保有量，我们只有3000万亩可减耕地的余地”。换句话说，离危险警戒线的距离本来是1.5，一家伙已经用掉了1.2，只剩下个零头0.3。也就是说，80%的储备都用光了，只剩下了20%。“‘我们的耕地已经退到了危急时刻，不能再退了!’一位长期关注土地问题的老同志大声疾呼。”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十三亿人口。国土虽大，但可耕地比例并不大。2005年减少耕地542.4万亩，其中建设占用318.2万亩。也就是说，减少的耕地有近60%被用在了房地产。要算利润GDP，务农种地当然比不上房地产。如果没有土地管制，任凭市场经济自由运作追逐高利润，结果必定是大量毁地盖房，剩下的20%储备说光就光。毁地盖房基本上是个不可逆过程。耕地一旦被占为建筑用地，想退地还耕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手稍一松可耕地就没了。可耕地没了，中国人吃什么?靠进口?世界上哪个国家供得起十三亿人的需要?即使供得起，代价是多少?“中国威胁论”的要害口号之一就是“谁来养活中国”。你把战略定在靠进口粮过日子上，岂不是正好往人家的枪口上撞?而且“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脸”。你靠嗟来之食过日子，就得整天担惊受怕：如果人家封锁禁运怎么办?怕封锁禁运?那就乖乖听安排，叫你放弃台湾你就得放弃台湾，叫你放弃主权你就得放弃主权，叫你解除武装你就得解除武装。否则不必剑拔弩张，断了你的粮道就行，不怕你不乖乖就范。 “民以食为天”。这既涉及国计民生，又涉及国家安全。房地产GDP利润虽高，但跟国家战略安全相比孰重孰轻?这就决定了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允许简单地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自由运作。这就决定了中国政府的土地管制不但必不可少，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善，不能取消。
在中国，什么人对中国政府的土地管制恨之入骨?只有房地产商。土地管制符合国家战略利益，但不符合房地产商的利益，所以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要大闹“土地私有化”，所以要收买“精英”出面大闹“政府缩权”。
房地产业是当代中国最黑的行业。房地产商和与之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恶霸吸血鬼寄生虫。房地产没有高科技，却有惊人暴利。房地产几乎集当代中国社会一切丑恶之大成：贪污腐败、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暴力事件、拖欠工资、毁灭农田、破坏环境、剥夺农民生计，制造社会难民、加剧贫富对立、黑社会势力、无法无天、专横跋扈、巧取豪夺、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城镇的小民百姓不一定每人每天都在吃“医疗产业化”的苦头，不一定每人每天都在吃“教育产业化”的苦头，但必定每人每天都在吃房地产的苦头。可以说，今日中国不论何时何地，有房地产必有腐败，有腐败必有房地产;有房地产必有社会矛盾激化，有社会矛盾激化必有房地产;有房地产必有黑社会，有黑社会必有房地产。房地产是当代中国的“邪恶中心”，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贡献”最大，是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房地产商和与之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就是当代中国的新型地主阶级。而毛泽东早就指出：地主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当代中国的新型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丝毫不在乎中国的可耕地已经少得“笈笈乎殆哉”，一心一意扫除政府土地管制这一妨碍自己进一步攫取暴利的障碍。他们的贪婪已经危及国家民族的战略安全。“精英”们拼命攻击中国政府“垄断土地资源”，鼓吹“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买卖”，一是为新型地主阶级的暴利服务，二是为实现摧毁中国的粮食自给能力的战略目标而蓄意误导。否则凭他们的常识，岂能不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要点?岂能不懂可耕地对中国战略安全的意义?
3.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就是瓦解政府
樊刚说：“目前，太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是我们的改革方向。改革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公权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民营化，导致市场和公权并存，公权得以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化交易，将一直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樊纲：中国的问题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注意樊刚这两句最关键的话：第一，“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第二，“公权民营化”。(虽然“公权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民营化”，但那只是时间问题。) “精英”们闹了个“产权私有”还不够，现在连国家权力也要私有化了：“公权民营化”。私人“经营公权”，没官衔有官权，这样的人会是什么人?历史早有先例：黄金荣，杜月笙，座山雕，南霸天……把中国政府的权力分给黑社会，这还不是公开闹国中国、土皇帝?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权力也只有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是强制性的力量，只有用更强的力量才制约得了。精兵简政也好，淘汰冗员也好，在政府体系内部简政放权也好，这都属正常。但如果把政府权力放到政府之外，那问题的性质就变了。用政府的这部分的力量来制约政府那部分的力量是一回事，用政府以外的力量来制约政府的力量，那就等于又来了个政府。如果搞什么“公权民营化”，那就等于遍地开花到处都是“小政府”，那不是无政府又是什么?不是瓦解中国政府又是什么?
(现在可以明白“精英”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学术研究”这个字眼了吧?如果直截了当说要把国家权力分给黑社会头子土匪恶霸，那人们会是如何感受?而换成 “公权民营化”这样的“学术术语”来表达，是不是显得很无害而动听?“精英”们的用词讲究大了去啦。)
(“公权私用”是腐败。“精英”们“反腐败”的办法是“公权民营化”。公权成了私权，自然没有了“公权私用”问题，也就没有了腐败，于是“反腐败”大功告成。这就等于抢劫犯罪率太高怎么办?干脆宣布抢劫不算犯罪。抢劫不算犯罪，犯罪率自然就低了，于是“打击犯罪”成绩大大的。这就是“精英”们的“改革诀窍”。)
4.“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与“减少政府的权力”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张维迎一方面说：“反腐败要‘标’‘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注意：这里说的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一方面说：“腐败主要是一个权力造成的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注意：到了这又变成了“政府缩权”。)这就故意混淆了“政府官员权力”和“政府权力”的根本区别。“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跟“减少政府的权力”是一回事吗?“政府官员腐败”跟“政府腐败”是一回事吗?如果是“政府腐败”，那就是说整个上建筑连根烂，解决的办法就只有改朝换代闹革命了。如果是“政府官员腐败”，那就是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政府机构的局部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剜烂苹果”，“当啄木鸟”，把坏的去掉，好的留下。这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完全不同。张维迎的逻辑是什么呢?政府官员腐败——政府官员权力太大——要反腐败就必须砍权力——不砍政府官员权力而专砍政府机构的权力。就这么一“忽悠”，“砍政府官员权力”就变成了“砍政府机构权力”。说是反贪官，实际上刀子不砍贪官却专砍< BR>政府机构的权力。这就叫声东击西。
5.反腐败的要害不是减少权力，而是监管权力
腐败是公权私用，也就是说政府的公权被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就如同武器被用来打了不该打的人一样。武器的关键在于为谁所用，即掌握在谁手里，瞄准谁、打击谁。这完全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的立场，也就是说，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的思想意识这个“软件”，而不取决于武器本身这个“硬件”??器，光谈威力大小没意义，关键在于为谁所用。不能因为为了防止武器被人拿来对付自己，就限制武器的威力，让它打不死人。同样，不能因为防止政府权力被人滥用所以就要政府缩权，让它办不成事。跟武器一样，决定如何运用权力的是掌握权力的人，是掌权人的思想，也是“软件”。“软件”的问题只能用解决“软件”的办法去解决，而不能用解决“硬件”的办法去解决，搞什么“限制威力”、“限制权力”。武器只要用到该用的地方，那威力越大越好，为什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只要用到该用的地方，同样是越大越好，为什么要“缩权”?确保武器用到该用的地方不靠武器本身，而是靠监管，靠监管使用武器的人：你对付敌人就毫无障碍，你胆敢倒戈就当场处决。反腐败，确保“权为民用”同样靠监管：以权为公则畅通无阻，以权谋私则寸步难行。这一切都要靠“软件”而非“硬件”。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权力大不大?那时候有多少“钱权交易”?有多少腐败?为什么腐败只大批产生在“精英”当道的时代?道理非常简单：毛泽东时代的官员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严格监管，当权者以权为公则畅通无阻，以权谋私寸则步难行，想搞腐败都难。贪官一旦败露，立刻受到严厉打击，成为过街老鼠，为整个社会所不齿不容。所以腐败受到有效抑制。张维迎所谓“腐败源于政府管制的”“理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他用砍政府机构权力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官员腐败”的问题，就如同用砸掉计算机的办法来解决计算机病毒问题一样，用毁灭“硬件”来解决属于“软件”的问题，纯粹是找借口搞破坏。要真正反腐败就必须有效监管政府官员的权力。要有效监管政府官员的权力就必须发动群众。要真正发动群众就必须取信于民。要取信于民就必须领导以身作则。要以身作则就必须是“权为民用”。否则“反腐败”不过是演戏。而对演政治戏有兴趣的只有奸商和野心家。监管权力不是不要精兵简政、淘汰冗官赘吏、在政府系统内部简政放权。只是不能借着“精兵简政”“权力下放”之名把政府的权力放到政府之外去。
6.“限制政府权力”是一个政治骗局
经常可以听到“精英”们念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要反腐败就必须限制政府权力，美国就是这样。”
然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本来指的是个人，而不是政府全体。政府官员个人有没有绝对权力是一回事，政府整体有没有绝对权力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在本国范围内没有绝对权力，那其余权力是谁在行使?那岂不成了傀儡政府，成了“有限主权”，成了封建割据?至于“美国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则更是一种谎言加误导。相信这种话的人肯定连什么叫“美国政府”都没弄明白。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政府(The Government)由行政部门(The Executive Branch)、立法部门(The Legislative Branch)和司法部门( The Judicial Branch)三部分组成。也就是说，这三部分的权力加在一起的总和才能算是“美国政府的权力”。美国搞“三权分立”，是让这三部分相互制约，制约的是其中一部分的机构或官员个人的局部权力，而不是制约这三部分总和的整体权力，即“美国政府”的权力。“限制权力”意味着你决定要办的事我叫你办不成。而实际上，美国政府这三部分权力加到一起的权力之和根本无任何限制，要打核大战都可以，谁限制得了?所以说“美国政府的某一部分机构的权力受到限制”符合事实，说 “美国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则是扯谎。一旦“美国政府”即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门一致决定做某件事，美国老百姓可以不同意，可以批评，可以抗议，但无法对抗，无法制止其付诸实施，再不满意也得服从。比如当年的禁酒令。美国老百姓能做的就是要么想方设法游说美国政府收回成命，要么下次选举时投别人的票。除此毫无办法。但这只属于“施加影响”，而不属于“限制权力”。所以说 “美国政府权力受到限制”这一说法是谎言。而以这种谎言为根据，要求限制中国政府的权力就不但是误导，而且是政治阴谋：凭什么让中国政府接受美国政府自己都不接受的权力限制?中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如何分权是一回事，限制中国政府官员的个人权力是一回事，而限制中国政府整体的权力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限制中国政府整体的权力就意味着瓦解中国政府的开始。
7.用消灭问题来掩盖问题
银川骑先生在强国论坛发表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用白军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红军会怎么样?
——从毛主席的《三湾改编》看国企改革”。里边有这样一段话：“国企改革现在的方法犹如用白军的管理方法来改造红军。白军的管理是叫唤 ‘谁冲上去，奖50块大洋!’红军呢，红军是：‘共产党员，跟我上!’” 张维迎的“国企改革”其实就是围着这“50块大洋”做文章。你给50块，人家那边给你60块，这边就倒戈了，不攻了。于是张维迎就拿着数学公式来回算，看是应该再添10块大洋呢，还是应该外带二两大烟土。算过来算过去，结论是不管给多少，都没办法让自私自利的人为公拼命。张维迎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干脆别打了，把这个阵地送给人家最合算。于是就来了MBO，把国企卖光了事。
现在张维迎搞 “政治改革”、反腐败仍然是这个路数：又是拿着数学公式来回算，看究竟给多少“激励措施”，才能让唯利是图的“理性人”心甘情愿秉公办事。算来算去又是同样的结果：不管如何激励、如何“高薪养廉”都没办法让猫儿不偷腥，让“理性人”、“经济人”不腐败。于是张维迎又故伎重演：既然没办法让“理性人”既不受监督又能自觉自愿不以权谋私，那就什么权力机构也别要了，来个拆庙赶和尚，“政府缩权”。
无论是“改革国企”还是“改革政府”，张维迎从来都是这个原则：取消对掌权者的监管，光靠“激励体制”让人奉公守法、全力以赴。做不到，就来个全盘否定。解决不了问题，就干脆消灭之;治不好病人，就干脆弄死之;管不好国企，就干脆卖光了事;解决不了以权谋私，就干脆把公权变私权，“公权民营化”，瓦解政府。用别人的毁灭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和过失，宁可毁灭世界，不肯负半点责任。他们无法自圆其说，用他们的“理论”解决他们一手制造的腐败问题，于是动了杀机，企图用毁灭中国社会的办法逃避责任。什么叫“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典型。
七.没有现代化的政府管制，就没有现代化的社会。
1.现代化社会离不开现代化的政府管制
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功能完善、组织健全的大系统。建设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没有严格的控制管制。任何正常运转的现代化系统都少不了管制。交通有交通管制，航空有航空管制。现代社会的人、财、物流信息流，哪样少得了管制?说管制才造成腐败纯粹是用表面现象骗人。照“精英”说法，成功的市场经济全靠市场自我调解，没有政府管制。这是不折不扣的信口开河。美国是不是市场经济?谁说美国没有政府管制?就以“精英”最耿耿于怀的土地为例。美国不但有政府管制，而且管制得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格。不错，美国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政府一般不干涉。单从产权交易上看的确没什么政府管制。但是且慢，美国政府不管制你买卖土地，但要管制你怎么使用土地。美国全国的土地已经全部登记编码，规定好了每块土地的用途：农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等等。你买卖土地政府不管，但要变革土地用途政府就要管，必须事先申请批准。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要变更土地用途还要经过专家论证，甚至经过公开听证才能得到批准。而有些地任何时候都不准变更用途。比如湿地，因事关环境保护，所以严格禁止对湿地做任何变更和利用，不准种植，不准挖掘，当然更不准盖房子。如果谁犯晕乎稀里糊涂买了这种湿地那就活该倒霉。地在你手里，产权归你不假，但你只能用来观赏，其它什么都不准干，还得照章交纳地产税。这样的地沾在手里容易想卖掉难。甚至曾有人试图把这类地白送给政府好甩掉这个包袱政府都不要，说白了就是要让地赖在你手里好让你继续交税。这难道不是政府管制?这样的管制中国有没有?不知道。似乎有也执行得不严格。如果严格执行，那房地产商非法占用农田就没多大意思了：你把农田弄到手也没用，只能继续种庄稼，不准用来盖房，到头来还得雇原来的农民继续种地。如果土地转让归地方政府管，改变用途却归独立的相关专业技术性部门管，那土地转让了也难以改做它用。房地产商占了地仍占不到便宜，还能有那么大劲头雇佣“精英”到处游说鼓吹取消政府对土地产权交易的管制吗?“精英”们只告诉中国人美国买卖土地没有政府管制，却偏偏绝口不提美国变更土地用途有严格的政府管制这个事实，不提美国人的土地买卖一般都是原来干什么用交易后还干什么用，买卖土地跟毁地建房不是一回事这个事实。(要么怎么说“精英”们是一群骗子呢。)
还不止于此呢。“精英”整天大喊大叫控诉中国政府的管制太多，所以造成了腐败。其实跟美国政府的管制相比，中国政府的管制经常是少得太多，松得太多了。比如，中国禁止商家向未成年人卖烟卖酒吗?中国规定卖烟酒之前要先检验身份证上的年龄吗?中国禁止招聘时询问申请人的年龄身高体重之类吗?中国公司雇员拿回扣“好处费”犯法吗?中国公职人员必须公开个人财产吗?中国的管理人员的“隐形收入”如公司用车、公款招待、差旅、停车补偿等福利计入征税收入吗?中国管制有破产记录的人不得重现注册公司，以防止骗子故意屡屡用破产赖帐吗?中国规定修建工厂，尤其是有碍环境保护的工厂前必须由当地居民公开讨论表决准许与否吗?中国管制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吗?中国父母如果让孩子单独呆着没人管犯法吗?中国人翻修自己的房子需要向政府申请许可吗?中国人在自己家里装火炉安烟筒改装水管等等需要事先批准吗?中国每个人都建立了社会档案吗?中国人如果违法犯罪，犯罪记录会终生相随，使之一辈子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吗?中国有严格的防止学术造假的制度和监管体系吗?一旦发现学术造假，造假者会变成过街老鼠身败名裂，再也无法从事学术活动吗? ……跟美国政府的管制相比，中国政府的管制是多还是少?是严还是松?饶是如此，“精英”们还嫌中国政府管制多，闹着要取消政府管制。这还不叫贪得无厌?这还不叫存心搞无政府?
当然，列举上述一些美国政府管制的例子只是要反驳“精英”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政府管制”、“管制越多，腐败越多”之类的造谣惑众，并非是要说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美国政府的管制措施样样高明之至，只要中国照葫芦画瓢闭着眼都能消灭腐败。天下没有万能的制度，就象没有包医百病的万能灵丹一样。美国有美国式的腐败，有令美国人头疼的各种社会问题。不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美国等西方政府的一些现代化管制原则和措施对中国人不无参考借鉴之处。
中国的政府管制中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管制太多，而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管得不得法，管来管去没管到点子上。现在看来，中国政府管制的基本模式仍然是传统的“把关式”管制。这种模式已经跟不上现代化社会市场经济的节拍和特点，严重落后于现实的需要。
政府管制可以有两种：“把关式”管制和“威慑式”管制。所谓“把关式”管制，就是用外因来直接制约，靠别人来卡，靠层层把关来防止出差错。例如层层审批。所谓“威慑式”管制，就是通过外因调掉动内因来自我制约，让人自己管住自己。在这里外因不直接参与具体管制，而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比如台独势力叫嚷他们有能力炸到上海北京。但台独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们敢吗?为什么?因为大陆有能力狠狠报复，足够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尽管台独敢想，敢说，但就是不敢干。这就是军事上的威慑在起作用：用大陆军事实力这个“外因”，调动台独分子“惧怕报复”这个“内因”，达到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个管制效果。把这个原理运用于政府管制，就是“威慑式”管制。具体说，就是通过建立完整严密的监督体系、舆论大环境和严厉的惩罚措施综合起来产生威慑效果，使当事人兢兢业业，不敢出差错，不用别人审批也达到了管制的效果。“把关式”管制重在过程，“威慑式”管制重在结果;一个是以外因为主，一个是通过外因调动内因：我把法律规定公布在先，然后假定你说的理由都是真的，只要你申请的理由合理我就批准，不再去组织调查核实你所说的是否属实。但我自有一套办法盯着你，有一套系统记录你。如果发现你作弊就饶不了你，罚得你这辈子别想翻身。而且一个人一生只给一次机会，只要一次做假就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到美国的中国人经常听到这种告诫：千万别犯法，千万别有犯罪记录，否则一辈子休想翻身。结果是大多数人从此都格外小心翼翼，生怕触犯法律。这就是“威慑式”管制在起作用。(中国其实也有“威慑式”管制。比如个人档案制度。但中国的档案制度“单位所有制”的色彩浓重，出了单位就没“威慑力”了。只有适当改革才可能面向社会。)
“把关式”管制适合于数量少、份量重、绝对出不得差错的项目的管制，比如国家主权、武器、危险品、大笔资金、刑事案件处理等等。对于中国，还应该特别包括可耕地的用途变更。但这种管制模式很难应付现代化社会市场经济快节奏、大批量、情况复杂等特点。因为“把关式”管制有点类似幼儿园的阿姨，要忠于职守就得时时刻刻盯着小朋友的一举一动：别爬房，别上树，别砍砖头，别砸玻璃，别触电门……总之一点岔子都不能出。一个阿姨盯几个小朋友还可以，人一多哪儿盯得过来?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大的经济活动量，那么多的头绪，如果全靠“把关式”管制，怎么管得过来?层层审批，待批的文件堆积如山，谁可能几分钟之内把一切问题都搞清?不批，怕误事;批，怕出错;不批是官僚主义，批也是官僚主义。这就失去了审批把关的实际意义，真正的作用往往就是责任的传递：出了差错，谁批谁负责，报批的当事人倒可以有恃无恐：我这是经过请示批准的。参与层层迭把关、会签的人越多，越是容易扯皮：都批了，那就都有责任。而谁都有责任的实际效果是谁都不必负责任。这就给腐败作弊提供了可乘之机。
“威慑式”管制则有点象管理汽车司机：刚开始学开车时得把着手教，得有人陪着练，一边摸着手闸一边盯着你打舵钻竿拐八字等等。这时还是“把关式”管制。等你考出本子来就不再派人整天坐在旁边盯着了，而是假定规则你全知道，要去哪里我不管，但一旦出了差错那就罚你没商量，罚得你心疼肉疼骨头疼，让你难受一辈子。总之是每次出车要靠你自己记着小心谨慎别出漏子，而不是靠派个人在一边监视你如何打舵踩闸给油门。“威慑式”管制能够适应大批量、快节奏、情况复杂的特点，是现代化社会政府管制的一种主要方式和改革方向。但这种管制方式对社会的大环境要求很高，必须有一整套系统和大舆论环境配合才能正常运转，比如涵盖每个人的社会档案数据库，社会主要经济活动的数据化系统，社会化的数据采集分析监控系统，奉公守法占上风的舆论环境，等等。但别指望靠这种管制模式就能消灭腐败。腐败的大环境不变，这种管制模式一是建不起来，二是即使建起来了效果也适得其反。比如系统管理人员被收买了，给你弄个假数据，有没有犯罪记录来个真假难分，那系统还怎么运转?如果犯罪分子犯了罪照样逍遥法外，那还能有什么“威慑”?整个“威慑式”管制的基础立刻崩溃。所以不消除腐败的大环境，即使把美国最行之有效的政府管制系统搬到中国也照样束手无策，就象最先进的美国武器到了“蒋委员长”军队的手中也照样不顶用一样。
2.全球化的竞争实际是大系统的对抗，任何民间组织都代替不了政府的作用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大系统。而政府正是通过必要的管制维持这个大系统有效运转。在现代社会中，游离于这个大系统的个人和单位都毫无竞争能力，迟早必然被别人大鱼吃小鱼。
贺卫方说国有财产“往往是经营得最糟糕的财产”。张维迎说私有制才能有效激励。他们全都故意只讲个体激励，有意回避了整体能力。
长江大堤算是“国有资产”吧?如果不管大堤只管自家围墙，长江一旦决堤，各家各户的围墙再坚固精致又有什么用?
个体户农民生产积极性再高，在自然灾害面前能有多大作为?面对这种形势，“激励体制”再有效能管多大用?
科索沃战争中，塞尔维亚空军司令亲自驾驶米格29战斗机升空迎战，结果未发现敌机就被击落。他本人是飞行老手，技术不可谓不精湛，米格29战斗机性能在当时也不可谓不优秀，但仍然一败涂地。因为这是单人单机的单一作战系统与周密完整的网络式作战系统的对抗，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不管是单打独斗的个人还是分散孤立的分系统，跟完整的网络大系统对抗时都犹如以卵击石。科索沃战争如此，海湾战争如此，贝卡谷地空战亦如此。
军事领域如此，科技经济学术领域亦如此。现代化的社会是高度网络化的体系。现代化的竞争是网络化的系统对抗。面对完整的现代化网络系统，无论是个人的小聪明、个人的拼命奋斗、个人的侥幸撞大运还是孤立分散、势单力薄的小团体都渺小脆弱，不堪一击。
美国社会以美国政府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网络系统。政府的作用有些表面上看不到，实际无处不在。美国许多工业实际是靠着政府的管制才保持了竞争力，即使看来似乎是“自由职业”也不例外。比如政府规定许多技术工种的执照隔几年就必须更新，往往要更新还必须参加一定时期的培训，确保知识更新，技术不落伍。许多专业用的工具、器械、材料、技术、有关规章制度等等隔不多久就会更新，连木工、电工、水暖工等等也不例外。这就是政府管制在提高全民族整体竞争能力上发挥的作用。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典型案例今年发生，明年就能变成管理学院学生的补充教材，让美国学生通过具体案例熟悉中国官员的行为特征、办事规律和处事原则。在这样严密有效的网络系统面前，靠散兵游勇单兵作战来竞争，下场将会如何不言而喻。
国有企业原来是根据“全国一盘棋”的原则成龙配套按系统建立起来的。现在被“精英”们拆得七零八落，三三两两卖给了私人，既无严密的组织又无资金技术人才优势，WTO规则又禁止政府干预，加上“优惠外资”的税收政策，现在“精英”们又要进一步砍掉政府权力，毁掉中国政府凝聚网络系统的支援能力。让孤立无援的中国企业跟庞大严密势力雄厚的国际资本财团网络体系去“全球化竞争”，这叫竞争还是叫驱羊饲虎，任人猎杀?
提高竞争能力靠的是高科技，不是卖苦力。“精英”们把低工资当成竞争能力是对竞争能力的极大歪曲。靠血汗工厂来苟延残喘，结果只能是任人宰割。而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科技能力只能靠自己。自己的力量弱，怎么办?只有拧成一股绳，也凝聚成一个有效的大网络体系。而只有中国政府有这种能力。试想，哪个唯利是图的“民营企业”愿意干这种差事?有这种组织能力和凝聚力?“政府缩权”，砍掉了中国政府的权力，也就瓦解了中国的这种凝聚网络体系的能力。断送了这种能力。这也就断送了中国人的前途。这使中国人将来除了受制于人、任人支配外别无选择。
“精英”们就是这样，用尽一切手段、撒下弥天大谎、使出浑身解数静悄悄地瓦解中国政府，瓦解中国社会。知否?
注：本文原刊于乌有月刊第二十二期，200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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