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渗透始终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一个主战场，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俘获了某些人包括党员领导干部的头脑，由此暴露出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1、面对“普世价值”思潮的恶性泛滥，表现出应对失效、集体失语
2007年秋天起，在某些报刊和网站媒体的推动下，“普世价值”观开始在国内扩散、传播，刻意宣扬中国领导人已明确表达出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并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为“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2008年以后，境内外一部分媒体又借“藏独”暴力事件、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北京举办奥运会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等重大事件借题发挥，以“普世价值”曲解民族分裂问题、曲解抗震救灾精神、曲解奥运口号、曲解改革取向，在社会舆论和人们思想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为澄清认识，意识形态工作主管部门和理论界作出了一定努力，但从总体上看，处于一种集体失语、回避交锋的状态，公开鲜明的批驳不足，缺乏统一果断的行动，使“反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孤立性话语，应对工作未能取得明显收效。
2、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发不统一不普及，导致思想困惑的长期发酵
我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不连贯、不明确，甚至有相互矛盾、前后冲突之处。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多种理解，甚至有人提出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民间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把马克思主义多元化，而我们的有关部门却并不加以阻止，甚至一些媒体也加以引用。在对待这些理论困惑和争论时，不加引导、任由发展的倾向是不应该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困惑和混乱长期发酵，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发挥，反而让境外敌对势力趁机兜售西方的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十分辉煌，但大众化、普及化工作相对薄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被裁剪成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标语口号化的政治概念，改革开放的切实成就未能有效地转化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认同，导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萎缩。而《文摘报》等一些媒体选择的文章内容与中央精神有出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为随意剪裁甚至歪曲历史的学者提供平台，反映出掌握话语权和新闻传播平台的编辑人员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或是仅注重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的实现，导致这些人们日常接触的文化产品、舆论导向同主流意识形态相矛盾。
3、对丑化领袖、歪曲党史的言论缺乏交锋，正面研究宣传投入不足
近来，曾上过百家讲坛的教师袁腾飞的言论在网上风传，他在讲建国初期历史的时候对学生说，“二十世纪三大暴君：希特勒、毛、斯大林，他仇恨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也应该仇视他”。2010年4月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一场报告会上，数位学者公开地彻底否定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始终没有想过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无非是“中国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陷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它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等贵贱，均贫富’，再到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怪圈。”这些言论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借助讲台严重侵蚀了大学生和青少年的思想。这从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对党史国史的研究宣传工作缺乏规范、投入太少，甚至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平台和传播平台都严重不足，导致真正想了解党史、国史的群众只能关注这些反动言论，关注《炎黄春秋》一类刊物，存在极大的真空。
4、某些“公共知识分子”实为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舆论和青年追捧
2004年9月南方日报属下的《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中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一位榜上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境外网站上宣称：“在今天的大陆，‘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知识上、政治上对共产党统治满怀否定和愤怒的人，就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隐约称呼，是异议人士开始浮出水面的标志”。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事哲学、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专业研究，其中部分人有海外留学经历。其共同特点是自我标榜“理性”、“超然”、“独立”、“秉持良知”、“兼具专业性、公共性和批判性”素质，但都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持批判或否定态度，并以所谓“价值中立”、“客观公正”的姿态出现，宣称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评论与其个人利益无关，完全出于他们对“公众利益”的关心。他们经常在媒体上对“公共领域问题”、特别是社会上发生的“负面事件”发表议论，提出与众不同的“惊人”见解，或明或暗地向执政党、政府、现行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发难。他们敢于批评、嘲弄政府的“大胆”和“反主流”思想话语，得到了与他们观点类似的部分媒体和受众的支持和共鸣，并在涉世不深、思想单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国情了解不多、缺乏今昔对比经历和是非真伪判断能力较弱、正处于成长“叛逆期”的部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群众中有一定市场。
5、对流入的境外出版物或外资民资控制的媒体，难以有效管理
一些敌对分子利用境外或香港的新闻出版渠道，出版和发表反党反华出版物，但意在影响国内舆论思想，通过种种方式在国内扩大传播。同时，境外资本、民间资本大举进入文化领域，使敌对势力和资本势力掌握了文化传播平台，对文化产业的价值观导向造成了巨大影响，如中国选举网、凯迪网等为右翼分子发表言论提供了活跃的场所，都拥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和点击量(凯迪网在被上海东方网收购之后思想导向有所转变)。
6、西方话语体系向党政机关和学界渗透，并成为流行趋势
西方的话语体系逐渐对学术界的理论研究以至各级党政机关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产生很大影响，西方的话语平移、话语控制现象突出。例如，用“学习型组织”阐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在当下十分流行。在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指导上，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及时从其它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汲取最新成果，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研究的有效互动，也缺乏与当代各种思想学术体系的对话、交流和论争。
7、消极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学生丧失理论兴趣
我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在不少高等院校遭到冷遇甚至抵制，一些校长和教授不赞成马工程教材，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课程，在高校课程安排中名为必修课，实为考察课，对学生无法形成约束力，更激不起学生的理论兴趣，反而促使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报有抵触情绪。
8、意识形态领域选用人才偏重折中者，助长了“庸俗宽容”之风
意识形态领域中在选拔任用人才时，经常以温和、折中作为用人标准，持中庸态度的“和事佬”占了主要地位，对错误思潮和反动言论不支持但也不明确制止和反对，态度立场不鲜明。长此以往，使得正常批判的合法性遭到质疑，而言论者将主管部门的态度视为默许，气焰不降反升，人们思想难以得到澄清。在如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环境下，即使面对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发动进攻时，主管部门也往往是刻意回避、保持中立，不与之正面交锋。这种漫无原则的“庸俗宽容论”，导致了许多正常的政治批评和理论抵制无法展开，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一些错误乃至反动思潮的泛滥。
9、寄望于用封建主义抵御西化分化，夸大孔学热的意义
在主流意识形态应对西方渗透乏力的情况下，一些人寄希望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吸引力，特别是用新儒学来抵御西化、分化的攻势，夸大了孔子学院、世界孔学热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但实际上，封建主义是无法抵御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的，只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才真正是有生命力竞争力、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意识形态。
10、分配不公、利益分化等现实矛盾客观存在，对意识形态形成考验
意识形态离不开经济基础，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联系的日益密切，随着国内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一些人面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分配不公、拆迁征地等社会矛盾问题思想迷茫，也有一些人则由于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变化，在政治上必然反映出各种各样的诉求。在党组织内部，党员的社会成分和文化水准呈现多层次性，党员流动性加大导致思想政治工作“断层”、“盲区”增多，个别党员干部贪污腐化、蜕化堕落等等。这些现象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向境外渗透势力打开了方便之门。
11、面对年轻一代价值观的双重标准，教育缺乏现实针对性
在对群众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上，没能正视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许多结构性矛盾。当前所谓80后、90后的青少年具有并行不悖的双重标准的价值观，一方面不反对走中国道路，另一方面又赞同西方社会制度。我们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时代感、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不够强，不太注重对个人发展的价值导向，难以满足人们丰富的精神与心理需求，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发生的新的变化，对群众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困惑，缺少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或说明，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教化功能、协调功能和发展功能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12、未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成意识形态联盟，陷入孤军奋战
国际上西方各国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比较一致，可以说建立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战线，如“中国责任论”的问题上相互配合、论调一致。但我们却在国际交往中只进行经济交往，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与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形成意识形态联盟，导致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战场上陷入被动和孤立境地，力量对比十分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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