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诺斯(Michael North)的《叶芝、艾略特、庞德的政治美学》探讨了三位英美现代主义诗人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叶芝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艾略特对传统的推崇、庞德对“全体人民”的颂扬都是在反抗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人主义。然而，不久之后三位又自相矛盾：叶芝批评人就像机器雕刻出的点状和菱形符号。艾略特和庞德也以坚定的个人主义口吻声称：“真理在于个体”。这个矛盾源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矛盾。
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许诺的自由实际上是与社会完全脱离的。自由在古典理论中通常只用于描述群体的选择，且选择内容都是明确的。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自由似乎落实到了个人，比如“自由的味道”，而自由的内容却被抛弃。自由变成了一句空话，无内容的许诺，一个看似完美但没有用途的制度。
黑格尔和哈贝马斯都认为抽象的自由是权力进行压迫的手段。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用抽象的自由将社会分割成一个个单体，使用的策略仍是“分而治之”。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体就这这样分裂的：一边是被奴役的肉身个体，另一面是梦境般的抽象个体。同理，整个资产阶级也是分裂的：一边一起信仰具体实在的既得利益，另一边则相信资产阶级本身、甚至阶级共性根本不存在。
诚然，个人化，或倡导个人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同一化手段。每个人都被赋予一种与其他任何人不同的个性，以便被资本主义掌控。由于自由是空洞的，许诺个人自由反而成为一种剔除差别并同一化的手段。它将个体转化为工业资本主义机器所需要的零部件，随时可以更换。此外，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还会在个人与社会间安插类似“国家”、“权利”等概念来遮掩二者的分裂，于是抽象的自由延伸出抽象的群体。其实，“国民”只是一个简单的和，并没有精神化、精髓化。
二十世纪初的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吸引三位诗人，部分原因在于它可以将所有的反自由主义思想集一身，以此将自己至于党派政治之上。左派和右派均认为个体必然是特定社会的一员。他们都不相信个体可以像自由主义所言那样保持中立，自由选择。对于三位诗人的政见最精辟的说法也许就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一部分法西斯主义者;在其马克思主义信仰中仍存一丝君主主义;而在内心深处却是对秩序仍怀有热情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卢卡奇认为研究历史具有革命意义，而三位诗人则认为研究历史是反动的。他们随时可以在左右间改变立场。卢卡奇一度滑向斯大林主义，即一种压制性的反现代主义美学，而三位诗人也酝酿了一场革命，用以颠覆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学传统。
也只有这样，从左右两面同时夹击自由主义所鼓吹的个人主义，才能捍卫实在的个体自由与社会。三位诗人都力图将现实的个体从理论的个人主义上松绑，正如艾略特所言，“把人类的多样化和特征从自由民主的纯物质个人化中解放出来”，为庞德所称的“没有理论或意识形态壁垒的”个人主义而争辩，将个人从“残暴的人工机械化的爪牙下”解救出来。他们希望回归的不是一个依靠机械原理运作的资本主义或充斥着空洞许诺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具有共有价值观的社会。在历时维度中，自由主义淡化历史的意义，切断个人与历史的联系；在共时维度中，它贬低阶级意识，切断个人与社会和的联系。三位诗人要做的正是弥合过去于现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断裂，创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个人的一切将会连接当下以及过去的诸众。
艾伯拉姆斯指出，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创作理论都致力于弥合主客二分、个体与社会的二分。个体与集体间的矛盾自然转化为文学自律与他律间的矛盾——创作应该基于个人的灵感还是市场压力?如何在一部作品中做到二者兼备?浪漫主义着笔于文学自律，用诗人的想象力和想象世界满足市场需求，用传统文学中和谐的抒情品质治愈初期资本主义对英国社会造成的伤害，抚平社会矛盾。现代主义诗人的策略则是展现文学自律与他律之间的矛盾，公开地宣称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凭想象力去创作已不切实际。唯一仍坚持阵地的只有唯美主义。虽然“为了艺术而艺术”是“为了钱而艺术”的反拨，但这种主张过于极端，逃避到一个远离现实的仙境，达不到任何社会功效。只有像现代主义那样完全投身于他律，用时政指涉生硬地打破传统文学平滑、和谐、治愈性的抒情品质，才能如实地用去中心化、碎片化来再现眼前被个人化、缺少社会的现实。如此，现代主义呈现的美必然是失败的。但失败是必要的：只有再现乱象，才能唤起对统一和秩序的渴望。
所谓英美现代派政治美学策略就是《黑客帝国》中的那颗红色药丸——通过虚构文本的字面义与映射现实的引申义之间藕断丝连的矛盾(张力)故意混淆文本内的虚构个体与文本外的真实集体，用时政指涉破坏传统美学治愈的功效，进而打破读者对浪漫的期待，将一个被极端个人化、碎片化的现实呈现出来。简单来说，就是用文本内极端个人化(个性、不和谐)的普遍来唤起文本外的读者对普遍的极端个人化的认识。在资本主义下的现实社会中，个人化是资本主义同一化的手段；而在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他律文学中，去中心化、碎片化是现代诗歌一统文学界的手段。现代主义巨作——《塔》、《荒原》、《比萨诗篇》——不是用来展示如何完美地解决社会或美学不合，而是用来将不合本身转化为一种创作原则。只有这样，再能真实地再现那些被空洞的自由夺去了社会性的个体是如何被集体奴役的。
[书架]迈克尔·诺斯(Michael North)，《叶芝、艾略特、庞德的政治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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