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刘老师，我最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总书记关于文艺界“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错误倾向的批评，感触较深。联想到上次我就刘再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论请您做的访谈(《别有用心的借题发挥——评刘再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5期)，觉得您上次谈话的重点在“发挥”，即对刘再复借谈论诺贝尔文学奖之机，宣扬其错误的文学观、历史观和政治观谈得较多，对他拔高、美化诺贝尔文学奖谈得不够，我认为，文艺界存在的“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错误倾向，与刘再复等人胡吹乱捧诺贝尔文学奖及国外其他文艺奖项的言论关系较大，所以，我想请您就这一问题谈些看法。
刘：习近平同志对文艺界“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倾向的批评，切中了影响我国文艺健康发展的一大顽症。刘再复在他近4万字的长文《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8期，下引此文不再注明)及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谈话中，煞费苦心地胡吹乱捧诺贝尔文学奖，给该奖罩上了一圈神秘的光环，人们不知道它只是由几个瑞典老头以西方主流价值观为评选标准而鼓捣出来的西方文学奖，而误以为它真的是刘再复所谓的“世界文学大奖”，谁“荣获”它，就等于拿到国际质量认证书，就登上了世界文学的制高点，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全世界的文学都应向其作品看齐。其实，季羡林先生早在l988年就对“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特别迷信诺贝尔文学奖，迷信的劲头十分可笑”[1]的现象提出过批评，但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近年来，由于刘再复等人的误导，文艺界乃至全社会迷信诺贝尔文学奖及其他国外文学奖的倾向不但未得到克服，反而更加严重。莫言获诺奖后，国内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为不成熟的新时期文坛制造出一堆无聊的噱头。因此，确有必要结合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刘再复等人无限拔高诺奖的言论进行认真梳理、辨析，以便澄清事实，还原真相，分清是非，避免误导。
吴：人们之所以迷信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注意文学同自然科学的区别，将诺奖中的文学奖与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等量齐观了。其实，诺贝尔文学奖与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很不相同，后者属于自然科学奖项，具有公认的评价标准，评选起来比较容易作到客观、公正。而文学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地域性，很难找到举世公认的统一评价标准，“见仁见智”是很常见的事，在这点上，它有点近似于诺贝尔和平奖。
刘：没错。这也是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奖项的评选结果争议较少，而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却争议不断的重要原因。从诺奖设立以来，其和平奖得主中既有原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等确曾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也有点燃了东欧巨变导火索的原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从内部搞垮苏联的该国首任和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大搞民族分裂的藏独头目达赖以及疯狂颠覆我国政府的在押罪犯刘晓波。2012年刘晓波获奖，其颁奖词直言不讳地宣称：“ 这个奖，发给注定要给赤色中国带来麻烦的中国人。……您的工作对于促使中国人民币按照美国人的利益升值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2]大量事实表明，诺贝尔和平奖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其主宰者的取舍与好恶取决于美国、北约和西欧的态度。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颇有点类似，其获奖者中既有福克纳、海明威、肖洛霍夫等大师级作家，也有像瑞典七位获奖作家那样的平庸之辈，还有像前苏联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以及法籍华人高行健一类专门给本国政府和人民“带来麻烦”的“异见人士”。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按照诺贝尔的遗嘱，文学奖“奖励近年来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文学作品的人”，这里的“理想倾向”一词其实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诺奖评委们在不同时期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在评奖时也有不同的体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侵略反暴政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以民族解放事业以声援和支持”，于是1905年奖给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923年奖给爱尔兰诗人叶芝，1939年秋奖给芬兰作家西兰帕，都是“出于支持弱小民族反抗暴政的时局的考虑。”[3]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的确立，世界政治形势变得复杂起来。“瑞典皇家学院对这一新的意识形态总是怀有戒备之心，从他们自身的立场考虑，一方面排斥被他们视为极端、激烈、左倾的人，……另一方面，推出‘对政府持不同政见’的人当选。”[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两大阵营，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其意识形态、对不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权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关于这点，早已被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所识破，并予以谴责。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决定授予法国哲学家萨特，遭到萨特的拒绝，拒绝的理由之一是该奖“人为地成为一种西方集团的奖金”、“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5]1958年，该奖决定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苏共中央认定这是西方针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6]刚刚颁发的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俄罗斯著名作家、作协两主席之一的科罗宾接受采访时指出，阿列克西耶维奇之所以获该奖，“并非由于出色的艺术成就”，而是由于她的作品“一直有政治主题”，“超越政治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存在的”。[7]另据报道，阿列克西耶维奇“写作纪实文学”，“她的独立新闻活动曾受到政府限制，其著作《锌皮娃娃兵》曾被列为禁书。”[8]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身份、作品的内容及其所在国的政治局势做了认真分析，得出我们很值得重视的结论：“撇开2012年，从最近1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名单和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向表示拥抱理想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大都颁给了一些有着明显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些人大都对所在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这几乎也是瑞典学院的一贯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倾向更为强烈地凸现出来。”[9]他还提醒我们：“而苏联(特别是流亡)作家接二连三地获诺贝尔文学奖同样意味深长”。[10]
吴：诺贝尔文学奖常常被西方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成为该奖最大的软肋，刘再复们对此讳莫如深，竭力加以掩饰，不断地做些“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表白。而刘再复则不厌其烦地宣称“他们(指诺奖评委会——引者注)的评选，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作审美判断。”[11] 他还以俄罗斯的五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宁(1933)、帕斯捷尔纳克(1958)、萧洛霍夫(1965)、索尔仁尼琴(19770)、布罗斯基(1987)说事。据他说：“这五人中，有一个被苏联政府认可的萧洛霍夫，其它四个人则是苏联政府的异端，三位流亡海外，一位拒绝流亡但也自觉放逐于革命王国之外”，证明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无关。不知您怎么看待刘再复的这种说法。
刘：刘再复的这一说法貌似有理，其实是在蒙人。上述五名诺奖得主中，固然包括了萧洛霍夫这名“被苏联政府认可的作家”，但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瑞典皇家学院“排斥被他们视为极端、激烈、左倾的人，如高尔基自1918年被第一次提名以后多次被否决”。“但有时，评委会摄于世界舆论的压力(人们强烈要求一些大作家得奖)，也不得不采用折中的办法，如在萧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角逐中，他们先奖励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后奖励萧洛霍夫(1965年)。其实，当时萧洛霍夫的名声比帕斯捷尔纳克大得多，成就也高得多，但帕斯捷尔纳克反苏情绪强烈，故先选中他;又怕人们不满。再选萧洛霍夫。”[12]上述分析，可谓说到了点上。不过，还应当补充的是，萧洛霍夫不只是一位“被苏联政府认可的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位被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以及苏联文学界严厉批评过的作家。斯大林曾指出萧洛霍夫在其《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柯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物做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只是由于这部小说“总的倾向”是好的，所以应予肯定。[13]试想，假如萧洛霍夫不曾受到过斯大林等人的批评,甚至还得到过斯大林的赞扬，瑞典文学院还会颁奖给他吗?高尔基的文学成就并不低于萧洛霍夫,其长篇小说《母亲》被列宁赞誉为“一本必须的书”、“一本非常及时的书”，[14]但瑞典文学院却死活不肯颁奖给他，就证明了这一点。
吴：您上次访谈中说过，否定政治因素在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作用，既无必要，也不明智。因为文学批评的政治性，不是什么人强加于它的赘疣，而是文学批评本身具有的客观规律。您能不能再深入谈谈这一问题。
刘：从文学批评的客体——文学作品来看，文学反映人类社会生活，而政治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学反眏人类社会生活，就难免要反映政治，特別是那些内容较丰富的作品，更是如此。所以，文学批评也必然要对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做出评判。从文学批评的主体——批评家来看，他们都属于一定阶级中的人，在开展文学批评时，必然要对文学作品做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评判。中外文学批评实践也充分表明，那种所谓“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作审美判断”的文学批评，或许在阶级出现以前或阶级消灭以后的社会中曾经有过或将会出现，但在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却从未有过。当然，如果只是评论一篇表现共同人性的具体作品，确无必要对其做政治分析，但就文学批评的整体而言，则绝无可能“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做审美判断”。其实，刘再复在谈到瑞典文学院没有“接受”巴金，而“接受”了高行健的原因时，竭力贬低巴金而抬高高行健，这已经不打自招地道出了政治因素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中的重要作用，戳穿他所谓该奖“不设政治法庭”的骗人鬼话。
吴：请您讲具体点。
刘：好的。刘再复为诺贝尔文学院辩解说，巴金等一批进步作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因“受时代政治风气的影响，……削弱了文学价值” ;而巴金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头30年”,则“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15]，“把才华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写作上”，只是“待到80年代”巴金才创作出“朴实动人”的《真话集》，“但在日新月异的国际文坛上，毕竟难以使批评家们读后衷心激赏了。”巴金的文学创作真如刘再复所说吗?否。众所周知，巴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作品，曾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形式，激励了一大批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巴金20世纪“下半叶的头30年”创作了大批报告文学、散文、小说等，深刻而又及时地反映了新中国的新生活和新人物，同样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其中如报告文学《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中篇小说《团圆》等，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前者被看作当代报告文学中的精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后者被改编拍摄成故事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后，曾鼓舞了亿万观众的革命斗志，影片插曲《英雄赞》被广泛传唱已达半个多世纪，直到中央电视台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还在唱。当然，巴金由于对解放后的新生活和新人物，远不及他对自己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品中的生活和人物熟悉，加上为了及时反映新生活和新人物，这些作品写得较为匆忙，这使得它们的文学价值也许不及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但如果说这些作品毫无价值，是对“才华的浪费”，则未免太不着调。(当然，这一说法如出自当年发动侵朝战争的美国人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口，则另当别论。)高行健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影响力如何，中国广大读者十分清楚，新时期出版的几十种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都只是将他置于三流作家行列简略介绍一下而已。就连被刘再复称作“是一个对中国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卓越翻译家与研究家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也承认：“高行健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他的作品没有翻译成英文，他在中国大陆也没有什么知名度。”[16]只有刘再复和马悦然一类顽固地将政治性作为考量作家作品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的高人，才“独具”如此“慧眼”，竟将高行健抬高到比巴金还高的吓人高度。
吴：高行健、莫言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刘再复显得兴奋异常，他又是写文章、又是出书、又是发表谈话，忙得不亦乐乎，其内容则是一些相互重复、大而无当的溢美之辞。
刘：刘再复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的那些溢美之辞，并进而相信诺贝尔文学奖是什么“世界公认的权威性大奖”，又一次使出他过去曾多次在读者面前丢人现眼的吹牛、撒谎、造谣等看家本领。[17]他称莫言是“产生于中国的巴尔扎克似的伟大作家”[18]，莫言所讲故事“讲出了荷马史诗似的大叙述”，[19] “讲出了巴尔扎克似的现实大画卷，马尔科斯似的魔幻大神奇”[20];《透明的红萝卜》的“文学价值绝不在《阿Q正传》之下”[21]，《生死疲劳》“绝对是百年来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22];《丰乳肥臂》“是一部充分莫言化(充分个人化)的百年中国沧桑史、情感史、人性史、命运史”。[23] 这些判断，无异于说莫言作品集荷马、巴尔扎克、马尔科斯等文学大师之大成，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巴尔扎克、鲁迅。它们的科学性究竟如何，无法用仪器检测判断，只能让时间去检验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再复对莫言作品影响力的说法，则是千真万确的胡吹乱捧。据他说， 莫言的作品“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24]，“赢得国内各阶层读者的共鸣”[25]事实究竟如何呢?据《纽约时报》报道：“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中，莫言和他的作品一直处在争议的漩涡中心，他的每一部作品的出版都带来了几乎截然相反的争议态度。”[26]另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莫言的《丰乳肥臂》曾因内容的尖锐而引起轩然大波,“很多老作家、老干部写文章批判、写信上告”。[27]《莫言批判》(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一书，汇集了陈辽、贺绍俊、潘凱雄、朱向前、王干、李建军、邓晓芒、李云雷等40余位评论家和教授公开发表过的关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红蝗》《四十一炮》《断手》《酒国》等的评论文章，大家在肯定莫言创作取得成绩的同时,尖锐地指出其失误，认为《丰乳肥臂》是一部“令人遗憾的平庸之作”(楼观云)，《蛙》是一部“华丽而苍白”的作品(李云雷),《红蝗》存在感觉描写“毫无节制”的弊端(贺绍俊、潘凱雄)，“从颠覆历史到取媚世俗”,构成了“莫言的新历史小说的审美趋势”(吴刚)，“理论准备不足将使莫言没言”(常智奇)，……。(均引自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目录)上述表明，刘再复所谓莫言作品“震撼了国内的千百万读者”、“赢得国内各阶层读者的共鸣”等说法，是在替莫言吹牛。其实，刘再复说到莫言作品影响力时，也已经不小心泄露了“天机”，他将批评莫言作品的人说成是“成群结队的鲨鱼”，不断“攻击”莫言这条“文学海洋中名副其实的鲸鱼”。[28]原来，“攻击”莫言这条“鲸鱼”的“鲨鱼”不是一条两条，也不是屈指可数的几条，而是“成群结队”，足见其数量之可观，既然如此，又惶论莫言作品“震撼了国内的千百万读者”“赢得了国内各阶层读者的共鸣”呢!显然，刘再复又犯了他论著中经常出现的前后矛盾、自打耳光的老毛病。
对于高行健，刘再复同样竭尽美化之能事，说高行健“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是“最具文学立场、最具文学信念的作家”，“是一个最最文学状态的人”，还封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子”、“杰出的人类之子”。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其《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用几页文字批评了高行健，又在《明报月刊》2014年8期上发表文章批评高行健和莫言，这使得刘再复“十分愤怒”，“决定打破二十四年的沉默”，捍卫“这两位杰出的人类之子”，“准备付出一些时间和笔墨”[29]。也许是“愤怒”得过了头，刘再复简直有点失去理智。顾彬文中认为高行健不是“流亡作家”，说他“离开中国并非政治因素所致”，而是“基于对艺术事业与金钱收入的考量”[30]。刘再复摆出一副誓死捍卫的架势，一口咬定“高行健是个典型的流亡作家”。[31]高行健的“流亡”是怎么个“典型”法?刘再复写道：“未出国时，他就经历了一次著名的从首都到边陲的大逃亡。1983年，因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点名批判高行健说《车站》是建国以来最恶毒的一部戏，比《海瑞罢官》还海瑞，应该把这个人放到青海这些地方去。在此政治压力下，高行健只好匆惶逃出北京，在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流亡，北至大雪山，南至云贵高原的深山老林。也因为有了这次流亡，才产生了被马悦然教授称赞不已并译成瑞典文的《灵山》。”众所周知，所谓“流亡”是指迫于政治压力而逃亡他国。刘再复在谈到前苏联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五位作家，说“其中三位流亡海外，一位拒绝流亡”，其中“流亡”一词即指流亡他国，而高行健从首都“北京”到“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尚未离开中国半步，这能叫“流亡”吗?更为荒唐的是，所谓“贺敬之点名批判高行健”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中国红色文化研究网秘书处的卫群曾就此事走访了贺敬之，贺敬之回应说，我和中宣部的其他领导同志“都没有说过《车站》是最恶毒的一个戏，比《海瑞罢官》还海瑞，应该把这个人放到青海这些地方去的话”，并且提供了相关证据。[32]显然，刘再复又是在造谣，而且这一谣言也太低级、太小儿科了点。我们知道，1981年，中共中央就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被批来批去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更是早已得到了平反。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怎么可能在1983年还讲什么《车站》是“比《海瑞罢官》还海瑞”的坏戏呢?如果贺敬之真的这样讲过，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这是中共党纪所不允许的。当然，这一谣言也有可能是高行健制造的，刘再复只是传谣。然而，无论他是制造还是传播此类粗糙、简陋的谣言，人们从中都不难窥见刘再复其人其文之冰山一角。
吴：据刘再复说，瑞典文学院是“举世瞩目的文学评奖机构”，其评委是“最富有文采和情感”的人物，他们“不断地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是“无私而可信任的”，“他们不想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评价其他文化的作品”。“他们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文学欣赏家”、“为人类的文学事业耗尽了心血和才华”。刘再复还以浓重笔墨介绍了马悦然，说他“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是“瑞典汉学界泰斗式的人物”，“是中国文学的知音”，是“能把当代中文作品译成外国文学并保持原著水准的”汉学家。他的这些说法靠不靠谱?
刘：刘再复要拔高、美化诺奖，自然免不了要拔高、美化诺奖的评委们，他的那些溢美之辞自然也就不可能靠谱。刘再复说诺奖评委们“不断地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但据他讲，他参观瑞典文学院的大书库时，特别留心翻译成英文或瑞典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我找来找去，只有寥寥几本。”即使再加上评委们家中书架上的同类书籍，其总数又能有多少，可想而知。我们知道，仅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多达三千余部，诺奖评委们恐怕连其中的小部分也读不到，又怎么能“不断地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呢?说诺奖评委们是“无私而可信任的”，同样不靠谱。一百多年来，全世界近200个国家的作家，只有108位作家获诺奖，而仅有九百万人口的小国瑞典却“近水楼台先得月”，竟有7人获奖，其作品又都未产生过一丁点世界影响，评委大人们的“无私而可信任”体现在哪里?还有，诺奖评审原则明确规定已经去世的人不能获奖，但193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却授予颁奖前的五个月已经去世的瑞典诗人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尔塞尔德。这又该作何解释?至于说诺奖评委们“不想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评价其他文化的作品”，也一样不靠谱。众所周知，该奖设立100多年来，获奖者绝大多数为西方作家，连刘再复也不得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家族重心在欧洲和美国，倾斜是明显的”，而获奖的东方作家中，多数又是因其作品内容符合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传统观念才获奖的“东方的叛徒”(萨特语)，这能说评委大人们“不想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评价其他文化的作品”吗?刘再复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一文中，还十分肯定地指出：“瑞典文学院和皇家科学院保密的严肃性，毕竟经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考验。”他在该文中谈到诺奖评审过程时又写道：“整个过程严格保密，不仅谁得诺贝尔奖不知道，即使进入前五名的名单和其他提名名单也保密的严严实实。”然而，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刘再复又明白无误地写道：“1988年，他(指沈从文——引者)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他却在这一年的5月10日去世。”我们知道，诺奖评审过程的“保密期为50年”，那么，刘再复为何能在1999年写作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中就说诺贝尔文学院1988年曾“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沈从文呢?是由于“瑞典文学院和皇家科学院保密的严肃性”根本未经受住“整整一个世纪的考验”，而刘再复又是在替瑞典文学院和皇家科学院吹牛，以骗取读者对诺奖的迷信呢?还是他出于为瑞典文学院百年未向中国作家颁奖的过失开脱而蓄意编造的谎言呢?
被刘再复推崇备至的马悦然老先生，又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据唐小林先生在其《马悦然的“神功”》(《文学自由谈》，2015年5期)一文中披露，此人的派头口气虽然很牛，其实连中国文学中一些常识都不知道，出乖露丑的事层出不穷。他不顾鲁迅与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早在1909年就开始在日本《日本及日本人》报导并评论等史实，竟然胡说“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国)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不懂得唐诗和宋诗风格截然不同，竟然胡说沈从文的《静》和《在昆明的时候》“具有唐宋诗相似的风格”;他似乎以为创作小说比打字员将文稿录入电脑还来得快，竟然胡说沈从文“上半生写了几十部长篇和几百部短篇小说”;他不懂苏东坡《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的内容，竟然将它胡说成是苏东坡“评价王维、孟浩然著作”;他还发现只能写点数来宝、顺口溜的农民王老九是一位“很有天才的诗人”。不仅如此，马悦然还竟然将沈从文说成是汉乐府民歌《十五从军征》的，将南北朝民歌《子夜歌》中的“子夜”理解为“一个女子的名字”，将唐诗中的地名“辽西”理解为“最愉快的地方”……
吴：这可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原来，被刘再复吹嘘成“中国文学的知音”、“瑞典汉学界泰斗级人物”的马悦然，对中国文学只是一知半解，似乎还不及国内大学中文系专科生知道的多。
刘：没错。但十分蹊跷的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刘再复这位由其亲友团捧上“大师”宝座的“文化精英”尊为大神，甘愿充当其马前卒，为之摇旗呐喊。我们看到，马悦然全然不顾沈从文1949年以后至文革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和散文，胡说沈从文“1949年以后放弃文学写作”，[33]刘再复于是便大谈沈从文1949年以后献给世界的是“作家的沉默美”。马悦然说高行健刚完成的《灵山》“都是手写的”，读得很费劲，“不知怎么办”，刘再复立刻自告奋勇，不辞劳苦地“把《灵山》手稿带回北京，打印校对好后，请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交给了马悦然。”为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立下了汗马功劳。马悦然对山西作家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称赞不已”，并积极翻译。刘再复于是跟着赞扬道:“马悦然是有艺术眼光的，李锐的《厚土》《旧址》确实是不同凡响的杰作。”[34]李锐的这两部“杰作”究竟“不同凡响”在哪里?刘再复告诉人们,《厚土》中所写的“吕梁山下那些贫穷的庄稼汉,那些纯朴中的狡黠,善良中的愚昧,那些让人发笑又让人心酸的性纠葛的故事,每一篇都那么纯粹又那么深厚地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35]而“《旧址》(美国作家LESASGG称该书是中国的《日瓦戈医生》[36])则是真正的长篇，……它容下了从20年代到80年代整整一个革命历史时代,并气魄宏大地书写了跨越三代人的中国革命大悲剧。”[37]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厚土》中书写的“吕梁山下”那些“贫穷”“狡黠”“愚昧”的“庄稼汉”和他们“那些让人发笑又让人心酸的性纠葛的故事”,竟然能够“纯粹”而又“深刻”地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难道真的如此吗?《旧址》书写的“从20年代到80年代”那“跨越三代人的中国革命”，真的是什么“大悲剧”吗?很显然，刘再复又是在借谈论文学之名，行抹黑中华民族、抹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之实，为实现他提出的我国应“从政治制度上、社会结构上和人的精神素质上全面学习西方”[38]的主张制造舆论。
吴：刘再复为了无限拔高诺贝尔文学奖，还竭力为诺奖评审中存在的问题辩护。他既贬低应该获诺奖却未能获得的作家作品，为诺奖评委会推卸责任;又吹捧本不该获奖的作家及其作品，以维护诺奖及其评委会的权威性。
刘：没错。刘再复的辩护十分卖力，但无论哪种情况，他的辩护其实都很无力。刘再复知道,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常被非议的是邱吉尔和赛珍珠”，他于是选择这两人为突破口,竭力为之辩解,以捍卫诺奖的权威性。英国原首相邱吉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特殊的得奖人，他虽然喜欢文学,但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只写过一部名为《萨伏罗拉》(1900年)的长篇小说,专家认为“它还称不上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39]。然而，邱吉尔在1953年却以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篇战时演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开后，国际文坛舆论哗然,认为这是“政治的需要”。对此,刘再复以赞赏的笔调援引1983年获诺奖的英国作家威廉·高登在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演说辞进行辩解。高登说：“他(指邱吉尔)的获奖不是由于诗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质朴简洁的叙事作品,它是真正表达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都知道，是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改变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刘再复说他对高登上述言论“产生了共鸣”，并且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教训读者，说:“人类创造的文学,不应当屈从于教科上的狭窄的定义,像邱吉尔这样富有大诗意的言论,代表人类一代战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论,绝对是美丽的散文，而且是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焰的散文。”这里,既有对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的礼赞,又有对其“富有大诗意的言论”的褒扬，于是，邱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似乎真的是实至名归、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了。但问题在于,既然叫诺贝尔“文学奖”,顾名思义,其奖励对象应当是优秀作家及其优秀文学作品。如果突破教科书上关于“文学”以及“诗歌”、“散文”、“小说”等名词、术语的“狭窄”定义，将“诗一样的行动”和“富有大诗意的言论”统统囊括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范围，这样一来,那个奖项还能称其为诺贝尔“文学”奖吗?
获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本名帕尔·斯登斯克里克·布克(1892-1973)，赛珍珠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她从小跟随作为传教士的父母亲来中国学习、生活了一些年,创作了一些以中国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鲁迅1931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中曾写道:“即如布克夫人(指赛珍珠一引者)，上海大受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40]鲁迅上述对赛珍珠作品的评价可谓深中肯綮。的确，她作为一名美国人，对中国社会虽有一定了解，“但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加之她受其作为美国传教士的父母的影响，因而其小说《大地》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它其实“并没有写出中国‘真相’的本质方面”。她所提供给读者的只是一副捏造的、可笑的军阀形成过程的拙劣漫画。赛珍珠对中国历史更是缺乏了解和研究，因此《大地》出现了一系列经不起推敲的错误。”[41]所以,人们对她获诺奖提出非议,原本是情理中的事。然而,刘再复则偏不这么看,说什么“以赛珍珠为例来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妥当”刘再复知道，赛珍珠获诺奖的《大地》曾遭到过鲁迅的批评，很难拔高了，聪明的他于是绕过《大地》，选取赛珍珠的另一部小说《母亲》说事，吹捧，以便为诺贝尔文学奖挽回面子。他说赛珍珠的小说《母亲》中关于中国妇女“双重奴隶的悲剧可说是被写得令人惊心动魂”。赛珍珠的《母亲》，现在已不容易看到，但好在刘再复对这部小说的内容做了简要的介绍，他写道:“在她(指赛珍珠——引者)笔下中国妇女生活在双重黑暗的夹缝中:一重是过去的黑暗——过去那种不把妇女当作人的传统观念多么黑暗;一重是未来的黑暗——等在妇女面前的年老色衰，被丈夫所厌弃。”原来,被刘再复赞赏不已的这部小说，不过是中国历代文学中出现过无数次的“痴心女子负心汉”这类“老而又老的故事”，它何以竟然能令刘再复“惊心动魄”，不得而知。刘再复还评价道:“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除了鲁迅之外,其他作家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的描写,似乎没有超过赛珍珠的。”真的是这样吗?远的不去说,就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差不多同时创作的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来看,它“用严峻深远的笔触,通过‘典妻’制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野蛮、残酷和封建道德的虚伪与堕落。它是旧中国劳动妇女的血泪史，也是对旧社会愤怒的控诉书。”[42]因而备受文学史家所推崇,称其为“继鲁迅《祝福》之后,反映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妇女的血泪生活的又一力作”[43]我们只要将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与赛珍珠的《母亲》加以对比则不难发现，后者在思想内容的深刻性、人物形象的鲜活性、故事情节的生动性，以及语言的运用、结构的安排等方面,都远非后者所能企及。然而,刘再复却置前者于不顾，将后者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的反映,说成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除鲁迅之外”，还没有人能超过。刘再复究竟是真的看不明白二者的高下，还是为了维护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而假装糊涂?相信广大读者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吴：马悦然、刘再复对我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同国内广大读者的评价差距很大，这恐怕主要是由于他们对20世纪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而造成的吧?
刘：是的。马悦然等诺奖评委生活在西方，他们很难不以西方主流价值观去评价我国作家作品。至于刘再复，他在同李泽厚关于“告别革命”的对话中，将上世纪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统统否定，既然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都错了，那么歌颂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自然也都是不好的作品，而只有丑化中国革命的作品才是“精品”、“极品”。刘再复关于我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不过是其“告别革命”论的文学版。况且，刘再复长期居住在美国，在那里任“客座教授”，从人家那里领取薪酬，这与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差不多，他讲话和写文章，怎么可能不看人家的眼色行事呢?这也是他将巴金20世纪“下半叶头30年”创作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团圆》等说成一钱不值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刘再复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团圆》等歌颂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抨击美国侵略者的作品说成是优秀作品，美国这些大学怎么可能请他去授课呢?那人家美校方岂不是成了傻帽、成了弱智的“二百五”了吗?
吴：看来，孟子倡导的“知人论世”的评论原则，在评论文学研究者时也是适用的?
刘：没错。某些海外人士对我国当代文学进行是非颠倒的评判,是由其固有的立场和价值观决定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普遍怀有偏见,那些丑化中国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中华民族的作品,满足了西方人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了解中国的愿望,于是便大量引进,并为之喝彩，予以重奖。极个别“漂流”海外、寄人篱下的“文化精英”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甘愿充当文化汉奸，跟着洋大人拼命地吆喝，忽悠自己的同胞。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彻底打消自轻自贱、崇洋媚外的文化心理。要牢记习总书记的谆谆告诫：“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44]
注释：
[1] 季羡林：《悼念沈从文先生》，季羡林：《故人情深》，第124页，北京：金城出版社，1912年版。
[2] 李久生：《对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的终极解读及终极反制》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272
[3] [4] [12]张薇《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标准与审美标准》，《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6期。
[5] 《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莫言获奖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新华日报》，2012年10月23日。
[6]《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33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7]林精华：《诺奖的国际政治学：何谓“白俄罗斯文学”?》，《文艺报》，2015年10月14日
[8]宗合《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北方新报》，2015年10月9日
[9][10]熊元义:《重构当代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家陈众议访谈》，《文艺报》，2013年2月18日。
[11]刘再复：《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13]斯大林：《致费里克斯·康同志》，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306-30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 高尔基：《列宁》，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4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5][34] [35] [36] [37]刘再复：《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了不起》，第6页，第11页，第11页，第12页，第1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16] 转引自郑凡夫：《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
[17]参见郑伯农：《青史凭谁定是非——关于第四次文代会的一段“内幕”》，《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1期;蓝砚：《论“刘再复现象”》，《求是》，1991年第4期;唐小林：《刘氏的“豆腐渣”》，《文学自由谈》，2014年第3期。
[18] [19] [21] [22] [23]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答伦敦〈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问》，《莫言了不起》，第94页，第92页，第93页，第95页，第9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20] [25]刘再复：《莫言的震撼性启迪——写实、想象与叙事艺术的“三通”》，《莫言了不起》，第46页，第4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24]刘再复：《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莫言了不起》，第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26]叶开：《高密东北乡：莫言的隐秘文学王国》，《文史参考》，2012年21期
[27] 叶开：《解读一个真实的莫言和他的作品》，《大连日报》，2012年10月12日。
[28]刘再复：《刘再复谈莫言的绝对生命》，《莫言了不起》，第7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年版。
[29] [30] [31]刘再复：《驳顾彬》，《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32]卫群：《贺敬之：我没说过把高行健放到青海去》，红色文化网，2014年2月26日。
[33]马悦然:《沈从文·乡巴佬·作家与学者》，转引自唐小林《马悦然的“神功”》，《文学自由谈》，2015年5期
[38] 刘再复、林岗：《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五四”运动对人的不同认识》，《人文杂志》，1988年第5期。
[39]吴岳添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辞典》，第282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0]鲁迅：《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272-2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1]陈辽：《理智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文学报》，2012年11月15日。
[42]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8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43]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第26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简介：
吴玉英，女，1980年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现任内蒙古师大文学院讲师。
刘文斌,男,1944年出生,内蒙古临河市人，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现任内蒙古师大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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