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接受第三届路遥文学奖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去年8月出版了一本爆得大名的书叫《软埋》，并不是因为她的文学水平有多高，要讲文学水平恐怕远不如《白鹿原》，同样是为地主阶级翻案的小说，《白鹿原》我们尚能勉强接受，因为它确实有较高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它的立场也是比较偏向右派的，但它为地主阶级的翻案是温和的，隐晦的，不至于引发社会的激烈对抗和冲突。但是《软埋》不一样，它的立场是极右的，极其反动的，通过虚构、伪造历史，把土改描写成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的灭门惨剧，来彰显翻案的“正义性”。它代表了极右派的立场，赤祼祼地挑起社会矛盾，阶层冲突，试图颠覆新中国。
《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采、黄世仁们翻案，通过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土地私有化，让地产阶级在消失六七十年后，借尸还魂，彻底埋葬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埋葬新中国的根基，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与合法性。西方的自由、民主那一套空洞的口号已经不吃香了，现在又要摆出“仁义礼智”“父慈子孝”这套乡贤士绅的玩艺儿，来为地主阶级翻案，软埋新中国，将中国变成第二个苏联或印度。这种颜色革命的新套路值得我们警惕。
《软埋》所引发的激烈冲突为近年来所罕见，一方面是郭松民、李北方(想了解具体情节的可以看看李北方写的《<软埋>要埋葬的是什么?》)等左翼人士的极力批判，而另一方面则是资本新贵的大力捧场，不但书获得了与它的艺术性不相称的热销，而且还获得了第二届路遥文学奖，这是一个特别讽剌的事情，就好像给黄世仁颁一个白毛女关爱妇女奖一样。《人民文学》等诸多主流媒体给她捧场，而且方方还公然叫嚣要起诉原国防大学政委赵上将，让我们看到，颜色革命最成功的地方，似乎是在文学艺术界，莫言的诺奖效应还在继续发酵，而文学艺术影响更为深远和持久，明天会发生什么?新中国会被他们软埋吗?中国会变成苏联第二吗?会变成印度第二吗?
一、为地主阶级招魂为哪般？
地主阶级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共产党革命最大的成就，就是通过土改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封建王朝和军阀割据的根基，并创造性的建立起来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这个新中国的根本经济制度。可以说，农村土地所有制就是新中国的根基，是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的根本所在。动摇了这个根基，就是颠覆新中国，使新中国倒退复辟到旧中国，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重走集体化、共同富裕路的塘约村
我在一个多月前就塘约道路写了两篇文章，并在5月8日作为观察嘉宾参加了东南卫视主打栏目《中国正在说》的录制工作，聆听了《塘约道路》的王宏甲先生就塘约故事所作的演讲。在晚饭时，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塘约现象。大家都觉得，农村的出路还是在于集体化，在于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加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决不能再犯国企改革的错误，走邪路、弯路。如果允许农村土地买卖，把农村土地像国企、乡镇企业那样一卖了之，就会毫无疑问地动摇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搞不好就会天下大乱，血雨腥风。
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它出现之初，是作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出现的，并且通过秦国的一统，而终结了封建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这在当时，有它的先进性与合理性。但是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尤其是到了20世纪，地主阶级已经成为了中国发展最大的绊脚石。辛亥革命没有触动这个绊脚石，所以失败了，以至于出现了两次复辟，一次是袁世凯称帝，另一次是张勋复辟，如果再加上傅仪的伪满洲国，那就是三次了。
应该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彻底地反帝、反殖，另一方面就是土地革命，消灭了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阶级。我们通常说中国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里所说的封建主义即是指消灭了地主阶级，是压在中国亿万农民身上的大山。
由于旧社会的地主阶级处于统治阶层的底部，受到了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双重挤压，因而比起以往的任何朝代的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更加残酷和野蛮。因为他们要把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剥削转嫁给农民。土地革命时期有一个词叫“土豪劣绅”就是专门形容他们这个阶层的。不可否认，某些地主还能恪守儒家的纲常，具有士绅精神，而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中，也曾吸收开明士绅参也政权建设。但是，就中国整体而言，这个阶级是腐朽而堕落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沉重枷锁。
自从1927年国民党右派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叛变革命，掀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围绕着土地问题，国共两党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内战。1927-1937年的第一次国共内战，在近代史上叙述中直接就叫“土地革命战争”，而在1945-1949年的解放战争，主要也是围绕着土地而展开。最终是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并在建国后，开展了土地改革，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彻底地消灭了地主阶级，这个消灭不是肉体的消灭，而是把地主阶级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当然在某些地区，也出现了过激的现象。这主要是一方面，太多的地主阶级过于残暴，欠下太多血债，老百姓有复仇的心理，像在江西、湖北、安徽、湖南等原来的革命根据地地区，在红军反围剿失败以后，国民党部队和地主阶级组织的还乡团，残酷杀害了数百万的革命群众，许多地方是屠村、乃至屠镇、屠城，其残酷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扫荡政策，这种血海深仇难免在群众当中，产生过激情绪，有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阶级被愤怒的民众判处极刑。
另一方面在于，国民党在大陆潜伏了许多残余部队、间谍，并收编了许多土匪，与地主阶级相勾结，残害土改干部和革命群众，导致许多地区出现了斗争扩大化的现象。但是从总体上而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较为温和的，相对于苏联集体农庄或法国大革命等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乱杀人，而是恪守着严格地党纪军法。立足于消灭封建剥削关系，改变土地私有制的目标，创造性地建立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
从1952年中国彻底完成土改至今，地主阶级已经消失了六十五年。但是作为一个存在了两千多年的阶级，它的阶级意识的流毒依然存在，无论是《白鹿原》也好，莫言的小说也罢，都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地主阶级意识的反应，只不过是《软埋》做得特别恶劣、特别过份罢了。
今天的中国还需要地主阶级吗?这就好比说，已经扫进历史垃圾桶里的烂香蕉，你还要捡回来吃掉吗?我们看看苏联，把扫进历史垃圾桶里的烂香蕉捡回来吃了，结果怎么样?吃坏了肚子，拉稀拉得病秧秧的，好好的壮汉变得瘦骨嶙峋。新中国建国之初，苏联的经济规模是我们的十倍以上，就算是在苏联跨台以前，其经济规模也是中国的三倍以上。但是25年过去了，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已经下降到不足中国的六分之一了。此涨彼消，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历史性的逆袭，再次成为欧亚大陆上的第一强国。
二、土改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新中国的根基
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是中共建国的基础，也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中共创造性的建立的农村地地集体所有制度，则是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动摇了这个基础，就是在挖共产党的祖坟，就是在颠覆共产党政权，就是颠覆新中国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没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新中国在前三十年就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快速地修建遍布全国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像西方列强，通过海外殖民、对外扩张、对外战争掠夺来完成原始积累。恰恰相反，我们被西方列强剥夺得一无所有，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得益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利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我们得以快速积累起来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资本，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建立起来了从航空航天到纺织皮革的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奠定了中国制造最为坚实的基础。
同时，受益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我们修建基础设施不像在实行土地私有制度的国家里，遇到一两个钉子户，大型项目就会遇到肠梗塞，无法按时开工、完工。我们今天的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能完爆印度，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得益于我们的农村土地所有制度，国家得以用较低的补偿，通过政治动员，快速立项上马，快速开工完工，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人口的增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也得益于农村土地集体所制度。如果没有这项制度，我们的人口在短短三十年间，从5亿增加到10亿人，是不可想像的，根本就生不起，也养不活。而且，由于教育的扩大，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大跃进，通过扫盲运动，使得国民的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印度，即便是今天，在国民识字率这一块，印度也赶不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主要也得益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正是因为中国农村以极低的成本培育了大量的相对高素质劳动者，才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通过与全球产业链的结合，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尤其是加入WTO以后，短短十几年，崛起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这一切都要得益于中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没有这个制度，我们哪里来那么多“廉价劳动力”?哪里能支撑起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不仅如此，中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还是中国经济的稳压器、变压器。市场经济总是会有波动的，如同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揭示的那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会像羊巅疯一样间歇性发作。大量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在所有的工业化过程中都曾屡次出现，造成经济社会的动荡，乃至于世界大战。惟独中国没有出现，要知道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拥有广大的农村，城里呆不下去了，农民工还可以回到农村。像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沿海加工厂大量破产，数千年农民工失业，但是却没有造成中国社会的动乱，这不仅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像的，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同样有助于中国跳出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尽快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通过美元霸权，利用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掠夺和剥削其它国家的财富，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尤其是拉美国家。但是中国没有，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这个压舱石，相对而言，贫富分化不那么剧烈，像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民都可以通过村集体获得分红，分享发展红利。就算发生经济危机，他们也不会像拉美国家的贫民那样沦落街头。而外来的民工则可以回到家乡，回到农村去发展。
这样一项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制度，现在为什么有人要向它动刀子呢?因为中国的资本集团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于城市财富的瓜分，现在他们又把目光盯住了农村，想要在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盛宴中，分得丰厚的蛋糕。这就触碰到了共产党的底线，也触碰到了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底线。如果我们不绝地反击，那么亡国奴的命运，就离我们不远了。前苏联、利比亚、叙利亚人民的悲惨命运在等着我们。
三、方方们是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苏联还是第二个印度呢？
方方的《软埋》出版在习总在中央文艺工作坐谈会两年之后，可谓是顶风作案，释放出了颜色革命的信号弹。中纪委现在反腐败，查处腐败官员，一般都要加上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手。方方们何止是十八大后仍不收手，他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后，不但不收手，反而变本加历，肆无忌惮，背后绝对有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持，和国内官僚买办集团、资本集团作后盾。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事件，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方方们把所有批评的声音，一律扣上WG的帽子，极左的幽灵。这不仅无知，而且无耻。
方方们到底是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苏联呢?还是第二个印度呢?俄罗斯恢复了土地私有制度，可是在若干年里，不但没有导致农业产量的提高，相反搞得老百姓饥寒交迫。苏联解体后，老百姓排队买面包的情形历历在目。而在远东，那些复辟的俄罗斯地主阶级更加暴露出其反动的阶级本质。坐拥数百万沃土，仅有上千万的人口，却只能靠卖木材为生。他们宁愿引进中国农民去种地，也要把俄罗斯农民逼上绝路，只为了兼并他们的土地和山林。远东的俄罗斯农民，不但穷困潦倒，而且沦落到跟黑非洲一样的命运，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地主阶级杀害一个农民就像踩死一只蚂蚁，微不足道，不会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
方方们是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吗?在印度，由于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虽然没有西方列强的封锁围堵，虽然建国时拥有着比中国更好的经济基础(按联合国统计，1947年印度的人均GDP是58美元，而新中国成立时的1950年只有28美元)，虽然坐拥丰厚的自然环境，可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5倍，虽然有西方列强的大量援助。但是六十多年过去了，印度目前的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我们是11.4万亿美元，而他们只有2.2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汇率因素，这个差距可能还要拉大。
原因就在于印度有一个庞大的地主阶级。在印度，大的地主可以占有一个县、甚至数个县的土地，拥有保安团全副武装看家护院，如同中国旧社会的大地主一样，拥有自己的保安团、保安队，可以在自己的庄园里私设刑堂，随意处置农民。这个腐朽的地主阶级就是印度发展的绊脚石，印度腾飞的枷锁。我们看到的印度社会的种种落后、腐朽的一面，都是由于这个地主阶级的存在所造成的。
方方是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吗?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答应的。为地主阶级招魂，为地主阶级翻案是不得人心的。方方们如果真的那么爱逝去的地主阶级，倒不如把自己给“软埋”了，去黄泉路上寻找自己的同道。但是方方们显然是做不到以身殉道的，既然做不到，就不要跳出来丢人现眼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枪口，对着任何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对势力。
方方声称她幸好没有入党，也不是官员，或许这是说给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委员会听的。但是究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无耻的谎言。不入党只是因为共产党内人才济济，于是许多人投机取巧，利用共产党加大民主力度，广泛吸收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参政的机遇，以求得快速的晋升。方方作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不仅是官员，而且算是个大官了。领取的是副省级高官的工资待遇，而且不仅如此，这个官位还给了她另外两份高薪的兼职，一份是湖北某高校的教授，一份是湖北某杂志社的社长，也就是说她领了共产党的三份工资。另外据说，她还购有五套小产权房的别墅，这个小产权房的别墅就是农村土地变相用作商业开发，估计也是权力带给她的额外收益。
方方们反共，不是因为共产党“软埋”地主阶级，那只是一个无耻而虚伪的愰子，真实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共产党对她们太好了。给了高官厚禄，还靠着权力寻租，捞取了巨额的社会财富。按照常理，方方们应该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应该要知足才对。但是事实上却恰好相反，方方们反共比境外反华势力还要积极，共产党给予得越多，他们的贪欲就越大，就像童话寓言里那个渔夫的老婆，当了女王还不满足，还要让给予她一切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种人就应该让她一无所有。
最后，我强烈建议公安检察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调查方方，与境外势力有着何种程度的勾结，与资本集团存在着何种利益共生关系。她领取三份高薪是否涉及职务犯罪，她的五套别墅是否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于这些问题一查到底，反腐败不能只反共产党的干部，党外的干部犯罪，与必须一视同仁，否则就是对党员干部的歧视和不公。
我们需要杀鸡儆猴，给那些蠢蠢欲动，试图通过颜色革命颠覆新中国的反动分子，以坚决的打击。而且特别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去年的邓相超、左春和他们因为发表反毛言论，一批就倒，而这个方方被批了半年多了，而且还有前中组部长张部长、国防大学政委赵上将这样的重量级批评者，为何不但不倒，还胆敢叫器要起诉赵上将，实在是嚣张之极，可以想见，一旦她们颜色革命成功，中国将有多少人头落地!
原发“金桥智库”公众号，感谢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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