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知的心灵简史：公知怼特色、地主来帮忙
老田
公知先生怼上特色先生，属于资本主义村落窝里斗的性质。其中，公知是拿着假资本主义的种种，去批判特色的真资本主义种种。一般吃瓜群众都认为：假资姑娘长得漂亮些，来自西方金发碧眼;真资妇女黑粗村妇一枚，难看不说还一副母老虎脾气，人见人嫌。这也许是今日公知们仅剩的唯一优势了。
准公知状况
准公知状况，是特色在非毛化时期造就的，那个时候，准公知进行特色指导下的写作，主要目的是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旗号下，狠批毛泽东和毛时代，至今影响深远的公知学方法“帽子随便扣”“坏话随便说”——公知们今天在写文章时不需要事实支撑和严密推理过程，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扎实根基。
那个最初阶段，双方关系甚为融洽，准公知先生们曾经很喜欢特色，1984年曾经表示超喜欢小瓶汽水。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状况，从非毛化开始，就开始指向走资，但是走资有两条路：一条是书本走资——目标是把欧美日的状况在中国进行复制，另一条是现实走资——权力进入市场捞好处，创造一个新阶级让改开搞不可逆转。
在走资问题上，公知与特色没有区别。在如何走资方面，特色以权力支持走资，且权力获取走资回报，以创新社会结构的方式推动新社会。公知则反过来，希望按书本走资，双方由此结怨并分手。
在此一阶段中间，经由恢复高考，政府采取“培植暴发户”的政策，在政商学各界的掌权者中间，快速培植出一个新贵群体：这些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爬上统治阶级最顶层。由此，确立一个毛邓时代两重天的坚硬人生经验，并由此确立了牢不可破的对毛时代的政治不认同。还有一个浅层的对邓时代的政治认同，这个浅层认同在1989年瓦解。
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生产者群体中间，暴发户世代居于学界掌权地位，他们带着相当稳固的政治不认同，在那里把握航向，这是一个有着高度自觉性的意识形态生产者群体。正是这一群人，决定了毛时代和革命如何进行学术再现。
公知化的关节点——“黄记泡沫化事件”
公知与特色的仇恨与分手，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1989年，这年小瓶汽水被砸破了，还挂在竹篙上。此后，公知们由原本的准公知状态，向着公知状态，迈进了关键的一步，其情绪也逐渐进入失控状态，往往带有几分歇斯底里的情绪。1990年有人说：我说不过你，打不过你，但是活得过你。可见仇恨之深，人虽死债不烂，要时刻牢记在心。
公知事业的巨大进步，是与1989年事件有关的，此后，说特色的无脑坏话，也有很多人喝彩。这个市场状况，反过来作用于供应方——产生了很多专门为喝彩而生产的公知化产品。也就是说，1989年的事件，创造出了无脑公知言论的巨大潜在市场容量，这是接受机制方面的巨大变革，反过来也影响了供给侧的状况。
此后，特色干什么活儿，都有海内外公知先生表现不满与不理解，有意见随便乱提。大约在1992年前后，三峡大坝程序讨论通过，公知们的第一次歇斯底里出来发作了：炒作黄万里的绝对正确，衬托特色的绝对不正确。事后得知，黄万里是一个工程力学专家，他反对三峡工程的言论均属于水文泥沙学科范围，例如黄说三峡河段年推移质超过一亿吨就是纯属想当然(自然状况下年推移质70万吨，修筑水库条件下更少)，是典型的跨界外行之言论。这个案例，较为明晰地揭示出公知怼特色的某些反科学、反事实特征：老子需要关心事实和科学吗?只是讨厌你，看见你就烦，看见你干任何事情就烦。这个案例揭示出：乱说也会有好多听众喝彩，由此，自然科学界也有人开始混公知了。
这个可以称之为“黄记泡沫化事件”，反事实和反科学的言论，与反常的喝彩声结合在一起。从此成为公知写作学的一个标志性认知点：事实与科学，不及兜售政治不认同来得重要。逐步地，喝彩声与写作学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的内部正反馈循环：为喝彩而写作，为某一类写作而喝彩。这种特殊的喝彩与写作的正反馈试验田，中文网络中间是猫眼看人、共识网和凤凰网较为集中，一方面是有很多基于喝彩声而写作的写手，一方面是有很多专司喝彩的果粉、镁粉。
作为学术方法的公知化
此后，公知言论的反事实特征的深入发展，开始回溯到历史长河的深处，有些特色说自己是革命后代，这个说法激起两个不同的回应：一个回应是“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得做怎知不容易。”“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这个得到普通民众的拥护——你们这伙子早已不是长征那伙人，有着本质不同。另一个回应是，既然你们从革命而来，革命那只鸟打一开始肯定是坏鸟。革命坏鸟论一出来，地主富农及其子弟们有些很高兴，还有些人据此颠覆历史长河的价格对比，革命坏鸟的对立面都是些更值钱的好货，由此产生了果粉群落。
这样，公知怼特色，就走上一个新阶段，有了一个新联盟，新的联盟成员加入和充实，本身就要产生牵引作用。消解革命和颠覆土改的主题，就是果粉群落长盛不衰的话题，地主来帮忙之后，就把这两个话题带入公知发布会的主会场了。
公知原本是与特色人群中间有些人仇深似海，至此发展为与革命鸟仇深似海。因为革命鸟说过自己也反帝，公知们就把各帝国主义说成是代表先进文明的好人;革命鸟说自己反封建，公知们就说地主老财都是优秀文化承载者兼好人，革命鸟说自己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公知们就说那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和栋梁。
总而言之，革命鸟不可能干出任何好事情来，结果是好人遭殃了。革命鸟不是好货，对立面都是好人，这个很合适搞故事新编。
差不多的时候，出于对特色的仇恨和蔑视，文学寻根也颇有成绩，其最高点是《白鹿原》发表和受到追捧。文学界的裴多菲俱乐部公开组成，并开始营业了，这个是文艺界公知化的重大进展。较早的《古船》是响应杜润生及其手下主流经济学家的，给农村和集体农业发展，做一个彻底失败的故事新编，这个小说可以对照周其仁和林毅夫的论文加上政治决议去读。
执着于故事新编事业的文学界，《古船》之后有了《白鹿原》，最新高度是《软埋》。相比《白鹿原》，《软埋》的故事丰满度很低，与社会与历史现实的啮合度也更差，结果也导致自身的思想表达更露骨——故事的不圆满和不合逻辑让幕后的给暴露出来了。当然，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差别，从前需要偷偷摸摸才说的那些话，现在可以公开说了，所以，方方和《软埋》代表了对革命价值颠覆的新高度。
公知化完成时
1998年长江大洪水，公知们趁机欢呼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这里有一个特色与公知的潜在的合流过程，特色创造新结构催生新社会，在朱镕基手里已经取得决定性进步。新结构开始要求新说法，公知们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恰好赶上了，由此开始了转型：官学产媒四大同盟。
上个世纪末，公知们已经实际上夺取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且席卷了高校讲坛和学术界，由此开始了一个知识界的公知化进程。高等知识精英的普遍公知化进程，对于民族精神和头脑，有着极大的伤害，从此走向了“极右翼泡沫化”的深渊，已经很难见到认真搜集事实切实应用逻辑推理的研究了，所有的研究或者成果，业已出现了彻底的政治化趋势。
需求侧的政治不认同，成为供给侧不认同生产的拉动因素。反过来，供给侧的不认同产品，又进一步推进需求侧的不认同深化。这种供需双方基于不认同的生产与消费现象，叠加了政治与经济市场上的排斥之网的编织密度，共同造就了那种足以根本性颠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不认同基础。
以此而论，1989年已经可以公开谈论政治不认同了，这是一个临界点。随后，果粉的加入带来了对1949年的不认同。到了1990年代末期的，新的政治经济排斥之网的确立，把不认同带入社会底层人口中间。与底层不认同出现的反面，是新结构的信任他模式确立，这是转折点时刻，公知们就此与新结构合流了。从此公知们的言说，表层和方法依然有一股子歇斯底里的情绪，底层是结构支撑——官学产媒四大同盟。
这个时期，有些公知们很讨厌的人出场了，指指点点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汪晖写了篇文章建议说你们最好能够撇清与政经文组成的新结构的关系，对新结构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并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后果就是“捅马蜂窝”的那个样子，自己去想象吧。崔之元推荐过各种让民众最不讨厌的资本化方案，从后福特主义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排斥劳动股权)，遭遇到集体憎恶还有人写文章说这个人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文革余孽。甘阳则说公知就是新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话不说当即被扣上新左派的帽子——意即这几个人是反改革的障碍物。这么一表态，当即落入甘阳的彀中：你们自己说说你们到底是不是特色的看门人?
2006年在官场沉船派的支持和指使下，高尚全等人在北京西山杏林宾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所辖)召开后来被命名的“新西山会议”，贺卫方在会上发言指出共产党是一个未经社团注册登记的非法社团。2008年出现“零八宪章”。这两件事意味着公知们作为新上层社会结构的发言人身份，在全国民众眼前公开，由此，公知与新结构的推墙目标的关系得到明确。
差不多的时候，从娃娃抓起的策略得以实施，修订中小学语文和历史教材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公知怼特色：党史解释权领域的状况
公知们的强大，也是与官学机构中间学官的状况紧密相关的。在特色最强大的意识形态生产领域，也就是在党史解释权方面，特色无逻辑，导致其无法有效地处理事实;公知无事实，也就不需要逻辑;而意识形态产品的市场消费状况，是无事实无逻辑的公知们占据优势份额。
对毛时代和毛泽东的政治不认同，寻隙进行非毛化来推进意识形态生产，一直是暴发户世代的意识形态生产节点，如果没有事实的话，他们也会通过分工协作的“产业链”方式制造出一个事实来，然后再设计扩大传播。较为经典的合作生产案例，是在制造和传播毛泽东亿元稿费的谣言中间，祖丁远造谣经过官场沉船派控制的党史刊物登载后，南方系策划邀请知名公知葛剑雄和徐友渔(两人均属于暴发户世代)，进行评论来扩大谣言传播。
在公知们的意识形态生产领域，时刻不忘非毛化，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特色。
贺卫方和邓相超等人(恰好两人也都属于暴发户世代)通过传播和制造谣言的方式，就能够争取到比官学机构学官更多的粉丝，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官学经营数十年的传统领域，业已夺取了党史解释权。此后，学官逄先知于2014年曾经说“反右势在必行”，这个说法说明官学机构学官们依然放不下架子，也不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领导权的事实，那个说法实际上一种意识形态正规战认识，这意味着如果真有特色对公知的反攻，肯定也要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一种未战先败的局面。
特色在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不仅失败了，而且还不肯认真对待失败的现实，这意味着特色永远都不可能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了。《环球时报》单仁平关于软埋与土改的文章，一样充满着正规战思想，也是一种不识数的形势判断下的产物，所以，这些人都不可能是公知的对手。如果真切承认自己已经陷入弱势和被动，那就必须改变战略战术，放下架子深入民间，引入游击战和运动战战略，才有可能真正地与公知怼上一怼。
公知化新阶段的极度泡沫化
学术界的公知化深度，结合了其顶尖代表人物所执行的推墙目标言论，使得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窝里斗，出现了匪夷所思的新局面。
在准公知时期，公知们的工艺特点是“帽子随便扣”“坏话随便说”的批判文章写手;经过“黄记泡沫化”事件，揭示出不认同的立场比科学与事实更能够收获喝彩声，明确树立了政治不认同立场优先的认识;到今天的公知体形成——以假资的普世价值狠批真资的各种实践，彻底揭示出公知化的后果：创造了一种不需要事实和逻辑支持的公知化文章体例。公知们的强大体现出其背后的新结构，其短板是希望借由公知体完成新的推墙目标和意识形态论证，这看起来有点儿戏——给严肃的政治目标搭配了一个无脑公知体。
学术和思想界的公知化现象，与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差相仿佛，五月风暴蕴含有一种极左翼泡沫化各种趋势，结果，导致有建设性的左翼理论和思想追求的瓦解，有中国网友对此后的西方白左演化极端不满，称之为“白左瘟疫史”。今天中国知识界的彻底公知化趋势，就极右翼的泡沫化程度而言，早已高出1968年那个左翼泡沫化程度甚多。
中国的公知们从非毛化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起步的，确立起自己的政治不认同，就此回溯历史，不认同革命和近代史写法。然后，向上追溯开始不认同古代史和中华文化，最后再延伸到现实世界，不认同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这一群人。这导致那些认真的公知们，心灵一片荒芜找不到家园，如同项羽所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精英们富贵了成功了却失去了成功应该有的意义和显摆价值，中国的公知们及其背后的政界沉船派和商界推墙党，都陷入心灵荒芜状态——找不到故乡和回家的路。公知们言说中间的怨酷和歇斯底里情绪，都是心灵荒芜的症候体现。韩毓海教授说文学要对劳动人民有感情，这是针对心灵荒芜的对症治疗药方，要求精英们认同人民据以找到回家的路，要是药方马上被接受和生效，那就说明荒芜症状尚浅。鉴于韩教授头上还被扣着一顶新左派的帽子，估计这个药方被接受的可能性极低，这在反面也说明心灵荒芜病症不是那么容易治疗的。
公知的新烦恼
“呲必中国”的现象急剧升温，开始进入神圣的教室，此种无脑公知言论的反面，开始出现了各种反对派，在公知的反政府言论对立面出现了“五毛”，在公知菲薄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成绩的对立面出现了“小粉红”，在公知无条件赞成美国利益的对立面出现了“爱国贼”。在公知所有无脑言论和方法的对立面，稀稀拉拉占着几个新左派。公知的强大依然存在，这体现了他们的命名权——这些都被命名的新品种都是公知主导权的体现，新品种的共同特点是针对公知化的不认同意识形态生产的无脑状况。
公知怼特色官学，近乎战必胜、攻必克，现在遇到了民众的狙击，真正是心窝子里添堵。文艺界的裴多菲俱乐部及其意识形态生产，也是在草根民众那里遭遇到狙击的，俱乐部高级会员破口大骂也没有管用，又想要去跟特色联手出动警察。
回顾1980年代初期，准公知那时水平低，但是还有些朝气，写点新启蒙的文章还能够打动人。现在，公知们水平高于那个时期，但是方法退化和心术退化严重，充满着暮气和官气，惹人憎恶并导致部分独立思考的读者的反叛，公知们心里气愤给这些人头上扣上“五毛”“小粉红”“爱国贼”一类的帽子。公知们的严重退化，带来一个较为彻底的意识形态困境——新结构很强大但是没有道德感召力。
就人类历史而言，也许从未出现过中国这种现象，新阶级的代言人处于在野状态时，就已经丧失了道德感召力，没有任何高屋建瓴的气势和能量，过早陷入了狗苟蝇营状态。在普通中国民众眼里，这些人及其代表的那群人，不是任何新的东西，而是旧社会朽坏之后的得利者，是旧社会中间最坏的群体——他们蚕食旧社会的躯体和公地而肥大，体现在说话方面也是最坏的：毫无逻辑和事实。结果是清楚的：在普遍不认同的社会情绪中间，竟然也激发出大批反叛者，导致公知这个好词汇在中国也臭了大街。这个意识形态状况，揭示出一个新结构的困境：新结构如果真的取代旧结构，意识形态困境可能会导致彻底的法西斯化——没有了说服力就只有选择压服了，也就是说，推墙成功意味着较为彻底的法西斯化。
公知群落的核心团队，多数是特色培植暴发户政策的受益者，早期也分享了特色的强大，现在也还在官府的高校中间的霸主位置上蹲着。公知装模作样，想要撇清与特色的干系可是不那么容易，在民众眼里，这群人除了两手黑之外，还一边吃饭一边砸锅，良心大大的坏了。这其实是一种机会主义策略：既然新结构没有了道德感召力，公知们就选择与其划清界限，这是一种自居清流的撇清策略，结果就出现了假资反对真资的主打经营手法——其实质是与官场主流沉船派合作打击作为官场少数的保船派。从老百姓的反应看，撇清策略的正面和负面后果都有，何者为先则需要精细的调查。
看起来，还是中国古人说得对，良知先于学术，做人先于做学问。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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