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列宁《关于“出版自由”》一文思想丰富：出版自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是相对的;坚持出版自由就是炮制资产阶级舆论的自由;坚持出版自由就是坚持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不可能医治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当前我国“新闻自由”论的主要观点与列宁在《关于“出版自由”》一文中所批判的主张，在实质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要认清“新闻自由”论的本质与危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关键词] 列宁;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阶级性;党性
列宁《关于“出版自由”》一文写于1921年8月5日，它是针对米雅斯尼科夫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他的文章《伤脑筋的问题》以及他在彼得格勒和彼尔姆党组织内的多次发言而写的一封回信，主要是为了分析和批判米雅斯尼科夫的错误思想。这篇文章很短，不到4000字，但针对性很强。列宁首先针对米雅斯尼科夫主张要给予“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1](P84)的观点，论述了出版自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抛开国家对出版的管理，坚持出版自由就是炮制资产阶级舆论的自由，就是坚持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自由。在此基础上，列宁进而驳斥了米雅斯尼科夫坚持出版自由的借口，即“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1](P86)明确指出坚持出版自由不可能医治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必须要靠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列宁的这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出版自由思想教育了苏维埃联邦中的党员和群众，有效阻止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思想对党的侵蚀。
一、列宁《关于“出版自由”》一文的主要思想
1．出版自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是相对的
针对米雅斯尼科夫提出的“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这一观点，列宁提出质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考虑过四年来我国革命的经验的工人都一定会说：我们倒要弄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1](P85)由此可见，列宁认为没有超越阶级和利益之上的抽象的出版自由，出版自由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在列宁看来，出版自由和民主一样，都是相对的，正如他指出的：“我们不信奉‘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1](P85)
2．坚持出版自由，就是炮制资产阶级舆论的自由
列宁认为，只要存在着资本、资本家，坚持出版自由，其实质就是为了制造资产阶级的舆论，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在他看来，“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这是事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1](P85)列宁进一步指出，在俄罗斯联邦，尽管资产阶级已经被击溃，但谁也不能否认它还没有被消灭，不能否认它已隐藏起来，所以在这个时期，坚持出版自由，就是炮制资产阶级舆论的自由，必将严重威胁到无产阶级的思想统治乃至政治统治。
3．坚持出版自由，就是坚持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自由
列宁强调“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1](P85-8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坚持出版自由，就是坚持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也是列宁对政治组织与新闻出版事业之间关系的正确解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1](P85)他认为在俄国，在资产阶级还没被消灭的情况下，尤其在资产阶级实力比较强大的时候，让他们享有出版自由，本质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正如他指出的：“‘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马上来收买成百成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作家，组织他们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和斗争。”[1](P86)所以，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将因为这一手段的运用而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帮助资产阶级建立政治组织，对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4．坚持出版自由，不可能医治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针对米雅斯尼科夫所提出的，坚持出版自由的理由是因为可以帮助揭发俄国共产党的“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等毛病，列宁认为他失去了冷静估计资产阶级力量的能力，并用了较长的篇幅，指出万万不可依靠资产阶级出版自由来医治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1](P86-87)我们不应该抱有丝毫幻想，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我们自身的毛病，那就是“帮助建立同党外群众的联系，帮助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1] (P89)在列宁看来，这是使苏维埃变得生气勃勃的绝对正确的方法，在这个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往是做得不够的。
二、当前我国“新闻自由”论的主要观点
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并不平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粉墨登场，思想文化的交锋、交流与冲突表现得异常激烈。“新闻自由”(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出版自由)论已成为影响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它们提出的理论主张，往往与列宁在《关于“出版自由”》一文中所批判的主张，在实质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1．“新闻自由”论者认为新闻自由是超阶级和超党派的
“新闻自由”论者在谈论西方“新闻自由”时，过度夸大西方新闻媒体作为独立于立法、行政与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的至上性，他们以“政社分开”为由，对“将一些由社会组织主管主办的媒体，转归党政或事业单位主管主办”提出严重质疑，认为这与中央的决定不协调，与社会的期待相悖，更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习总书记和四中全会决定关于‘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指示和承诺”。[2](P3-4)
2．“新闻自由”论者认为我国新闻自由远不如西方
“新闻自由”论者往往只看到表面上西方新闻媒体享有的所谓的“绝对自由”，如深挖政客的丑闻、批判政府的决策、曝光首脑的隐私等，从而以此作对比，对国内的新闻自由状况大放厥词、横加指责。有人认为，我国宪法尽管规定了公民享有各种民主自由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并非如此，“言论自由忽大忽小，忽隐忽现。国际上对中国言论自由的评价很低。有一个法国的机构叫‘记者无国界’，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十来年间对世界各国新闻自由情况进行排名，叫‘新闻自由指数’。从一开始130多个国家扩展到现在的将近180个国家，他们给出的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最好时是倒数第9名，最差是倒数第3名”。[3](P14-15)就是说，要我们到敌对势力那里去要掌声，要喝彩，否则就是我国新闻自由远不如西方。
3．“新闻自由”论者认为我国思想言论的不自由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民主权利不断扩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新闻自由”论者，往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视而不见，轻易作出“60年来其他方面的成就得失姑且不论，在文化领域(包括精神文明)是破坏大于建设”的判断，认为今天中国“文化却苍白、贫乏”，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思想言论的禁锢”，久而久之“充斥于媒体的不是颂圣就是娱乐文化”，“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4](P68)其言外之意无非就是说，我国思想言论的不自由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建设，只有实行他们所说的言论自由，才会改变以往的“错误”，在文化建设上取得“大成就”。
三、认清“新闻自由”论的本质与危害
深入学习20世纪20年代初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关于“出版自由”》一文的主要思想，对于认清“新闻自由”论的本质和危害，自觉抵制其不利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坚持新闻自由是超阶级的，实质上是反无产阶级的口号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列宁已经明确地阐述了没有超阶级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即使他肯定“‘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也是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展开分析的，“出版自由”“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1](P85)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进步的。而针对米雅斯尼科夫主张给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列宁则明确指出这是“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1](P89)
综观国际社会，新闻自由是超阶级的吗?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也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国际观察家指出，很多美国学者也都承认，美国媒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进行报道，在涉及外交事务时更是如此。这些当然都不是通过成文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而是通过新闻报道的价值观和“政治正确”，成为普遍遵循的规则。而且在美国，媒体报道中的党派偏见愈加明显，比如福克斯新闻倾向共和党，而 CNN、MSNBC则对民主党更加友好。[5]而选民大多是依赖媒体获取信息的，由于所关注的媒体的政治倾向不一样，极易造成民意的两极对立。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自由也远不是某些人所臆想的那样“完美”。
在我国，坚持超阶级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必然会带来对革命历史、英雄人物乃至党的领导人的不负责任的负面攻击，造成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混乱乃至国家的解体，前苏联就是例证。在苏联倡导“自由化、公开化、多元化”的时期，卓娅等苏联英雄被认定是官方的杜撰，列宁被肆意污蔑，令人深思。近年来，在新闻舆论领域，我国也发生了一些侮辱革命烈士的事件，一些单位或个人对英烈名誉不顾事实真相进行恶意攻击，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值得我们警惕。
2．坚持认为我国新闻自由远不如西方，实质上是要坚持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
在《关于“出版自由”》一文中，列宁在肯定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进步性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其局限性，认为俄罗斯联邦与之相比，是“世界上把‘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联邦那样做了和正在做着那么多的工作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1](P85)由此可见，在内容和实质方面，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比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更具彻底性和进步性。以我国新闻自由远不如西方为由，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横加指责，实质上是要坚持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是要炮制资产阶级舆论的新闻自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自由。
综观西方社会现实，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真的那么令人向往吗?其实，西方媒体早被金钱政治“深度绑架”。美国政治传播学者文森特·普莱斯认为，美国代议制民主体制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媒体、民意和参选人三者的关系：政客投入大量金钱，通过媒体跟踪和分析受关注的选民的意见动向，再通过媒体把有利于自己的民意调查公布出去。而美国大选期间，金钱政治对于新闻自由的腐蚀和伤害更加严重。2016年4 月，反对金钱政治的“民主之春”运动在美国国会大厦广场持续一周，每天都有多名民众被捕，但美国多数主流媒体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难堪的沉默。[5] 可见，西方媒体所谓的“中立”和“客观”也只不过是自我吹嘘和欺骗罢了。近年来，发生在西方媒体上的若干事情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它们采取双重标准对国内外重大事件予以报道。如，2008年发生在西藏拉萨的由“藏独”势力精心策划的暴力政治事件，在某些西方媒体的笔墨下，暴徒成了“和平抗议示威”的正义人士，而中国警方却被蓄意说成了“武装镇压”的暴力分子。2014年和2015年，我国云南昆明和法国巴黎先后发生了暴恐事件，但是西方媒体却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报道，对巴黎事件表现出了无比的人道主义关怀，齐声强烈谴责“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反人道行径;而对昆明事件的发生，则认为是中国政府长期“压制”人权的结果。[6](P53)两种标准显而易见。
可见，某些人心目中“完美”的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也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深刻体现，不过印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7](P51)这一基本原理。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要反映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性与党性的高度统一，自然不受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人所欢迎。
3．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不是拯救我国文化建设的良药，相反会把我国引入歧途
列宁指出，对于俄国共产党来说，要解决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应当用“给予资产阶级自由”这一捷径来医治，因为它只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1](P87)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1](P88)我们自身的毛病，但是在这个方面，在以往没有很好地贯彻，他坚信今后能够而且一定会做得比现在要好得多，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列宁批评米雅斯尼科夫看到俄罗斯联邦存在许多祸患和毛病就陷入绝望，投入资产阶级敌人的怀抱的错误做法，积极主张要紧密依靠工人和农民一步一步地医治毛病，这是很有见地的。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不可否认，相对于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来说，我们在文化建设上的成就还不相匹配。但是，不可能通过“新闻自由”论者所说的新闻自由来弥补文化建设上的短板，相反，它往往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武器，也往往会成为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手段，前苏联的解体留给20世纪的惨痛教训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需要通过正确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我国明显加快了文化建设的步伐，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倡导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尤其是2017年4月，我国出台了《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这必将对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起到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应该说，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列宁的见解一样，我们应该坚信今后能够而且一定会做得比现在要好得多，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企图以省事、走捷径的方式，实行“新闻自由”论者所倡导的新闻自由，并不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良药，相反，会把我国的文化建设引入歧途。近年来，“新闻自由”成了境内外敌对势力同党和人民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保持高度的警觉。
新闻舆论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在我国，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2016年，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8]这充分地说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关于“出版自由”》一文虽然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对我们拨清思想认识上的迷雾，做好新形势下的新闻舆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仍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 郭道晖.坚持办刊方针，发扬传统风格[J].炎黄春秋，2015，(5).
[3] 展江.保障言论自由先落实消极自由[J].炎黄春秋，2015，(5).
[4] 资中筠.为什么我们需要再启蒙[J].党政视野，2015，(3).
[5] 郑珮，张朋辉.金钱政治下，哪有新闻自由[N].人民日报，2017-01-04(23).
[6] 秋平.西方“新闻自由”，只不过看上去很美[J].理论导报，2016，(3).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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